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分析&以湖北省城镇居民为例_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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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兼具经济和社会价值,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教育能够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公共教育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教育质量,也影响私人的教育投资决策。公共教育内生化教育的外部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收入差异对教育投入的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公共教育,低收入群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受到流动性约束,人力资本积累将达不到最优水平。因此,公平性是公共教育财政投入追求的首要目标,公共教育经费要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受教育者之间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个人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有学者采用异质性个体的叠代模型比较了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对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差异的影响。[1]他们发现,只要居民收入的初始差异不是足够大,公共教育能更快地缩小居民收入差异,而私人教育能使人均收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果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则公共教育是合理的选择。目前,国内对公共教育的公平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定性探讨或者测度公共教育的公正性、合理性与公平性,如对教育结果公平的重新定义[2]、阐述职业教育公平问题[3]等。有学者以某个城市的公立与公办民助初中为例,调查学生家庭背景对其就读的学校类别的影响,分析择校引发的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4]也有学者基于教育基尼系数测度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教育平等问题,[5]并应用教育生产函数的多水平模型分析了义务教育公平问题。[6]二是对居民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比较分析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写为GDP)的比重。[7]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我国教育财政支出的偏好及其变迁,[8]界定教育财政效率的内涵和测度指标。[9]然而,大部分文献较少利用现代经济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从宏观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微观的居民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教育公平性问题。

短期来讲,教育投入形成国内的有效需求;长期来说,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它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潜力。教育投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教育具有公共品属性,它要求政府从公共财政预算中给予投入;另一方面,教育的回报大部分由受教育者享有,居民理所应当承担一定的费用。问题是,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居民教育支出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居民教育支出的关系如何?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一种平衡替代关系?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收入群体教育支出的影响是否一致?本文以湖北省为例,旨在把宏观上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微观上的居民教育支出联系起来分析以上问题。

二、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

(一)公共教育财政投入

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本质上受限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制度安排和财政预算约束。在整个经济收入给定的约束下,政府的税收安排有多种用途,发达国家往往重视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多在4%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不完善,特别是财政预算的软约束,虽然税收增幅高于GDP的增长,但是,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幅往往跟不上税收增幅,大部分税收用于政府的其他开支。然而,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一个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实质上取决于本国居民的劳动素质和技能,而一个人是否具有较高技能和创新能力,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是一个基础性的关键因素。因此,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和政府预算的刚性约束。

另外,每个人的天赋差异及其家庭背景也会影响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天赋对个人的人力资本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家庭的收入及背景大致决定了下一代教育投资的多少,并最终影响个人成年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各国经验表明,为国民提供相当水平的公共教育可以缩小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异对个人教育投入的影响。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1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注:数据来源:1992年至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年鉴》。下同。

图1显示了1991年至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我们可以发现,该比例从1991年的2.83%逐渐下降到1995年的2.32%。1995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实施,从1995年至今,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稳步上升,2006年和2007年已经超过3%,达到3.01%和3.35%,但仍然低于4%。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能否达到4%,有学者从财政教育投入强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0]

图2对比了1991年至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5年到现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1.22%上升到20.18%。然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同步上升,总体上反而逐步下降,从20.68%下降到16.63%。这说明,我们不仅需要在绝对经费上提高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同时,在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上,更应加大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图2 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图3 湖北省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注:数据来自1992至2008年《湖北统计年鉴》。下同。

图3显示了1991年至2007年湖北省预算内教育经费(该数字为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不包括中央属院校教育情况)占该省当年GDP的比例。

总体上,该比例从1997年至2006年逐步上升,从1.07%上升到1.91%,该比例在2007年下降较多,对比图1,其整体变化情况与全国基本一致。

从图4可以得知,从1997年到2007年,湖北省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从6.48%一直稳步上升到13.61%。但是,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18.97%下降到2007年的11.65%。与全国情况对比来看,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财政支出更多的用于非教育领域,这需要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在财政预算支出结构上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比例。

图4 湖北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二)居民教育支出

居民希望从教育投入中得到回报,比如未来较高的工资和更好的职位。在个人的成本收益比较中,私人教育投入受个人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激励和当期收入的约束。就预期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就业有保障,未来预期收入上升,那么,居民对教育投入更有信心,教育支出会更多。然而,如果政府对公共教育财政投入过少,居民为了达到基本的教育水平和效果,就会加重居民当期的教育支出负担。所以,由于教育投入对个人而言,既是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又是当期的教育消费支出,它的决定因素较为复杂。

图5 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通过抽样调查(调查方法及数据处理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所编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手册》,得到从1991年至2007年按家庭户人均收入分组的每年可支配收入和教育支出平均值。城镇家庭收入分组方法是将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序,按10%、10%、20%、20%、20%、10%和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等七组,总体中最低5%的户为困难户。

图5显示了从1991年至2007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组数据。可以发现,每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同时,各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加大,从1991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由最低收入户的三倍上升到六倍。

图6 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从图6可以得知,各组居民的教育支出也随其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居民教育的绝对支出基本上与其所在的收入等级相同,即收入较高的组,其教育支出也较高。但是,各组之间的教育支出差距却没有收入的差距大,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教育支出大致稳定在最低收入户的2到3倍左右。

图7 湖北省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进一步,我们通过图7对比各组居民的私人教育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可以发现:第一,在整个时间序列数据中,各组居民的教育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其所在收入等级刚好相反,即收入越高的组,其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越低;第二,随着收入的增加,各组居民教育支出的比例在2002年之前大致是上升的,但是2002年之后又呈下降趋势,总体上没有明显趋势。从观察时间序列数据和个体截面数据可以得出,居民收入增加,其教育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反而下降,各组数据的总体波幅大致在4%至10%。

(三)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

1.静态观点

如果当期GDP是给定的,理论上可以推断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居民教育支出是替代关系。因为,政府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来源于税收,而税收占GDP的比例不变甚至上升,那么,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就会导致税收上升,其结果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下降,居民的教育支出也会相应下降。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在全社会收入已定的约束下,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居民教育支出是平衡替代关系,对教育总投入的分担要么部分由政府来统一实施,要么部分由个人承担,其中间转换通过税收来完成。

2.动态观点

长期来讲,如果政府加大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国民素质将会得到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可持续有保障,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未来收益有更高预期。人们对未来有更多信心,自然会加大教育的投入。理论上,个人可支配收入显然是居民教育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收入的增长会引致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如果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那么,个人的教育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会上升。所以,公共教育与居民教育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会带动个人教育支出的增长,两者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这对整个社会和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这两者关系究竟如何,需要通过对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来得出。

我们把七组不同收入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把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预算内教育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时间范围从1991年至2007年,对各项数据取对数值,构成面板数据。根据数据特征和豪斯曼检验(Hauseman Test),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Eviews软件对上述面板数据进行似无关回归(SUR)。这里,固定效应模型考虑了不可观测效应与可观测解释变量之间任意相关性。SUR表示同时对截面单元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进行修正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因为线性最小二乘法(OLS)在模型误差为相关噪声时是有偏估计,所以,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能获得较为精确的结果。

回归方程如式(1),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JMJY表示城镇各组居民人均教育支出,DPI表示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GDP表示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GGJY表示湖北省预算内教育经费,下标i表示七个不同的收入分组,t表示年份从1991年至2007年。

从表1可以得知,各项系数的t检验统计量绝对值都大于2,这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GDP对私人的教育支出都有显著影响。其中,都大于0,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的增加都正向影响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具体说来,第一,由于是对原始数据的对数值进行回归,其回归系数表示变量之间的弹性,即居民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546,其值小于1。这说明,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1%时,其私人教育支出增加0.546%,教育对人们来说是正常品和必需品;第二,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居民教育的支出,GDP增长1%,个人教育支出也大致增加1.003%,接近于1%。这验证了上面的理论假设,即居民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同步,地区的经济发展鼓励人们对教育更多的投入;第三,小于0,对整个社会来说,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个人教育消费支出是一种替代关系,即如果政府加大对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在获得同样的教育效果下,会减轻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

那么,同样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是否有差异,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重新设定模型为式(2),我们把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作为变系数变量,即把变为,这样就可以分别考察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支出影响,我们仍然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和SUR估计方法,数据同上,利用Eviews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列于表2。

对表2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第一,大于0及t值大于2,对各组收入的群体来说,地区生产总值都显著地正向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支出,即随着整个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提高,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支出都增加了,这与模型(1)结论一致;第二,在着重考察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各组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个人教育支出表现出统计上的无关性,这说明公共教育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的教育支出;第三,除了的t检验统计量绝对值小于2之外,其余各组都大于2,这说明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各组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都小于0,说明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各组居民教育支出之间仍然是替代关系。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不仅显著,而且表现出如下规律:从最高收入组()到最低收入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影响居民教育支出的弹性系数的绝对值逐步增大,从0.245逐步依次上升到0.564,即对收入越低的群体而言,公共教育的替代性越强,而对收入越高的群体,其替代性越小。这说明,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仅能减轻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而且对收入越低的群体而言,其替代作用更大,公共教育的公平性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从1995年我国实施《教育法》以来,尽管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加,但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逐步下降,湖北省的情况与全国类似。本文以湖北省城镇居民调查数据为例研究发现,教育是居民的正常品和必需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教育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不及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不仅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即教育支出的来源,还给居民以未来发展的信心,鼓励居民增加教育投入;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能减轻居民教育支出的负担,对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替代性越强。

本文利用现代经济计量工具综合分析了宏观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和实际调查的居民教育支出的分组微观数据,是对已有文献定性分析教育公平性的补充。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政策含义如下:首先,努力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会促进本地居民对教育的投入;其次,不仅要加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要扩大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法律上保证、规范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最后,在我国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加大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能真正落实我国政府所倡导的教育公平性目标,突显公共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和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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