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其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协调发展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也产生了日益严峻的区域发展差距。东部沿海地区依赖改革的先机和海外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超速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则相对不足，在增长的位势上发生了普遍的“塌陷”①。如表1所示，1980年，中西部各省区加权人均GDP相当于东部的65％和53％。但是到了2007年，该比值分别下降为48％和41％。与区域发展鸿沟相比，更令人惊讶的是各省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以最富的上海和最穷的贵州为例，上海市2007年的人均GDP为66367元，而贵州省同期的人均GDP仅为6915元，两者相差近10倍。
区域发展不平衡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不稳定，违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差距过大会降低高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进一步阻碍未来增长的潜力。如何协调地区平衡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成为今后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头等大事。
对于我国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地区发展的平衡程度存在波动，总的趋势表现为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差距扩大明显。那么，引起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研究发现，市场化过程扩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另外，从改革的初始条件出发，Tian等在增长方程中引入政府政策变量，证实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如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而给予的倾斜政策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林毅夫和刘培林把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发展战略。更具体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仅没有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反而拉大了地区差距，因为越富的地区可能越容易得到转移支付。持支持财政政策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观点的还有Shan，Shah建立了包含地区差距的衡量指标变异系数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等宏观变量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发现财政支出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较大，而货币政策对地区差距的作用相对较少。
既然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与政府的发展政策紧密相关，那么就得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弱化地区差距问题。尽管早在1999年6月国家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政策的支持和财政向西部倾斜并没有缩小他们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政府治理地区不平衡的经济政策似乎缺乏相应的效果。以Solow所开拓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最终会存在着趋同。然而，按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地区发展很可能并不会出现趋同。另外，虽然有研究表明，三大地区内部有可能出现“俱乐部收敛”②，但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却是实实在在的，迄今没有缩小的迹象。
到目前为止，已有的关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暗含的假设条件，这或许是因为这个条件在他们研究期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忽略了其重要性。这个假设就是，我国出口导向型（充分利用外部市场）的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改变。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严重冲击了这种模式，约束条件的变化使得以前很多的发展结果都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国外市场需求拉动获取的，这毫无疑问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的地区集聚趋势变得愈加明显，地区工业GDP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差异日益扩大，我国工业的空间集聚已越来越突出地形成了以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利用出口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本地的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有所下降。地方政府有意将市场进行分割，分割市场更有利于当地的增长，地方政府的确在利用来自于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放弃了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因而开放则强化了市场分割的好处。也有研究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视角对我国地区间差异及其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以及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化中的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时，由于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
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东部地区所获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部市场需求基础之上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外部市场迅速萎缩，这给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迫使全球经济运行结构重新构架，外部市场萎缩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因此，探讨如何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缩小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危机下的需求转变
（一）外需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社会分工越精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关于市场规模，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文献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度量方法，对于国内市场规模的计算，本文采用了Harris的定义，即一个地方潜在的市场规模与该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收入呈正比，与其他地区到该地区的距离呈反比。这种处理方法给予“中心”地区更高的权重。考虑到本地市场，我们取各省半径的2/3作为内部距离，即有：
本文在这里用出口开放度来代替国外市场规模，这一方面是为了简便，另一方也是因为对于出口产品的运输成本并不像国内市场规模那样容易衡量。但不管如何，这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另外，各省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数字直接从电子地图上读取（单位：公里）。具体来讲，我们取两地之间最短的公路距离而非直线距离。这样可以间接考虑到各地地形地貌（比如山地、高原和沙漠等）的差异性。其他数据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获得。
具体的，本文挑选出2002、2005和2007这三年中国各省区的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数据，对其进行简单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报告了几个时间段各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及其在全国的位次，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地区市场规模较大、出口开放度较高。其中，上海市的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在整个考察期间分别为第1位和第2位，而且在出口开放度方面在2007年已经非常接近排名第l位的广东。西部各个省区不仅地区市场规模狭小，而且出口开放度也较低，以青海省为例，其地区市场规模在这几年中都是第28位，而出口开放度在2002和2005年处在第25位，2007年更是降到了第29位，这与我国东部地区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二，安徽、河南、江西、山西、湖北以及湖南等靠近全国版图中西的中部省份，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拥有相对较大的地区市场规模，但是它们的出口开放度却较低。以河南省为例，在这三年中，河南地区市场规模均居第9位，但是出口开放度在2002年位居23位，2005年位居28位，2007年位居27位。这些地区的地区市场规模与出口开放度极其不对称。
第三，以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省份广东省为例，2002年其地区市场规模位居第11位，其余两年都位居第10位，而出口开放度在这三年中都高居第一位，广东省的经济总量早就已位居全国第一。
通过以上分析，再结合我们对现实的了解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出口开放度大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其市场规模并不大，但是位居第一的出口开放度保证了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经济增长速度与地区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显，这毫无疑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地区的出口开放度对于该地区经济增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约束转变下的市场替代
与国际市场相对应的是国内市场。那么，两种市场是否存在替代效应呢？现有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陆铭、陈钊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地方间市场分割，更像是一种“囚犯困境”的局面，当其他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的时候，本地如果要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也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而且，这有可能引导地方政府展开分割市场的竞赛，把对手拉下马，来提高本地经济的相对表现。此时，各省市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积极开展外贸活动。黄玖立、李坤望考察了地区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构造的地区市场规模指标实际上是一个用其他省的生产总值除以其他省到本省的距离之后的总和。他们发现，这个指标本身是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同时，出口开放度也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度的交互项的系数却是负的，这表明国外和地区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时是相互替代的。陆铭、陈钊发现，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而胜出的原因就在于放弃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而利用国外市场的规模效应。他们的分析同样表明，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替代性。此外，还有学者证实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并且用中国2002～2007年工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证实，并且发现国外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国内市场。
我们对2009年各省区的经济增速情况进行了比较，并将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受本次危机影响程度的一个标尺（见图1）。
图1 2009年我国各省区GDP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9年各省市统计公报的数据整理。
虽然我们仅仅拿出2009年的数据作比较或许不完全准确，但是，这完全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由图1所示，两类省份：直接依赖外需（如上海、浙江、广东）以及主要的自然资源商品产地（如山西、宁夏、甘肃），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很低，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前一类主要反映了外需的急剧萎缩，而后一类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有关。另外，那些对外需依赖度较低以及地区市场规模比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湖南、内蒙、贵州等）所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轻，相对来讲，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比较快。
为了对金融危机下外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我们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用图2来表示。由图2可以看出，2009年各省市的经济增速与出口开放度之间呈现出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而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以出口为导向型，图2的事实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暗示着，利用外部市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可能正在成为过去，内部市场空间正日益变得重要。
图2 出口开放度与各省市2009年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以及2009年各省市统计公报的数据整理。
三、市场替代下的政策支持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国内外市场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替代。国外需求的下滑弱化了外部市场的重要性，这毫无疑问强化了国内市场的意义，只有在这个时候，政府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措施才会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现实中，这也正是我国政策措施的密集出台期。
（一）资金倾斜
毫无疑问，这次危机是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为应付这次金融危机，各国都做出了空前的救市计划。自2008年年底开始，我国推出史无前例规模庞大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各省级政府都获准发行地方债。迄今为止，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通过发行地方债所募集的资金将作为启动资金，帮助募集更多的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用于刺激计划中相关项目的投资。因此，无论出台的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地方债的规模，都应当成为衡量其为刺激本地经济增长所制定的地方政策反应力度的一个很好的风向标。一般来讲，一个地区所受负面影响越严重，其政策反应的力度就应当越大。换言之，原则上，由于东部省份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其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因此，东部省份的政策扶持力度应当比西部省份更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关系根本不存在。
图3 2000亿地方债中占据份额比较大的省市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媒体数据整理。
如图3所示，在国务院审批通过的2009年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中，四川省获得180亿元；重庆获得55亿元；宁夏获得30亿元；新疆获得55亿元；贵州省则为64亿元；陕西争取到60亿元；河南省获得88亿元；湖北省获得80亿元等等。这些地区获得的地方债发行额度占全国额度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其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而作为东部地区的北京市只获准发行56亿元地方债，作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广东省也仅为110亿元。从现有数据上看，中央把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放到了分配标准的第二位，而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基建、民生和扶贫项目。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差异，那么，目前中央政策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了。
（二）有偏的区域振兴规划
从“九五”开始，鉴于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发展的战略。尽管从1999年6月国家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张军等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虽然一直得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没有形成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而改革开放却使得东部地区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中。对此，基于国内外市场的可替代性进行的一种解释就是，东部地区广阔的国际市场可以提高其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而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比较低。因此，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过于狭窄，政府的政策并不能诱致企业从东部搬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受制于市场规模的限制，中西部地区并不能真正发展起来。
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出现萎缩，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2009年以来，我国接二连三出台了新一轮区域振兴规划，区域振兴规划呈“全面开花”的态势（如表3所示）。
在上述已经批准的和将要批准的22项区域振兴规划中，有15项是针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制定的，只有7项是针对我国东部地区制定的，这既说明了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又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意图。另外，区域振兴规划与行业振兴政策相比，更加符合我国二元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能够充分体现各地区产业发展的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每一个规划的产业发展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将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布局相结合将更加有利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同时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腾笼换鸟”，推进自身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合理布局。
毫无疑问，区域振兴规划的出台将会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扩大内部市场规模和专业化分工，这将逐渐改变过去东部沿海地区“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局面，逐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态势，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
四、结论性评论
本文认为，我国地区差距过大的原因在于，地区市场分割使得内部市场规模过小，狭小的市场规模并不能够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而东部地区有着广阔的外部市场规模，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就会集聚在东部，结果会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的局面。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外部市场萎缩、内部市场变得日益重要，约束条件发生转变，这为我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带来了一个难得历史机遇。在这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无疑将会发挥关键性的作用，2009年开始大量推出的区域振兴规划，描绘出了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美丽新世界，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路线正在沿着新的区域发展地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的区域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目前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态势来看，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也正在得以修正。
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内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地方诸侯经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最大壁垒。从全局来看，整合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但是，采取分割市场的政策在省之间的博弈中却可能是一个占优策略。但随着区域振兴规划的实施，这个策略现在正日益变得过时。已经出台的或将要出台的22个区域振兴规划中，不但有跨地市的，而且还有跨省区的，如果每个地区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演绎规划，在地理单元上相对成块，对市场进行分割，那么企业将会“用脚投票”，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地方政府都会受到“伤害”。实际上，区域竞争与区域合作是矛盾的统一体，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区域合作的必要性，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的定期协商机制，建立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区域合作，真正落实区域振兴规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扭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事实。
注释：
① 与国家统计局口径相同，在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京、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蒙、桂、渝、川、黔、云、藏、陕、甘、青、宁、疆12个省市。
② 俱乐部收敛是指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在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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