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地区论文,极端主义论文,恐怖主义论文,矩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3)02－0049－11
安全化“是对于某些现象、某一类人或某一实体作为潜在威胁及所应采取应急措施的归类与共识”。其“兼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且所指范围更广，也更具包容性的考量(评估)工具”①。“9·11”以后，随着宗教政治化和恐怖主义全球化，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相互交织在中亚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中亚地区的毗连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衍变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地带，一些国际性恐怖组织及其制造恶性恐怖事件的手段、形式在中亚及其周边呈跨国性、关联性、模仿性和突发性发展态势，成为困扰相关地区和国家安全化的突出问题。当我们把地缘关系矩阵图中安全化领域出现的一些负面事件联系在一起，对其目的与手段的对应关系，对其原委和后效的因果关系，对各种现象与特征的内在联系进行排列、归纳和分类，中亚地区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等威胁和挑战更为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要求相关国家应对防御水平不断升级。
一、中亚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类型及其存在性威胁
“极端主义”(俄语：Экстремизм，英语：extremism，法语extremisme，均源于拉丁文extremus)是指政治主张偏激，且采用极端手段实施具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宗教极端主义即披着宗教面纱，歪曲宗教本真，借助宗教特有的社会凝聚力，以有组织、有目的的极端政治行为，构筑向坚持政教分离国家体制的世俗政府和公民社会挑战，往往与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相互交合，危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从本质上讲，宗教极端主义不具有宗教属性，但却带有宗教色彩，与宗教有密切的联系，是宗教异化的产物。宗教极端主义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意识形态型、暴力恐怖型和民族分裂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规律、行为方式和采用手段处于变幻莫测的动态之中，三种类型互为转化呈现常态性。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不从事实质性暴力活动，但坚持自己对宗教经典教义的极端解释，通过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政治对抗的形式，蛊惑信徒推翻现行世俗政权。其二，把暴力恐怖手段置于一切行动之首位，以实现政治或社会目标。“9·11”以后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大都具有恐怖主义的色彩。
当代恐怖主义区别于一般暴力刑事犯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在本土或跨国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主义行为，袭击目标为平民和公共设施，抑或针对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等国家机器，制造暴力化、极端化、突发性或骇人听闻的重大伤亡事件。据统计，现今分散在世界各国有案可查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多达10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按照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相关机构的认定，目前在中亚地区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大大小小近20个。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打着宗教旗号，但不是宗教组织，利用宗教作为政治资源，煽动宗教情绪的狂热化，进行恐怖主义等暴力活动。这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组织最为普遍，制造的恐怖事件比例最高，是中亚地区危害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类型。目前活跃在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最具代表性。在此类型中也有一些组织从原有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向暴力恐怖转型。2001年以后，随着“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在其刊物《Al－Waie(汉译：意识)》上声明，“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是一个合法的战术或战争”；“讨伐异教徒是圣战的唯一形式”；②进而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渗透转向极端化的暴力恐怖主义。“伊扎布特”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虽然没有建立正式的联盟，但是最近它把自己的利益目标与公开鼓吹武装暴力的“乌伊运”联系在了一起。俄罗斯联邦和中亚国家根据其现有行动方式，大都认为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当地“伊扎布特”组织与恐怖主义相关联。2001年塔吉克斯坦最高法院认定“伊扎布特”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2011年塔吉克斯坦警方逮捕了200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成员，其中包括“伊扎布特”成员。有4名“伊扎布特”成员，因从事非法毒品和武器交易被判20－22年徒刑③。2003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将“伊扎布特”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2012年4月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市奥斯坦丁区法院对两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扎布特’成员做出的刑事判决产生法律效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这两名“伊扎布特”成员对莫斯科铁路实施恐怖活动④。
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恶性发展的具体表现。唯其本质而言，以狭隘偏激的民族认同为基础，以恐怖主义形式为手段，制造多民族国家内族际之间的对立和仇视，追求单一民族的国家独立(或完全自治)，破坏统一祖国的领土完整。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往往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在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边疆不断制造突发性恐怖事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典型的危险源。
现今中亚地区约有130多个民族，居民近6400万。据2009年和2010年中亚各国相继进行的第二次民族人口统计中，相关国家关于国民宗教认同的普查数据反映，哈萨克斯坦70.19％，吉尔吉斯斯坦75％，乌兹别克斯坦88.6％，土库曼斯坦89％，塔吉克斯坦90％以上的居民人口为穆斯林。民族人口情势决定了伊斯兰教信仰在中亚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及其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作用。相对而言，特殊的人文环境也为披着宗教外衣，采取暴力手段追求一定政治目标的极端主义提供了施展的背景。主要表现为一些极端主义团伙或组织藉以宗教的神圣光环，利用某些宗教派别偏激的信仰体系及其对宗教经典予以绝对化的诠释，为其宗旨服务。这是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目前在中亚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中，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组织占绝大多数。
近两年中亚的安全形势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呈上升趋势。从以上组织的名称、活动地域不难看出，受利益驱动，其所有的点都围绕在借助宗教，实施恐怖，达到政治目标的动机之上；锁定在由南亚朝中亚及其周边蔓延的地理区域方向。由于中亚和南亚地理方位的毗连，以及存在的人文、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危险水平短期内难以降低，因此两个地缘板块之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相结合、相促发，构成整个地区稳定的存在性威胁和地缘安全的严峻挑战。
二、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特征
中亚五国所在的地区处于亚欧大陆中部，西起里海沿岸，东连中国新疆，北邻俄罗斯，南接伊朗、阿富汗。这一地区与阿富汗有2087公里接壤；与伊朗922公里毗连，与俄罗斯6846公里相依，与中国2085公里邻境。其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与周邻国家安全形势的互动影响极为密切。来自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化威胁虽然根植于某一局部区域或国家，但其实质影响往往超越国界，蔓延扩展到周边其他国家。考察近两年中亚、南亚及其周边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活动表现出许多明显的特征。
(一)本土化、团伙性、突发性和随机性恐怖主义趋势加强
活跃在中亚地区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组织大都与基地组织(Алъ－Каида)关系甚密。随着美国等多国部队不断加大对栖息在南亚的“基地组织”的集中打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反恐合作机制不断推进，对恐怖主义的威慑作用日益加强，加速了原来栖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部落区的“乌伊运”、“东突”等势力的行动规则也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进行调整，致使恐怖主义活动的地方性、突发性和随机性增强。2008年初在中亚发展起来的“圣战主义(Джихадизм)”组织采取的活动方式即以本土化、分散化为主，将组织成员化整为零，建立非法的地下分支，如“塔什干支部”、“撒马尔罕支部”等，每个支部又分小组，各小组由4～10名成员组成，组长由曾在境外受训的“经验丰富者”担任。栖息中亚和南亚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也是以境外为主干向境内发散，分核心、骨干和外围三个层次建立相关的分支机构。2011年12月哈萨克斯坦特种部队歼灭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恐怖团伙。2012年7月，阿拉木图州一村庄发生自制炸弹爆炸，造成8人死亡。警方在爆炸现场发现一批武器弹药、警察制服和宗教极端主义宣传材料，确定为恐怖团伙所为。
近期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暴力恐怖案件貌似有组织性较少，且个体、团伙和小组织居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以上特点，但是不排除某些恐怖组织化整为零的战术调整。当全球反恐进入新的历史分期“后拉登时代”，中亚反恐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本土化趋势的加速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多方位和深层次的负面冲击。因此加强国家间信息资源共享，强化重点地区的监控十分重要。
(二)以微型恐怖主义为常态活动形式，网络恐怖主义成为新威胁
微型恐怖主义，即以小型、频繁和突发式暴力恐怖行动攻击指定目标。手段包括人体炸弹、发送邮件炸弹、生化炸弹、毒素炸弹、以极其隐秘方式携带炸弹和突袭暗杀等。其特点是简便易行、隐蔽性强，且成功率高、破坏性强、影响力大、防不胜防。这原本是“基地组织”针对美军实施的一种报复性战术，随后在世界范围扩散。近年来，随着美军及多国联合部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针对“基地”目标不断加大攻击力度，“基地组织”的地方分支及其与之相关的恐怖势力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以人们难以想象的更为简单的突然袭击方式存在。2009年以来，中亚各国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大都采取微型恐怖主义手段。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检察院调查，2011年5月7日、10月31日，哈萨萨克斯坦阿特劳市政府附近发生连续爆炸案件，2011年7月30日在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市郊别墅区发生的爆炸都是由成立于2009年的中亚地下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采取微型恐怖手段实施的“圣战”行为。
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个人、团伙或组织有预谋地利用网络，以破坏目标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民生安全和社会安全，且制造轰动效应为目的的恐怖活动。随着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手段进一步国际化和现代化。与传统的恐怖手段相比，利用网络的开放性、远程性、共享性、快捷性，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更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广泛性和辐射力，增加了防御和打击的复杂性和高难度。现代通讯手段和网络在中亚国家的普及和发展，已在人民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也对各国的安全形势带来一定影响。2011年9月16日塔吉克斯坦“圣战组织”⑥通过互联网呼吁发起针对世俗政府和异教徒的“武装圣战”。鉴于一些互联网站正在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和误导新生代，破坏国家安全的工具，中亚国家都将其视为“破坏性力量”，并采取措施对互联网进行严格管控。乌兹别克斯坦通过特别决议，所有链接互联网的业务都固定由隶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的垄断供应商“UzPAC”办理。2011年2月“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关闭了“Facebook”和“Twitter”等本地网站、西方网站和持独立观点的网站。自2011年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已关闭了900多家宣扬恐怖主义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网站。2012年1月6日，纳扎尔巴耶夫签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总统提出“电子边界”和“电子主权”的概念，强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塔吉克斯坦则积极筹建互联网监控管理机构。尽管中亚国家都采取具体措施，着手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战”。但是由于一些网站的服务器设在境外而无法关闭；另有互联网用户使用匿名代理服务器和其它先进程序，绕过网络封锁，继续工作。因此相关国家协作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共同维护信息安全是当务之急。
(三)针对国家安保和军警目标的攻击活动上升到第一位
自2008年，活跃在中亚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提出“袭警圣战决定”之后，在中亚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例表明，实施者的指涉目标大都面向国家安保部门和军警。2010年在吉尔吉斯正式成立的“公正统治军”招募青年，号召武力圣战。该组织在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实施的7次恐怖事件中有4次针对国家安保和执法人员。2011年5月至7月，不到45天时间内，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3次重大恶性事件亦针对这一目标。2011年11月12日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塔拉斯的恐怖事件是又一起有组织性的袭警。2012年3月底，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发生塔吉克斯坦边防军总局喷赤边防总队一个边防哨所遭到武装袭击。2012年10月23日，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州法院判处3名试图袭击当地警察局的恐怖分子有期徒刑。这3名恐怖分子不仅犯有宣扬恐怖主义，建立恐怖小组，非法储存、制造和携带武器，抢劫武器弹药罪，并通过互联网从国外极端主义网站上学习如何制造恐怖活动，然后自制爆炸物。他们策划进攻阿克纠宾斯克州内务局大楼，并悬挂圣战组织的旗帜。
综上表明，国家机器、军政机构和敏感设施之所以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主流目标与中亚国家内部政治矛盾尖锐化密切相关，诸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哈萨克斯坦反对党领导人阿尔坦别克·萨尔先拜乌勒(Алтынбека Сарсенбайулы)被杀以及2011年12月16日发生的扎瑙津骚乱等事件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表现为权力之争的政治斗争复杂化，导致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一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藉此之机，打着宗教或民族(部族)的幌子，宣传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思想向坚持政教分离国家体制的现政府及国家机器发起攻击。
(四)中亚国家小武器和轻型武器的民间扩散及滥用有可能加剧恐怖主义
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发生内战、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吉尔吉斯武装入侵、2004年3月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生恐怖爆炸事件、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大规模的政治骚乱和后续的民族冲突等等政治事件的发生，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滥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据吉尔吉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仅2011年上半年内务中心军械库就丢失了84件武器。当地黑社会直接从警察手中购买手枪和自动步枪。2011年吉尔吉斯民间购买的武器达到2.2万件。2008年哈萨克斯坦警方从民间收缴了包括来复手枪、滑膛枪等各种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等1.4万件。2012年2～3月哈萨克斯坦再次启动收缴民间武器弹药行动。小武器和轻型武器的民间扩散及滥用是近年来中亚国家暴力恐怖犯罪指标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可能通过栖息在中亚和南亚热点地区的恐怖组织流向周边国家，对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影响。
(五)特殊群体成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利用工具
回溯中亚地区的恐事恐情，我们发现，利用妇女、青少年和边缘化群体作为工具是特点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10～29岁的年龄组由于暴力原因死亡的人数统计，哈萨克斯坦在欧洲占第三位。虽然现今哈萨克斯坦的青少年犯罪率低于上世纪90年代，但是仍然居高不下。14～29岁的青少年犯罪占国内犯罪率的50％。另据2011年12月哈萨克斯坦警方统计，目前其国内未成年人犯罪高达2万人，1.8万起。在被起诉的涉嫌恐怖犯罪的人员中，有60％的人年龄在29岁以下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学者在反思国内恐怖主义情势趋于严峻的原因时指出，全社会价值观念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非法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预留了缝隙。一些对宗教本真认知不清，对宗教知识知之甚少的青少年被招募以充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队伍。活跃在中亚的“伊扎布特”主要采取利用清真寺和宗教学校青少年培训班，抑或在边远贫困地区开办地下讲经点，以离经叛道的“讲经”形式给青少年洗脑。该组织认为这一办法在中亚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对中亚地区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否定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向青少年灌输极端的单一身份认同意识和“圣战勇士”的理想正是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除了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趋向低龄化外，女性化问题也比较突出。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检察院报告，在其国内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中，8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7名妇女接受过自杀式爆炸袭击的训练。另外恐怖组织广泛地延揽那些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和失去社会保障，且以经济来源为第一需要的各类被边缘化的群体，诸如流动人口、非法移民、刑释人员等则是主要对象。
(六)恐怖组织成员不再限于单一国籍居民，与国际贩毒联系在一起
伴随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中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多国化取向正在扩展。2009年7月在俄罗斯达格斯坦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的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五人持哈、乌、吉不同国籍护照。同年，7月19日发生在吉尔吉斯南部和首府比什凯克恐怖活动也是由持不同国籍护照的18名嫌犯实施的。2010和2011年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由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制造的多起袭击军警的事件都具有这一特点。2011年10月31日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阿特劳市的爆炸案是地下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在哈境内发动圣战”并意图去国外参加圣战所进行的爆炸试验。目前已有40多名哈萨克斯坦人因参与恐怖主义犯罪或参加非法武装组织被国外相关机构逮捕。另有68人因参加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伙在哈境内被捕。
与此同时，打击源自阿富汗的毒品犯罪是中亚安全化矩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往往依靠毒品走私而筹集活动资金。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管理署报告，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0％。每年取道中亚运往其他国家的海洛因约为90吨，占阿富汗毒品年产量的1/4。其中只有不到3％的海洛因被中亚国家执法机关截获。90吨海洛因的利润高达14亿美元。⑧阿富汗毒品的流向渠道已形成两条重要专线。其一，巴尔干路线：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巴尔干－西欧；其二，北线：阿富汗斯坦－中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线长达1344公里，是阿富汗毒品流入的第一站。由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870公里边境线因2/3尚未正式划界，故防护设施极其薄弱，处于边境地区的奥什成为贩毒团伙的大本营。2012年年初，吉尔吉斯权利保护组织缴获毒品13.88吨，前7个月毒品交易犯罪达1103起⑨。乌兹别克斯坦虽边界防卫设施较好，但海关等执法机关工作人员腐败受贿，对毒品交易视而不见现象十分严重。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关税同盟”的成立，使三国领土相连。哈萨克斯坦撤销北部边境口岸，致使大量毒品流向俄罗斯。近十年来，从阿富汗取道中亚入境俄罗斯的海洛因吨数逐年上升，以致俄罗斯的毒品量增加了10倍。每年俄罗斯因吸毒而死亡的人数高达4万人。据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报告，目前阿富汗的海洛因已占到中国毒品市场的1/4，是经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和中国与中亚边界流入⑩。由于中亚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猖獗与腐败现象为阿富汗毒品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长久以来中亚国家对有组织的毒品犯罪和切断阿富汗毒品入境的监控和打击力度不足，缺乏协作，尤其是一些高级官员或牵涉其中，或成为保护伞，致使中亚成为阿富汗毒品的集散地。毒品问题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相牵连、相促发，致使北线取代“巴尔干路线”成为毒品运输的主线。当然也还存在一些副线(在此不一一列举)，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综观近两年中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活动频率、针对目标、组织载体、行为方式、采用手段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动向。定向攻击和策略运用等变化规律带来的必然结果使各国政府对国内“安全环境”的担心明显上升。据俄罗斯和中亚学者对中亚安全形势的中长期分析评估，在目前形势下，宗教极端主义威胁水平将提升30％(11)。
针对这一境况，各国当局首先在法律政策层面加大调整。自2009年起，中亚各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纷纷对本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社会组织法》、《非政府组织管理监督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并采取相应具体措施予以打击和防范。哈萨克斯坦下议院和检察院提出对具有“政治目的”和“宗教背景”的组织予以审查和重新注册登记。2011年7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召开国家安全工作会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强调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同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两院联系会议上指出，目前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在哈萨克斯坦为所欲为，一些国外宗教人士来去自由，大肆活动。9月哈萨克斯坦屏蔽了51个宣扬宗教极端主义，且大肆灌输“圣战”、“复仇”思想，并图文并茂介绍如何制作爆炸装置，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境外网站。自2011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着手严格宗教事务领域的立法。哈国不仅修订了独立初期通过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而且于2011年10月14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签署了《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法》(12)，进一步规范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总统指出，加强宗教活动立法的主旨不是要限制信仰自由，而是捍卫国家利益免受宗教极端主义侵扰。2012年年初迄今，哈萨克斯坦护法机构共侦破了112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制止了24起恐怖犯罪活动。根据哈萨克斯坦法院决定，哈政府取缔了15家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外国机构。哈财政部金融监管委员会向有关机构提供了190份涉及机构和个人从事洗钱以及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材料，其中110份材料被有关机构认定属实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为加大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院正在拟定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支持的组织黑名单。
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样，其他中亚国家也都以立法的形式对那些具有“政治背景”，且得到境外资助的“宗教组织”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不准许宗教干预政治、司法和教育等领域。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修订并通过了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国家在给与国民充分信仰自由的同时，对国内宗教生活和宗教组织予以监督。塔吉克斯坦司法部制定了《社会组织法草案》，内务部对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处进行严格审查。吉尔吉斯共和国对原有《社会组织法》进行补充修订，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类似组织的掌控，为此还成立了“加强监控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控制和监督手段。对受到境外资助、被怀疑有“政治目的”、有“宗教背景”、有可能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组织或被取缔，或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
中亚各国家均通过法律形式突出国家对宗教具有管理和监督权力，禁止滥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以保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其共同点在于：第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规定宗教组织不得追求政治目的，无权参与国家权力和管理机构的选举和政治党派的活动，不得给予政治党派提供经费支持。第二，禁止建立在民族属性和宗教属性基础上的政治党派和组织活动。第三，宗教组织的成员只能以国家公民的身份参加政治生活。第四，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予以查禁、取缔和坚决打击。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维护国家政局稳定。虽然各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对有可能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各种因素予以制约和严密控制，并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但是中亚及其周边地区作为一个共同的安全空间，各国对于面临的日益增长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和挑战性之共识需要进一步提升；联合打击、遏止和消除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的机制，合作构建安全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结语
中亚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宗教追求政治目标的宗教政治化全球性趋向起了催化作用；国家体制转型与民生需求的不对称性提供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加速的空间；民族社会分层与贫困化加剧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大营造了社会温床；政府相关政策的缺失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加剧创造了条件。究其深层，内因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国家与地区安全化构成负面冲击的根源和主导原因。
(一)对“贫困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应作多维度思考。
现今人们总是将贫困、民生、经济欠发达等问题归咎为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诚然，民生是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贫困化为恐怖主义营造了土壤。中亚及其周边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扩员原则无一不是引诱和吸收那些贫困、失业以及对宗教本真缺乏认知的人。然而，当我们对这一地区发生的诸多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例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之后表明，重大恶性事件的“行为启动者”大都是社会精英，“行为实施者”多为边缘化群体。“行为启动者”借助民族、宗教作为一种动员力和聚合力，是其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利益所需。其制造乱象的结果恰是对国家、平民安全和民族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2012年3月24日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破获了一起企图在阿拉木图实施恐怖袭击的阴谋。恐怖袭击的策划者是曾担任哈国第一大商业银行图兰－阿列姆银行前董事长的私人卫队队长。他向实施者提供了2.5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用于在阿拉木图市多点实施爆炸。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的导源除了经济因素外，其复杂性还表现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等方面。正如有中亚学者指出的，“对于贫困导致恐怖主义不能仅作理论上的推测”；“普通民众对宗教知识的无知和对偏执信仰的盲目狂热缺乏免疫能力是最大的威胁”(13)。所以我们对具体问题应作多维度的思考和分析。
(二)民族、社会分层，矛盾加剧，进一步升级会向恐怖主义转型
解析中亚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内部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构建权利阶层时以部族利益为出发点搭建管理体系的取向，使社会群体的冲突日渐突出，这是中亚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历来部族矛盾十分尖锐。独立20年来其两次发生政变和暴乱主要缘于此因。现有的稳定多半是建立在各个集团和部族之间极其脆弱的妥协之上。哈萨克斯坦也是这样，权利高层在使用官员时，往往部族本位主义和地域本位主义起主导作用，其结果激发了高层内部矛盾情绪的增长。由于8年内战的遗患，塔吉克斯坦粟特(索格特)人同帕米尔人与库利亚布人之间的部族矛盾，库利亚布人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无所不在。
除此而外，近年来中亚地区族裔关系重现尖锐化，增加了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危险性。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族际矛盾依然尖锐。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与维吾尔人、吉尔吉斯人与东干人的冲突时有发生。2011年5月和2012年1月，发生的吉尔吉斯人与达尔金人(14)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是又一个案。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也不容小觑。南哈州当地居民与库尔德人的纠纷、阿拉套市哈萨克人与高加索人的对立、阿拉木图州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矛盾，田吉兹油田本地人与土耳其人的群体性冲突等。所有这一系列突发性群体事件均伴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
综上所述，说明“主体化”民族政策的缺失，导致身份认同意识的裂变、国族意识的淡化和民族归属意识的强化，造成“民族的分层”，出现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包括文化权利的不平等、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就业等社会权利的不平等，使得某些群体民族优越感强烈。相对而言，另一些人的被剥夺感、不安全感和被边缘化心理随之而生。其结果虽然表现为族际矛盾，实际是执政权利的不得力造成。如果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以民族、部族和同乡为标准任命官员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导致社会群体的更大分裂。如果国内民族(部族)、社会群体分层继续扩大，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进一步升级很可能向恐怖主义转型。无论是政坛，还是民间，“我们”与“他们”相互对立趋势的蔓延将是中亚某些国家来自内部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原因。因此不断进行政策调适，推行各民族和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减少贫困，逐步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异，消解民族(部族)间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社会均衡是国家政治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重要途径。
(三)中亚反恐情势趋向严峻，建立灵敏的社会语境和预控机制势在必行
以往对中亚安全风险的评估，多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列为“问题国家”。然而从2011年开始中亚的安全情势发生了变化。独立20年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始终保持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被称为“中亚的安全岛”，但是近两年涉恐事件不断增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呈上升趋势。根据2011年12月哈萨克斯坦警方统计，2011年在其国内七大城市和州中心发生恐怖事件17起。(15)2012年11月22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召开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大会，国家总检察院报告，2012年哈萨克斯坦护法机构共侦破了112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制止了24起恐怖犯罪活动。从中亚总体而言，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恐怖主义的风险水平也有不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总体情势稳定，局部地区的问题即便暂且可控，亦不可掉以轻心。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社会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2012年发生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达646起。其中273起表现为政治诉求，373起表现为社会经济诉求。其国内问题的长期积累则是促发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跃化和国内局势动荡的潜因所在。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政治不稳定化和潜在危险源突显，决定了建立维护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长久性”(16)。2014年美国与北约多国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以后，中亚和南亚安全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人口急剧增长、贫困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激起国民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在如此背景之下，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后续的“阿拉伯之冬”将对本国政局稳定乃至整个中亚产生何等影响？这是中亚各国当局忧虑的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
回溯中亚及其周边地区的涉恐涉暴形势，我们不可否认地区安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民生安全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难以预见的潜在威胁和不确定因素，面临着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严峻挑战。这就要求人们对危害社会稳定的感知能力亟待提高；科研人员、专门机构的咨询搜索、综合分析能力、前瞻性研究和预测需要加强；对恐怖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爆发的形式、采用手段、发展程度等始料未及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提出预控对策并及时实施；对敏感性、制度性和指令性等因素的干扰需要科学处理；建立灵敏的社会语境机制，建立关注贫困群体的相关体系；提升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才能保证地区的稳定安全和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17)防御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安全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中国与中亚需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协调安全。
收稿日期：2012－12－20
注释：
①梅利·卡拉贝诺－安东尼，拉尔夫·艾莫斯，阿米塔夫·阿查亚编著：《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页。
②《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今日宗教简报》，阿斯塔纳，2012年4月9日。(Бюллетенъ Религиясегодня，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Астана，09.04.2012)
③俄罗斯信息分析通讯社：《在塔吉克斯坦南部逮捕当地“伊扎布特”组织头目》，Росбалт，莫斯科，2012年1月23日(Наюг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задержали главу местной ячейки“Хизб－ут－Тахрир”， Росбалт， Москва， 23.01.2012)；俄罗斯信息分析通讯社：《塔吉克斯坦北部4人因参与“伊扎布特”活动被判刑》。(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четыре человека осуждены по обвинению в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к “Хизб－ут－Тахриру”，Росбалт，Москва，18.10.2011.)
④俄罗斯信息分析通讯社：《外籍雇工承认自己为恐怖分子》Росбалт，莫斯科，2012年4月28日。(Гастарбайтерыпризнали себя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Рсобалт，Москва，28.4.2012.)
⑤Д．马卡罗夫，《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亚心》，莫斯科大学信息分析中心，2009年5月9日。(Д．Макаров，Исламс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Централъной Азии，Центр－Азия，ИАЦ МГУ19.05.2009.)
⑥《在塔吉克斯坦“圣战组织”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2012年5月5日。(МТРК Мир，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организацию？Джамаат Ансаруллох？признал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05.05.2012)
⑦《哈萨克斯坦恐怖主义突发一年回眸》，《祖国之声报》，阿拉木图，2012年5月15日。(Годспустявспышкутеррориз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зывают странной，《Радио Аззатык》，Алматы，15.05.2012)《新东方评论》，俄罗斯，2012年5月8日。(《Новое Восточнсе Обозрение》， Рассия，28.05.2012
⑧《阿富汗与麻醉毒品斗争经验》， 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2年6月18日。(Опыт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 баръбе с наркоманией，РИА Новости，18.06.2012.)
⑨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中亚》2012年，第3期，第26页。(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й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збетистан，Uzbekistan Central Asia，Ⅲ．2012，с．26.)
⑩《毒品、犯罪与暴力——阿富汗鸦片的跨国威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管理署，2012年3月4日。(НАРКОМАНИЯ，ПРЕСТУПНОСТЪИМЯТЕЖНИКИ，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угроза афганского опия，ЮНОДК，04.03.2012.)
(11)(13)《中亚——2020年》，《我们的世界报》，阿斯塔纳，2012年8月21日。(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Наш мир，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Астана， 21.08.2012.)
(12)И．叶尼什娜，《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司法报》，阿拉木图，2012年12月7日。(Инна Енъшина，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газтеа， Алматы，07.12.2012)
(14)达尔金人(Даргинцы)是东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全民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斯大林时期从达吉斯坦驱逐到吉尔吉斯斯坦。
(15)《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周刊》(俄文版)，阿斯塔纳，2011年12月30日。(Еженеделъник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Астана，30.12.2011)
(16)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坦—中亚》，2012年，第3期，第25页。(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Узбекистан， Uzbekistan Central Asia，Ⅲ． 2012，с．25.)
(17)2009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出席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