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情境中追索人生——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无葬身之地论文,话剧论文,情境论文,演出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死无葬身之地》是萨特创作的一部典型的情境剧，其中既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也表现了他艺术构思的奇妙和形象塑造手法的高超。在存在主义已成为昨日黄花的今天，把这样一出戏搬上舞台，是需有必要的勇气和重新诠释的功力的。1997年10月末，中央实验话剧院以小剧场的形式成功地上演了这部戏，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它像一道奇特而美丽的风景，在人们的心中印证着艺术精神的永恒魅力。
《死无葬身之地》于1946年在法国首演，萨特谈到此剧时曾说，“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中的人的反应。”（1）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演出， 与萨特的原剧相比，在内容上有所压缩，一些对话更趋简约，一些场景作了合并，但就戏剧整体而言，它基本体现了原作的艺术精神，保留了原剧的精粹成分，加强了戏剧性的张力。该剧的编导并未迷失存在主义的哲学迷雾中，在表现形式上翻新花样以显示立意的高深，而是在领会原剧的意蕴的基础上，寻找萨特戏剧情境中生发的某种意志和精神，与中国普通观众内在情感的对应。应该说这种对应关系是确实存在的，萨特曾一度想把剧情的发生地定于战争时期的西班牙，甚至说剧情即使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人在战争这种特殊环境中所必需面对的恐惧、烦躁、孤独、绝望、死亡等内心体验，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的。
尽管萨特本人曾自称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剧本”，原因是它把“底牌”过早地亮给了观众，但这并不能作为该剧的定评。事实上萨特本人一生当中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也时常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因此，剧中，一群法国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在落入敌手之后，虽然他们的命运已然有了一种结局，一种定数；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戏失去了悬念。每一个游击队员如何面临酷刑的问题，始终在困扰着观众的意识，因此可以说，每一次行刑的开始，也是观众内心体验和期待结局的开始。也许我们会预料到，这些游击队员一定不会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但正如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每一条路径皆会各不相同一样，观众会有兴趣关注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人，在大致相同的情境中所表现的迥然有别的行动。而在死亡结局到来之前，我们又总是盼望着奇迹的发生。鉴于此，应当说《死无葬身之地》不仅是一个有悬念的剧本，而且还是一个较为容易与观众产生心理共鸣的剧本。
一个好的剧本会为编导的二度创作提供富有弹性的广阔空间，但如何诠释戏剧的内涵，表达其中的意味，则是显示着作者的功力与才气的事。
首先，我认为，该剧的编导十分重视萨特剧作中情境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作对人物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特殊因素，较好地体现了原作中的戏剧性氛围。众所周知，萨特关于戏剧的理论见解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戏剧情境的注重。《死无葬身之地》首演之时，正是法国刚刚摆脱二战的阴影，结束长达5年的德国法西斯统治之后， 因此该剧刻意展示的是战争中人如何面对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的问题。依萨特之见，“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的自由选择，必然的是在各种制约关系中进行的。在情境的构成上，萨特不惜为了戏剧性的目的，将人物的处境加以典型化甚至极端化。
《死无葬身之地》的整体情境是透过大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的特殊处境而展示的，它表现出利害冲突的双方，在各自为战胜对手所作的努力中，反而使自身陷入了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意志与另一种集体意志的较量。剧中，在盟军节节胜利而法西斯势力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员为民团分子所浮，即在时代趋势下处于劣势的民团分子却在现实的具体环境中占据优势，作为行将灭亡的势力的一部分，民团分子即已犯下了投敌叛国之罪，断然不会有回头之岸。因此，争强的本性、对前途的绝望以及孤注一掷的报复欲，都会加强其行为的无理性和残酷性。而作为其施虐的对象的被俘的游击队员，在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敌人面前，除了具有精神上的优势和意志上的坚强之外，作为人，他们也同样具有被动地接受种种酷刑的无奈，乐生厌死的本能。特别是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对于导致他们负疚的心灵必然地要在与敌人的较量中寻找新的平衡。这样的情境，使得戏剧一开始，矛盾的双方就处于剑拔弩张的激烈氛围之中。尽管一方处在主动进攻的态势下，另一方处在被动抵抗的态势下，但精神力量的对比却可谓旗鼓相当。
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制约着人物具体的行为选择的规定情境却又不断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本来，作为一场错误行动的牺牲品，导致游击队员陷入灾难处境的原因带有偶然性，因此在死亡结局到来之前，他们除了被动地接受之外，似乎已经不再具有选择的意义和价值。然而队长让的出现，却使被俘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新的选择：要么供出让的身份以求苟且地生，要么以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凶暴以求壮烈地死。保守同一个秘密，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彼此相依的紧密关系，因为任何一个个体对于敌人的屈服，都是对整体利益的损害，这正是所谓“势所必然”。这样的情境又制约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使他们处在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之中。索比埃的跳楼自杀与小弗朗索瓦的无奈之死，充分地显现了特定情境中人的选择会受到某种关系的制约，但选择本身是具有超越任何限制的可能性的，通过选择所透视的往往是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决定性。萨特曾经说过，“戏剧最使人感动的东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的时刻，即自由选择道德和终身的时刻。情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给我们提供几种出路，但应当由我们自己选择。为了表现这种抉择是极其合乎人情的，是和所有的人的利益攸关的，每一次必须在舞台上呈现特定的情景就是说这种情景能展现抉择，而死亡就是其中的一种”。（2）当让安全脱险后， 余下的三名游击队员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当他们开始考虑活着出去的可能时，一个凶残的民团分子的一梭子子弹，却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尽管生的选择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因为死的突然到来而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正如存在主义者宣称，每一种人生都出于一种自我设计一样，他们作为自我人生的设计师，却最终宣告了自己的成功。就戏剧性而言，这最后的一梭子子弹，对情境的构成起到了异峰突起的作用，不仅使得索比埃与弗朗索瓦的死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和先验性，而且打破了俗世中的人们期待奇迹发生的心理定势，冷静地留下一个令人叹息的沉郁结局。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充分地调动了小剧场的功能，在成功的舞美设计中，通过锈迹斑斑的铁纱网和暗淡的舞台灯光，将人们带入一种压抑、恐惧的氛围之中，这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依据，对有效地创构萨特剧中的情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死无葬身之地》，体现了编导们对于“人”的注重，充分展示了处在极端情境下的人的心理体验和性格发展，从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对于人的关注，使得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戏剧场面的法兰西风格和人物外形的洋化，而是以中国人的相貌、行为和情感，表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忧伤，探索人到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几乎每一个形象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固然与原作中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深刻展示有关，但也与编导们对原作精神的独到把握与理解、与演员们对形象的深切体验和艺术再现有关。
剧中的人物可谓一人一面，决无雷同。游击队员卡诺里，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当人们处于被俘之初的恐慌之中时，是他沉稳的姿态，冷静的言语，使他们不安的心灵，得到慰藉和鼓励。是他面对酷刑默不作声的举动，让人们看到了凭着自身的不屈之志战胜强敌的可能，最后，又是他说服了只求速死的昂利和吕茜，选择比死亡更具意义的生。尽管他的性格的发展轨迹并不明显，这为演员的形象创造带来困难，但这一形象本身就是十分动人的，在被俘的游击队员中，他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昂称自称孤身一人，战前曾经学医，他对突出事件的应对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洞察力，以及不为外物所屈，极力保持自我镇定的能力，部分地来自他自身的坚强个性，也部分地来自知识分子的敏感和自尊。他先是为无意义的死亡感到惋惜，继而在看到了死的意义之后，自我激发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愫。非人的折磨使他极不情愿地发出了痛苦的喊叫，而他却将此看成是一件羞耻的事。
萨特的剧中，并未一路高歌英雄主义，他还以他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笔墨，描述了那种由于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和无法直面残酷人生甚至无法把握自己而犹疑、恐慌的一类人。游击队员索比埃在被俘之后，即陷入茫然与荒乱之中。面对来到面前的民团分子，他竟连忙站起问好，甚至幻想招出点什么以便能活着出去。对于突然面临的死亡问题，他精神上毫无准备，对于自己能否战胜肉体的痛苦，他在理念上也毫无把握。但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来实属胆小鬼的人，却最后为保守秘密而跳楼自杀。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为自己的存在标注了高尚的品性。但他之所以如此，却有着他心理发展的严密轨迹，他的恐慌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确认自我的努力，当卡诺里受刑归来的时候，他惊叫“他没有叫”，这一刻使他看到了人所具有的战胜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当敌人发现了他个性的软弱之后，不但没有生出丝毫的恻隐之心，反而加剧了对他的迫害，试图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为了显示强横，他们丧心病狂地拔去了他的指甲，岂不知，这恰恰激努了他，使他看到了妥协的无意义，因此，他由贪生畏死到慨然赴死的意念的转变，具有了充足的合理性。在被俘的游击队员中，15岁的弗朗索瓦，当游击队员确认他会招供，使他们的一切努力落空的时候，深爱他的姐姐毅然决定，由昂利将其扼杀。因为所有的人注定都会难逃一死，他们选择早一刻让他死去，使他短暂的一生，不会因为他所承担不起的人生选择而留下耻辱的印迹。在一种极端的情境中，无论是索比埃自己选择的死，还是弗朗索瓦被判定的死，都给人留下一种痛苦无奈的记忆，激起人们对战争和人的本性的反思。
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是吕茜，一个女游击队员。在她的身上，既有年轻姑娘的浪漫纯情，也有正义战士的勇敢坚定，同时还具有战胜苦难、战胜自我的坚韧品性。在她身上集中了常人所不能忍的苦难，她也作出了常人所不能为的选择。冯宪珍对这一形象的塑造非常具有光彩，通过她真实细腻、深切感人、富有激情的表演，很好地表现了处在艰难选择和痛苦忧伤中的女性，其丰富的心理内涵和细致的情感变化。在被俘之初，她虽然也有恐慌，但内心却并不空虚，她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爱的人让的身上，在她的信念中，只要让逃脱了敌人的魔爪，幸福地活着，即便是自己死了也毫无遗憾。当让逃脱未果，她与他重新见面的时候，她觉得能为不暴露让的身份尽一点自己的力，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她将坦然面对酷刑，为不使让心里难过，她坚定地表示，“我将尽力不叫出声来”，“我的眼里只有爱情的光芒”。然而，敌人给予她的是比酷刑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强暴了她。冯宪珍通过呆滞的表情，空洞的眼神，极准确地传达了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痛苦的情绪。在身体遭受了凌辱之后，她的意志却变得愈加顽强，她劝告弟弟弗朗索瓦不要出卖让，这时她的心里，与其说是充满着对让的爱情，不如说充满着与敌人进行彻底的较量并在较量中最终取胜的信念。当她清醒地意识到，弟弟会使她取胜的信念功亏一篑，并由此断送所有人的尊严的时候，她极其痛苦又毅然绝然地承认，弟弟会招供。一句无奈却肯定的语言“他会的”之中，表达了她内心深处深深的不忍和以理智战胜亲情的坚定。冯宪珍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现得极富分寸，极有层次。她入情入理的表演，不仅塑造了成功的艺术形象，而且使得这个人物出于极端情境时的人生选择，在观众心目中更加具有合理性和感人效果。
在这部戏剧的演出中，反而人物的处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首先，作为矛盾冲突的一方，编导虽为突出正面形象压缩了一些反面人物出现的场面，但却力求保持他们在情境中势能上的优势，以使这种较量不会因为一方的弱化，而使戏剧性受到消弱。其次，打破了反面人物塑造上简单化、脸谱化、丑陋化的既往模式，在将其视为具有一般性的人的同时，着意刻划在其彻底灭亡之前具有的歇斯底里的疯狂性，对前途的绝望感，对即将到来的惩罚的恐惧感，甚至某种以个体方式展现的道德缺陷和以整体方式展现的人性弱点。这就使得反面的人物，也具有了一定的心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