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党论文,体制论文,资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政治资金”，即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所使用的资金。① 在日本，涉及政治资金问题的金权政治是促使“1955年体制”② 崩溃的主要因素，并且，政治资金制度改革作为冷战后政治改革的一环，又与21世纪初期日本政党体制的构建密切相关。
一、“1955年体制”的崩溃与政治资金制度改革
战后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源于1948年7月制定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该法规定各政党有申报、公布其政治资金收支状况的义务，目的是为了遏制政治腐败和防止不正当的资金授受行为，增强政治资金的“透明度”，以确保“政治活动的光明与公正”。此后，在三木武夫内阁执政期间，日本国会又于1975年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核心内容是对企业与工会每年向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的数量加以限制，并鼓励个人提供政治捐款等。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1955年体制”时期，来自财界（包括大型企业与行业团体在内）的巨额政治资金是日本自民党得以一党长期执政的财政支柱。根据自治省所公布的统计数据③，这一时期，财界统一提供的政治捐款在自民党本部政治资金收入中所占比例通常达50％以上，且捐款数额呈逐年增加态势。例如，在1969年度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52.9亿日元中，35.9亿日元来自“国民协会”（财界统一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的窗口组织，1975年3月改组为“国民政治协会”）筹集的捐款；在1991年度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292.8亿日元中，167亿日元来自“国民政治协会”筹集的捐款。1988年6月，财界代表人物、经团联副会长花村仁八郎承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承诺每年向自民党捐款100亿日元，并信守这一承诺。从前一时期起增至110亿日元，1986年以后将120亿日元作为目标。”④
事实上，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政治资金是通过私人渠道秘密地捐献给自民党内各派阀及政治家个人的，所以，政治资金的“透明度”相当低。一般认为，自治省对外公开的统计数据约占财界实际政治捐款总额的10％左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界每年通过各种渠道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资金约在1000亿日元以上。⑤
财界所以肯于“慷慨”地向执政的自民党提供巨额政治资金，是由于自民党作为日本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言人，与财界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在政治过程中形成了密切的利益交换关系。为了在自民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或获得益处，与财界统一向自民党本部提供政治资金的做法相比，企业和行业团体更倾向于“私下”直接将政治资金提供给自民党内各派乃至政治家个人，这种政治捐款的“回报率”更高、更有效。
结果，在自民党政治中公共权力与个别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的金权政治丑闻接连不断，其中尤以70年代的洛克希德案件、80年代的利库路特案件和90年代的金丸信案件为最。一系列腐败案件的发生，不仅使自民党的执政党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使其面临推行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成为导致1993年8月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955年体制”崩溃后，新成立的细川护熙内阁以净化政界为己任，大力推行政治改革。其中，依法规范政党、政治团体及政治家个人的资金来源及其运用，成为政治改革的焦点。这样，1994年1月29日，日本国会最终通过了包含《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在内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与“1955年体制”时期相比，上述法案所规定的新的政治资金制度发生了一定变化（参见表1）。
此后，1999年12月15日，日本国会又通过《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规定从2000年1月起全面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捐款；2005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再次通过《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规定政治团体（政党及政治资金团体除外）之间的捐款总额年度上限为5000万日元，并且对于政党所属政治资金团体介入其中的政治捐款，原则上要经由银行汇入或汇出。
随着政治资金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政党助成法》之外是否需要另行制定专项法律意义上的“政党法”，日本国内也有争论。有的学者指出：“既然国家对政党实行‘公’的资金援助，那么就有必要以法律来完善和约束政党在‘选举党的领袖’、‘竞选候选人’及‘政党的政权构想’等方面的义务，就有必要思考政党的存在方式。”⑥
二 新制度与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变化
新制度相关法律规定造成了政治捐款（特别是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的缩减与政党交付金的导入，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最为显著的变化。
1995年是新制度实施的第一年。根据自治省发布的公告，该年度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为165亿600万日元，比上一年减少了38％，但捐款的透明度有了相应提高，88.2％的捐款均载明收入来源，国会议员的资金管理团体所受捐款的82.8％也载明了收入来源。⑦ 与此同时，在该年度301亿8678万日元的政党交付金中，自民党分得133亿5874万日元、新进党分得92亿1117万日元、社民党分得56亿2167万日元，先驱新党分得7亿7403万日元，等等。从首次政党交付金的用途上看，各政党所获政党交付金的63.4％用于人事费、选举相关费用等经常性支出，36.6％被留作储蓄基金。其中，主要政党自民党、新进党、社民党的政党交付金使用状况略有不同：三党的储蓄基金所占比例分别为35.7％、51.3％和25.2％，选举相关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11.8％、7.0％和34.1％，人事费所占比例分别为29.1％、16.3％和23.2％，其他费用所占比例分别为23.4％、25.4％和17.5％。⑧
此后，由于政治捐款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一直呈递减态势，至2002年度，政治捐款（包括企业、行业团体、个人及政治团体在内）总额首次低于政党交付金总额。根据总务省发布的公告，在该年度1350亿100万日元的政治资金收入总额中，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仅为18.0％（2001年度为20.5％），而政党交付金所占比例却升为23.5％（2001年度为20.1％），并且，政党交付金在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也高达35.5％，这表明各政党在政治资金收入来源上对政党交付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相反，政治捐款已从1991年高峰时期的957亿5700万日元缩减至四分之一，特别是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的缩减程度更甚，也从1990年高峰时期的446亿5300万日元缩减至2002年的36亿6200万日元。⑨
当然，90年代中后期政治捐款的不断缩减，除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外，也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密切相关。由于受不良债权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此前曾长期占据政治捐款首位的银行业大幅减少了捐款数额。例如，从提供政治捐款的企业、行业团体的产业类别所占比例上看，1989年，银行业占29.1％，建筑、不动产业占15.2％，电气、通信业占7.1％，钢铁、金属业占6.5％，汽车业占6.4％；2001年，汽车业占27.6％，电气、通信业占18.8％，建筑、不动产业占12.9％，钢铁、金属业占14.0％。⑩
另外，旨在募集政治资金的宴会券的收入一直在政治资金的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1995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267个，收入额达90亿7200万日元，分别是上年的1.7倍和1.5倍；(11) 2001年度，为募集资金而举办宴会的政治团体数目为366个，收入额达136亿5800万日元。(12) 而1995年度和2001年度政治资金的收入总额分别为1707亿4600万日元和1559亿1000万日元，收入来源依赖于宴会券的倾向趋于显著。
上述政治资金收入结构的整体变化，虽然在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上均有所体现，但程度是不同的，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以举行大选的2000年度政治资金收入状况为例，各政党本部的资金收入结构如下：在共产党的327亿8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85.9％；在自民党的271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3.6％，捐款占20.8％，借款占7.4％，党费占6.8％；在公明党的159亿1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事业收入占65.0％，政党交付金占19.6％，党费占7.0％，支部交付金占5.2％；在民主党的109亿9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9.6％，借款占18.2％；在社民党的44亿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50.9％，事业收入占18.5％，借款占14.2％，党费占8.6％；在自由党的37亿7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政党交付金占65.0％，借款占26.5％；在保守党的7亿3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借款占35.7％，政党交付金占29.0％，事业收入占15.3％，捐款占6.9％。(13)
这种各政党本部政治资金收入结构上的差异，与该党的性质、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下面，仅以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为例，探讨其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 自民党的权力支配与集资途径
根据日本自治省（2001年后为总务省）发布的公告，从1994年至2004年间，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分别为126.9亿、235.5亿、260.7亿、245.6亿、289.3亿、250.2亿、271.1亿、244.3亿、229.3亿、257.0亿、264.2亿日元。其中，自1995年起政党交付金大体上占其收入总额的50％以上。
作为“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第一大政党，自民党一直是接受政治捐款最多的政党。当然，随着自民党在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各种团体（主要是企业、行业团体）对其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1993年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考虑到政权更迭的各种可能性，日本医师联盟除向自民党提供2.73亿日元的政治捐款外，还分别向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民社党提供了2000万、1500万和500万日元的捐款；日本牙科医师联盟将对自民党的政治捐款由1992年度的4.85亿日元压缩至2.6亿日元的同时，却将对民社党的捐款由1100万日元增至1750万日元，并向新生党提供了1000万日元的捐款。(14) 1994年，自民党虽由在野转为参与执政，但由于其作为执政党的前景预期并不十分明朗，自民党所获得的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仅为41亿日元，比上年度约减少了一半，创历史最低纪录。(15) 此外，企业、行业团体向自民党提供政治捐款的力度如何，也与其利益需求大小密切相关。例如，1995年，大型制药企业向自民党捐款1亿1940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600万日元，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试图通过执政的自民党来对厚生省推行的医药制度改革施加影响。(16)
经过短暂下野、参与执政后，自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以来，自民党一直在联合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直至2006年9月诞生的安倍晋三内阁。以自民党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政权的延续，意味着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正处于一个新“一党优位制”的重筑阶段。在此背景下，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表现出强烈的“亲自民党倾向”。例如，将执政的自民党与第一大在野党在1996年度、2000年度所获政治捐款的状况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彼此间在捐款募集能力上的差距加大：在1996年度大宗捐款（即超过2000万日元）的收入总额中，自民党占87％，第一大在野党新进党占12％；提供大宗捐款的57家企业、行业团体（工会除外）中，有37家企业、行业团体同时向自民党与新进党捐了款，可视为它们为预防政权更迭而上的“保险”。但是，在2000年度，大宗捐款的98％即8亿9136万日元都集中在自民党身上，而向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提供大宗捐款的仅有四家企业、行业团体。(17)
财界向自民党提供巨额政治捐款时必然附带政策要求。例如，2003年9月25日，经团联正式公布了“优先政策事项”，包括税制、财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十项在内，将之作为财界提供政治捐款的标准，作为评价政党政策的材料，力图促进政治捐款实现所谓的“政策本位”。
上述事实表明，允许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的政治资金制度，始终是有利于第一大党、有利于执政党的，二者之间仍旧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利益互换关系。
与自民党本部的集资途径不同，自民党内各派系与实力政治家更多地依赖于宴会券收入，且由于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政治捐款受到数额限制，政治资金收入总额明显减少了。
1995年度，自民党内五大旧派系的政治资金收入为13亿8016万日元，与上一年的35亿7458万日元相比，减幅高达60％以上。(18) 1998年是自民党内主要派系重组并世代交替的一年，该年度内小渊派、加藤派、森派、旧中曾根派、山崎派、旧河本派的收入合计为9亿6000万日元，与1997年度的16亿5000万日元相比，减幅为42％。(19) 在2000年度，受自民党内“加藤之乱”等派系斗争的“刺激”，各派系的收入总额回升至23亿1000万日元。(20) 但是，与自民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结构截然不同，宴会券收入在自民党内各派阀的收入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参见表2）
与派阀类似，自民党内实力政治家的政治资金收入（包括地方部分）也明显减少，且主要依赖于宴会券的收入。例如，在2000年里，由于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捐款，所以自民党内包括派阀领袖在内的实力政治家的集资金额大多呈递减态势：加藤纮一的收入为4亿6325万日元，比上一年减少16.6％；森喜朗的收入为2亿9099万日元，减幅为6.5％；龟井静香的收入为2亿868万日元，减幅为69.1％；麻生太郎的收入为9392万日元，减幅为39.1％；高村正彦的收入为8606万日元，减幅为5.1％；桥本龙太郎的收入为5861万日元，减幅为57.4％；河野洋平的收入为4547万日元，减幅为57.6％，堀内光雄的收入为1251万日元，减幅为74.2％。(21) 此外，根据200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包括地方部分），龟井静香的收入总额为6亿9373万日元，其中，来自宴会券的收入为4亿2966万日元，由龟井担任支部长的“自民党广岛县第六选举区支部”从企业、行业团体募集的捐款仅为1亿8289万日元。同样，宴会券收入在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的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为75.8％，在国会对策委员长中川秀直的收入总额中占75.3％，在前干事长古贺诚的收入总额中占73.9％。(22)
这样，就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支配结构而言，在新制度下，由于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以及派阀、实力政治家的集资能力削弱，促使自民党本部的财政权限得到强化，派阀领袖的地位下降，派阀的凝聚力减弱。例如，在2002年里，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向本派提供的捐款为零，主要干部村冈兼造前官房长官、青木干雄参议院干事长和野中广务前干事长分别向本派捐款2180万、2000万和1000万日元，以至于其他派阀指出“这是桥本实际上并非派阀领袖的表现”(23)。2003年9月11日，在由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讨论会上，相继有人发言承认派阀集资能力的衰退，来自于派阀与派阀领袖的资金恩惠在淡薄，派阀的“向心力”减弱了。(24)
对于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个人而言，除包括宴会券在内的事业收入以外，争取获得政治团体的捐款也是其主要的集资途径，但捐款来自于何种政治团体、额度多少，则与该议员在某一政策决定领域的影响力密切相关。例如，小泉首相在2001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为6200万日元（包括地方部分）：举办九次集资宴会的事业收入为2870万日元，来自政治团体的捐款1840万日元；在提供捐款的政治团体中，日本医师联盟为500万日元，制药产业政治联盟为400万日元。这与小泉首相曾任厚生大臣、作为“厚生族”议员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四 政治资金问题与朝野政党抗争
尽管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在“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先后历经数次改革并不断得以完善，但仍在制度层面上存在不少问题，与朝野政党间的彼此抗争相关联，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党交付金制度的导入，并未能在日本国内各政党间获得一致认可。自1995年以来，日本共产党一直拒绝领取政党交付金，认为将国民税金作为政党经费分给各党的做法违反宪法，并反对企业、行业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指出只有日本共产党的财政收入才是“干净的财政”(25)。因此，与其他保守政党截然不同，日本共产党本部的政治资金收入主要由党费、事业费（机关报刊费收入）和个人捐款组成。
第二，导入政党交付金制度，原本是为了降低政党对企业、行业团体政治捐款的依赖，但由于规定政党所获交付金的数额不能超过该党上一年度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二，反而诱使新成立的、政治资金收入与需求相对较少的小党大力募集政治捐款，以便能够在下一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例如，先驱新党1993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仅为4亿7786万日元，该党若想在1995年度获得足额的政党交付金6亿6033万日元，其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实际收入必须达9亿9050万日元以上。结果，先驱新党1994年度的政治资金收入高达9亿3115万日元，比上年增加了4亿5329万日元，政治捐款所占比例为34.0％。(26)
第三，政治资金制度中的不透明因素依然存在。由于自2000年1月起禁止企业、行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资金管理团体）提供政治捐款，而地方上的政党支部既无设立数目又无捐款额度的限制，更易于集资，所以政党支部呈迅猛增加态势。从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间自民党新设政党支部1412个，其所属国会议员人均拥有四个以上支部。(27) 由于政党支部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即政治资金的地方部分）由都道府县选举管理委员会掌管，其统计资料中仅载明政党支部名称，未载明政治家姓名，且政党支部名称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政治资金的实际流向反而更不透明。例如，在2001年度，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的资金管理团体的收入总额名列首位，其收支报告中均载明“社会计划研究会众议院议员加藤纮一”；由加藤担任支部长的选区支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企业、行业团体的1亿多日元捐款，但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地方部分）中仅载明“自由民主党山形县第四选区支部”，而不出现加藤的姓名。
这样，就政治家个人而言，其在2000年以后的集资途径主要包括：每年的年薪、文书交通费共计约3400万日元；宴会券收入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个人捐款通过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而转向政治家；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支部捐款后，迂回至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体后转向政治家。政治家个人的收入结构中实际上含有从“地方”迂回至“中央”的部分。
第四，由于历次政治资金制度改革主要集中于对政治资金收入的来源途径与数量进行限制，而对政治资金如何使用却缺乏监管，所以，近年来政治家个人涉嫌违反政治资金用途相关规定的非法行为接连不断。
由于实力政治家在政治资金的使用上违规操作，2002年是朝野主要政党相继陷入困境的一年：在在野党方面，2002年3月28日，社民党政策审议会长、众议员辻元清美因非法领取秘书薪金问题而辞去议员职务。据调查，辻元清美将其他议员的私设秘书“虚报”为自己的公设政策秘书，每月仅对其支付5万日元薪金，而将其余下的薪金私自挪用，且未在收支报告书中记载。而且，上述得到5万日元薪金者并未实际承担政策秘书工作，仅仅是名义上的，带有“欺诈”性质。在执政党方面，2002年3月18日，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由于其事务所财务会计佐藤三郎（号称加藤的“金库管理人”）因逃税嫌疑而被捕，被迫宣布脱离自民党。稍后，3月27日，媒体又披露加藤挪用政治资金充当家庭住宅的房租。据调查，从1995年至2002年1月，佐藤三郎一直在加藤任代表的资金管理团体“社会计划研究会”中担任主管会计。从1998年开始，“社会计划研究会”每月向加藤的个人银行账号注入100余万日元，用作位于东京南青山的加藤自家住宅的房租，且未载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在在野党的抨击下，2002年4月8日，加藤正式表明辞去众议员职务，以便“承担政治与道义责任”。由于十余年来加藤一直处于自民党的权力中枢，他的辞职对日本政局造成了较大影响。
第五，由于现存政治资金制度依旧允许企业、行业团体向政党、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所以，“私下”非法接受政治捐款的“黑金”现象也一时难以杜绝。例如，2004年7月，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非法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1亿日元捐款事件被媒体曝光。据调查，在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在东京都内一家餐馆内曾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的一张1亿日元的支票，以此作为对桥本派政治团体“平成研究会”的政治捐款。但是，在此后“平成研究会”提交的政治资金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此项捐款的任何记录。该事件迫使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于2004年7月31日宣布辞去本派会长职务，并导致桥本派数名主要干部相继接受审查。在会长缺位的情况下，桥本派的衰落趋势进一步加剧。
总之，“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所进行的政治资金制度改革，并未改变执政党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互换结构，仍是有利于执政的自民党的，且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金权政治丑闻更是时有发生。随着朝野政党斗争的激化和政党体制转型的发展，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也必将不断持续下去。
注释：
① 参见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85页。
② 本文所指的“1955年体制”，是指从1955年11月至1993年8月，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政党体制，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③ 在日本，政治资金收支状况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分别由自治省（2001年后为总务省）和各都道府县选举管理委员会掌管。除特别注明者外，本文所采用数据均为政治资金的中央部分，即指跨都道府县从事活动的政党、政治团体及资金管理团体的政治资金收支状况。
④ 石川真澄·広瀬道貞“自民党——長期支配の構造”、岩波書店、1989年、178頁。
⑤ 参见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頁。
⑥ 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⑦ ‘企業·団体献金38％減’、“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24頁。
⑧ ‘95'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27頁。
⑨ ‘献金、交付金下回る’、“每日新聞”2003年9月12日。
⑩ ‘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0年11月号、28页；“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2002年11月号、35頁。
(11) ‘95'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30頁。
(12) ‘企业献金、最低を更新’、“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2002年11月号、33頁。
(13) ‘2000年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2001年11月号、66頁。
(14) ‘新党に献金した主な政治団体’、“东京新聞”1994年9月9日。
(15) ‘自民、最低の41亿円’、“朝日新聞”1995年9月8日。
(16) ‘制药大手自民に1亿2000万円’、“每日新聞”1996年9月13日。
(17) ‘企业献金自民に集中’、“読壳新聞”2001年9月14日。
(18) ‘95年政治資金’、“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6年11月号、29頁。
(19) ‘98年政治資金’、“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1999年11月号、28頁。
(20) ‘2000年政治資金の分析’、“月刊新聞ダイジェスト”2001年11月号、66頁。
(21) ‘ 政界有力者の実収入’、“日本经济新聞”2001年9月14日。
(22) ‘有力政治家11人を調查パ一テイ一依存なお’、“每日新聞”2003年12月25日。
(23) ‘‘力の源泉’失ラ派阀’、“每日新聞”2003年9月12日。
(24) ‘‘派阀解体’促した政党交付金’、“每日新聞”2003年9月12日。
(25) 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独具特色的财政活动》，《咸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19頁。
(26) ‘収入実绩の‘壁’’、“朝日新聞”1994年9月9日；‘94年の主な政党·政治団体の収支’、“読壳新聞”1995年9月8日。
(27) ‘献金、一层不透明に’、“日本经济新聞”200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