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楼梦》的思想，是红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1974年，我在几篇有关的论文里略略申述了我的意见，我认为《红楼梦》是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的，但那时我只是简略的叙述，而且我也还未对此作深究。十年以后，即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对《红楼梦》的思想稍稍作了一些深入的探讨。经过十年的揣摹，我更坚信《红楼梦》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曹雪芹的思想，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从1983年以来，转瞬间又已过了十七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阅读有关的资料。十六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又读了一些书，稍稍增加了一些阅历，因而更加坚信我原先的认识。只是深深感到要深研这个问题，更需要潜心读书，更要放开眼界看问题，抱着一部《红楼梦》就事论事，是不可能参悟这部书的深奥之处的。我虽然前后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二十五年，但仍深感读书不够，深思不够。近年来又加上多病，虽仍想多读书，然已感到体力不支，思考能力也不大如前。生怕已经反复思考的问题又会健忘，故先草此文，以为二十五年来一个老问题的继续。
《红楼梦》的时代
一、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明代嘉靖、隆庆到万历，共约一个世纪，也即是从十六世纪初（1522年，嘉靖元年）到十七世纪初（1619年，万历4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时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说：明弘（注：原书“弘”字作“宏”。）治时期，“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这里描写的，完全是一幅中世纪式的封闭的纯自然经济的封建田园图，但是到了正德时期，也即是20年后（弘治共18年）情况就不同了，《风土论》又说：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镏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
按正德共16年(1506-1521)，正德末，就算从正德10年(1515)算起，到嘉靖15年（嘉靖共45年，则好是三个15年），一共才21年，然而从上述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一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重商轻农，剧烈竞争，互相凌夺，诈伪讦争的图画，接下去又说：
迨至嘉靖末、隆庆年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坛，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
隆庆共六年，“嘉靖末”即从嘉靖三十年算起，则加上隆庆的六年又是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的变化，比前更加剧烈，“未富居多，本富益少”，就是做生意的人愈来愈多，资本都集中到商业上去了，“本富愈少”就是靠土地收租，做田地经营的愈来愈少，也就是都去经商买卖，不愿投资到土地上做老式的地主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四句，更反映出两极分化，破产的破产，发财的发财。这里活生生地画出了一幅资本主义初期的现世相。虽然当时还只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时期，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下面还说：
迄今三十余年则京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
这是写隆庆以后的三十年，也即是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三十年(1602)，也即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开头。这个三十年，则已经到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发展态势。
以上这段文字，虽然只是写安徽歙县一地，但事实上，从16世纪到17世纪，江南太湖周边及沿海的不少城镇，其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如果按照当时的发展态势，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自然会发展得更快些，但历史总是曲折的，万历末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崇祯二年(1629)，李自成发动起义，从此，民族矛盾的战争与阶级矛盾的战争同时爆发，于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摧残，不仅是经济遭到了破坏，就连人民的生活，也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二、清代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但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1644-1735)，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尤其是康、雍两朝的休养生息，战争的停止，政策的调整，政令的统一，于是社会得到复甦，人口开始孳生，城镇开始繁荣，工商业得到急剧的发展，到康熙中后期，社会生产基本上已恢复到明代的繁荣时期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原先就已存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这时自然就呈现出发展的态势了。
曹雪芹约生于康熙54年（1715年），上距天命3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99年，上距崇帧之年（1629年）李自成起义84年。曹雪芹的卒年为乾隆27年王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下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850年）93年，下距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1911年）148年。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在两次农民大起义的高潮之间，也就是清政权最为稳固的时代。所以封建的史学家称之为“康乾盛世”。
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是，清代到了康熙末年，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经从经济恢复走向繁荣了。首先是人口的增加，顺治九年（1652年）经过战乱以后的全国农业人口为14,483,858丁口（注：原书“弘”字作“宏”。），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曹雪芹出生之前三年）增至24,621,334丁口，自顺治九年至康熙五十年，这六十年间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2页454。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至乾隆时期则激增至二亿四千二百万到二亿五千万之间（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2页454。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的激增，耕地面积自然地随之扩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493,576顷，到康熙五十年增至6,930,344顷（注：李洵著《明清史》据陈长衡“中国近百八十年来人口增加之速及今后之调剂方法”一文中的推断。）。从顺治末年到乾隆中叶（曹雪芹卒于乾隆27年，已是乾隆中叶）的百来年中，全国耕地面积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注：《明清史》据王氏《东华录》康熙卷88。）。人口的孳生，耕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赋税的增加，国库的充实，所以到康熙五十一年颁布命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作为征收丁赋的固定数字标准，以后增加人口谓之“盛世孳生人丁”，永不加赋（注：《明清史》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至四，田赋考统计。）。
在上述这种经济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清代初年，对各地纺织业机房中的织机数目是有限制的，每机房织机不得超过百张。《江宁府志》（注：《明清史》据王氏《东华录》康熙卷89；康熙《会典事例》卷157。）说：
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此抑兼并之良法也。国朝康熙间尚衣监曹公寅深恤民隐，机户公吁奏免额税。公曰：“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复则难，慎勿悔也。”于是得旨永免。机户感颂，遂祀公于雨花岗，此织造曹公祠所由建也。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
这个材料说明，在南京一地，取消这种对织机的限制，恰恰是从曹寅开始的，取消限制后的发展，快速到“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同治《上、江两县志》则说：“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注：蒋启勋、汪士铎：《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这个数字看来是江宁一地的织机总数。虽然它似应包括官机在内，但它的发展，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了。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江宁府志》所说的“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当是指的个体户，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资本家，一个资本家而单独开五、六百张机，其规模当然就不小了，那末，全城织机的总数，或当远远超过“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的总数了。
除了纺织业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矿业、陶瓷业、印刷业等等，也都有重大的发展，雍正时用铜活字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共有一万卷之多，到乾隆时，又创制木活字印刷术，使印刷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清代的对外贸易，随着当时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康熙二十三年，即部分开放海禁，当时主要是与西方各国交易（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考》。）。到雍正七年，即“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注：李洵《明清史》引王之春《柔远记》卷四。）。并开设闽、浙、粤等海关，扩大对外贸易，但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则又停止闽、浙关贸易，对外贸易都归广州一港（注：李洵《明清史》引王之春《柔远记》卷四。）。清代除设海关、管理征税和稽查等事务外，还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公行”，以实际操纵和经理对外贸易事务。洎广州成为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后，“公行”就迅速发展，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者。乾隆二十四年虽然停止了闽、浙海关，但实际上当时的外贸还是在发展中，据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的报告说：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注：参见李洵著《明清史》，页210至211。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可见当时的对外贸易仍在发展中。
三、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之风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之风，也是对当时社会思想起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这次的西学东渐，与汉魏隋唐的中印文化交流和元代的基督教传布，都有所不同。这次的西学东渐，传播者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接受者的主要目的，却更多的是西方的新学，即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次的西学东渐，应以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来华为标志，其后汤若望（1622年，明天启二年来华）、南怀仁（1659年、顺治16年来华）等一批传教士先后相继来华，他们来的时机正好是明末或清初，于明朝的腐败，当时一批具有初期启蒙思想的社会精英分子，都想求取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救国救民，而利玛窦等人，深知要让他们能在中国站住而达到传教的目的，必须首先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心理，所以利玛窦明确说：“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重，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服，信仰必定随之。”（注：《史料旬刊》第5期，天，第158页。此处转引自尚钺《中国历史纲要》385页。）利玛窦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他使一大批传教士在华站住了脚，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世界的概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原称《山海舆地图》，经修改后称《坤舆万国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刊于北京。数学方面，他们带来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方面，他们带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物理学方面，他们带来了《地震解》《远镜说》等等，在生理学方面，他们带来了《泰西人说概》《人身图说》，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在医药方面，他们带来了西药制造术。此外，还有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新知识。（以上均参引萧萋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第61页至62页）另外还带来了教育学、古希腊哲学以及有关基督教的学说，其中包括“禁止纳妾”“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等等（参同上）。耶稣会士们带来的这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知识阶层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四、清代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
在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的商业在十八世纪也达到了繁荣。因为出现了不少大城镇，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武昌、汉口等地，都是全国著名的都市。特别是除了这些大城市外，还出现了更多的农村的城镇，它们以常设的中小商店和集市贸易结合的方式，来展开全国性的普遍的商业活动，活跃了当时的农村经济。
由于当时大城市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当然随之而生的是城市居民的增加和从事手工业、工业、商业活动的市民、资本家、商人和出卖劳力的人也相应地增多，即我们习惯的统称的市民阶层的增多，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内部，在原有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外，又增加了一对新的社会矛盾，这是封建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对新矛盾，就是旧矛盾的未来的取代者，中国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也完全自然地在遵循这一规律前进。
五、土地兼并和财富的集中
除了这一对完全崭新的社会矛盾外，还有两种社会现象，也在自然地发展着。一种是土地兼并，清朝经过顺、康、雍、乾四朝，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程，由于社会从康熙朝起逐步稳定，大批的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地方豪绅们他们将所搜刮的大量财富，用来兼并土地，有的甚至是掠夺所得，这些势家大族，一般都是恁权仗势，而且官官相护，代代相续，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阶层，在他们少数人的手里却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云：
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瓌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结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故屡为言官弹劾。致兴狱讼，不及祝氏退藏于密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这里所说的致富之由等，当然是不可信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富逾王侯”“膏腴万顷”，连乾隆皇帝都到他家去作客的事实。还有百一居士的《壶天录》卷一说：浙江奉化黄姓地主有“腴产数千顷”，钮琇《觚剩》卷三“季氏之富”条说：
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季自沧苇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健儿执铃柝者，共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犒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康熙九年，霖雨连旬，恐霉气浸涴，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家有女乐三部，堪称音姿妙选，阁燕宾筵，更番估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及笄而后，散配憧仆与民家子，而娇憨之态，未能尽除，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等汤，梳盥甫毕，已向午矣。制食必依精庖为之，乃始下箸。食后辄按牙歌曲，或吹洞箫一阕，又复理晚妆，寻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
以上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当时土地被兼并集中的严重情况。所以当时人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农民成为“佃耕之户”后，就要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私租，因此农民一年生产的结果，“日给之外，已无余粒”，一遇到灾荒，只好“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由此可见，在盛世之下的社会现实和隐藏着的尚未爆炸的危机。
另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财富的大量集中。上面所举的土地的大量集中的现象中，已经部分地包涵着财富的大量集中，但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情况，是指大地主以外的大商人。清代最大的也是最富的商人就是两淮的盐商和山西票号商人，另外还有徽州的徽商。
《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说：
汪廷璋，字令闻，号敬亭，歙县稠墅人。自其先世大千迁扬州以盐荚起家，甲第为淮南之冠，人谓其族为铁门限，父交如，……守财帛，富至千万。
《淮鹾备要》卷七说：
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商于正供完纳而外，仍优然有余力，以夸侈而斗靡。于是，居处饮食服饰之盛甲天下。迩者财力远逊于曩时，而商人私家之用有增无减。
又《从政录》卷二《姚司马德政图叙》说：
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
又《汪太函集》卷二《汪长君论最序》说：
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荚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
上引这些材料说明，从明代中后期起到清代康熙、乾隆的时代，社会上由于商业的巨大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富商，其中尤以盐商的努力最豪。这种社会财富的大量集中，即意味着社会上有大批的贫民，他们日日挣扎在饥寒线上而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也因之而加深。
六、残酷镇压读书人的文字狱
《红楼梦》时代的另一种特殊现象，就是残酷而频繁的“文字狱”。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清代以前也是有过因文字而贾祸的事例的，著名的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就是一例，但这类情况，在以往的历史上只是偶而发生，并不经见。惟独到了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更为频繁，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惊波常涌，而这个时代，正是《红楼梦》诞生的前前后后，也就是曹雪芹出生的前前后后。
清代的“文字狱”与历史上以往的“文字狱”是大有区别的，以往的“文字狱”是偶发性的，而清代的“文字狱”是频发性的，以往的“文字狱”较多误解、误会的成份，而清代的“文字狱”是镇压禁锢人们的反抗意识的一种手段，误解之类的成份极少或只是少数几起。
清代的“文字狱”在顺治四年（1647年）有函可和尚《变记》案（注：关于“文字狱”一节，都参引杨凤城等著《千古文字狱》。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下同，不再注。）。函可俗姓韩，名宗，是明崇祯间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因感明末社会的腐败和世事无常，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出家为僧。1644年，明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朝，函可即以“请藏经”为名到南京，但适逢左良玉起兵“清君侧”，弘光内乱，豫亲王多铎趁机自河南长驱直下，破徐渡淮，屠扬州，开镇江，直捣南京，弘光遂亡。函可亲历国破之痛，山河变色之惨，遂作《变记》，事发，函可“拷掠至数百”，“夹木再析，血淋没趾，无二语”，后解京再审，被流放沈阳。这是顺治初年的第一桩“文字狱”，从此开始了清代的“文字狱”。
在此案的十六年后，即康熙二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即爆发了庄廷
的《明史案》。庄家是浙江湖州南浔巨富，庄廷的《明史》原是明天启宰相朱国帧之旧稿，廷以重金买来后重加修整增补，更名《明史辑略》，作为庄廷自己的著作，但廷未及看到此书的刊刻就去世了。其父为不埋没儿子的一番心血，于顺治十六年（1660年）刊刻出版。后为吴之荣告发。清统治者即借此案杀一儆百，以镇压当时心怀故国的汉族知识分子，故凡与此案有关的人全数逮捕，捕获入狱者竟达二千余人之多。此案结果斩决七十余人，其中凌迟处死者十八人。连抄写书稿者、刻字工人，校勘装钉者，买书者、藏书者均处斩。真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此后又有朱方旦案、陈鹏年诗案。朱方旦被杀，陈鹏年初因曹寅援救，后又得李光地在康熙面前的赞誉，最后是因为噶礼的搆陷太过无据，而康熙又经过曹寅、李光地等人的进陈，此案终于未成。
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当朝名士、现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刑部在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南山集偶钞》中查出《与余生书》内录写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政权与三国时的蜀汉，退守崖州的南宋相提并论。另外，在《与弟子倪生书》里又说清朝开端应是康熙元年，顺治不得为正统等等，以上这些言论使康熙震怒，刑部遂以“大逆”定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曹雪芹生前三年），刑部等衙门题奏：“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也有大逆等语，应剉其尸骸。戴名世、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姐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及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方孝标归顺吴逆，身受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书大逆之言。令该抚将方孝标同族人，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尽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刑部，发与乌喇、宁古塔、伯都纳等处安插。汪灏、方苞为戴名世悖逆书作序，俱应立斩。方正玉、龙云鹗闻拿自首，应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宁古塔安插。”此案上奏后，因牵涉当朝官员及著名人士太多，康熙一直没有批。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七日，因面临康熙的六十寿辰，觉得不宜大开杀戒，于是谕批“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方登峰、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着入旗。”
按此案为康熙后期的一次大狱，牵连达三四百人之多，朝野震动。特别是案中所说“方孝标归顺吴逆（指吴三桂）”云云，完全是康熙自己搞错了人，错把安徽桐城的方氏，当作安徽歙州方光琛的一族了，方光琛当年参与吴三桂的叛乱，为吴之宰相。吴三桂之乱被平定后，方光琛全家除一子在逃外，余皆伏法，而桐城的方孝标，除戴名世文中提到的《滇黔纪闻》确是方孝标的著作，记他亲自在云贵所闻南明之事，记南明的忠臣义士，遗民故老等等，根本就没有什么“归顺吴逆”之事，但这是皇帝的金口玉言，自然得据此拟罪。此案要不是碰上康熙六十大寿的话，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明史案”的重现。
雍正朝一共十三年，据统计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将近二十起。雍正三年（1725年）有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汪景棋是年羹尧的幕僚，入幕不过一年左右，却因为年羹尧的倒台，查出了他在年幕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有“悖谬狂乱，至于此极”的话，如说“皇帝挥毫不值钱”，说君主猜忌杀功臣，说康熙的谥号不宜称“圣祖”，说雍正的“正”字是“一止之象”等等，所以雍正上谕：“立斩枭示”。汪景祺被斩后，其头颅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以警戒南来北往的汉族士大夫和一般读书人，直到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后，才奏请新皇将汪景祺等六人的头取下掩埋。
雍正七年，又有谢济世撰《大学注》《中庸疏》以毁谤程朱案。同年，又有陆生楠《通鉴论》案，陆生楠以议论《资治通鉴》旁及时政，讥刺康熙。雍正认为“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即于军前正法。
雍正六年到十年，又有曾静派学生张熙投书岳钟琪策反案并牵引出吕留良反清著述案。结果已死的吕留良等戮尸，其子吕毅中等斩立决。而曾静、张熙则被宽释，留作反面教材，但到乾隆时又被下旨杀掉。
乾隆登基之初，文禁稍宽，但到乾隆十六年“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起，就高潮迭起，到四十一年（1776年），据统计竟有七十起之多。而“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波及全国，被缉捕人犯上千，最后只好找两个替罪羊卢鲁生、刘时达，前者被凌迟，后者被斩决。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有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书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出试题又有：《孝经》又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于是胡中藻被处斩。
以上这些“文字狱”，有的是在曹雪芹出生之前，有的是曹雪芹当世，这些都会给曹雪芹以影响。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所以以下的“文字狱”就不再列举。
看了以上这些“文字狱”的例子，再想想曹雪芹子《红楼梦》里所写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就颇值得耐人寻味了！
2001年1月10日于京东且住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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