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别“恐怖主义”：语词和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词论文,恐怖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无数的评论文章、电视广播都在谈论恐怖主义，大国也正以反恐的名义采取行动，但恐怖主义确实是一个为散播某种不恰当的推论，从而促进了不恰当情绪发展的被广泛采用的语汇和概念。然而，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个术语。在布希亚(注：布希亚(J.Baudrillard)，法国哲学家。--译者注)看来，否认这一术语可能与否认它所指向的 行为的存在相联系。相反，这些行为是人们所谓“现实存在的全球化”的产物，并且极 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此种全球化终结之前，这些行为不可能消失。与列维·施特劳 斯(Lévi-Strauss)的看法不同，我们可能会看到恐怖主义作为全球化非对称的、更为引 人注目的一面。
什么是恐怖?
英语中的“恐怖”一词源于拉丁词根terrere(为“恐吓”之意)和名词词根terror(中间可能经过法语的转换，因此其早期的拼写为“terrour”)。
到18世纪末叶，恐怖以及引发极端恐惧成为小说创作的源泉。这种小说被称作“恐怖 故事”。这种小说主张把死亡作为对身体的屠戮和劫掠，对“恐怖”的神话和超自然概 念进行了双重转换：首先，将其转换成一种充满敌意的、邪恶的概念，虽然世俗化但充 斥着残忍的超自然力量；其次，将其转换成不再是高高在上者(神、统治者或将军)的惟 一财产，而是也能为边缘人群所实施的一种行动。这样，恐怖不再是神话的、超自然的 ，而愈益变得世俗化或平民化，潜在地存在于任何地方。
衍生的“恐怖主义”一词源于法语。它是18世纪90年代新创造的一个词汇，但很快就被英国借用，以说明法国大革命时期政府所采取的系统化威慑政策。接下来，这个词又被转换成为意指通过运用恐怖或强硬的恐吓手段攻击他人的任何政策。在当时争论中出现的两个值得注意的论题，即恐怖主义的原因以及政府随意滥用“恐怖主义”的原因问题，这些论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恐怖”一词被用于不同的组合中，其中“恐怖袭击”(terror-striken)或许是最常见的。有文献记载，1941年希特勒进攻鹿特丹时使用过“恐怖轰炸”(terror-bombing)一词，但这个词肯定也曾用来描述西班牙内战中德国空军对格尔尼卡(Guernica)的轰炸，以及其后对华沙、英国、贝尔格莱德等进行的“闪电战”。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也曾运用“恐怖轰炸”以平息在利比亚、 摩洛哥、伊拉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殖民地暴动。在接下来美国及其盟友采取 的冒险行动以及类似行动中--从德累斯顿、汉堡、到东京、广岛，再到河内、海湾战 争 、塞尔维亚以及当代，“恐怖轰炸”作为一种科技形式的群众屠杀仍在继续进行。
谁是恐怖主义者?
在过去30年中，美国官方作品“对该定义采取了回避态度……它之所以未对恐怖主义作出界定，是因为定义涉及到分析、理解以及坚持某些一致性标准”。有些事情不便多说：是美国及其盟友制造了本·拉登的网络，并将其用于游击战争(包括恐怖主义)--因此，要是没有那些应当承担道义和物质责任的国家的玩世不恭，这个网络本不可能存在。
美国并不是自私自利地规避恐怖主义定义的惟一国家：概念的澄清使所有大国都感到不安。例如，恰恰由于在定义过程中陷入僵局--看起来主要是因为大国不愿意赋予这一 概念以准确、合法(即使是完全负面的)的地位，概念界定问题从1998年国际罪犯法庭 的司法建议中被抹掉了。亚维内里(注：尤里·亚维内里，以色列作家和新闻记者。- - 译者注)提出了一个半讽刺性的定义：“自由战士和恐怖主义者之间的不同在于，自由战 士站在我们这边，而恐怖主义者站在另一边。”在克林顿轰炸苏丹和阿富汗之后，索罗 门(Solomon)嘲笑官方的言论说：“当他们把炸弹放在汽车里杀人时，他们是野蛮的凶手 ；当我们把炸弹放到发射器上杀人时，我们在支持文明的价值--当他们杀人时，他们是 恐怖主义者；当我们杀人时，我们却在反恐。”
这种类型的定义不难归纳，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简化的观点之上，“我说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就是什么”。在一个或几个可见的真正恐怖袭击事件的基础上，恐怖主义 可能轻率地被加以复制。对世贸中心双塔的袭击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恐怖主义者则是 “那些采取了我所指出的行动的人”。
然而，通过法令或随意指定的方式来界定恐怖主义，违反了根本的推理、论证规则，以致最终面临严重缺陷。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米切尔·金斯利(Micheal Kinsley)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还在努力对恐怖主义进行界定时，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定义的缺陷，因为“定义难以说明为什么美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运动，而在萨尔瓦多却没有这样做”。他还指出：“路透社已禁止对‘9·11’事件使用恐怖主义一词，CNN也正式反对使用这个词。”这一两难困境已使得至少有一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但仍然具有某种基本逻辑性的欧洲报纸，将其标题定为“反对本·拉登的战争”。
但美国政府的官方言论却将其定位于“恐怖主义”。我想其原因在于，“主义”无疑是外来的、意识形态的和非美国的。即使在对平民进行政治屠杀的意义上，“恐怖”事 实上也是一个针对外来者的英语泊来语。无论如何，这种恐怖主义是指一种先验的、邪 恶的特性，而不是指某一人群。因此，恐怖主义者不是那些由于某某原因而持有某某观 点的人，而是本应该具有明确主张的人。更确切地说，“恐怖主义者”是参与邪恶的“ 恐怖主义”图腾崇拜的人。
我赞成金斯利的观点，即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口号在政治上明显有利于把美国或 其他国家的人民集结起来，以至于任何武装行动都可能被宣布为反恐怖主义的。目标的 未确定性以及邪恶的无处不在，意味着武装行动可以随意蔓延到任何国家或集团。行动 的根据主要不是法律，而是假借万能上帝的口谕。这样，美国政府对谁是恐怖主义者作 出了实用主义的界定，以决定其帮助或攻击的对象。
金斯利还正确地指出了反恐战争的一个同样明显的缺陷：“反恐战争打不赢。恐怖主义就像一种慢性病，能被控制，但不能通过战争来治愈。”亚维内里说得很对：“由于恐怖主义总是一种政治工具，反恐的正确方式也应该是政治的。解决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问题，就能摆脱恐怖主义。”只有通过铲除其心理的、政治的，最终是经济的(耻辱、贫困和饥饿)根源，才能永久地消灭恐怖主义。
金斯利也指出：“恐怖主义的定义对公民自由而言，是一大难题。”这个问题是在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提出发动一场不只是针对“9·11”事件肇事者的“反恐战争”时出现的。如果“反恐战争”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广义上任何反对甚或制止“战争努力”的人都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的帮凶，那么这在实践中将有助于一个军事化的北美堡垒的形成。显然，战争不可能打赢或者一劳永逸地结束，可能会继续发生其他针对复兴的甚或危险的邪恶国家的打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断强化的警察国家(包括私人雇佣军)将是必需的。这种情形实际上正在发生。
强调对公民自由构成的巨大威胁并不是空穴来风。布什政府11月13日的行政命令--允许对外国嫌疑人进行无条件拘禁，设立军事法庭以对被指控的恐怖主义者进行审判，同时认为这些法庭具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进行审判的权力--证实了这一点。这提醒我们：世界投资和贸易的90%发生在北方国家之内，以致世界的其他地区在经济上是可以被忽略的。整个世界日益呈现出一个富人区与星罗棋布的贫民窟相对应的、种族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景象。在这种环境下，任意强迫施行的军事法令朝着全球性的专制统治迈进了一步，“拒绝全球化”的口号现在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为政治目的对平民进行的警告性屠杀
那么，什么可以被称做恐怖主义呢?根据造成伤害的范围吗?与由民族国家制造的伤亡和破坏相比，多数恐怖主义行动是小规模的。即使是“9·11”事件，也比对广岛的轰炸所造成的伤亡少得多。因此，恐怖主义可被看做是除政府行为外，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吗?(这就意味着乔治·华盛顿是恐怖主义者，而希特勒则不是。)那么，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这实际上也没有把“美国所支持的反抗组织与其所试图消灭的其他组织”区别开来。广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针对平民的轰炸，看似是对来自恐怖主义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紧急威胁所作出的反应，但如何解释自1973年9月11日开始，在中美洲或者智利由美国所支持的对数以万计平民进行的屠杀和折磨呢?在基辛格之后，有任何一届政府曾经对此予以否认或者请求拉美人民的原谅吗?美国人知道世界法庭对美国于1986年在尼加拉瓜海港安放水雷一事给予谴责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亚维内里把恐怖主义定义为“通过对平民的恐吓而达到政治目标的一种方法”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全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针对士兵进行的轰炸或屠杀不是恐怖主义：没有人试图把恐怖主义一词用在偷袭珍珠港的日本人、在北非开战的德国人或英国人、在冲绳或诺曼底的美国人以及保卫斯大林格勒或攻占柏林的苏联人身上。当英国人把巴勒斯坦的犹太游击队称为恐怖主义者，或者纳粹把歼灭德国国防 军的南斯拉夫、苏联、波兰或希腊游击队称为恐怖主义者时，当在逮捕他们后对他们进 行绞杀时，这些英国人和德国人是在对他们的语言(英语或德语)以及那些被占领和真正 受到恐吓的人民施暴。相反，纳粹为报复游击队的行动而对平民人质的杀戮，或者日本 帝国主义军队的“南京大屠杀”，都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曼德拉的 非国大政策并没有排除恐怖主义；屠杀希腊犹太人的马加比家族显然是恐怖主义者；在 1938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集市投掷炸弹或朝着满载阿拉伯平民的公共汽车疯狂扫射的 伊尔根叛军，也是恐怖主义者。
然而，亚维内里的定义没有包含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其他平民进行威吓的警告性屠 杀的因素。若没有这一因素，我们可能得出无用的结论：例如，土匪和黑手党为争夺势 力范围而进行的屠杀，或者变态杀手--他们显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也是恐怖主义者。 虽然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在这里我暂且提出一个定义：恐怖主义是通过对平民进行警告 性屠杀以使其感到畏惧，来寻求政治权力的一种策略。
那么究其实质，恐怖主义就是指通过巨大的人身伤害，散播恐惧以影响群体意识，是在媒体时代融合了经济和政治宣传技巧的心理战的一种激化形式。
至于恐怖主义之间的差别，《韦伯斯特学院辞典》精辟地指出，恐怖主义是“控制或者反抗政府的恐吓方法的运用”。首先，恐怖主义实体应在国家恐怖主义与当代两种主要形式的非国家恐怖主义--宗教团体恐怖主义和政治团体恐怖主义--之间作出区分。当再把实施恐怖、恐怖主义或作为恐怖主义者的政治科技方式附加其上时，显然就能够更好地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恐怖和恐怖主义者：国家能够运用恐怖轰炸，而其他行为者则不具有采取这种方式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9·11”恐怖主义者不得不挑选客机来为其恐怖行动做准备的原因。
因此，从政治上甚至从实体上看，具有两种主要实施恐怖、恐怖主义或作为恐怖主义者的科技方式：恐怖轰炸以及所有其他恐怖伤害。由于美国和北约对塞尔维亚和伊拉克进行的轰炸没有指出其军事力量，而是出于推动平民反对政府的考虑将目标对准了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电站、桥梁、非军事工厂等)，所以它们进行的是恐怖轰炸，其实施者是恐怖主义者。这就使得目的问题成为一大难题，即在非故意情况下对平民进行的“间接”屠杀能够免除恐怖主义的指控吗?在我看来，公开宣称故意为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是一个合理权衡政治证据和受害者人数的问题。
迄今为止，恐怖主义造成的最大数量的伤亡源于国家行为，相反，最大数量的非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发生在1968～1981年的以色列和意大利，分别有大约300人伤亡。这样，基地组织在2001年实施的“空中撞击”，是未经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最大伤亡。
部分思考
现在，最重要的准则是阻止杀戮的发生。恐怖主义的极端案例，即出于政治统治目的 而对平民进行的屠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最为流行。我强烈赞成扩展这一标准，以把 那些并非如此恐怖的情况如残疾、受伤以及由于恐怖屠杀而在心理上造成的恐惧(这种 心理恐惧经常伴随并先于肉体伤害)涵盖进来。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基地组织为自己 所作的辩护，即“9·11”事件仅仅是在为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成千上万的死者复仇 ，因为任何“以牙还牙”的逻辑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伤害。但我认为，我们同样也应该反 对“西方国家”某些隐含的逻辑借口。
这意味着要反对“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的进退维谷。首先，那种认为没有什么明确 的定义可以描述“恐怖主义”的观点，不过是表现出漂浮不定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贫 乏；其次，大国试图把恐怖主义仅仅定义为其敌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恰恰表明了强权即 公理的权力的狂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令人信服地界定或反对恐怖主义。狂热的 宗教信徒拒绝如本文提出的一些区别(如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区别)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至 少是诚实的和光明正大的。但当那些拥有源自启蒙时代的宪法的政府出于实用的需要而 模糊这些区别时，他们回到了前启蒙时期的绝对主义--一种国家宗教。无论他们是否清 楚自己说了些什么，实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为了论证的前后一致，我们首先需要关注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动机问题。对国家组织并不需要进行太多讨论，它们的动机显而易见 ：为了进一步扩大国家权力并达到统治目标。非国家组织的动机在任何特殊情况下都是 复杂而有差别的，尤其是那些打着宗教幌子的组织与未曾这样做的组织之间更是如此。 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1)暴力、饥饿和羞辱的经历，“愤怒与无助相 混合产生了复仇的强烈欲望”；(2)对外敌的认同，这可能会使群体或者地区暴力具有 政治性--在阶级政治逐渐消失后，富有而强大的羞辱者(主要是指美国及其帮手)被认为是种族或宗教的异已者；(3)报复性恐怖主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可能性；(4)缺乏通 过革命方式取得国家政权的见识。
上述的初步思考没有“解决”甚至也没有讨论其他许多问题。恐怖主义是同时为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所反对的特殊案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谁是平民?在我看来，警察不是平民。但这需要开展进一步讨论，如高层政府官员是不是平民(在沙皇俄国时期，他们拥有和军官相当的级别)?然而，当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屠杀的情形又如何呢?我可能太乐观了，但直接的种族灭绝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恐惧，以至于除非我们陷入另一场世界冲突，历史很难再次重演。恐怖主义显然与游击战争非常相像--我认为在尚未伴随出现恐怖主义时，游击战争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需要逐个进行分析。革命与反革命的传统标签现在看来是太简单了(例如伊朗或科索沃的情况)。从拉美经亚洲到科索沃的毒品买卖，是恐怖主义永远的双生子。其结果是道德上的屠杀，在我看来无疑也是不应被允许的。那么如何对待国家之间具有同样危险性的未曾公开的战争，以及更具潜在危险性的武器呢?比起恐怖主义，战争杀害了更多的人。
此外，这些分析也没有讨论一些或许更为恐怖，当然也更为重要的慢性屠杀。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有超过5亿人由于慢性营养不良(饥饿)和可预防的疾病而濒临死亡；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换言之，挣扎在饥馑和死亡的边缘；至少有30亿人正在承受“极度营养失调”之苦，这极大地缩短了他们的寿命。如果我们把由于饥饿、可预防的疾病以及毒品造成的死亡也包括进来，那么因政治统治而引发的死亡与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比例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愤世嫉俗者可能认为上述这些死亡也是由于间接政治统治造成的……。
无论如何，以上分析绝不是赞成其他形式的(或者个别的)大规模屠杀。这并不是在此讨论的主旨。从开始我就认为，阿奎那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所作的区分虽然不必完全抛 弃，但应该根据新技术的实际发展进行重大修正。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析也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必然性进行深入探讨：据保守估计，在海湾战争时，全球每天的军事开支已达20～25亿美元。即使在历史上，恐怖也总是侵略战争的双生子，如拿破仑对雅各宾派的清除。但我希望通过关注对平民的警告性屠杀来阻止恐怖的政治统治，我的讨论至少说明了我们当前的迫切需要。
首先，为了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语义学上的净化工作。当 然，这是一个艰苦的、反主流的尝试，因为我们将会面对来自深深植根于商业文化和政 治的、混乱的麦迪逊大街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观点可能开启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采取行动以阻止这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不能成功的“反恐战争”，而通过 政治的和非人身伤害的方式来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