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的独立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科学文化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的“赛先生”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其基本意义不是某种科学要素的出现，而是某种科学文化形态的初步确立。科学的某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命题。“五四”时期科学文化从科学知识的层面上升到科学文化精神的层面并与传统文化精神形成某种对峙的关系，意味着科学文化在其生长过程中从对传统文化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科学文化组织机构的出现及其现实的社会功能效应，标志着科学社会建制化的初步确立，意味着科学文化子系统从分殊化较差的传统文化大系统中分化出来；以科学为其基本文化结构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及其角色定位，意味着科学文化的主体不仅在主体素质上，而且在其社会角色的实现上获得了某种独立。这一切都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文化开始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是“赛先生”的真正意蕴所在。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重温“赛先生”独立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科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加快科学文化的建设，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文化精神的独立
科学文化的独立，其基本条件之一是科学文化精神的独立。科学文化至少包括几个方面：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科学文化精神；知识体系及其物化成果；科学的社会建制与支持系统；以上方面的社会运用及其结果。在这几部分中，科学文化精神是科学文化的灵魂，是科学文化自主性生长的凝聚中心，也是科学文化能否结构化、形态化的前提。
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出近代意义的科学。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中国思想中缺少“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缺少科学精神，因而智的知性形态始终没有转出，一直没有形成“学之为学的传统”。由历史条件所限定，近代意义的科学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泊来品。
“五四”时期情况为之一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科学上升为一种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力图使这种新的价值精神取代中国文化系统中原有价值理想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不再仅仅是某种科学知识，而是科学文化精神。陈独秀曾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里的科学已经上升为一种科学精神，理性的精神。按照新文化提倡者的理解，这种精神应当成为人们的价值理想。“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科学文化精神通过启蒙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由此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取向。一切价值都需要在科学理性面前重新估定。关于科学的内涵、方法的谈论成为一种时尚，宣传科学文化的杂志达到400多种。科学不再屈于器用的层面， 依附于旧有的文化形式，而是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帜——赛先生。赛先生的独立，标志着科学文化精神的独立，也标志着科学文化形态化的价值内核已经形成。
科学文化主体的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新的文化主体尚未成长起来。整个地看，具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仍属个别现象，仅有的启蒙先驱者在文化领域也是呈散状分布。尽管随着科举制的结束，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的纽带被割断，但新的独立的知识群体因其历史准备不足尚未形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文化主体的独立，首先是在人的自由独立的一般意义上进行的。“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家和科学家们通过新文化运动实践其自由独立的思想，为科学主体的独立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氛围。培养独立人格的思想已经体现在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实践中。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科学文化主体的独立也是在科学文化的特殊意义上实行的。这是指新的知识分子及其群体的形成和独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以科学文化为背景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就其分布和文化结构而言，主要体现在科学文化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两个层面上。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通过科学启蒙主要活动在科学文化精神的层面上；而以留美留欧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科学社”的一批知识分子则通过研究、介绍、组织等方式主要活动在科学知识的层面上。这样的划分也有一定的相对性，即侧重于科学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也介绍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研究介绍科学知识的科学家们也进行科学启蒙的工作，两方面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许多的交叉运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科学的社会化。他们就主体条件来说，已经具备了新知识分子的素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罗伯特·金·默顿所说的“科学的精神气质”，他们已经开始兼而有之。他们通过科学的社会活动和科学的初步社会建制化试图确立科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就不仅从自身的文化结构上，而且从社会功能上完成了向新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
科学文化独立的现代意义
不论从科学社会学还是从文化系统论的角度看，“五四”时期科学文化的独立对于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文化精神的独立，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精神标志，它为中国文化的转型确定了一个价值目标。在现代化新的进程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体现了这一取向的当代意义。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的科学文化精神也面临着新的发展的必要和可能。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包括科学为它价值和为己价值的确立，两者缺一不可。从科学史的一般情形看，近代意义的科学不仅提出了理性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确立了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而且也通过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确立了科学的为它价值。中国由于科学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背景，主要是在科学为它价值的取向中确立和发展科学的。从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看，进一步认识和确立科学的为己价值，对于改革完善科学文化系统的运作机制非常重要。
科学文化系统的走向独立，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一般而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文化大系统逐渐分殊化，形成相对独立的技术、社会关系、思想文化子系统。生产力愈发达，生产的社会化愈发展，文化系统的分殊化也就愈明显。中国的文化大系统由于生产力落后，长期处于分殊化较差的状况中，是一个以伦理政治为主体、经济政治文化三者融而为一的大系统，借用P·布劳的一句话说， 子系统是参数合并的。正因为此，科学文化系统从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分化和相对独立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大系统的转型，是中国脱离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科学文化系统及其运作机制的独立，意味着科学文化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意味着这一系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有的运作机制。自“五四”以来的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文化系统在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和体制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前几十年实行计划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科学文化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与这一系统的运作规律不相适应。科学发展的活力和自由度受到一定限制，自主性和自身动力不足，价值导向和运作机制上经常发生磨擦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科学文化体制的改革中认真解决。
科学文化主体的独立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五四”期间由于形成了这样的知识群体，中国近代科学才得以确立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主体的独立又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和作为人的权利的双重实现。所以，科学文化主体的独立凝聚着科学与自由的统一，科学与民主的统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与“德先生”并提不是偶然的，其间有着内在的原因。“五四”以来的八十年间，虽然风风雨雨几经反复，但科学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依然在科学与民主的方向上向前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体本位原则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种原则。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搭好市场经济的平台，“科学女皇才会姗姗来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平台都在进一步搭建，从而有可能保证科学主体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权利，保证任何人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理性面前都有平等的权利。当然，由于当前科学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某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在精神生产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加快科学文化体制的改革，确认科学文化自身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提高科学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和再生力，从而进一步解放“第一生产力”，仍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基点是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并依靠这一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因此，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科学文化的传统，深化科学文化体制的改革，按照科学文化自身的规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科学文化形态，使之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