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思维：哲学发展的重构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哲学形态或哲学思维方式的演进是一系列悲壮的“凤凰涅槃”：它一遍又一遍解构传统，然而一次又一次重铸新生。而划界思维，每每总是在这转型中充当重构的杠杆，它寻出新的“阿基米德点”，以此为尺度来重新审读传统本文，从中解析真我，排斥异己，作出划界，对“什么是哲学”这一亘古主题作出新解释。划界使本文在重新解读中意义澄明，“支持／反对”的对立向度被重新界说，于是新形态的哲学才得以确立。因此，研究划界思维，是考察哲学解构—建构演化链的科学切入点。
通常，学术界关注划界思维仅限于考察“康德问题”及其对近代哲学的影响。其实，在哲学演进的每一基本阶段上，都曾出现过相应的划界思维。譬如，古代哲学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划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划界，当代分析哲学的语言论划界，人本哲学的价值论划界，以及由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对划界思维的辩证解构和重新解释等等。划界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它解构传统本文；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通过划清哲学的边界，解析哲学对象，澄明哲学本性，进而重构哲学文本。笔者谨从划界思维演进的逻辑说起，兼论其哲学意义。
一、存在与非存在：本体论划界
古代哲学文本形态是本体论（Ontology）。与此相对应：第一个划界思维是由巴门尼德提出的本体论划界，其中心视界是关于区划存在与非存在的界线，肯定存在的真理性，否定非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将本体论解释、定义为“关于存在的科学”。
本体论划界，是巴门尼德批判地解构当时代自然哲学本体论中普遍存在的原始思维、神话思维文本残余结构的积极方式，也是他建构存在论本体论的需要。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本体论Ontology，其词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即存在论。因此，存在，应是本体论的主题；追问存在的意义，是本体论应负的使命。这主要包括两个相关联的思绪：其一，探究“什么是真正的存在或真实的存在？”这引发哲学家对世界存在本身（始基、本源）的探寻，如泰利士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物”，阿那克西美尼的“风”，都被赋予真正存在的意义，其余的一切，都由之派生。其二，探索“这现存世界是如何在起来”的问题，即生存论或曰宇宙论问题。赫拉克利特的“火生万物，万物归火”的解释图式，恩培多格勒“爱、憎”互动论，都是其蓝本。但是，这些文本，都带有浓厚的前哲学色彩，即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他们追问存在，却始终未与存在者、存在物思维分离。在那里，具体的自然存在物被用来指称存在本身，一般存在被囿于个别存在之中。存在论，成了在者论，水的、气的形而上学。这是原始思维具象性的残余，是前哲学或前本体论的文本形态的映射。此外，用具象思维来探究存在如何“在起来（tobe）”，也存在莫大困难，“非存在、无不能生有”，“无生无”。
巴门尼德划分存在与非存在，正是对自然哲学原始思维方式的批判性解构。他批判感性，推崇抽象理性，在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缠人的辩证纠葛中采取了一种逻辑上的严密推论：用划界之剑既削去了存在的具体物表象，也削去了非存在，使存在成为本体论的“阿基米德点”。他的划界思维对本体论中原始思维方式批判性解构意义在于：1）他批判原始思维是感官性具象思维，认为这只能通向“意见之路”。“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即盲信感官，才会有水、土、火、风的形而上学。摒弃这一思绪，转向抽象理性，这才是“真理之路”。2）将存在作为全部本体论的基点，反对以具体物、非存在介入本体论。“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反之，“非存在是不存在的”。[①]这是逆命题。这一批判性思维被称为是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清道夫”，它排除非存在蔽障，解构原始思维方式，从而澄明了哲学主题：存在。
相应地，划界思维首次阐明了存在的基本意义，为建构存在论奠定逻辑基础。划界排除了非存在，弘扬存在，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论逻辑文本的中心视界，存在的特性即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存在自身即为哲学的边界。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特性在于：1）唯一性。存在不可分割也不可叠加，是存在论唯一对象；2）完整性。存在不能分立，因为各部分完全相同，决不会有一个比之更强大的存在来割断整体存在的关联。3）静止性。存在既不从虚无中产生，也不会消灭，因而永远静止如一。4）无限性。存在永恒存在，无限存在。[②]由此，巴门尼德才被后人称为“第一个真正哲学家。”
其次，划界的意义还在于：它掘开了东西方哲学本体论视界差异的先河。关于这一意义，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有大慧之语：“存在”是古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精神，而“非存在”或无是道学、佛学等东方哲学本体论的精神。存在（Sein）与非存在（Nichts）的分野，是东西方两大本体论分野的关键。虽然，东西方本体论各自在内部都有对存在与非存在再作划界的事实，但其价值向度不同，阿基米德点正相反，并且相互排斥。如前述，巴门尼德划界排斥非存在，是将存在作为唯一的哲学主题，ontology因而是存在论。这也成为古希腊罗马哲学乃至全部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导精神。亚里士多德是哲学本体论的古典集大成者，他用“存在的逻辑分类”和演释来承续存在论传统，建构起哲学本体论大厦；形而上学。他将实体视作分类的体系，其最高者是绝对、不动、自足的存在，但又是第一推动力——这就解答了巴门尼德在宇宙论上的难题：即如何用绝对静止如一的存在来说明森罗万象世界存在物的存在。与此相反，道、佛以无、空为本，将存在归于幻象、非存在。因而是“无的本体论”，或曰非存在论。这种对存在与非存在划界所引起的东西方哲学不同走向，其背景和语境固然有更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但其视焦点都落在这一划界上，这不能不说与划界思维的批判—建构功能有内在关联。
最后，划界思维的方法论传统影响至深、至远。1）自此之后，凡当哲学欲发生重大变革之际，几乎都有划界思维出现，弃旧创新，完成使命。2）这些划界思维几乎都秉承理性主义方法，理性批判、理性解构和理性建构，贯穿着理性的精神。3）巴门尼德的划界思维在存在与非存在、理性与感性、运动与静止、全体与部分等一系列对偶关系中划下一道道鸿沟，走上僵化的形而上学之路，对后人影响极大，这也种下了它自身终被扬弃的祸根。
二、可知与不可知：认识论划界
近代“认识论的转向”是古代本体论向人学化、内在理性化和主体化转型的结果，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在人的理性化认识层面上的展开。这一转型，不仅在哲学主题上，而且在哲学思维方式上都发生重大改观。这一变革需要完成两大内在环节：其一是解构本体论思维方式，摒弃自然哲学本体论的中心地位：其二是澄明认识论的中心地位，建构认识论思维方式。与此相关，划界思维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认识论划界是由康德完成的。
康德的划界思维，首先是对传统认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传统本体论，特别是中世纪神学本体论一统天下之际，认识论不是不存在，但是却处在“神学婢女”的地位。理性认识论是神学本体论的附庸、工具，三段式逻辑的最高使命是证明上帝本体的存在。近代认识论的转向虽然在反叛神学本体论之际，对其认识论的前提曾有各种批判性考察，但囿于本体论思维方式，仍将认识论的逻辑起点、公理前提和理性依据倒向本体论土壤，回归旧本体论家园。笛卡尔怀疑一切知识的可靠性，但仍坚信“我思故我在”，其实是“我在故我思”。这使认识论难以自立，更难以发展，当然也难以完成用理性批判、否定神学本体论的变革使命。认识论从培根到笛卡尔，始终受神学支配，是其本体论思维的附庸。康德划界思维的批判性功能在于：在本体与现象界、经验与超验之间划界设沟，从而斩断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血缘脐带，使认识论真正独立成为主题化理论。本体论，形而上学作为关注世界、灵魂和上帝的学说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可以作为认识论的某种背景，但相对于人、理性、认识这一中心视界而言，本体论思维则被“边缘化”、被解构了。
康德的划界思维的切入方式是怀疑论。怀疑论历来是带有批判性的：芝诺、皮浪的本体论怀疑论是对具象化存在论的解构，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是对本体论中心论的解构。追问“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是怀疑作为全部知识大厦基础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存在的可能性。本体论的消解、边缘化和与认识论的断裂，是认识论思维方式中心化的前提。
康德的划界思维是对认识论独立化、中心化的真正建构。这一建构表现于三方面：其一，认识论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对象——认识是自足的，与本体论在逻辑上无必然关系。康德在论述认识来源时虽判定其“某物”刺激感官而产生感觉材料，而先天形式源于“自我”的某种整合意向，但就认识的直接来源而言，是起始于现象和经验的材料，也限于现象界和经验，因而具有自足的边界。其二，认识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适性，这原本需要在本体论中得到最终支撑的规约条件都在现象界和经验范围内得到有效满足。其三，认识的构成图式和展开过程，从感性到知性，从数学到自然科学，都是得到逻辑的澄明：“先天综合判断”。
因此，康德的划界思维，是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真正解构，是认识论中心论的首次确证，因而是认识论转向的完成标志。当然，康德划界思维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巨大。秉承“理性化认识不能超验地使用”思绪，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继续“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将哲学分析限于实证和经验范围之内；铭记“理性难以把握自体”之训，现代人本哲学用非理性思绪重建本体论；鉴于划界思维自身僵化的形而上学（反辩证法）思路，黑格尔用理性辩证法和逻辑认识论来统摄历史本体论，建立了思辨唯心的哲学体系。
三、可说的和不可说：语言论划界
“语言的转向”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使近代以认识为本位的哲学向现代以语言为本位的哲学转换。在转换中，划界思维再一次相应完成转变：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提出了语言论划界问题：“这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③]
维特根斯坦的划界思维是语言哲学的批判，是对以往哲学主题的思维方式的解构。其批判锋芒指向以往本体论和认识论对语言的误用：“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④]因此，过去误用语言、模糊语义的“实质性说话方式”引出若干概念、原理和命题，如本体、上帝、心灵等，在语言哲学看来都是“不能说的事情”，因此就应当加以清洗。这种“剃刀式划界”思维再一次显示了批判和拒斥的功能。传统的哲学思维——无论是本体论抑或是认识论的，其被淘汰和扬弃的方式不再是用新的认识论代替旧认识论，用新本体论代替旧本体论，而是被总体性拒斥：用超越于整体之外的语言逻辑标准来一个大拒绝。这种拒斥并非宣布其原有哲学思维内容的死亡，而是宣布相对于新哲学标准、规范的不合法。建立新的合法性标准就展开了一种新哲学意义视界，是一种新的“地平线”，不合法的旧观念都悄然沉沦于地平线之下，成为哲学思维方式向前滚动的历史牺牲品。
语言哲学的划界思维同时就是语言哲学的合法性建构。语言的逻辑分析、语义分析被确立为哲学的本位、“新阿基米德点”。哲学的本性被规定为语言分析。哲学的主题是语言。哲学的边界还是语言。于是，无论是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规范语言分析学派、还是日常语言学派，也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人本哲学，都将语言视作哲学的地平线。对早期维特根斯坦来说，与世界相对的不是认识、观念，而是“命题”。命题是世界的图像。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指称》中最早确认了“语言、指称、意义”三位一体的哲学构架。对海德格尔而言，存在的基本形式是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因而是哲学的主题。
确立语言的本位性思考方式的合法性，同时将“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⑤]作为解构、消解旧哲学思维方式的工具，进而建构语言哲学大厦，这便是语言哲学划界思维“三位一体”的功能。
四、人化与异化：人体哲学的划界
当代人本哲学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也借助于划界思维：人化／异化的对立范式，构成人本哲学的划界。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期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时期的思想都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其实，胡塞尔的现象学运思方法正是一次开启人本哲学运动的划界思维。
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源于康德。这不仅因为后者首用“精神现象学”字眼，而且更在于康德分置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划界。胡塞尔几乎在基本思绪上都全盘承袭康德这一划界思维。
——康德以划界思维方式来消解本体论，胡塞尔则以“现象学还原”消解传统“超验的存在”和“自然主义思维”。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他一再强调对超验的“世界”、“上帝”和“我思（Cogito）”进行还原消解的必然性。[⑥]
——康德的“新阿基米德点”是经验和先验，同样，胡塞尔是“实显”的“纯粹意识”。它们都是新哲学合法性的基点。为了达到这一基点，胡塞尔才需要“现象学还原”，消解传统超验的哲学思维，即解构旧哲学，还原到新哲学起点。
——康德的先验综合性，一种主体能动性的精神作用为认识论建构界定了基础；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的“意向性”功能，将世界作为意向性的对象物，进而在价值化关系中建立了“纯粹意识→意向性行为→意向性对象”三位一体的人本哲学。这是先验的价值哲学，也是对异化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反叛的人化哲学。
海德格尔循此思路，重审“存在的意义”问题，将“存在的意义”与“存在物”分界。但是他追问存在意义的方式，依然是Dasein（此在）自身的设定问题，与传统自然本体论的“存在物”不同，Dasein是一个意义源、价值源，他的活动，无论“在手”还是“上手”，都将自然存在物及其他人纳入“存在的意义世界”。一个意义化、价值化的本体论于是被建构起来。
此后，人本哲学被不同的哲学流派发展成各不相同的形态。萨特、马尔库塞、弗洛姆等都以不同的思绪强调人化的意义—价值，对实证主义的理性“异化”现象作出批判。其实，他们对所谓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异化的拒斥，是一种浪漫主义情结，是工业文明中主体意识与反抗异化思维的结合。与工业文明早期哲学即近代哲学相比，有一根本点是相同的：强调主体化。因此，两个时期的划界思维都旨在解构本体论、自然论，建构主体论。但所不同的是，早期哲学建构理性主体框架，而后期哲学建构非理性、意义—价值化哲学。
五、在场与不在场：后现代哲学的划界思维
“解构在场”、“反对声音中心主义和主体论”、强调“本文中心主义”，是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的三个理论支点，它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后现代哲学走向相对主义的基本倾向。其中，“在场／不在场”的划界思维，是其思维发端的契机。
在《写作与差异》中，德里达将所有工业文明时期的“主体—客体”两极框架的哲学都视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性”是其基本特征。[⑦]说到底，即是认为相对于一个“本文（text）”而言，传统哲学都要强调有单一的主体在场并与之发生解读式意义交流关系，本文意义于是被主体设定，固着化、规范化。本文因而是一个对话的“底板”，进而规范性对话必走向“存在的真理”。后现代哲学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是要消解一切“在场”，使“主体死了”，没有被主体固着的意义，亦无底板，对话成为“游戏”，本文意义的“无定形”有待未来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解读者解读。
因此，后现代的划界思维首先是对传统工业文明时期单一主体哲学的反叛。如前所述，单一主体观是整个工业文明时期哲学的主要支柱。近代哲学是早期的工业文明哲学，讴歌的是人在智力、实践行为上对周围世界客体的征服、支配和改造，建构的是与古代客体至上论、天对人统治哲学相反的单一化理性主体论哲学。大写的“我”穿着认知者、审美者或行善者的衣装，以“唯一者”恣态周游世界，君临天下，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科学理性发展一起，成为其哲学的底蕴。现代人本哲学属于晚期工业文明哲学。囿于科技、工具理性的发展在被用于非人道目的时所导致的恶果，他们反叛理性，主张人本的非理性。但是，从总的框架来看，他们仍是单一主体论哲学，是非理性化主体论。如萨特所说，主体的自为性即对客体的意义否定性：“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处在意义对立的“主一客”二分模式之中。后现代哲学摒弃“主一客”二分式，宣布“主体死了”，从而将本文的客体意义从固着的主体设定之中解放、游离、“飘浮”起来。
这一划界也是对规范性对话，对真理的反叛。在后现代哲学来看，传统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即“意义的固着性”和对真理的“迷信”，进而强调对话的规范性和底板性。后现代哲学认为，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是要消解真理、底板和规范。晚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抛弃早年在《逻辑哲学论》中有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的思想，主张“语言即游戏”，是一种“家族相似性”组合。罗蒂认为，“规范对话”是科学对话，是前哲学或非哲学对话。而只有“没有自然之镜”和“底板”的“非规范性对话”，才是哲学。甚而，哲学、科学、宗教、迷信，其“有意义的理论话语”都不应借真理之名而构成等级体系。之所以有等级在于“交往中的权力”。费耶阿本德的“什么都行”和“无政府”理论观，力求一种无等级、无对错的“平面化思维”。这些观念，导向相对主义。
这一划界带有开放式思维的新特点。批判“在场性”，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一目标是坚定、清晰的。但划界的建构方面的目标却“无定型”，甚至逃避定型，追求一种开放式的、流浪汉的思维。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一书强调“雪崩式的否定”，而无肯定。划界成为一种单向的否定思维。德里达强调“写作（Writing）”，借以区别“在场”的“声音中心主义”，将本文的意义留待未来，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如果从哲学框架来看，与近现代“主体—客体”框架相对立，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在主张“主体—主体”即“主体际”模式。主体际模式反对了单一主体观，强调了意义、本文的开放性；主体际模式没有中介客体这一底板，因而使异质主体的对话呈现非规范性，主体图式、意义不是世界的图像，更谈不上真理。主体际交往因而是多元价值观的平等交流。
六、实践世界与未实践世界：马克思主义划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人类文明精华的继承，又是对以往传统的变革。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新世界观大厦的创建之时也曾批判地借鉴划界思维传统，汲取其“批判—创新”的精华，摒弃其形而上学和唯理主义的糟粕，从而是划界思维发展的科学旨归。
一般说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运用“实践世界”与“未实践世界”的辩证划界，科学批判了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缺陷，同时科学阐明新世界观的理论性质。因而这是划界思维的“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实践论划界思维的新特质在于：
其一，以科学实践观作为划界标准即“新阿基米德点”，借以批判、解构旧哲学，建构新世界观。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⑧]马克思强调：旧哲学是非实践论哲学。无论是“诉诸直观”的旧唯物主义，还是将人的能动方面加以“抽象发展”的唯心主义，都是如此。由此而导出对哲学或作直观客体论解释，或作神秘化导向；对人的本质只作“内在无声的类聚合”抽象；满足于解释世界，等等。与此相反，新哲学认为“周围感性世界”之非常深刻的基础，是实践，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科学的实践观是新世界观赖以建构的基础、核心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实践视界是其主导视界。离开实践视界谈哲学思维，是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理应拒斥和批判。由此观之，马克思的哲学应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其二，这一划界观是辩证、动态、开放的，是对以往划界观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批判。实践作为人类主体改造周围感性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观世界从“自在之物”不断作为新的“对象客体世界”进入实践世界，成为“为我之物”。因此，“自在世界”与“为我的实践世界”之界分是辩证、动态和开放的：作为每一具体实践而言，划界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凡未进入生活、实践的世界，就难以在哲学思维中加以把握。但未实践不等于不可实践，今日之未即是明日之是。实践划界便动态地面向无限的未来。
其三，实践论划界观是对以往划界思维难题的科学解答。1）对本体论划界的主题：存在的统一性、唯一性而言，实践论是其唯一科学选择。实践作为对象化的客观物质活动，人在思维中追问存在的统一性、无限性，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靠对象化实践来证明、创造这一存在自身。这需要实践长期发展来证明。2）对认识论划界的难题不可知论的批判，对认识论真正的建构，仍然是实践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作过科学阐明。[⑨]3）语言论划界：对“有意义”与“无意义”标准的界分，仍是实践标准之功能。因为语言意义并不可能自生，更不可能自足，它源于人类交往实践。语言是交往实践的符号化。4）人本哲学对人化与异化的界分及其人本主义主张，其根源在于实践自身的对象化、物化与异化的矛盾。一切人本的呼唤和对技术理性异化的鞭挞，只有诉诸实践的改造才能解决。5）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主—主）与单一“主—客”哲学的分裂，只有在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中才能真正扬弃。作为多极主体共同改造中介客体而形成的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加以阐明的基本观点，它的基本构架是“主—客—主”结构。这一结构既强调了多极主体性，借以超越“客体至上论”和“单一主体论”，又强调了中介客体性，用以作为规约主体的底板，就避免了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
七、几点结论
（1）每一划界思维都源于那一同阶段哲学的本性，反过来又通过“解构—建构”的双重功能来廓清哲学发展之路。可以说，没有划界思维，就没有新哲学阶段的诞生。
（2）凡后一划界思维都是对前一划界思维的问题的摒弃和新的问答逻辑的重新设定，从而呈现出划界思维自身的演化逻辑：从存在论划界的客体论，到认识论划界的主体论，语言论划界的意义论，人本哲学划界的价值论，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观，最终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这是一个历史的旨归。
注释：
① ②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52页。
③ ④ ⑤ 参见《逻辑哲学论》序，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⑥ 参见《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0～159页。
⑦ 参见《Writing and Difference》Alan Bass英译本，1977年版，第79—8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6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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