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失业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失业是指农村劳动力得不到就业岗位或不能和其他生产要素实现有效结合，包括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两种形式。我国传统观念认为，由于农民拥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土地，在我国不存在农民失业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来，农民面临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与日俱增，失业农民开始大量涌现，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失业对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生活保障。因此，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对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然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农民失业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失业问题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农民失业问题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联系
在分析农民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时，目前理论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弱化的自然资源禀赋，表现为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村劳动力急剧增加，人均耕地不到1.3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二是不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如长期以来实行“轻农重工”政策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农业、发展农业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还是空白；三是失业农民就业转移渠道十分有限，比如乡镇企业由于结构调整和改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减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知识与技术要求的提高，加上近年来大中专毕业生的大量涌入，农民在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已日趋艰难，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农民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导致农民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农民失业问题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层面，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生产力低下，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多大改进，而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处于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格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的制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极为有限的耕地上，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农民失业问题，但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直接后果只能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不能解决温饱问题。而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兴起，农村广泛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传统的耕种方式正为机械化作业所代替。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得到空前提高。由于农业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农民如果不能与其他生产要素实现有效结合，自然便成为失业农民。如果他们转移到农业以外的部门，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也只能理解为失业后的再就业，丝毫不会改变其失业农民的属性。可见，农民失业问题的产生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4.8亿农村劳动力，其中1.6亿人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3.2亿为农业劳动力。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1.7亿，我国农村尚有1.5亿富余劳动力，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人。[1]失业农民的大量增加，农民失业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充分说明曾经推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并创造过辉煌成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了，而生产关系仍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阶段，不利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积极探索一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来取代联产承包责任制便成为当务之急。
二、大量失业农民的存在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人口过剩原理时指出：相对人口过剩的形成，不仅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是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可随时调节和满足不同时期资本所需要的产业后备军；二是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有利于加重对在业工人的剥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人口过剩和我国目前存在的失业现象有本质的区别，但如果撇开其中的阶级属性，仅从形式上看，都扮演着产业后备军的角色。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三产业需要源源不断补充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的存在，能满足农业以外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大量失业农民的存在，虽然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但从客观上说，可随时满足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日益扩张的工商、服务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我国农村尚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人。这浩浩荡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军，犹如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能适应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达1.2亿左右，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毫无疑问，这1.2亿农民在进城自谋生活出路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量失业农民的存在，虽增加了农民再就业的难度，但辩证地看，却有利于各类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这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农民失业，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仅可从市场上购买到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且还可制约在业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近年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工工资呈下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工的涌入造成的。农民工工资下降，从目前看，虽对农民工不利，但对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却十分重要。从长远看，各企业、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必然会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如果我们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把农民牢牢的拴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对农民失业问题视而不见，其后果只能是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面对现实，承认并重视农民失业问题，采取积极的解决办法，为失业农民广开就业渠道，才能最终解决农民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解决农民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加快城镇化进程
纵观世界各国的情况，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不存在农民失业问题。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都比较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多在10％以下。
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时，就需要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毛纺织工业的发展和羊毛价格的上涨，从15世纪最后30年开始，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结束，英国新贵族进行了长达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一方面使英国的新贵族把土地租给了农业资本家，在农村由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另一方面，使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为生存只好进入工场中去做工，为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表明，随着生产和交换的扩大，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2]在我们今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人把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兴起的开发区热潮误比作新圈地运动加以抨击，认为开发区占用了耕地，导致农民失地失业和贫困。只要我们深入农村进行仔细调查，就不难发现，农村中处于贫困的人群，大部分是那些常年与土地相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人口，而不是因开发区建设征用土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并不意味着就陷入困境。相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既得到了合理的征地补偿，又得到了相应的工作机会，比原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设想，假如从今后起不再征用农民一亩土地，让2亿多农户固守在人均极为有限的耕地上，能解决农民失业和贫困问题吗？能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适应，只有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才能最终解决农民的失业问题。
加快城镇化进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确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3]具体说，要在目前全国城镇化水平40％左右的基础上，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时，力争使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以上，到2050年前后。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时，全国城镇化水平达80％以上。届时，以我国人口峰值16亿计算。城镇人口将达到12.8亿，农村人口将只有3.2亿。只有当城镇化水平提高到能容纳下所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时，农民失业问题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大力提倡并鼓励农民离土离乡从事第二、三产业，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以制度创新来推动城镇化进程，为此，要尽快消除那些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障碍，如改革农村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全面放开对农民跨地区落户的种种限制，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三是适时调整土地分配制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农民进城落户并取得城镇户籍后，原有土地使用权最多可保留三年，三年后应收归集体所有。但对农民进城后其土地撂荒或非法改变用途、转让给他人使用的、应及时收回。收归集体的土地，应由村民委员会重新在农户间进行合理分配，以防止土地的闲置浪费，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农民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