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战线论文,代表团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1928年设立的。在中共的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设立到1940年2月宣布结束工作，历时12年。这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以瞿秋白、王明、王稼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四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第一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成员于1930年回国后，4月，经协商，中共中央组成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主要成员于1931年11月到达莫斯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参与领导东北抗战，促进东北抗战形势的转变和发展
从1933年初开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抗战逐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由于始终坚持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转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而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坚持东北抗战，加强党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上海中央局，参与到领导东北抗战的斗争中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关系建立之初，东北形势的发展已经鲜明地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使得地区性斗争策略的调整有了现实的客观条件。1932年底，共产国际开始注意到东北形势的特殊性，并酝酿对指导东北斗争的策略方针作出局部调整。1932年8月至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针对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侵占的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形势判断上应把东北地区与关内区别开来，明确指出东北党组织的“特殊任务”应该是“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①。10月，共产国际有关方面代表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形势表明，必须向中农、小手工业者等等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些让步应该有助于建立我们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② 显然，在依然坚持国家苏维埃化和推翻国民党政权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对中国东北革命斗争的指导，在策略上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策略的灵活性在推动东北抗战上的重大意义。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总的政治和策略任务已经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所确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③
1932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提交关于东北形势和相关政策的评价报告，并于11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就东北形势作主题发言。代表团的这个报告，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的成果。报告在调整东北抗战策略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对后来东北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报告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批评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应该实行的策略方针，那就是在满洲建立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最初我们对满洲政权的性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那时我们提出了在满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我们过去在华南和华中提出的口号，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策略。报告强调，对于这个新的策略，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一些党组织中还把满洲的游击运动看做是反革命性质的运动。报告认为，我们要同右的和“左”的倾向进行斗争，要同妨碍党在满洲游击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第二，报告客观地分析东北抗战形势和党组织状况，明确提出了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加强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的要求。报告指出，在满洲的抗日运动规模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至今在其中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对合法斗争和各类反日游击队依然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这表明，我们落后于形势。要改变党在东北抗战中的被动局面，就需要加强党的群众工作，针对不同的群众，提出不同的口号和要求，努力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报告提出，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确定满洲工人群众的要求；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义勇军、“红枪会”；要通过群众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和抗日团体来动员失业者和有工作者，培训他们组成游击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过来，通过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报告在初步总结东北抗战低落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组织必须真正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改变这种状况，在现阶段，首先应该解决领导权问题。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广泛发展满洲的游击运动和把满洲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到更高的水平。④
这个报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和肯定。正在这个报告精神的基础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别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前者是针对全国抗战形势而提出的主张，后者是针对东北这个特殊地区的抗日斗争需要而提出的要求。
《一·二六指示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2年11月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正式提出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开始实现党领导东北抗战策略方针的转变，即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进行土地革命，转到团结各种抗日阶层和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上来。《一·二六指示信》于1933年4月传达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于5月15日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一·二六指示信》在东北党组织传达后，东北抗战形势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党直接领导的红军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各地部队改名或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或东北反日联合军等武装组织。同时，以各军为核心，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东北抗战开始呈现出再度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了进一步推动上述形势的发展，7月14日，代表团再次就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作出说明，指出：“早些时候就满洲问题通过的文件中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策略错误。我们希望党的各级机构在本信的基础上重新检查自己的策略，并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⑤
这个阶段，东北党组织是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中央局共同领导的。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推进东北抗战策略转变的过程中，上海中央局却继续坚持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1934年2月22日，上海中央局发出《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简称《二·二二指示信》)，指责满洲省委对《一·二六指示信》“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所以不能正确的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放松了反对右倾尾巴主义的主要危险”，以“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犯了“许多重大错误，必须坚决改正”。《二·二二指示信》要求：“我们要在领导反日斗争中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提出没收反革命卖国的财产，拒绝满洲国的一切捐税等等口号，以走向土地革命的阶段去。”⑥ 就东北抗战发展趋向看，《二·二二指示信》是个倒退。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快作出反映，于1934年9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评了上海中央局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指出：《二·二二指示信》精神是与《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相违背的，给满洲的同志们造成了许多无法解决而且也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组织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消除《二·二二指示信》的影响。代表团把满洲省委书记马良调到海参崴赤色国际太平洋秘书处工作，从江苏省委调杨光华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派吴平(杨松)回国，任满洲省委巡视员，随后任吉东特委书记指导东北工作。吴平到东北后，对统战策略和今后的任务向满洲省委负责同志作了明确指示。
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由于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了活动。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在长征中。因此，从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北党组织实际上处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独立领导之下。
1935年，共产国际酝酿重大策略转变，即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六·三指示信》，对东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出新的分析。指示信指出，当前的东北还不是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指示信进一步强调，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要以我们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核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指示信明确指出，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是有利于下层统一战线的进行。鉴于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明显存在的保守思想，指示信强调，“在斗争中扩大与保存游击队的实力，不要固定根据地而牺牲实力”。各游击区所产生的政府，其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死守一城，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武装的实力”，“不与敌人强大的兵力作正面冲突，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弱点，扰乱他们侧面和后方”。⑦ 指示信提出要建立东北军事领导机关，如提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六·三指示信》发展了《一·二六指示信》的统战思想，从策略路线到战略战术上全面指导了东北抗战的发展。
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建议把东北的所有抗日部队联合起来，统一队伍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著名游击队指挥员名义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这以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东北抗战融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东北共组建了11支抗日联军，人数达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东北抗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东北抗战上述局面的形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二、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协助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实行“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总方针。按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要求，苏维埃运动的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专制制度，代之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苏维埃革命的策略总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策略思想，但是，1933年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就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而言，共产国际开始酝酿将苏维埃运动的策略总方针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挥了特殊作用。
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在这一精神指导下，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意义在于：开始抛弃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经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在《八一宣言》起草过程中，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多次审看和修改该宣言的内容，并充分肯定宣言提出的新策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托洛夫曾多次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形成是总结法国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早期革命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也是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初期的经验而提出的。
共产国际七大是一个新的开端，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初步确定局部审查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⑧。
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和《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策略思想的调整进入实质性阶段。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为了尽快让中共中央了解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把因长征而中断的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努力，短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体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主张和建议。
1935年8月27日至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具体落实《八一宣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阐释苏维埃政府纲领与《八一宣言》提出建立的国防政府纲领的区别时指出，国防政府纲领只强调没收汉奸土地和财产，而苏维埃政府纲领则强调没收所有地主土地。代表团建议，在当前中国的条件下，应该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切实际的过分经济要求，要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参加同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代表团明确指示：在宣传中和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应该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把斗争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摒弃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商贸和宗教人士采取的“游击作风”。代表团在报告中还提出，要重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以及工人和劳动者的其他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同时特别注意建立反帝协会和同盟。很显然，这份报告在试图改变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上是有明显突破的。
就在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施对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进行调整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了新变化。这对酝酿中的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的转变产生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为了赢得苏联政府的武器和物资援助，从1935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频繁接触并展开外交谈判。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代表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快了推进政策调整的步伐。
1935年10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季米托洛夫的信中指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是真正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因此，也表现出一些改变政策的灵活迹象。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在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⑨ 11月，代表团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准备同一切忠诚的爱国者一起为拯救我们的祖国而奋斗，因此，必须立刻停止我们人民和我们军队中的任何内部争斗，立刻停止对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军事行动，让全国人民和所有军队为共同的神圣事业——抗日救国立即联合起来。值此，中共中央建议：在一切政党和集团之间，所有军队之间和各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之间立即开始就联合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和途径问题进行谈判；立即召开将有我国一切愿意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斗争的各政党和集团、各军队、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民主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全民救国大会，以便讨论动员和联合全国人民和所有军队保卫国家的具体措施。⑩ 12月9日，这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
自1935年以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策略思想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在1936年上半年取得了成果。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自七大以来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策略思想的任务初步实现。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形势下的中心任务。文件指出，在当前条件下，“组织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所有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和彻底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建立反对日本奴役者的人民反帝统一战线是解放中国人民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使它有可能以人民反帝阵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第二，中国的抗日阵营存在着“意想不到”重新组合的可能性。文件强调：中国当前的情况“可能导致中国的局势发生这样的转折，这种局势使斗争的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意想不到的奇特的组合”。中国共产党必须抓住“出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和彻底地利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到全民的斗争中去”；“必须把所有表明意愿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归属、宗教信仰等等”。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对苏维埃运动政策作出适时的调整。文件指出：“如果说从前苏区主要是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就应该首先是抗日斗争的可靠根据地，是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和最牢靠支柱。”“应该根据新的政策对中华苏维埃的宪法作出某些修改。苏区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民主政治，而且对于以某种方式参加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也是民主政治。”“要让那些真诚地同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真正的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必须不仅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也吸收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相应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要调整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工会运动政策，使苏维埃的“政策和一切活动都应该服从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革命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利益”。(11)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带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文件，它鲜明地表现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总的策略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苏维埃运动策略思想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转变是及时的，也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抗战形势发展的。
但是，我们在肯定上述文件重大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份文件在有利于克服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中国革命策略调整的同时，却明显地生长出另一种倾向。由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文件不但没有强调党要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相反，把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定位为“协助”和“参与”。文件指出：“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的参与，并竭力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12) 1936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产国际的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践根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尽管已明确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变，并初步进行了理论阐发，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顺利地推进和实现这种转变，还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总的革命策略思想的转变是形成新的策略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如果离开了与本国国情和斗争实践的结合，依然不能达到总策略思想转变的目的，依然不能形成推动具体斗争发展的有效方针政策。
在中国国内，中共中央也在努力探索适应中国抗战形势发展需要的方针政策。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目标逐步清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也逐步开始形成。但是，艰难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前提下，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抗战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一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共产国际七大路线与中国抗日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胜利的具体方针政策。
三、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抗战路线，努力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推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
1937年11月中旬以后，受中共中央委派，王稼祥开始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6个月后，1938年4月，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成为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和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他们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宣传和解释党的正确主张，努力加强与共产国际的沟通，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为党正确的抗战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形势正“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13) 形势表明，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4)。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党内的右倾错误发展起来。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明确肯定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公开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的行动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他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对于王明的右倾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错误往往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此，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实际和中国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8年4月17日，到达苏联不久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5月17日，任弼时和王稼祥一起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任弼时作了关于4月17日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他首先谈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抗战中的最基本任务，指出，中共中央估计在两三个月内，武汉可能失守，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有很大不同，国民党现在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的领导权，危害其统治地位，想尽方法企图削弱、溶化共产党。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其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抗战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活动。“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15)
客观地说，任弼时的到来，使共产国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到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因此，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高度重视。经过认真讨论，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困难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任弼时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斗争，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是十分有利的。
任弼时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宣传。1938年7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任弼时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引导宣传活动的正确方向。在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组织了其他国家共产党参与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7月6日，《真理报》用整版篇幅，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通栏标题下，刊登《英勇的人民》、《奋飞的中国人》等报道，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事迹，并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合影照片。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驻欧洲和美洲的有关机构和组织，在进步媒体上刊登介绍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所有这些工作，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活动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力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形象。就是在纪念中国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声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烈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通过舆论、抵制日货、募捐、直接派遣医药救护队到华等多种方式援助中国抗战。从中国共产党抗战斗争的外部环境看，这个阶段的更多的理解、拥护和支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信心。
1938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负责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召集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阵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6) 很显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不断努力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更为直接和全面的了解，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季米托洛夫的谈话表明，共产国际继在政治上肯定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后，在组织上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
这个阶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并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之一。9月14日，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首先说明：“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随后，他着重传达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任弼时的报告以及同王、任谈话的主要内容，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7)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贡献是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骤。后来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理解和支持是及时的，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使党初步解决了内部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一心一意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任务。
1939年后，为了进一步深化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加强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和著作的俄文翻译工作。1939年4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9月，俄文版的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被分送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领导人。尔后，共产国际宣传部又将其译成各种文字分送各国代表团。到1940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务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正常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执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存在了12年，其中10年时间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这也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为活跃的时期。尽管由于身处国际环境中，还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隔阂的问题，特别是王明等人的错误更是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损失。但是，从总体上看，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抗日战争胜利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条重要的抗日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5页。
②《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
③《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
④以下内容引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1932年11月28日)。
⑤《对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信〈关于满洲的形势和中央的任务〉的说明》(1933年7月14日)。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0、134页。
⑦《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1935年6月3日)。
⑧《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季米托洛夫的信》(1935年10月29日)。
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1935年11月16日)。
(11)《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草案)》(1936年3月5日)。
(12)《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草案)》(1936年3月5日)。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15)《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0～371页。
(16)《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2页。
(17)《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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