吴迪[1]2002年在《对商业社会中影像伦理平衡图形构建的探讨》文中指出在西方社会中，新闻摄影常常被用作展示人权与非人权的极为重要的一扇窗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新闻记者和大众传媒要求展示诚实图像的需求与被摄对象要求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权的需求之间，我们却能经常发现因这二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带来的种种复杂矛盾。 本文采用伦理推理的方法，构建了一个针对西方商业社会的影像伦理的叁角平衡图形模式，并引用实例来具体探讨引起这一影像伦理图形的平衡失衡的因素，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维持对媒体自己组织的商业利益的忠诚、对受众的信息知晓权和新闻报道权的忠诚，以及对被摄对象的隐私权的忠诚这叁者之间的平衡态势。 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篇。用《入浴的智子》所引发的伦理纷争为例子，引出在西方商业社会之中，影像伦理的天平为何出现了失衡的现象，以及应当如何保证其恢复平衡的问题。 第二部分为问题的分析篇。通过构建影像伦理的平衡图形，来具体阐述导致平衡图形失衡的诸多因素。 第叁部分为问题的解决篇。运用伦理学的几个准则，具体论述了保持影像伦理图形平衡的方法。 第四部分为结论。从可操作的层面，探讨了西方的新闻界和新闻从业人员在当其自身的利益和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影响伦理天平的平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张振辉[2]2017年在《从概念到建成：建筑设计思维的连贯性研究》文中认为需求升级、问题跨界、竞争国际化与体验化的当代社会,呼唤创意度、完成度、体验性俱佳的优质建筑创作。而复杂综合、迅速变化的建筑设计行业趋向分工细化、程序拆解、事务繁琐,严重干扰设计主体的完整性与设计过程的可控性。社会发展与现实处境要求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中的创造力、适应力、控制力同步加强。因此,从主体实践视角切入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优化设计主体的认知模式与设计思维,整合并提升设计实践的有效创新、成品控制与体验营造,是当前建筑学与建筑设计行业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对此有所助益。本文回归到从概念到建成全过程的项目情境,基于实践体认与现状考察,指出设计思维的连贯性是设计主体在当代复杂新环境中创作优质作品所需关注的认知主线;通过实践总结与理论分析,借助人工科学视野建立“价值重心、本体要素、项目环境”互动的建筑设计认知模型与生成机制,揭示需求目标、建筑本体、外部环境在项目设计实践中的深层结构与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实践心得与设计师式认知及设计思维等新近研究成果,构建围绕项目情境、贴合认知规律、针对品质目标的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并对此展开阐述:在真实项目情境中,受限于“有限理性”的人类主体围绕“有效创新、建成品质、现场体验”的价值重心,主动搜索与灵活处理项目环境的各种约束与资源,在“概念创意探索”、“建筑语言生成”、“建造品质控制”等叁个交迭互动的核心思考空间中展开强调连贯性的设计思考,逐步构建因项目、环境与专业追求的差异而珠玉纷呈的建筑作品。本研究探索一种在与复杂现实积极互动的同时保持建筑专业价值的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把建筑设计方法从传统的“解题程序、设计流程”,推向“具有稳定内核的弹性框架”,既有指导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也有拓展与补充设计方法研究的理论价值。论文分叁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提出论题(主要对应第一章绪论)第一章绪论从建筑师在当代面临的主体性挑战发轫,提出研究范围为“当代建筑设计实践中建筑师的主体性、创造力与掌控力”;从设计思维的跨界兴起获得启示,明确研究对象为“建筑设计思维”;结合笔者在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实践的体认与思考,确定研究课题为“构建围绕项目情境的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然后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分析并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建立框架(主要对应第二、叁、四章)第二、叁、四章进一步梳理、分析和阐述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总结“价值重心、本体要素、项目环境”互动的建筑设计认知模型与设计思维要素,提出围绕项目情境的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的概念,并对其构成和运作进行总体概述,建立主体研究框架。第叁部分分层建构(主要对应第五、六、七、八章)第五、六、七章展开纵向分析性的研究,对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的叁个核心思维空间——概念创意探索、建筑语言生成、建造品质控制——分别进行逐层展开的深入研究,阐明各个核心思维空间的内部着力点与外部推动力等构成要素与作用机制。第八章展开横向综合性的研究,阐明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的运作机制。通过泰州民俗文化展示中心项目的设计建造过程复盘,探索连贯性框架在具体项目中的实践运用。然后拓展讨论连贯性框架与设计组织架构及管理、新型数字化设计工具及平台、新型建造技术体系等设计支持领域的关系。结论总结了论文成果——建筑设计思维连贯性框架的核心内容与创新点,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史力竹[3]2017年在《中国早期电影类型研究（1920-1930）》文中认为20世纪初的文化思潮和娱乐消费方式,促使早期电影人以观众喜好为主导的商业性文化实践初步形成,在艺术与商业的抵牾之中,观众对文化娱乐需求的反馈引导了早期故事片电影的创作。类型电影是好莱坞技术主义和商业电影在其全盛时期特有的产物,在声音到来之前,仅仅依靠动作构成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好莱坞喜剧片成为一个时代最璀璨的明珠,中国早期电影受到欧美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影响。美国的批评家把电影划分成不同的类型范畴,以此把好莱坞电影地图细分成更小的、更容易掌握和相对分离的区域,通过电影类型而不是电影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社会文化语境地变迁直接影响着类型电影的兴衰沉浮。本文以中国早期电影类型为研究对象,依靠早期电影史相关的资料,尤其是早期电影杂志、报纸的多番翻阅查证,试图还原出1920年—1930年间中国早期电影类型发展的脉络。本文作者努力重返历史现场,对中国早期电影类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较为完整地研究,对类型电影意识与叙事特点进行深入探讨,以期阐释与解读早期电影类型中的社会片、侦探片、爱情片、古装片的类型与形态特点及其转换的特殊性意涵。本文着重从类型、观众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对当下华语类型电影和电影类型化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论文的最后一章从电影类型建构出发,以生产、消费、文化叁个角度探寻电影类型更迭的核心要素。探究早期电影类型的类型意识的发展、建构及其文化内涵,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现实发展的观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之一。
张长锐[4]2015年在《基于职业适应性的建筑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世纪初现代建筑学的学科概念与教学模式传入中国,几代建筑学人一直在探索建筑师的培养方法。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着手建立规范化的建筑师实践、管理制度以及建筑教育的评估体系,从而使建筑教育与建筑师职业发展之间有了更为明晰的对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建筑教育与建筑师职业体现出了发展上的逻辑共生关系,但基于我国自身的国情,两者之间尚未建立成熟的互动机制,尤其在职业教育中关于学习路径与教学方法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在国际社会对建筑教育成果互认以及学科发展互融的背景下,探索建筑教育在建筑师职业适应性层面的理论与方法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建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本文紧密围绕建筑教育与其职业适应性而展开,基于对国内外建筑教育走向职业化的历程和建筑师职业群体特点的梳理,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叁个层面对不同的教育体系与教学实践方法进行论述。其一,从宏观角度的教育学本体入手,特别是对以唐纳德·舍恩和大卫·科尔布等人为代表的注重“过程式”和“反映式”的学习理论加以分析与总结,并根据上述思想对建筑教育中“教”与“学”的行为主体进行辩证的对比研究。其二,中观视野则聚焦在以“鲍扎”、“综合工科学院”、包豪斯、“德州骑警”、AA建筑联盟为代表的教学体系或模式上,从探寻建筑师职业教育本源的角度对“教法”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并对英美等国在建筑师职业框架与学科互动机制的建立方面也做了回顾。其叁,在建筑教育与职业适应性的微观层面关注了课程形式的研究与创新。论文对“情景项目”、“建筑设计教学模型(MADE)”、“乡村工作室”等具备职业实践特点的设计课程进行研究,通过成果汇总以及对各自评价标准的描述,阐明了课程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建筑教育评估”、“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针对建筑教育职业化途径的论述,尝试提出关于建立建筑教育职业化生态环境的论题,即在建筑教学和文化普及层面渗透职业文化,并且在课程的设置上探讨适应本地区职业特点的实践课程模式,从而形成教育与职业的良性互动,希望为我国建筑教育的职业适应性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屈雅利[5]2016年在《中国当代商业广告的审美文化透视（1979-201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以后,沉寂多年的商业广告闻风而动,重新登上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舞台。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广告经营总额从1979年约0.1亿元上升到2015年5973.4亿元,中国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广告大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社会发展状态,民众的社会情感、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商业广告的恢复和发展也正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作为社会文化的风向标,当代商业广告敏锐地记录或者作为镜像折射着当代社会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变化,迎合或者引导着社会民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保存着社会转型时期多种文化在广告中留下的印记,成为了观察和分析当代社会审美文化变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社会文本。本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商业广告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为线(1979-2015),依据当代商业广告的发展实践,以当代商业广告作品、知名广告人的创作思路、企业和广告公司的广告实践、对当代商业广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广告事件等大量广告审美实践为研究文本,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力图全方位地剖析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在社会转型的巨变时期所遭遇的文化冲击与文化融合,揭示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现代性、实用理性、后现代等文化的审美冲突与交融,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当代商业广告发展面临的审美文化困境,探讨了建立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独特品格的文化策略和可能路径。论文依据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审美实践发展的历史顺序,采用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式,分为六个层面来展开论文的主体。第一个层面分析当代商业广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顺应和消解。作为市场营销的重要方式,商业广告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蓬勃发展,对政治化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当代商业广告巧妙地使用广告策略,通过顺应主流价值倾向,突破了政治禁忌,拓展广告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对红色隐喻、革命历史伤痕等审美符号的使用,当代商业广告不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商业化的审美改造,并通过戏谑化的符号形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进行了商业化消解,最终形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融合态势。第二个层面分析了当代商业广告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物质化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通过历史典故的情感改造、乡土情怀的怀旧想象、对家庭元素的强调等符号形式,充当了当代商业广告的情感文化源,塑造了当代商业广告的精神气质和美学形象。与此同时,当代商业广告对传统文化的零碎化、片断化和商业化利用,消解了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淡化了传统文化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魅力。第叁个层面分析了当代商业广告对现代化生活的审美想象。当代商业广告通过构造商品神话、编织理性化的消费理由、构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塑造新的消费主体等范式,为当代人塑造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化商品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断占有商品,精心呵护身体,跟随明星和时尚,满足欲望,幸福快乐,男性因为成功而自由消费,女性因为消费而自信快乐。当代商业广告对现代化生活以消费为中心的审美想象,满足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提升的愿望,完善了人的生存尊严,但是同时,这样的广告呈现也将当代人纳入了消费主义的漩涡,使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侵染了浓重的消费主义色彩。第四个层面分析了当代商业广告对平民化消费的审美包装和塑造。面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广大普通平民消费者,当代商业广告顺应了实用理性精神对中国老百姓的深刻影响,对普通平民消费塑造采取了“镜像化”的审美呈现方式。商业广告的切入视角和美学包装,采取了人道主义、平民化的倾向,认同和宣扬了民间俗世,塑造了实惠朴素的消费生活态度。通过这样的广告审美呈现,商业广告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告消费文化渗入到了包括普通消费者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之中,加速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第五个层面分析了当代商业广告中的后现代美学风格。起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广告以另类、反叛、颠覆的广告形式将消费意识推向了民众的深层心理层面,价值认同与心理震撼成为广告审美传达的主要内容,商品信息反而日趋淡化。当代中国的后现代广告通过塑造面目模糊的广告青年形象,将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推向了个人感性化的情绪表达,温和地消解了权威和理性的秩序,丰富了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的整体格局。第六个层面分析了当代商业广告面临的审美文化困境与出路。一方面商业广告审美实现二重性悖论的存在,容易使当代人对商业广告产生疏离态度与集体回避行为,当代商业广告的发展面临着如何持续发挥广告文化审美影响力的窘境。另一方面,当代广告审美文化核心力的缺乏也使当代商业广告不断遭遇文化冲突的冲击。因此,吸收当代泰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优秀商业广告的审美特质,提升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的品格,营造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感觉资源的独特性,就成为中国当代商业广告摆脱审美文化困境的必要路径。论文结论部分探讨了当今新媒体环境下商业广告的隐匿性存在方式对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的影响,探寻了当代商业广告审美文化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朱珏颖[6]2018年在《台湾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台湾,正逐步走向软性权威的时代.中国大陆的统战政策及“美丽岛事件”带来的双重压力使岛内的政治环境出现松动,当局的电影政策也出现了相应变化,与此同时,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和在台湾经过严格电影专业训练的青年电影人满怀理想和决心投身台湾电影市场,实践他们的创作理念。1982年《光阴的故事》面世,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此后,台湾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它们着重探索了台湾转型期面临的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做了有益尝试,对女性的价值认同做了深刻探讨,与以往的电影相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以台湾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影像文本,对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并着重运用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来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方式进行研究。同时,对比台湾新电影与台湾传统电影中对女性形象建构的不同之处,以期发现前者的发展与进步。在此基础上试图回答:台湾新电影中建构了哪些女性形象、她们是如何呈现的、运用了怎样的方式、背后折射出了哪些文化意义。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台湾新电影概述。首先,对台湾新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阐述。其次,分析了台湾新电影的时代背景。最后,回顾与总结了新电影的代表作品,并梳理了台湾新电影的基本特征。第二章,台湾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这一章中,笔者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为叁类,即传统家庭妇女、现代知识女性和边缘女性。研究主要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借助视听语言文本对叁类女性形象加以分析。第叁章,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建构。这一章笔者从符号建构和叙事策略两部分来展开。首先,在符号建构方面,笔者从行为方式、服饰装扮、场景设计和语言音乐四个维度,结合具体文本来探讨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其次,在叙事策略上,主要从二元对立的情节设置、交替的双重时间设置以及画面镜头语言来看台湾新电影在女性建构上的叙事策略。第四章,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在这一章中,笔者从台湾女性成长记忆、台湾乡土意识、女性主义新篇章叁个维度分析台湾新电影中女性形象建构的文化意义。台湾新电影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呈现与建构,让我们看到其较之传统电影的改变与不同。这些影片从各个角度再现了台湾女性的形象,并借助创新的艺术手法,全面立体地展现出台湾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同时对女性价值取向进行了有益探讨。
刘永涛[7]2011年在《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研究》文中认为设计理论、设计史和设计批评是构成设计学的叁大主干。在当代中国,设计批评的发展对于设计艺术教育、实践、产业发展和设计师成长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设计学的内涵、范畴、理念以及设计产业发展、教育实践的融合、冲突、更新、发展与变革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集中和突出。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视野,对中国当代设计和设计批评现状、思潮以及重大批评事件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对其中体现的特征规律进行了定性分析,指出了中国当代设计批评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促进中国当代设计批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原则、方法和策略。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重点对当代设计以及设计批评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在第二章和第叁章,本文立足中国设计和设计批评的当代情境,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对影响、制约设计和设计批评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中共十四大、高校大规模扩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对中国设计产生深刻影响的时间节点为标志,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界定,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总结,进而分析了设计批评对中国当代设计的价值和意义。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本文重点对中国当代设计批评思潮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归纳了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的一些重要思潮,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以及“为中国而设计”等命题体现了设计批评的民族情怀；由奢侈包装、建筑设计、装帧设计等引发的设计批评,体现了对设计伦理和环境生态的深沉思考；快速发展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大展备受关注,设计师及其广告创意能力也引发了广泛批评；关于“工艺美术”论辩,对数字设计以及智能设计的关注,体现出中国当代设计批评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和前瞻性课题的敏锐观察。其次,对关于北京西客站、国家大剧院、奥运“鸟巢”、奥运标志设计、央视新大楼、上海世博会的批评等中国当代重大设计批评事件进行了分析研究。然后,总结了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的特征规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的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本文围绕我们需要怎样的设计批评以及怎样促进中国设计批评发展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从产品智能化等六个方面对未来中国设计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开展设计批评的原则,如矛盾分析原则、适宜性原则、民族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审美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功能性原则、伦理性原则、理论和实践结合原则、未来性原则等等。最后,对促进中国设计批评发展做了一些思考,提出了提升设计批评主体的问题意识、拓展设计批评的渠道和载体、加强设计批评教育和理论研究等渠道路径,从批评家、设计师、民众和主流媒体、互联网、展会、国际话语能力以及理论研究、教学改革等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思路。尤其是根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理论,认为推动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的发展,更需要我们认清“自己深处”的价值,在时代语境中“放眼世界”,重塑设计批评的“正大气象”。
鲁小艳[8]2017年在《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2004-2016）》文中研究说明直面戏剧(in-yer-face Theatre)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先锋派戏剧浪潮。它在英国剧坛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暴力叙事方式、直面现实的尖锐主题、极端的舞台呈现,迅速引起欧美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热议。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是伴随着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翻译家胡开奇在《戏剧艺术》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萨拉·凯恩与她的直面戏剧》一文,而广泛进入大众视野的。此后的12年(2005—2017)间,直面戏剧剧作在中国上海、北京等地上演一百余场(其中经典剧目反复巡演),每年都有不同的直面戏剧作品被搬上舞台。本论文以直面戏剧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辅之于接受理论、实证研究、文本细读等方法,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批评研究、舞台搬演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的启示与反思进行系统考察。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在广泛细致阅读直面戏剧文本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直面戏剧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其所表现的家庭、社会、哲学主题以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当代意义进行深入阐述;并将萨拉·凯恩、马克·雷文希尔、马丁·麦克多纳、安东尼·尼尔逊四位直面戏剧代表作家的创作放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剧场语境中进行审视,对他们创作的主要作品及其成就进行细致分析,认为直面“暴力”、直面“孤独”、直面“真相”、直面“人性”分别是他们创作的特色和成就所在。第二章,立足于比较文学译介学相关理论,通过笔者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主要译者胡开奇以及其他戏剧工作者的采访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归纳整理,力求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译介接受线索,研究直面戏剧在中国译介的原由和过程;并以《4:48精神崩溃》为典型文本,对译介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本舞台语言的动作性、反复等修辞手法、习语、时态句式等方面的翻译策略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将核心刊物作为评价标准,运用文学地理学等理论方法,对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及性能阶段化的分析和概括。第叁章,结合对直面戏剧搬演导演的实地访谈资料,将演出频率最高的《4:48精神崩溃》、《偷心》、《枕头人》等剧,分不同导演版本进行系统化整理与阐述。通过探索不同版本的搬演概况、导演构思、舞台呈现,总结直面戏剧在中国舞台搬演的异质化特征。余论部分,对直面戏剧对我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启示意义进行思考,认为直面戏剧的接受为当代中国戏剧提供了直面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勇气,给当代话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并促使艺术家将视野聚焦个体生命,在对个体生命本体意义的思索和追问中,促成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与道德回归。直面戏剧的中国接受,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主体对西方异质文化接受的典型个案,反映出当代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更新、重构“自我”的积极态势。直面戏剧的“直面”精神特质,是它能够被接受的首要原因,它在中国究竟还能走多远,这将是论题后续追踪研究的课题。
李冠林[9]2016年在《中德当代海报视觉文化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世界现代海报艺术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海报视觉文化研究本身来看,“媒介”、“文献”、“艺术”这叁种特质,共同形成了今天的海报视觉文化,海报视觉文化应该从视觉文化作为一种阐释策略的角度出发,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分析海报艺术作为“媒介”、“文献”和“艺术”的交互特性,关注海报设计的社会语义、图像内涵、历史价值和艺术意图。这样一来,海报视觉文化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具有时代广度的课题,可以挖掘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从视觉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当代中国与德国两国海报设计的一些列问题进行的较为详细的对比论述,侧重点放在海报文化理论与文化形态的分析研究之上。本文分为四个具体内容,首先尝试定义海报视觉文化的概念与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与访谈内容作为论述基础。其次,对比论述了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德海报文化存在的共性特征。第叁,从历史看当代,借以中德两国海报发展的历史分析当代海报发展的差异。最后,较为详细的对比论述了中德两国当代海报发展中的视觉文化特性,分为五个论证角度:1,视觉文化思维;2,逻辑语义特征与审美形态;3,传统文化观念;4,文字视觉文化特质;5,社会性公共领域认知差异。就中德当代海报设计的共性来看,时代背景无疑是造就这一共性的基础和条件,信息化时代使得中德当代海报图形语言存在着相同的全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既体现在海报的视觉表达语言上,也体现在视觉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中,同时还体现在时代因素所导致的海报创作的视觉转向。就中德当代海报视觉文化中的差异性来看,中国与德国当代海报视觉文化还存在着明显的由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之处。海报视觉文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文化普遍性尊重的沟通之上,寻找一种建立在双方视觉文化深刻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能够相互沟通理解的视觉语言,从而更好的探寻中国未来设计的文化发展方向,以期形成“中国式”设计语言与当代设计思潮。
向菲[10]2013年在《香港“电懋”时装国语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香港“电懋”公司是由新加坡商人陆运涛于1956年在香港组建,隶属于新加坡“国泰”机构的电影公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制作出一系列优质的影片,其中以时装国语片为主,所生产的类型片主要包括家庭伦理剧、浪漫爱情喜剧,并融合歌舞元素。与同期其他公司有所不同,“电懋”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创作者多具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将好莱坞“垂直整合”的制片路线和“片厂制”等讲究计划的系统管理模式引入了“电懋”,并开拓性地实践了跨国生产的经营模式；所制作的影片具有鲜明的都市化、时尚化等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特色,对五、六十年代,乃至其后的香港电影产业、艺术风格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香港“电懋”公司的产业背景、所制作的时装国语片的总体文化特征、重要编导的艺术风格,及其对香港电影产业及地区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旨在全面而深入地挖掘这一独特的华语制片公司的在制作、经营、创作、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价值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全文由绪论、正文(共四章)、结语、参考文献和附录五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介绍与阐述。第一章对香港“电懋”公司的产业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重点在于寻找该公司兴盛与衰败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既包含时代的必然性,也包括“电懋”公司创始人陆运涛个人命运的偶然性,更离不开香港在“冷战”时期特殊的地域优势和本土文化的变更。第二章采用“文化身份”的方法论详细分析香港“电懋”时装国语片的总体文化特征。大陆文人南来香港,在现实中经历着身份的断裂,其作品中有着对于移民知识分子身份焦虑的写照；然而影片中更为显着的特征在于传达出积极、活泼、时尚等现代主义风貌,具体表现为影片中鲜明的都市性、拥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以及对跨国经验的想象等几个方面。通过想象性地建构,以南来文人为创作主体的“电懋”影人在香港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都市,并从这一影像空间中获得自我认同。第叁章运用经典的“作者论”分析手法,对香港“电懋”时装国语片具有代表性的编剧、导演所创作的影片进行细致的形式美学分析,以进一步确立“电懋”作品在香港乃至华语电影史中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与产业地位。第四章论述香港“电懋”时装国语片对香港电影工业、人才、文化、美学风格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结语部分总结了“电懋”影人通过时装国语片创作,不断寻找、想象并建构自我身份、塑造香港都市空间等文化特征,归纳了编导们各自的创作风格,重申“电懋”公司在华语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附录包含“电懋”公司、其前身“国际影片发行公司”和改组后的“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在1956年1975期间制作的国语片总目,其中既包括该公司出品的时装国语片,也包括古装国语片。
参考文献：
[1]. 对商业社会中影像伦理平衡图形构建的探讨[D]. 吴迪. 四川大学. 2002
[2]. 从概念到建成：建筑设计思维的连贯性研究[D]. 张振辉.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3]. 中国早期电影类型研究（1920-1930）[D]. 史力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
[4]. 基于职业适应性的建筑教育研究[D]. 张长锐. 天津大学. 2015
[5]. 中国当代商业广告的审美文化透视（1979-2015）[D]. 屈雅利. 西北大学. 2016
[6]. 台湾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研究[D]. 朱珏颖. 兰州大学. 2018
[7]. 中国当代设计批评研究[D]. 刘永涛.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8]. 直面戏剧在中国的接受（2004-2016）[D]. 鲁小艳. 山西师范大学. 2017
[9]. 中德当代海报视觉文化比较研究[D]. 李冠林. 西安美术学院. 2016
[10]. 香港“电懋”时装国语片研究[D]. 向菲.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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