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敬东[1]2000年在《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和移民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和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种过程。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一过程必将伴随着劳动力和人口的地区间流动。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地区移民长期被严格限制，因而蓄积了巨大的移民潜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仅流向城市，也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农村地区。与城市外来人口相比，农村地区的外来移民更难得到必要的制度保护。注重对当地原有居民进行保护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给予了外来移民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短时期内他们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多半还能接受这样的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社会参与和经济地位的公平性待遇的要求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来。长期实行消极限制的管理政策只会不断加剧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种种冲突。 本项研究以对经济发达的苏南、温州和广东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实际调查为基础，从雇佣外来劳动力的企业和外来劳动力个人出发，着重研究外来劳动力所处境况、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及移民规律，并通过对现行外来劳动力和移民管理制度分析，探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外来劳动力和移民综合管理的制度安排。 企业雇佣外来劳动力的实证研究表明，三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规模较大企业比集体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职工人数较少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外地劳动力，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能够提高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反应的敏感程度。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规模扩大将使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吸纳外来劳动力人数进一步增加，而资金增密、产业升级可能有相反的效果。 对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之间的工种构成、享有社会福利保障程度和工资收入差异的分析反映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对外来劳动力不公正待遇，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的差异突出地表现在工种构成、福利保障和隐性收入等方面。以从事生产操作工作为主的外来劳动力在参与企业管理、控制和影响企业决策的程度上显著地低于本地职工，分享企业剩余和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极少，外来职工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普遍较低。除个别地区的某些工种外，外来职工货币工资收入一般也都低于本地职工。但差距并不十分显著，而对外来劳动力人力资本报酬的制度性限制明显存在。在当前我国经济正经历着剧烈的结构调整，外来职工流动异常频繁情况下，他们往往只注重于货币工资收入的获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完成，外来职工与企业就业关系的相对稳定以后，他们必将更多地考虑其生活保障、社会地位和自身发展等因素。此时，长期未受重视的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均将逐渐显现。 u 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和谷民管理研究of 外来劳动力个人收人研究表明乡镇企业支付工资中存在一定P来劳动力歧视行为。人力资本报酬的限制主要存在于外来工与本地工之间，在夕陕工内部，个人收入对体现人力资本存量的教育和技能的反映还是比较敏感的，说明外来劳动力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适应工作要求，而鼓励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熟练劳动力在打工地区定居，稳定就业关系既是企业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也有利于提高夕．来职工的个人收人。同时研究还揭示女仗汐除劳动力遭遏的就业歧视更为严重，外来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受到一定阻碍。 移民倾向的实证研究分脯明有相当一部分外来劳动力愿意在发淤村地区长期定居下来，成为当地正式居民，目前仍然处于流动状态的原因是现行窄扫留制度的限制。由于这部分人受教育年限较长，工作岗位通常较为稳定，收人也相当较高，因此，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允许和W］在打工地区定居，对当地社会稳定和社区发展等方面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发达农村地区外来人口己成为当地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部分企业密度大的乡锌汐来劳动力甚至己超过本地劳动力人数，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力军。然而对外来劳动力和移民的管理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既有的管理主要局限于通过繁琐管理手续，提高流动就业成本，实施就业歧视，消｝来劳动力进行限制。管理＄峻设计存在—定的政策误区和不协调，造成了外来劳动力和人口与当地社 隔离，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既没能实现“有序”流动的原定管理目标，又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背离，同时也是夕陈人口中各种非正式组织形成和成长的主要原因。 研究最后提出，适应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非直接计划移民”政策及配套的“过汲户口”匍渡，有步骤地推进0来劳动力本地化，是发达地区应觑取蛐极的she劳动力和移民管理咖。咖介人劳动力流动就业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枫．市场失灵，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项目，培育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整合现有管理机构和职能，简化手续，费是当前提高管理效率的可行措施。
闫雪[2]2011年在《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信息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指的是在发达地区乡镇以下基层农村中户籍不在当地却在当地农村工作生活、来自其他地区农村的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外来雇工或打工者。近年来该群体数量逐渐壮大,弱势地位逐渐凸显,提高其信息服务水平,有助于在信息科学层面上促进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流入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难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但都与信息相关,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信息获取不充分都会衍生一系列问题。因此,研究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信息行为,可以更好地为其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帮助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本文主要以江苏苏南农村地区和福建泉州农村地区为例,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的信息行为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发达地区农村的信息服务对策提出建议和意见。本文首先对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调研。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等方面对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的信息行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界定。其次,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渠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研。再次,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意义构建等理论,采用卡诺模型的问卷调研方法,分析了外来劳动力的信息内容需求,选出三项最为重要的信息需求。而后,研究了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的信息获取方式的基本特征,获取不同类信息的难易程度和整体分布,借用威尔逊和查特曼的信息行为理论,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筛选了8个具有显著影响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信息服务的对策和策略,以期提升发达地区农村信息服务水平。基于对信息内容需求的研究,得出了对信息资源建设的建议。基于对信息获取的研究,得出了信息服务策略的建议。
张杭, 栾敬东, 徐志刚, 郭秧全, 钟甫宁[3]1999年在《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移民倾向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不仅流向城市，也流向发达的农村地区。目前对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对农村向农村的劳动力流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实地问卷调查得到的资料为依据，全面分析了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和收入等特征，同时分析了这些特征与外来劳动力就地定居的意愿之间的关系。
栾敬东[4]2003年在《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钟甫宁, 徐志刚, 栾敬东[5]2001年在《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考察了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在个人特征、工作条件及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主要结论有 :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 ,除了受教育程度 ,地区差异外 ,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 ,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孔媛[6]2011年在《城市“新二元结构”从分割到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带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乡镇企业就业,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城乡长期分割的户籍等制度障碍,农民工作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尽管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却无法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化,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群体。据统计,2010年底,我国外出农民工达到1.53亿,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劳动、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均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逐渐在城市内部形成以户籍居民为一“元”、以外来农民工为另一“元”的“新二元结构”现象,对农民工身心及家庭造成伤害,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制约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聚集的特大型城市,2010年常住人口总量(2301.91万)外来常住人口总量和比率(897.7万、占39%)均列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新二元结构”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居住证政策,探索促进外来人口城市融合的有效途径。基于上海的经验,2010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实行居住证制度”。可见,对上海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地方政府如何主导促进融合的改革路径,对于全国范围内破解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困局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示范意义。可以说,“新二元结构”问题是中国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快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不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不仅涉及到城市,也涉及农村；不仅关系到不同居民的利益、企业的利润,也关系到政府的效用。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讨论广泛而深入,但绝大多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农民工为对象,对融合的现状、制度障碍、影响因素以及促进融合的改革途径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的研究极少,尤其缺乏对于政府政策行为背后机制的分析和探究,对于为何在城市内部会产生一个新的二元结构、为何社会政策会在分割与融合间摇摆,以及政府和各利益群体在城市融合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现有的研究并没有作出有力的解释。这也为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把政府制定城市融合政策的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手段对城市融合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尝试揭开政府决策机制的“黑箱子”,解释在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下,城市“新二元结构”是如何从分割一步步走向融合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阐述论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系统梳理关于城市融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的基本考虑。(2)以上海为例,从外来人口的概况和城市二元分割的基本表现与特征两大方面,描述在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里,外来人口比例不断升高、“新二元结构”问题日渐突出的现状。(3)围绕回答“政府做了什么”的问题,从实证的角度,对与城市二元分割和融合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梳理,进一步分析城市“新二元结构”产生、固化、深化和松动的制度轨迹,以及每个阶段的制度政策对既有的“新二元结构”产生的影响,提出阻碍城市融合的制度障碍系统为“户籍外壳+三个层次”。(4)围绕回答“政府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在对政府政策行为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揭开政府政策行为机制的“黑箱子”,解释背后的利益驱动和选择机制。具体的,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别构建利益集团模型和理性政府决策模型,尝试从两个角度解释政府决策机制：其一,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偏好,仅在外部利益集团的均衡作用下决定城市融合政策的变动轨迹；其二,政府本身是有偏好、存在自身效用的“经济理性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制定出台符合自身利益的城市融合政策。分析发现政府理性驱动下城市“新二元结构”从分割逐渐向融合变动的规律,并解释影响政府制定城市融合政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5)围绕回答当前“政府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指出当前加快推进城市融合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并对加快实现城市融合的路径选择进行讨论。提出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促进城市融合的“对症良药”,而“市民待遇”的逐步开放才是实现城市融合的核心与关键。(6)围绕回答当前“政府应该怎样做”的问题,以规范的视角,系统提出加快促进城市融合的政策建议。在这方面,前人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注重对户籍背后的福利供给制度改革进行研究。本文不仅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进行讨论,还注重从更高的制度层面,来探讨政府应该注重改善制度整体环境和加强的系统性的配套改革。
杨波[7]2008年在《我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另一方面,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中,既有国企改革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也有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三资企业中的外劳。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劳动主体的人力资本差异性、企业和岗位对劳动力的个性化要求、加上政府法制和政策建设的不完善,构成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衍生各种类的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适应经济变化的可塑性和能力,促成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加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本文力图从地理学视角,把经济、社会和空间结合起来,对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忽视空间的倾向,又突出了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期盼论文成果对解释现象、总结规律、制定政策有所裨益。论文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两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上海为案例,广泛收集了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相关统计年鉴、劳动就业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行业统计资料,并对不同类型企业作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力求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分析问题,提出见解。全文共有八章,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这一部分的重点是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谱系。在广泛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按问题脉络,对重要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为提升论文分析水平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侧重于劳动力供给方的分析,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是源于劳动者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差异。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由制度结构所决定的。第二部分(3-5章)主要研究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时空维度。在阐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进过程后,用两章篇幅重点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割。空间分割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予以强化。在国家层面上,作者用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两个指标对全国省级行政单位进行计量分析。失业率的数据表明,我国中西部内陆省份的失业率普遍较高,沿海省份普遍较低,但也有非规律性现象。劳动参与率的数据表明,参与率高的省份以沿海地区居多,占2/3;西部省份较少,占1/3。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劳动参与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中对这一反常现象进行了计量分析,并解释了原因。在城市层面上,作者从劳动力的城乡分割入手,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工作时间、流动性、就业稳定性等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劳动力)外(地劳动力)分割。这一理念比以往研究成果更符合空间分割的实际情况。文中还详细论证了造成劳动力市场“本外”分割的原因。第三部分(6)章着重讨论基于需求类型的上海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空间分异。作者以所有制、行业、职业结构为线索,研究了就业市场的三大板块、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就业人气、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化、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层和空间分布等问题,并将各区县不同职业的区位熵绘制成图。第四部分(7-8)章着重讨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机理和建设规范化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建议。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法规对市场分割施加影响,其中户籍制度的影响最为深远。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外来人口聘用和分类管理方法、设置的种种证卡和收费项目,也都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准入的门槛。文中着重探讨了新劳动法所引起的争议,以及大学生毕业申请沪籍户口的评分制,从细微处反映政府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巨大影响。作者利用问卷调查和深度采访的成果,分析了企业行为,尤其是招聘行为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用第一手资料研究的结果,对劳动力市场建设和规范企业行为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劳动者异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和工作经历是导致劳动者人力资本差异的三个主要因素。论文最后一章的主题是推进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并就如何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促进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和构建更富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等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吴红宇[8]2007年在《农村劳动力迁移动机与制度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浪潮，其独特性在于以户籍制度为根本的一系列政策的影响，由于现实国情的约束，在短期内取消户籍制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本文主要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与现存阻碍迁移的系列制度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概括性地总结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历史进程、作用与发展趋势分析，强调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历史性和重要性；然后，作者试图搭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迁移者角色定位分析，文章分别从劳动力供给者、家庭生产者、人力资本投资者和地区生活环境消费者四个角度利用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利益诉求，最终建立劳动力迁移的势能模型。收入与迁移动机是文章必须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文章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接下来分别考虑绝对收入和相对贫困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并采用实证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验证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相关结论。关于现存系列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阻碍作用，文章首先论证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劳动力迁移之间的关系，具体通过建模、推导、假设，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以此来说明相关假设；然后是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性制度研究，分别考虑就业管制、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最后，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对政策需求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性的政策框架建议：一方面统筹城乡就业市场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另一方面，改革当今农地制度使土地成为农民真正的社会保障。
万能[9]2009年在《中国大城市的非正式人口迁移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人口迁移也经历着内在机制和外在形态两方面的深刻变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非正式人口迁移规模的不断上升,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成为非正式人口迁移的重要流入地。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后期还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空间上又是不平衡的,城乡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当广大农村地区还在面临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时,人口转变超前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极低水平,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阶段。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大城市的非正式人口迁移既有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乡城人口迁移的特点,又具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替代人口迁移的特点。这种独特的人口迁移过程既为农村和落后地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又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不仅有效地调节了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口结构的差异,同时也改变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人口发展趋势。京津沪是目前中国人口转变最超前的城市,也是吸引非正式迁移人口最多的城市,因而,我们以这三个城市为例,对大城市非正式迁移的人口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非正式迁移人口正以其典型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增加了大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减缓了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减轻了城市人口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三个城市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大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也日渐增强,在外来劳动力不断冲击的过程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由分层到竞争与融合的转变过程。尽管非正式人口迁移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收益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非正式迁移人口能否融入大城市,实现社会融合,否则大规模的非正式人口迁移不仅不能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助益,反而会成为大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负担,因而我们还对非正式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京津沪外来农民和外来市民,在迁移原因、受教育和培训情况、就业、收入、消费、合同签订情况、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和继续留城意愿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城乡制度性分割的影响在迁移之后依然存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培训、养老保险、城市等因素对城市居民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来源地、教育程度、合同、培训、迁移时间、月收入、城市、职业和雇主等因素对继续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而且对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而言,显著影响他们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和继续留城意愿的变量也是有差异的,因而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注意到非正式迁移人口的内在差异,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更有助于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钟甫宁, 张杭, 窦泽华[10]2000年在《发达农村地区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 ,我国传统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也不例外 ,户口、用工等制度的约束一直严格制约着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移民。随着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变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劳动力 ,尤
参考文献：
[1]. 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和移民管理研究[D]. 栾敬东. 南京农业大学. 2000
[2]. 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劳动力信息行为研究[D]. 闫雪.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3]. 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移民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 张杭, 栾敬东, 徐志刚, 郭秧全, 钟甫宁. 中国人口科学. 1999
[4].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 栾敬东.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5].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J]. 钟甫宁, 徐志刚, 栾敬东. 人口与经济. 2001
[6]. 城市“新二元结构”从分割到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D]. 孔媛. 复旦大学. 2011
[7]. 我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与实践[D]. 杨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8]. 农村劳动力迁移动机与制度冲突研究[D]. 吴红宇. 暨南大学. 2007
[9]. 中国大城市的非正式人口迁移研究[D]. 万能. 南开大学. 2009
[10]. 发达农村地区企业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 钟甫宁, 张杭, 窦泽华. 农业经济问题.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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