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小平重视人才和教育的远见卓识及其共识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远见卓识论文,共识论文,重视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末，我国有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重点转移，一次是新中国建立后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一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两次战略转移都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是战略转移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保证。在这两次战略转移的历史关头，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卓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都作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它们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针。
尽管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却有许多共同之处。而这许多共识，又是建立在相同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学习他们的精辟思想，研究这些思想的共同基础，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周恩来邓小平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一）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等艰巨任务。这些任务靠谁来完成？除了依靠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者，还必须有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和管理干部作为建设的骨干。而这样的人才、干部当时却极为缺乏。这时，作为主管国家全面建设总理的周恩来，深感问题的紧迫，多次提出人才、干部（干部也是管理人才）缺乏的严重性。1950年8月， 他在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提出：“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1951年8月在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又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当月，在主持政务院97次政务会议讨论学制改革问题时他再次强调：“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2〕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恩来在主持156 次政务会议讨论文教工作时，明确地把人才的作用提到了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的战略高度。他说：“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3〕在此前后（1950年9月和1953年9月）还两次提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才提出干部、 技术决定一切，我们则应从现在起就强调干部、人才的决定性作用。〔4〕
我国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更加突出，这时，周恩来多次向各级干部强调要认清人才缺乏的形势，要尊重人才、合理使用人才，认真改善他们的政治、工作、生活待遇。1955年11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尊重他们。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集中地阐述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宣布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工作上充分信任、支持、关怀知识分子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政策措施。在这次会上，他还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尊重甚至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错误倾向。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因为：（1）他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 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一刻也离不开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又严重不足，这就必须倍加珍惜。（2 ）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更明确地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思想，尽管后来受到“左”的种种干扰，但他仍然在1961年、1962年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加以重申，始终坚持1956年的论断，并同陈毅等一起在广州会议上再次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上这些有关知识分子地位、作用和阶级属性的估计，正是周恩来能够始终如一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关怀和支持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怀爱护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他有关知识和人才的论述，不仅与周恩来一脉相承，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把周恩来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构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不久，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也明确提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 5 〕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并接替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军委工作后不久，就重申60年代后周恩来曾三次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了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逐步把国家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1975年9月，他就强调要发挥科学家和专门人才的作用， 指出“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还驳斥了林彪、江青等人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把科技人员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谬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抓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时，他尖锐地提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并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7〕1977年， 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以后，首先抓了教育、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在1977年8月、9月，1978年3月、 4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大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同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都严词驳斥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并且重申了周恩来1956年初关于我国知识分子政治状况和阶级属性的科学论断。同时深刻论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关系，号召全党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指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8 〕充分肯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并多次强调要清除极左思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恶劣影响，认真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82年9月， 邓小平在阐述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时强调，“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9〕在1985年3月的讲话中，他把人才视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0〕强调要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并且提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两个月后，他又再次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1〕又一次把高素质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提到决定国力强弱和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和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战略高度。
（二）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教育必须与经济同步发展，必须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
重视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势必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置于优先关注的地位，势必要强调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长期担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和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正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视教育的。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在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等艰巨任务面前，深感劳动者文化科学水平低下和专门人才奇缺，已成为极大的制约因素，因此，他多次提出要把发展教育放在“当先”、“中心”和“关键”的地位。1950年秋他就提出“训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问题”。〔12〕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他又不断强调“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13〕“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14〕
周恩来早在1952年就精辟地阐明了经济建设与发展教育的关系。他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参照此前在146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这里的文化建设主要是指教育建设——笔者注）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5〕这就是说，经济和教育是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发展经济就必须同时发展教育，甚至一定时期还要让教育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
周恩来特别强调对发展教育事业还要有紧迫感，要有超前意识，不能等待经济建设高潮到来后再考虑教育问题，提出“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16〕联系到二三十年代旧中国曾有过的以什么来救国的争论，他说：“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把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17〕这就是说，在革命胜利后，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教育都提到救国的高度加以重视。
要落实教育的“当先”、“中心”和“关键”的地位，就必须教育各级干部切切实实重视教育事业，在投资上、人力上给予教育实实在在的支持。周恩来在这方面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建国后不久，他就致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请求批准教育部提出的追加教育经费的报告。此后，在主持146次政务会议时又强调，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 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并要求认真加以落实。在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当时的重中之重的时候，提出这一思想是多么有远见，有气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不久，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向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严肃提出：“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18〕他在我国重工业基地视察工作时，告诫工业部门的同志在培养人才方面“还要加一把力”，并殷切“希望东北三省管计划、管建设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项目宁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宁可推迟，也要先把校舍搞上去，多办一些学校”，〔19〕反复强调“百年树人”的重要。
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视为国家建设根本大计的政治家、战略家。早在1954年，他就指出：“政务院许多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注意抓生产，抓基本建设，这是对的。但是对培养干部重视不够，这主要表现在自己所管的学校注意得很差。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20〕
1974年复出后，邓小平在抓全面整顿的同时，特别注意消除极左路线对教育和科技事业造成的恶劣影响，支持周荣鑫等同志整顿教育，恢复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
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他自告奋勇管科技和教育，更是无私无畏，顶着“两个凡是”的干扰，严厉批判“四人帮”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大力开展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5月， 他在一次谈话中严肃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21〕
为了恢复高等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把受林彪、“四人帮”破坏而停顿了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恢复起来，邓小平支持教育工作者否定“四人帮”搞的“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办法，主张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9月，他对当时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说：“1971年全教会时， 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现在不能再拖了，“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22〕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的大力支持，1977年才恢复了高考制度，从此，我国高等教育才重新走上正轨，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级人才培养工作。这一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也为我国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 邓小平在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之后，特别提醒各级干部：“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3〕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更是从实现四化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教育的重大作用。而且同周恩来一样，亲自抓教育工作，耐心地向各级干部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严肃地教导他们要认真把教育办好。1982年他提出，要实现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任务，就要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当作战略重点。〔24〕1985年5月， 他又语重心长地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25〕而且把是否认真抓教育，作为衡量各地区、各部门是否认真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工作重点是否转移好和领导干部是否成熟、是否胜利的标志。他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26〕这些尖锐而发人深省的话，值得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重温。
二、周恩来邓小平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共识的基础
（一）在政治路线上，周恩来邓小平都坚持新中国成立后应以建设为中心。因此，他们总是从国家建设的全局需要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视人才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这时，虽然还有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要继续完成，也要被迫反击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但主要的、根本的任务却是建设，是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周恩来就担任国家总理，统管国家建设全局，其全部时间与精力，都在为国家的全面建设呕心沥血。从建国初期的恢复经济到几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组织实施，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坚决执行党的“八大”确立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路线，从经济、国防到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50年代中期，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和军备竞赛日趋激烈的时候，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及时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国知识分子尽一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从1963年到1975年，他高瞻远瞩，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又三次明确、完整地提出在我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在废寝忘食地抓建设的同时排除“左”的种种干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费尽心血对经济上的“左”倾冒进造成的三年困难进行调整、整顿。“文革”期间，更是殚精竭虑，力求把极左路线对各项事业造成的破坏减低到最小程度，以维持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使生产不致完全中断。为此，他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及时提出并竭尽全力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总之，周恩来在担任国家总理的26年里，总是把领导好国家的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等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他同周恩来一样，也是坚持革命胜利后国家应以建设为中心的卓越领导人。中共“八大”以后，作为总书记，他竭力维护“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他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27〕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又提出：我们党能否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首先要看能否把国内建设搞好。
1974年复出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整顿、恢复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中去。1975年7月5日，他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中，第一次重申了周恩来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用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并且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要求各级干部放手去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秩序，指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28〕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立即着手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总结了5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教训，批判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从而促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根据邓小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烈要求，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实现四化为目标的政治路线。在邓小平思想主导下召开的这次全会，纠正了20年来“左”的和极左的错误，实现了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第二次重大战略转移。从此，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新长征。此后，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又多次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9〕
坚持以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会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来促进国家的全面进步，而不是总去追求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就会看到知识和人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就会着眼于团结而不是斗争，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努力团结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共同奋斗。坚持以建设为中心，就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的作用。正是因为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从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重视人才和教育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主张。
（二）在思想路线上，周恩来、邓小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力求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为高素质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因素，因而十分重视教育在促进这一转化中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确定建设战略和工作重点时，都十分注意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最显著的基本国情是：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人口过多；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而另一方面，教育、科学事业又很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和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又与上述要求极不适应。这种状况，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尽管已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建国后的种种失误，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耽误和破坏，问题仍然很多，矛盾仍然突出。
1949年，我国人口已近5亿，但却有80%青壮年是文盲、 半文盲（农村比重更大）。小学入学率只有20%。平均每万人中仅有大专学校在校学生3人。全国大专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只有16万人，每万人中仅3.2人。高级知识分子更加稀缺，全国仅6万人，每万人中仅1.2人。到1979年， 全国青壮年中仍有30—40%的文盲、半文盲，适龄儿童的20 %仍未能入学。大专院校在校学生虽已达102万人，但每万人中也仅10 人左右。这同发达国家固然不能相比，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位居后列。
此外，还有一个具有我国特点的情况，那就是建国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部队转入建设的几百万工农干部，这些人政治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一般都较低，更缺乏现代管理知识，而他们又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因此急需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
上述状况，同建国后亟待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和进入新时期后要实现的四化宏伟目标实在不相适应。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从50年代起，大体上每年要增加1500万人左右。
人口众多而人民文化科学素质很低，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而专门人才奇缺，这个由基本国情决定的矛盾如何解决？这就要善于抓矛盾的转化，抓转化的关键和中介。周恩来、邓小平正是这样来强调教育的战略作用的。
周恩来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现代科学水平很低，文盲很多。搞建设不能光靠政治觉悟，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掌握现代生产手段发展生产。〔30〕又说：我们跟东欧的一些国家不同，它们大都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留下的技术人员多一点，还有很多熟练工人，而我们这方面底子却很薄，这样大的国家，产业工人不到300万，技术人员更少， “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31〕针对这些特点，他多次提出要以发展教育来改变这一状况。强调开展扫盲教育，尽快扫除城乡青壮年文盲；发展成人业余教育，提高工人农民文化科学水平；举办工农文化补习学校，提高工农干部水平；大力普及小学教育，认真办好中学和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并从青少年中培养大量专门人才。60年代初，他又亲自召集国家计委、劳动部、教育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发展教育的关系。会上，他反复强调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改革和分流普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特殊重要性。总之，周恩来主张，要尽一切努力，依靠教育把人口过多的负担转化成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专门人才辈出的积极因素，把弱势变为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优越性。
6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中国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如何把负担转化为有效的生产能力，只有靠发展教育事业。〔32〕1985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实现四化、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高度，又进一步强调要抓好教育这一关键事业，把人口过多的不利因素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他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33〕
（三）在理论上，周恩来、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都特别重视劳动者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文化科学素质同重视教育的作用结合起来。
这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都十分重视人这一社会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周恩来一贯重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同人口增长的放纵论者以为人越多越好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认为真正能在发展生产力、建设新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人才，才能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他总是强调要用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劳动者，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人才。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并由此出发阐述了人和生产力以及生产、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34〕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35〕
周恩来、邓小平有关生产力、人、科技和教育关系的论述，综合起来就是：（1）人之所以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2 ）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不仅是生产力的主导力量，而且生产力中的其它因素——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只能靠他们去发明、创造、改进和使用；（3）在现代社会里，生产力的各要素都要同科学技术相结合， 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能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邓小平把科学技术提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36〕列宁也说过：“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37〕但是，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劳动者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却需要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必须全面提高素质，而这个使命又只能依靠发展教育来实现。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都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重视人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作用和重视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的作用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才在人才和教育问题上有如此深刻而相似的认识。
（四）在国际斗争的战略上，周恩来、邓小平高瞻远瞩，不仅洞察国际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而且敏锐关注和深刻了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形势，深知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科技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因此，他们不仅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当作国内建设的重点，而且也十分重视它们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作用。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在领导国内建设和开展国际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竞争，并深刻地思考着如何组织力量，力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前苏联就开始了以核武器、远程火箭技术等为中心的军备竞赛。随着德、日等战败国经济的复苏，从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世界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在领导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斗争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这一场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就在这次科技革命高潮出现不久，他就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及时吹响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角。1956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报告时，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的新形势后，特别指出：原子能的利用，电子科学的发展，“正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代表党中央提出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指出“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38〕
为了实现这一紧迫而庄严的任务，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反复强调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保障措施，包括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12年规划，合理地调配和使用科技力量及设备，制定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各项政策。其中特别强调要尽一切努力大力培养科技人才。他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此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亲自担任负责尖端科学研究和尖端武器设计、制造和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小组组长。在此前后，还亲自过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的工作，批准向前苏联等国派出300 名留学生，以培养核科学、核技术干部。
正是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力领导和全国科技人员的奋起努力，我国才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尖端科学的突破，掌握了制造原子弹、氢弹、中远程火箭及卫星等的尖端技术，其它基础科学也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可是，“文化大革命”却使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停顿了十年。这一耽误，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又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这时，正是世界范围的第二次科技发展高潮到来的时候。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抓科技、抓教育。他指出：最近二三十年，现代科学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39〕他向全党、全国人民一再敲起警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几十年，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40〕“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41〕他反复指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只能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要现代化，而教育则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而且对教育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方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教育不仅要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还要为国家培养能参与21世界国际竞争的人才。
只有依靠教育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才，把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推向前进，才能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走到世界先进国家的前列，实现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和基础，这正是周恩来、邓小平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总结了国内建设的经验教训，洞察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注释：
〔1〕〔4〕〔12〕〔13〕〔14〕〔17〕〔18〕〔19〕《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60、62、142、160、116、161、407页。
〔2〕〔3〕〔15〕〔16〕〔30〕〔31〕《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1、71、71、34、34页。
〔5〕〔20〕〔27 〕〔3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09、261、334页。
〔6〕〔7〕〔8〕〔21〕〔22〕〔23〕〔28〕〔29〕〔35〕〔39 〕〔4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40—41、108、40、71、95、4、194、88、87、132页。
〔9〕〔10〕〔11〕〔24〕〔25〕〔26〕〔33〕〔34〕〔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8、120、9、121、121、120、63、274—27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第197页。
〔37〕《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43页。
〔3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84年版，第180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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