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劳工现状如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现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的宴席上有一个空缺的位子。当国际资本、贸易和商业尽情享受开放的市场、提高的效益，并为新的全球市场上的各种障碍正在消失而庆贺的时候，在当中却找不到劳工。为什么劳工被遗漏了？对此的解释部分是结构性的，部分是制度性的，而完全是政治性的。
在某种程度上，80年代的势力均衡显然是针对劳工的。有人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强行制止空中交通管理人员的激烈罢工。另外的人认为，最典型的是1985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取得对煤矿工人罢工的胜利。
然而，劳工长期以来的滑坡情况实际上开始得更早。70年代工业化的北方以外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兴起。跨国公司开始利用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优势，将生产转移到最有利可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往往较低。7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扰乱了生产。尽管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回升，几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国的工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都下降了。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空前高涨，全球劳动大军的人数从1965年的13亿膨胀到1995年的25亿，供需平衡进一步向不利于劳工的方向倾斜。
在工业化国家比较古老的制造业中心，有组织的劳工从那些陌生的地区看到了自己的处境。高失业率和隐约可见的工厂迁移的威胁，削弱了劳工的一些传统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可替代的劳工如此轻易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罢工远远不再被看好。而且，大多数新的就业机会都出现在服务行业，该行业的工会力量历来就很薄弱。在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工会也因僵化现象而受到指责，这种现象致使不能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快速的反应，并使国民经济陷于衰退。新闻界将这一症状命名为“欧洲僵化症”。
到80年代，中央权利选举在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取得胜利，在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舞台搭建起来，这种共识对商品、服务或劳动诸领域中几乎所有的要限制自由市场运行的企图都持反对态度。大多数代表劳工利益的倡议——诸如工资与津贴的条例，就业保障的维护，就业的最低年龄限制，或者提高安全标准——都被看作是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受欢迎的扭曲运行。
但是，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政治动荡，向新自由主义共识提出了挑战，并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全球经济重构的信心。甚至最热烈拥护全球经济重构的所谓的亚洲经济虎国，已经目睹了重构所带来的收益消失殆尽。国际劳工组织估计，1998年全世界失业者的队伍中又增添了1000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于亚洲的经济灾难而造成的。这些危机的后果——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安全网被打破，生活费用上升——大部分是由普通的男女劳工来承受的。
显然，必须进一步协调好寻求全球化的效益与防备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劳工必须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一切还要看有组织的劳工是否能够冲破过去20年来削弱了工会力量的那些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束缚。此外，可能需要拓展一些较少制度化色彩的促进劳工利益的途径。
新的劳动世界
最近这些年，劳动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组织的劳工一直迟迟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造成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增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界贸易飞速发展，国外直接投资高涨，廉价的技术、国际旅行和通讯激增。虽然无论高技术性还是低技术性的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性都增大了，但与资本的几乎毫无阻力的跨国界流动相比还是很逊色。一时间，世界总产值中超过22%的部分来自国际贸易， 而全世界只有2%的人口居住在本国以外，并且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就业目的而移居的。
资本很少受政治的控制，它的流动只是为了寻求最高的回报，而劳工，尤其是非技术性的贫困的劳工，往往不能随之一起流动。即便对资本的控制最终撤消，贸易壁垒被清除，许多国家还是对移民设置了障碍。这一趋势在西欧尤为明显。10年来，西欧的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很高，这促使政府强行控制国外劳动力的引进。在欧共体，在准许成员国之间人员自由流动的同时，还提出了防止非法入境的严厉措施。
然而，移民限制并不是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唯一作用力。一些社会的和经济的优惠待遇，诸如福利或养老金津贴的获取，政治参与权，或专业资格的认可，都取决于所居住的国家或社区。劳动者与他们的本国往往有语言上、情感上或其他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要比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的愿望更为重要。例如在欧共体，只有大约2 %的人口利用了他们新发现的流动自由。
除了劳工相对的不流动性之外，还可以通过劳工影响的削弱来追溯全球化经济中劳工状况的变化。服装和玩具制造之类的全球化行业中的低技术性劳工，年纪较轻，女性较多，比较分散，缺少自治，这些特征是传统的工会会员所没有的。知识和技术部门的高技术性劳工，渐渐地不再相信集体性讨价还价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就业市场上的大部分发展都在属于蓝领阶层的稳定的全日制的制造行业中。这些新的低工资的服务部门的就业机会，往往出现在缺少竞争性行业的小公司中，诸如食品制作、门房管理服务，这些公司的倒闭率很高。其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非全日制的、短期的、临时的、契约性的或以在家工作为基础的。
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15%的劳工是在正规部门工作。尽管这些因素表明了传统工会的超出能力范围的策略几乎毫无用处，大多数工会却迟迟不采纳新的策略或提供新的服务。更糟糕的是，一旦企业主试图降低他们的成本，这些“不合拍”的劳工往往面临未加入工会的劳工的竞争。
人们感到一些工会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工会最先考虑的是维护其成员——他们永远只占劳动大军中的较小部分——的特权和地位，这种感觉对这些工会造成了损害。这样的看法不仅使劳工组织很难吸引和留住成员，而且很难使人们将他们视为在有关经济重构的对话中作为全体劳工利益的合法代表。如果工会以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他们的作用——在与特殊的资本利益对抗中，不仅代表他们的成员所关心的东西，而且代表全体劳动人民所关心的一切（或者甚至代表广泛的社会）。欧盟通常采取这种姿态，它经常与有着广泛基础的政党发生联系。一旦波兰团结工会或南非矿工联合会这样的工会站在大众社会斗争的前沿，这不仅会增强大众对劳工运动的敬重，而且会使工会成员得到宣传。
然而，要成为这种广泛的社会代表，在国内远比在国际上容易做到。在较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劳工们往往将立足于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会看作特权的守护者。他们怀疑，这种工会坚持根据劳动标准和环境保护而增加工资，对于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这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托辞，目的是削弱发展中世界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资源，即劳动力成本低下。例如，关于修改世界贸易组织条例，纳入社会条款的建议，就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裂痕。
对于工会来说，不仅与由各个公司构成的微观经济不相适应，而且与整个宏观经济气候同样不相适应。80年代政府的广泛解除控制，再加上90年代政府的高额债务，使得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增强，并使这些市场对各国所采纳的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增大。但是全球金融市场往往明显趋向于回避工会传统上所倡导的各种政策——充分就业，高增长，以及当就业率萎缩时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公共开支的倾向。资本撤逃（和随后的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上升）的威胁和吸引国际资本，以筹措短缺资金并刺激经济增长的愿望，促使甚至中间偏左的政府对工会的倾向听而不闻。
市场反而赞同那些只给劳工带来麻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财政控制的紧缩迫使政府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发放总额。在某些情况下，目的在于压缩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的稳定化政策，包括着工资冻结。自由贸易政策导致了竞争的增强，这往往意味着缺乏效益的行业必须削减劳工，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要被迫放弃整个业务。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工会越来越难以带给其成员明确的结果。例如在美国，与早期的工会努力相比，80年代有组织的劳工在促进工资与收益的增长以及就业增长方面成效都减小了。
有悖于常理的是，在一段时期内，当环境迫切呼吁工会的强有力的代表作用的时候，有组织的劳工在全球劳动大军中所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从能够获得的可比较的数据来看，在过去10年间， 66 个国家中有35个国家的加入工会比率的下降幅度超过2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法国、以色列、墨西哥、新西兰、葡萄牙、美国和委内瑞拉。在前东欧的国家，由于官方控制下的工会的强制会员制不复存在，加入工会的比率也明显下降。在其中的大多数国家，独立的工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和菲律宾，人们可以看到工会会员有相当程度的增加。
谁为劳工讲话？
在有关经济全球化及其随后的改革的争论中，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利益都在制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势力强大的国际组织已经一方面着手于促进资本的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方面着手于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
但是，究竟谁在留意处于全球重构末端的劳工还不太清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在积极促进劳工的流动——人们依然认为这项职责完全属于国家统治权的范围之内。国际劳工组织这一肩负着促进劳工利益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争论中却几乎销声匿迹。
国际劳工组织创立于1919年，当今很多人认为它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它与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步履艰难的工会组织的关系太密切。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就像一艘搁浅的庞大的灰色油轮一样坐落在日内瓦的绿色山坡上，这似乎喻含着该组织超然而又顽固。
国际劳工组织创立时期，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在渐渐壮大。让劳工在制订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被看作是争取社会和平而支付的代价。因而国际劳工组织应运而生，它以一种具有显著创新性的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而出现，在这个结构中，劳工、企业主和政府本身一起作为统治机构的官方代表。它在劳动世界争取“社会公正”的主要机制是规范性的。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国际协商的劳动标准的制定，这些标准囊括了从工作时间和最低就业年龄限制到禁止强迫劳动的方方面面，它成为阐述、商议和监督这些标准的主要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新框架的设计者们依然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战争本身所造成的毁坏感到惶恐无措。由于惟恐忽视劳工可能导致社会的更大变动，并增强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设计者们在经济均衡方面向保证工人利益方向更迈进了一步。在各国国内，政府起草了经济合同，确立了社会安全网，鼓励工会的发展，并通过投资公共教育、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来保证增长收益的分配。国际劳工组织的统治机构试图强调合作的概念；1944年，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被修订，纳入了“劳动者不是商品”这一说明。
不过，最近几年来，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努力设法适应全球化经济中劳工的需求变化。它已经提出了有关全球化及其令人不满方面的强有力的分析，但它既没有为这些发现找到广泛的听众，也没有将这些发现付诸于有效的行动。国际劳工组织强调规则，这与作为全球化生产特征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组织立足于道德说教和自愿遵从准则，但实际上并未能够约束违规者。并且，1919年确立的具有创新性的由三部分组成结构，目前不再是活力的源泉，而是僵化的根源。
在当今复杂的环境下，要期望国际劳工组织——或任何一个机构——代表从蓝领产业工人、文职人员到马路小贩的所有人所关心的一切，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某种为工人呼吁的较新的要求是建立多种机构的联盟：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体，其中有工人联合会、进步政府、国际组织、激进律师以及包括教堂、基金会、学术机构、人权保护机构、媒体机构、消费者群体、具体问题活动机构、甚至商业机构等在内的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尽管这种激进主义观点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的、有局限性的，然而，这些灵活的、以问题为基础的联合体，对于阐明和提高工会所没涉及到的那些劳工的利益还是表示了很大的承诺。
在某种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下，跨国界的网络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和冲击的潜能。例如，在消费者的压力下，美国制造商协会同意设计一套严格而自愿的规则，要求该协会属下的生产厂和供应商既不能使用童工，也不能让所雇佣的成年工人处于血汗工厂的环境下。在美国每年制作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全部服装中，有85%是该协会的成员所生产的。
此外，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在与这些联合体形成联盟方面有着为时甚久的阻力（国际劳工组织统治机构的某些成员和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官僚主义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有关团体缺乏民主，他们除了能够代表自己以外，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人），它最近还是向联盟建设进一步敞开了大门。《消除童工国际计划》是以国际劳工组织为主体，联合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提出的，并得到了一些政府的支持。这一计划在最低限度减少诸如巴基斯坦英式足球制造之类行业中童工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国际劳工组织小心谨慎地采取这些新的联合行动，表明它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直到国际劳工组织被认为是充满活力、具有包容性之时，金融机构才会将它作为构成新的国际经济框架的完全伙伴。
局面是否在转变？
在90年代末期，尽管没有什么像布尔什维克革命那样引人注目的教训，还是有一些预兆显示了解决劳工需求的紧迫性。亚洲和俄罗斯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政治和社会动荡；赞比亚和委内瑞拉缩回了在经济改革上所作出的努力；巴西和墨西哥进行经济重构的各种尝试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世界范围的劳工迟迟没有获得全球化所带来的奖赏，相反，却看到了全球化使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萎缩，工资减少，劳动环境受到损害，公益服务水准降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坦率地指出了对这些发展变化视而不见的后果，警告人们，除非世界范围的企业努力坚持劳动标准，采纳行为规范，否则“我们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为开放全球市场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
政府们发现，他们自己正努力在金融市场与他们的公民之间行进。如果他们不削减工资、公共支出，减少保护就业的各种措施，金融市场就会惩罚他们。如果他们采取这些措施，公民们就会惩罚他们。然而，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可能并不像最初看上去那样棘手。如果公民们感到在设计改革的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考虑，如果他们觉得改革本身是公平而有效的，他们实际上可以承受严厉的经济改革。不过，阿根廷、巴西、秘鲁和波兰的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严厉改革计划，都得到了公众的强烈支持。
强大的劳工运动在建立公众信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可以为改革遇到的冲突提供解决途径。有一些迹象很令人鼓舞，80年代促使劳工运动走向低潮的变化不定的局面可能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扭转。在诸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化国家中，植根于劳动大众的中间偏左政府已经取代了中间偏右政府。这些新政府即便不与有组织的劳工完全一致，他们也似乎意识到，被全球化抛在了后面的劳工对开放市场和自由制度造成了一种威胁；最起码，他们没有与劳工的利益公开对立。
例如，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最近颁布了法规《劳动法案的公平原则》（Fairness at Work Bill）， 尽管企业界抱怨这项法规规定的义务“很繁重”，是欧洲式的劳工保护政策。这项法规扭转了撒切尔夫人所实施的许多反对工会的强硬措施，强迫企业在工会符合特定的会员资格标准的情况下正式承认这些工会。德国财政部长弗拉斯贝克（ H.Flassbeck）提出，如果欧盟想继续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必须抵制住削减工资的诱惑，以免使欧洲政府面临令人沮丧的风险。在美国，克林顿总统的《1999年工会状况》的报告，就包括许诺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共同促进遵循国际劳动标准。克林顿还许诺，增加对国际劳工组织的童工计划的资助，由300万美元提高到3000万美元。
尽管有了这些创新，假如劳工期望在新的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中真正复兴，他们就不能按照过去的模式来塑造自己。在下一个世纪，工会将不再单独行动，而是与人权组织和社会团体、思想进步的政治家、国际组织以及那些认识到可以从对社会负责的劳工政策获益的企业携手共进。
工会不能以试图拖住全球化后腿的方式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国际竞争增强和降低成本压力加重是既存的事实，但这一切并非一定导致工资降低和社会收益减少。技术、基础设施、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资，以及管理的改善，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进而理所当然地使工资得到提高。渐渐地，有组织劳工的作用必定是形成——在某些情况下是领导——这样一些联盟，这种联盟使工人能够享受到灵活的劳动市场的好处，保证劳工不在增大生产效益的幌子下受到剥削，并使从前未曾被代表过的那些工人参与到社会契约中。如果劳工实现了这样的作用，他们就会在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经济中找到自愿的伙伴，并最终能够在全球化经济的宴席桌上谋求到自己的席位。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9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