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西方的援助：孔祥熙1937年欧美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行论文,欧美论文,孔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前往欧美各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其间，孔祥熙先后访问了英国、瑞士、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并与张伯伦、希特勒、墨索里尼、罗斯福等各国领袖会面。此次出访，表面上他是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参加英国新君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而其顺道访问欧美各国，实是抗战前夕中国政府争取西方援助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正如孔祥熙在回国后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所说，此次出访乃“秉承总理利用外资遗教，吸收国际资金，以充国内生产建设之用，并以年来内债数目几于二十多万万元，拟设法借于低利外资，偿还高利内债，俾社会金融益形活泼，国库支出亦得以稍资弥补”①。而实际上孔祥熙欧美之行的目的不仅是要吸收外资，以配合国内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时亦在暗中购买军火，加强国防力量，从而为中国政府在即将爆发的对日抗战中争取外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孔祥熙出访欧美的背景
要了解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目的，首先应注意的是抗战前夕复杂的国内外政治与经济背景。
从国际方面分析，自1929年起困扰西方国家多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至此时已开始复苏，欧美各大财团又开始寻找和开辟海外市场，中国则正是投资者的重要目标。在这场争夺对华投资的竞争中，由于德国不是新银行团的成员，不受对华投资借款种种条款的约束，再加上当时正值德国复兴之际，也刺激其积极寻找向海外投资和扩张的机会，因此德国财团率先进军中国。1934年5月，德国奥托·华尔夫公司与国民政府铁道部签订了玉（山）南（昌）铁路借款合同，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第一个向中国提供贷款修建铁路的国家②。在这之后，英、法、比等国财团亦蜂拥而至，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宝成铁路（比）、京赣铁路（英）、湘黔铁路（德）、成渝铁路（法）等借款合同，原本为控制对华借款而成立的新银行团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再也发挥不了垄断的作用，就连一向对中国提供借款极为冷淡的美国财团此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37年春天，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皮尔逊专程访问中国，并与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多次洽谈，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大额度的信贷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表示，很多外国人不得不对近年来中国在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产生深刻的印象，他相信，“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詹森还报告，中国已得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笔贷款，因此他提出，美国政府是否也应积极参加对中国的投资④。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当时西方国家不论是政府还是财团，在对华投资的意向上已发生深刻的变化⑤。
在国内，政治与经济局势亦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出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难得的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从政治形势来看，自两广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逐步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开始进行秘密谈判，政治局势趋于统一，国民政府的威望亦有所提高。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内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对内政策方面，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对外方面则表示，若日本的侵略“超过忍耐之限度”，中国政府惟有“出于抗战之一途”⑥。
此刻经济形势的变化更为明显。由于1935年11月币制改革的成功实施，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物价缓缓上升，失业率明显下降，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全面整理外债，开始清还拖欠多年的外债，债信有所提高，国民经济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若干困难。首先，政府推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刚刚开始，国家计划兴建众多大型现代化企业，需要资金，特别是铁路建设急需大批投资；其次，由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无法举借外债，只能向国内银行借款，然而历年来内债发行过多，且利息较高，已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影响，虽然财政部对于内债刚刚加以整理（发行统一公债），但并未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有强有力的资金作为发展经济的后盾。更重要的是，此刻日本正逐步加紧对华北进行蚕食，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对此国民党内高层亦有较清醒的认识。
正是处于这种局势之下，国民政府必须在国际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一方面介绍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了解欧美各国对远东局势的态度，赢得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更重要的则是争取西方列强在财政、经济与军事方面对华提供援助。时任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就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注意力就是要满足军事和外交上的需要，重点则是转向欧洲市场，特别是从伦敦、柏林、巴黎和罗马那里寻求财政信贷和借款⑦。
此时正好乔治六世刚刚继爱德华八世成为英国国王，预定于1937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这在英国是一项极为隆重的仪式，不仅要邀请欧洲各国君主和王室人员出席，世界各国亦都会派出重要领袖参加这一盛典。顾维钧听说日本皇太子不仅亲自参加，还计划访问德国，因此他建议国民政府选派重要领导人前往英国，并顺便出访欧洲各国。在顾维钧眼中，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王正廷、颜惠庆等都是恰当的人选⑧。国民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组织代表团出席典礼，而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更是担任国家特使的最佳人选，至于副使，最初除了陈绍宽之外，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曾是蒋介石考虑的对象⑨。
193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派孔祥熙为庆贺英王加冕典礼特使，并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副特使。随后，孔祥熙便开始准备出访，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主要人员包括秘书长翁文灏（行政院秘书长）；参赞曾镕甫（铁道部常务次长）、诸昌年（江海关监督）、张福运（原财政部关务署署长）、郭秉文（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梅乐和（海关总税务司）；秘书张平群、吴景超、杨光泩、陈炳章、陈立廷、胡诒谷；专员唐海安、陈祀邦、乔晋梁、李骏耀、郭泰桢；武官桂永清、温应星、胡献华、周应骢、林遵、沈德爕、王承黻、林献炘；技术人员王家鸿、齐焌、吴健、徐善祥、刘荫茀；译电员原顺伯。⑩ 孔祥熙的长女孔令仪和次子孔令杰亦都随团前往欧洲。
孔祥熙此次出访，其实包含着深远的政治与经济目的：首先是寻求西方的财政借款，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国内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完成新建铁路的融资，同时他还设想向西方举借大批低息外债，用以偿还高息内债；其次是为白银国有化之后的白银寻找出路，这样既可以将白银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又可以此作为抵押，举借新的外债；最后是积极向西方各国购买军事物资，为国家增加国防力量，防止和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
4月2日，孔祥熙率代表团一行30余人自上海搭乘意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出发，行前蒋介石曾亲自接见代表团，并嘱托孔祥熙“此行使命极为重大，望勉力以赴”，表示孔出国期间国内财政事务都将由他本人“亲加注意，务使各事照常进行”(11)。孔祥熙刚刚启程没有几天，财政部秘书鲁佩璋即给他发去密电，称驻瑞典暨挪威公使王景岐来电报告知，瑞典存银甚丰，且该国银行与实业界均有意对中国进行援助，因而建议“如向此无野心之国家告贷，可济急无患”(12)。这就说明孔祥熙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寻求欧美各国的借款，其对象十分广泛。
此次行程甚长，孔一行先抵达香港，途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新加坡、锡兰的哥伦坡、印度的孟买、埃及的赛特港，再行经意大利、捷克和德国。沿途孔祥熙一行先是乘船各处游览，并会见各国领袖，到了欧洲再换乘火车，终于在二十多天后的4月27日抵达英国的维多利亚车站，受到英国政府的欢迎。5月4日，郭泰祺大使在酒店设宴为代表团接风，多位英国内阁成员出席。宴会中英国外相艾登表示，英国非常愿意协助中国振兴，中国需要什么方面的援助，英国都会考虑；但他又提醒“经济建设尚系试验时期，西方方法可学，中国旧法亦可存”(13)。其后孔氏一行参加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并与英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同时还在伦敦参观、演讲，5月25日离开伦敦前往日内瓦(14)，开始了他对欧美各国的正式访问。
二、与英国洽商借款
5月12日孔祥熙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随后便开始进行其他外交活动。5月21日起，孔祥熙偕郭泰祺大使访问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就中英经济合作事宜开始进行谈判，而铁路借款则是谈判的主要内容。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后，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部长，随即开始了全面清理铁路债务，目的是计划大规模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其中与英资有关的是兴建广（州）梅（县）铁路和浦（口）襄（阳）铁路。然而除了资金之外，修建铁路还面临着其他几个重大的难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日本的干扰。日本早就企图在华南投资兴建铁路，而且潮汕铁路历史上亦存在日本借款的遗留问题。中方深恐日本以共同投资的理由将势力侵入广东，决定仿照川黔铁路公司办法，成立商办的广东铁路公司，再由中国建设银公司与汇丰银行在香港和英国发行债券。1937年1月2日，张嘉璈开始与汇丰银行代表卡塞尔、中英银公司代表台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馆财政参赞霍伯器等人洽商具体借款条件，然而借款谈判刚刚开始，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就向张嘉璈询问详细情形，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更公开向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同时兼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表示要参加广梅铁路借款，他甚至宣称日本完全可以单独提供筑路材料(15)。
第二个是四国银行团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四国成立的新银行团，其目的就是要垄断对华借款。虽然此时德国已率先向中国提供铁路借款，其他各国亦都相继开始对华投资，但新银行团的存在，始终是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一个重大障碍。此时英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1937年2月10日，英国曾向美国发出照会，认为银行团的存在不但没有完成其创立时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宗旨，相反却成为其中的障碍。(16) 因此英方希望以广梅铁路为契机，取消四国银行团这样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
第三个问题来自于中国国内。原先铁道部商议广梅铁路借款将以盐税附加税作为第一担保，但这一建议却遭到财政部的反对，孔祥熙主张借款应集中进行，不要各自洽谈。因此正在国内与英方谈判借款修建广梅、浦襄铁路的张嘉璈致电孔祥熙，称已将浦襄铁路借款暂缓签字，“留待吾公大计划成立，归并办理”(17)。
蒋介石非常关心孔祥熙在英国的谈判，并经常予以指示。孔祥熙曾向驻德大使程天放提及，他在英国的三个星期中，就曾与蒋介石亲自通过四次长途电话，声音很清晰(18)，虽然没有提及谈话内容，但肯定涉及借款的问题。孔祥熙刚到伦敦不久，蒋介石就致电孔，说他已在上海与英国大使会面，英方对于中英“经济、军事合作甚表赞成”，只要双方“在英开诚谈判，必有效果”；但是英方还是强调两点：“甲、经济合作须有担保品；乙、合作注重精神，不在文字，以免各国嫉忌。期能以此奠定两国永久友好之基础，确保东亚之和平。”蒋在电报中还特别提到对日本的外交方针，即“决不放弃正当交涉之途径，只要日本放弃其无条约所夺取之权利及其非法活动，如彼能取消冀东、察北伪组织与彻底停止走私等事，不妨碍中国在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勿使华北特殊化，则其他一切我政府必经合法手续与正当途径进行”。并指示孔“可在英表示即如以上之意，如日愿英从中保证，则中国亦所愿矣”(19)。
除了铁路借款之外，孔祥熙其实更关注的还是金融借款，而军方亦希望得到军事方面的援助。5月14日，训练总监部交通兵监兼通讯兵监徐庭瑤致电孔祥熙，说是接到蒋介石命令，今年要成立战车营，因而请他速向英国威克鄞厂订购“六吨车三十四辆，四吨车十八辆，每车均装无线电”；同时再向英国马太公司订购一批修车机器(20)。5月15日，蒋介石再次电告孔，称已正式通知英国大使，“关于中英合作之谈判，已授兄在英全权协商，嘱其转告英政府”。他还指示孔应尽量争取军事方面的援助，譬如“海军部分可嘱厚甫[陈绍宽]酌拟办法，然最多先订小号潜水艇一队，共四艘，其他如要塞炮、高射炮、鱼雷快艇、水雷、坦克、战车等，须待其英国首相顾问来华后面商再决，顾问员额亦然。但其军械价目总数大约在五百万镑至一千万镑之数，言明六年以后开始还本”(21)。
孔祥熙在英国的谈判尚未结束，5月25日就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其他国家进行访问，但他对此次谈判的结果似乎相当乐观。孔祥熙在日内瓦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密电中称：“此次使英，所有印象甚好，各方对我态度极佳，此固因我年来诸事进步，然复初兄（郭泰祺）联络力亦不少。艾登迭次对我表示好感，谓英日谈判由日主动，但英必以有利吾国为前提。新任首相张伯伦亦谓，无论如何，决不使有损吾国主权，且当乘机为我臂助。至与日谈判情形，将对我一切公开。”接着孔祥熙告诉王宠惠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一、借机与各国代表联络感情；二、借晤驻欧各使，报告国情；三、探询各国实情及其对外方策，以备参考。”(22) 5月29日他在罗马发给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和常务次长徐堪的电报中亦称：“此次来京，甚受欢迎，我国信用现已恢复，向我投资不成问题，惟其条件则待研究。伦敦市面近因所得税纠纷及罢工风潮，稍受影响，惟不久即可过去，无关大局。”(23) 同日他又致电张嘉璈，称：“铁路借款，英欲正式以关、盐担保，此事关整个问题，似不宜枝节处理，且急则条件苛，于我无利。现正积极进行，不久当有具体决定，已嘱镕甫兄在英斟酌办理，将来如何，再行电达。”(24)
孔祥熙在访欧期间曾向其他国家通报了他在英国借款的情形。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里特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孔祥熙于6月2日晚间两人会晤时曾向他透露，英国表示愿意提供长期借款资助中国各种修建铁路的计划，条件是必须购买英国的器材和设备；孔回答说，除非英国提供的条件要比其他国家优惠，否则他不会对这类借款感兴趣，因为在分期付款的原则下，中国可以从世界各国购买铁路器材。孔认为，只有英国提供大约12000万镑（约合20亿元法币）的借款，方可以收回国内发行的高息内债。当时内债利率多为6厘或8厘以上，孔希望举借年息4厘的大批外债，这样仅支付利息每年就可以节省8000万元国币，同时也可以平衡国家预算。孔祥熙还透露，英国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他的建议，因为这确实对中英两国都有利；但英方又表示，鉴于目前英国的财政状况以及欧洲动荡的局势，他们最多只能提供两千万镑的信贷，并邀请孔访美回程时即予签署协定。因此，孔祥熙向布里特提出，若美国能提供相当于一亿镑的借款，那就一定会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25)。
英方提出的借款条件相当苛刻，包括借款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保持并加强现行的海关行政制度，并重新聘用外国人担任海关职员；使用借款必须与中央准备银行顾问商量等(26)。蒋介石接到孔祥熙6月5日发来的电报后，立即致电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并让他转告孔，关于“外汇准备借款三项条件，第二项在借款未偿清以前，税务司仍由英人担任一节，可改为‘中国税务司如雇外员，则先雇英人’，但只可口头约定，不可签订文字，其他两项亦只可口头约定，万不能签约，否则彼显有束缚与监督我财政方针，则不如不借也。而且国民亦不能了［谅］解”。蒋介石还提出，除了这笔外汇准备借款之外，是否还能再借一二千万镑的信用物品借款(27)。
6月15日，孔祥熙于德国的巴特诺恒致电张嘉璈，告诉他广梅借款谈判现仍在积极进行中，但对方提出必须要以铁路收入和盐税余款作为借款的本息担保，“是其条件愈趋苛烈，如开此例，将来贻害甚大，此不能不虑也”(28)。张嘉璈收电后即刻回电提出他的意见，“利息以粤省增收盐税为担保，璈意以为与盐余并无分别，深盼英方谅解，仍维原意，勿再坚持，至本则无论如何必须以铁路收入为担保，否则一经开例，其他合同必将无法办理矣”。张氏在电报的结尾还忘不了赞扬孔氏几句：“吾公负国际重望，旌旗所至，各国莫不响风，想一言九鼎，必能俯赐斡旋，俾此事得迅速解决也。”(29) 孔祥熙回电称：“广梅案英变更原意，对铁部担保不信任，［要］求加盐税担保本息，恶例难开。诚如所云，不如静处，徐图转圜。”孔祥熙甚至怀疑英方变更原意“是否沪方有人阴谋破坏”，要求张嘉璈秘密进行探查(30)。
6月21日，美国驻英国大使贝克汉姆向国务院转呈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证实了孔祥熙与英国借款的绝密谈判内容。备忘录称，英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借款以稳定中国的货币及健全财政政策，这笔借款的数额应为一千万镑至二千万镑之间，并在伦敦发行债券，希望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同情和支持。英国外交次官贾德干还说，他曾与日本驻英大使交换过意见，并声明英国政府赞成为了远东的和平与安定，愿与美国、中国和日本进行合作，但决不考虑签定任何形式的特殊协定(31)。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在这份文件上签注，他认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都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一计划，但是否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还是建议应予审慎的考虑。至于英国方面提出解散四国银行团的建议，而据他们观察，其实用不着政府出面干预，美国财团早就有此想法了。霍恩贝克最后还强调，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孔祥熙一定会提出借款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至少在开始时，国务院应采取中立的态度(32)。
此时英国正秘密与日本进行谈判，刚由财政大臣升任首相的张伯伦和外相艾登告诉翁文灏，日本要单独在华北投资，但在华南如果有投资的机会，则要求履行四国银行团的协定，必须通知日本共同参加。张伯伦他们虽然表示，英国不论在华北还是华南都有权投资，但若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33)。这就说明，虽然英国有意向中国投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英国是绝对不愿意卷入远东危机的。
三、订购军火的秘密谈判
5月25日，孔祥熙结束了英国的访问转赴瑞士日内瓦，在这里他召集顾维钧（法国）、郭泰祺（英国）、程天放（德国）、胡世泽（瑞士兼国联）、钱泰（西班牙）、王景岐（挪威及瑞典）、朱鹤翔（比利时）、金问泗（荷兰）及龚安庆（丹麦）等中国驻欧各国使节，向他们报告国内形势及在英国谈判的细节，顾维钧等人亦分别汇报了各国的外交状况及其对华政策。在瑞士期间，孔除了拜访瑞士联邦行政委员会主席摩太之外，还在胡世泽的安排下举行宴会，宴请英国外相艾登、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尔博斯、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埃及总理那哈斯、荷兰外交部部长格来夫、拉脱维亚外交部部长曼特士、厄瓜多尔代表葛佛陀等各国外交领袖(34)。其后，孔祥熙又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并先后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外交部部长齐亚诺，法国总统勒白伦、外交部部长台尔、财政部部长奥利沃尔，比利时总理齐兰、外交部部长斯巴克等人会晤。孔祥熙一行6月9日抵达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他此次欧美之行的重点。
战前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德国除了率先向中国提供铁路借款、派遣军事顾问之外，还秘密与中国政府签定易货协定，向中方实施10000万马克的无限期信贷(35)，并答应给中国投资建造大型的钢铁厂、汽车制造厂和飞机装配厂(36)。1937年年初，德国政府就表示，希望中国政府派遣重要领导人前往德国会谈今后的合作问题，并允诺赠送给中方两艘潜水艇(37)。此次孔祥熙访德，正是向德国寻求合作特别是争取军事援助的重要外交活动。
在孔祥熙尚未抵达德国之前，蒋介石即致电驻德大使程天放、武官桂永清，查询购买德国军械事宜，电文曰：“前订德械，急要之件，皆未如期交货，究为何故？希立催二公分高射炮与鱼雷、水雷速运来华，并示启运日期，以此等雷炮，德皆存有，如无他故，必能速运也。又孔特使可全权代表政府，如果有合作可能，嘱克兰顾问转告德方，当先与孔特使接洽后，再派军事代表可也。”(38)
到德国后，孔祥熙曾参观了克虏伯兵工厂和容克飞机制造厂，并先后与经济部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空军部部长戈林、外交部次长麦刚森（外长里宾特洛甫出国）等人进行了会谈。6月10日，在与沙赫特的会谈时双方除了提到当前的国际关系以及德日两国签定协定的内容外，主要是讨论双方继续进行的易货业务。沙赫特表示，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利益，并不想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而只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它将为德国的商业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39)。
6月13日，孔祥熙前往上沙尔兹堡的“鹰巢别墅”晋见德国元首希特勒，中方同行者包括陈绍宽、翁文灏、桂永清及驻德大使程天放，双方会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关于中德关系孔氏与希特勒两人只是泛泛交换了各自意见，并未深入洽谈，希特勒认为：“德国与中国乃至所有远东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德国是工业国，中国则富有原料和农产品，两国关系自然有赖于互利的货物交换。”他指出，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希特勒还强调共产主义对全世界特别是对西欧的威胁，因此必须要与布尔什维克作战(40)。
6月14日，蒋介石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指示，关于中德以货易货之事，中国应有驻德主办人，要求立即指定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担任，并通告德方，以后易货手续皆由谭伯羽负责主持(41)。6月19日，蒋介石又致电翁文灏，嘱其与德妥商“续购轻战车一百二十辆，零件在内，十五榴加农炮八门，炮弹照配如前”(42)。
尽管孔祥熙访问德国期间曾遇到过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主要是与戈林的会晤），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取得了预期效果，既得到德国最高元首维持两国外交关系的许诺，同时又获得财政经济特别是军事物资方面的支持。孔祥熙离开德国前往美国继续访问之后，6月28日，在中德易货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商人克兰亲自给蒋介石发来一封长电，详细介绍了孔祥熙此次德国之行的收获，具体包括：德国同意继续以合步楼公司出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统一由中国军政部或由其指定机关接洽办理，中国则以国内农矿产品予以补偿；同时德方还同意派遣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此外双方还需洽谈成立中德银行以及德国援助中国兴建钢铁厂与炼油厂等具体事宜(43)。顺便提及的是，孔祥熙此刻在德国洽购的军火，不久后即运往中国，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侵略具有重要的贡献。
除了德国，捷克也是中国在欧洲购买军火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捷克在欧洲虽然是个小国，但其机械制造业却相当发达，特别是布尔诺、斯科达等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更是久负盛名，而且价格较为低廉，因此早在20年代东北军和中国的其他军阀就曾向捷克购买过大批军火。据统计，1927年至1928年间，捷克向国外出售的武器总价值为8500万克朗，其中卖给中国的武器就高达6200万克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政权不仅积极向捷克的兵工厂购买武器，而且还计划在湖广铁路沿线建立一个年产6000枝机枪的兵工厂，要求捷克的布尔诺工厂提供技术合作。经过谈判，布尔诺厂同意提供其生产的Zb～26型轻机枪的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指导工厂的设计工作(44)。
6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致电孔祥熙，说蒋介石原有计划向捷克洽商建造机关枪工厂之事，现又同意先向捷克定购5000支轻机关枪，因为三年前孔祥熙就曾代军政部订购该款轻机关枪，因其“价既廉，质尤优良，至今为各师长所称道”(45)。因此孔祥熙在结束欧美访问之前，又曾于8月2日代军事委员会向捷克兵工厂订购一批军械，总价值为1611000英镑(46)。
孔祥熙在欧洲之行的最后回程中，于8月14日访问了布拉格，并与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总统别墅进行了会谈，此刻淞沪战争刚刚爆发。其后孔祥熙即与斯科达工厂签订了新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将得到捷方1000万英镑的信贷，并可用这笔信贷支付从捷克购买的铁路、飞机、采矿及钢铁厂等机械设备，以及“斯科达工厂生产的其他商品”（其实就是军事武器）的款项。日本在得悉这一情报后立即进行阻挠，日本驻布拉格公使对斯科达工厂提出，在中日冲突结束之前，上述信贷不能兑现。尽管捷方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感到吃惊，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因此这笔信贷最终并没有实现(47)。
9月3日，孔祥熙在结束访问德国之后曾致信希特勒表示感谢，并希望他注意日本在东亚的强权政策给德国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这样德国会失去东亚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孔祥熙还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国政府愿意相对于德国商品供应，而特许德国在华开采重要矿藏，并平衡外汇交易逆差(48)。但其时日本已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德国对中国的政策亦出现微妙的变化。
四、寻求与苏联的合作
自从1933年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即开始加强对苏联的联系。面对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希望能与苏联签订一项两国结盟的互助条约，即缔结反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但苏联却拒绝这一建议，他们认为，在目前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之下，苏联必须避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因此只同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由于苏联在世界危机冲击下不但经济没有衰落，反而稳步上升，引起国民政府高层对其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大感兴趣。因此，孔祥熙在赴欧前原计划趁此次外访的机会顺道访问苏联，没想到当时却遭到苏联政府的婉拒。但是孔仍然坚持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在孔祥熙正式出访的前一天（4月1日）晚上，两人在上海进行了秘密会晤，其间孔详细询问并记录了苏方关于供货的建议。据鲍格莫洛夫观察，孔对于苏方婉言谢绝其赴苏访问而感到失望，但孔还是表示非常希望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伦敦叙谈(49)。虽然5月27日孔祥熙曾在日内瓦宴请欧洲各国首脑时与李维诺夫相见，但在这样公开的外交场合下，双方并未有任何深入的交谈。
6月3日，蒋介石通过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转告孔祥熙，指示应派遣特使团的秘书长翁文灏先行前往苏俄访问，主要考察苏联五年计划的设计、考核、管理、组织等方法，及其最初筹办与着手情形，希望翁文灏在苏联期间设法与主持设计五年计划的负责人与实际指挥监督者面谈，尽可能了解苏联在实施五年计划过程中的具体情形及其遇到的困难，考察日期大约为一至二个月，访问完毕后立即回国(50)。6月19日，孔祥熙电告蒋，赴苏考察人员除派翁文灏秘书长外，还加派吴景超（行政院秘书）、沈德燮（航空委员会第一处处长）随同前往。蒋介石立即致电翁，指示沈德燮赴苏考察空军时，应特别注意考察苏联与其他各国创办飞机制造厂和自造发动机的经过，以及训练人才学习制造的办法等方面，并对其详加研究(51)。
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获鲁汶大学博士学位，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30年代初曾与丁文江、胡适等人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后被国民政府聘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改组政府，聘请部分社会精英到政府各部门出任要职，翁文灏即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正式弃文从政。1937年春，当孔祥熙出任赴英特使而任命翁文灏为代表团秘书长时，翁氏事先对此却毫不知晓。翁文灏害怕与孔祥熙无法合作，曾向蒋介石提出改任参赞，但蒋却对他说，他和孔负有不同的任务，彼此之间互不干涉，但翁的工作必须直接对蒋负责。蒋介石认为目前的局势十分紧张，日本必将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他希望利用翁在欧洲的声誉和关系，告知各国领袖当前远东的危机，询问他们的意见及方针，并随时向蒋报告。因此翁文灏在结束了对英国等国的外交访问后，即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地质学会的名义，来到苏联，开始进行秘密访问。
6月27日翁文灏抵达苏联，至8月9日方离开苏联飞往瑞典。在苏联的四十多天中，翁文灏除了参加国际地质学会的会议外，还曾与苏联外交部、重工业部的首脑进行会谈，并参观苏联的工厂和研究所，详细了解工厂的生产计划、技术人员与工人的比例、经营销售及成本价格等具体情形。7月3日下午，在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协助下，翁文灏与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举行会谈，“言及交换货物事”(52)。翁文灏在会谈中首先表示，日本对东北的入侵不仅让中国国土沦丧，也同样危害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据翁后来回忆，李维诺夫的态度相当痛快，他指出，中苏之间关系原本相当紧张，现在必须从头做起，方能建立交情。而他认为首要的工作就是尽快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一旦签定了条约，苏联便会向中国提供援助，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双方先订立交换货物的合同，这样苏联就可以先向中国提供一些设备。翁对此建议十分赞同，认为不虚此行，因此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建议完全接受对方提议。然而蒋介石却回电说，互不侵犯条约已令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洽谈，易货协议则暂缓议决。(53) 翁文灏当时并不理解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立即与苏联签定易货合约，然而正是因为翁曾于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到苏联进行秘密活动，并初步洽谈有关交换货物的具体事宜，所以当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刚一爆发，中苏两国便立即开始谈判，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及易货协议，在抗战初期最艰苦的岁月中，苏联率先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五、在美国的活动
孔祥熙一行于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又先后访问了瑞士、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于6月16日由法国查尔堡港搭乘“玛丽皇后”号邮轮，至21日抵达美国纽约港。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美国国务院交际司司长哈密顿等在码头欢迎。
出访美国也是孔祥熙此次寻求援助的一个重要任务。孔祥熙到美国谈判，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美方的允诺，收购币制改革后中国政府收归国有的白银，将其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同时还希望以此为抵押，向国际财团举借新的借款。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于1937年4月13日在致孔祥熙的一封信中称：“我国通货非银本位，而为管理本位，需将大部分白银换成外汇。”(54) 实际上自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大约20个月的时间中，中国曾先后三次向美国出售白银，第一次为1935年11月币制改革刚刚实行之后，美国承购5000万盎司白银；第二次为1936年5月，根据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50美分的价格，向中国收购白银7500万盎司(55)；而第三次就是此次孔祥熙出访美国，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签订的购银协定，中国再次出售5000万盎司白银给美国，换取美国的黄金，并存放于美国的联邦储蓄银行，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中央银行在双方利益互相维护之原则下得到美汇，以作稳定货币之用”(56)。与此同时，中国还额外运往美国白银1200万盎司。1937年8月2日席德懋在致孔祥熙的信中透露，自币制改革后至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内，中国共向美国出售白银18835万盎司，约值美金9442万元(57)。
孔祥熙到纽约后，便与美国财政部及金融界领袖开始会谈。6月30日，孔致电蒋介石并转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和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说他已于昨日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及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意见甚洽，有成立五千万美金购贷借款之可能，专供购置建设机材之用”；孔还询问“国内实业需要何种机器，现有铁路需要何种车辆、材料，希详示，以便商洽”(58)。蒋介石接电后即于7月2日复电，指示孔祥熙在美国“洽购建设机材，以电力发动机、炼钢厂、人工炼油厂、机关车头制造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及各种开矿及水利等机器”，因为这些设备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皆极需用”，然而“还本付息期限，最好能延长十年以上”。第二天，蒋再致电孔，表示对美信用借款物资，“如能加入煤油与汽车两项，则三年之内至少有五千万元；又钢轨一千公里与机关车头百个，亦可列入”(59)。
7月6日晚，就在中美两国正式签订购银协议之前，孔祥熙在纽约应美国广播公司之邀请，对美国的广大民众发表了15分钟的演讲，他公开声明：“我的政府衷心欢迎外国投资，并将为它提供充分保障。”(60)
7月7日，孔祥熙抵达华盛顿，中午美国总统罗斯福设宴招待，双方谈话气氛相当融洽。7月8日，孔祥熙与摩根索正式签署购银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我国在美所有存储之白银计六千二百万两，按每两四角五分售与美方；（二）同时我国售银之所得，按每两卅五元买进生金三千万美元，存储联邦储备银行，作为发行准备；（三）美联邦储备银行以我所存同额生金为担保，抵用美币五千万元。”孔祥熙在致蒋介石密电中还告知，协定主要内容将于次日由他与摩根索同时公布(61)。然而孔祥熙和摩根索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们签字的同时，日本军队已经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7月9日，中美两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和摩根索在纽约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一年前中美双方签定的货币合作协定“对于中国新币制之顺利进行极有贡献，中国国内经济及美国贸易双方均蒙其利”，因此两国同意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美方声明，同意“向中国中央银行购买大量白银，并使中国中央银行可在保障中美两国利益之条件下，获得美汇，安定金融”；中方则保证向美国购买大量黄金，作为增加中国政府金融安全的黄金准备。因此“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对于两国均有利益之结果深感满意”云云，然而却没有宣布双方购买白银和黄金的确切数量，其目的是不要让“投机家引为有价值之资料”(62)。
《华盛顿邮报》1937年7月10日公布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购买白银的声明，同日该报还发表了沃特曼的署名文章，其大标题即为“美国以生金售于中国，并购买白银以增发纸币，摩根索氏与孔氏所订协定，冀以充实中国实力，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中美两国财长对于1936年5月签订货币协定所产生的结果均感满意，由于中国币制的稳定，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增长。该文并透露，1937年1～4月的4个月内，两国间的贸易额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中国输入美国的货物价值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而美国更上升了65％(63)。至此，孔祥熙出访欧美的任务基本完成。
六、出访结果
孔祥熙刚抵达美国时，蒋介石就发来电报，要他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并“应速作有组织有系统之计划，积极进行，并注重宣传，一面扩充信托局之机能，以调整华侨货物之输出与输入，同时对于各国以货易货之组合，亦可利用华侨货物之销运，而其清算手续，亦由信托局为之经理，此事若成，必收大效”。同时还指示孔祥熙在美国期间以及将来回国途中，对于各国华侨“一面联络感情，一面从事组织与宣传，最好在各处派妥员先往调查、宣传、联络”，这样等到孔祥熙到达时“即可着手进行”(6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孔祥熙仍出访在外。7月26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告其中日之间大战业已开始，和平亦已绝望，嘱其趁此机会在国外多多接触各国领袖，以争取更多的援助(65)。
孔祥熙完成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后，7月14日乘船离开美国重返欧洲。7月30日，孔祥熙与铁道部次长曾镕甫以及中英银公司代表培诺、中国建设银公司代表李德燏共同在伦敦正式签定广梅铁路借款协定，债款总额为300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30年，协定规定还款于建筑期内由盐税项下支付，建筑完成后由铁路收入项下支付(66)。8月4日，孔祥熙、曾镕甫又与英资华中铁路公司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代表，仿照广梅铁路借款的方式，共同签定了浦襄铁路的借款协议，借款总额为400万英镑。
此时国内的情形极为严峻。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8月3日，蒋介石致电仍在伦敦的孔祥熙，嘱其在英洽购飞机及各项装备(67)。孔祥熙接到这一指示后，又到法国洽谈借款协定，并于8月10日抵达柏林。此时日本早已扩大对华入侵的规模，相比之下，德国政府对孔的第二次来访就冷淡得多。就在孔离开柏林的那天，淞沪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进行全面抗战。
8月15日，孔祥熙在国外致电蒋介石，报告欧美各主要国家目前的态度：“英方态度在实力未充足前，似怕多事。德国希氏表示，伊与日携手，即为谋中日妥协。美罗总统密称，满洲国成立已有六年，兹不问法理若何，其存在已为事实……当此中日战争开始之际，除我以武力抵抗自求生存外，似不无考虑其他运用途径之必要。”(68)
8月18日，孔祥熙致电财政部次长邹琳并转告蒋介石，称其即于次日乘船返国，并详细报告此次出访欧美各国的收获：1.美国。（甲）我售银六千二百万，购值美金三千万元之纯金，借增吾国外汇准备金，足以成立有担保之信用借款五千万美金；（乙）议定购货借款五千万美金。2.英国。（甲）订定广梅铁路借款三百万镑，浦襄借款四百万镑；（乙）大体决定金融借款二千万镑。3.法国。（甲）购机信用借款一万万法郎；（乙）以银作抵，外汇基金借款二万万法郎。4.瑞士。（甲）以银作抵之信用借款一千万瑞士法郎；（乙）发行准备借款五千万瑞士法郎；（丙）购买信用借款五千万瑞士法郎。5.捷克。购买信用借款一千万英镑。6.荷兰。（甲）以银作抵之信用借款荷币一千万盾；（乙）发行准备借款一千五百万盾(69)。
孔祥熙原计划8月19日启程回国，但因其心脏病宿疾尚未好转，遵医嘱又到德国巴德那海疗养，一个多月后方从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轮返程。途经菲律宾时，因据情报称日本军舰准备中途袭击此轮，故而转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再改乘轮船，10月18日抵达上海的吴淞口，终于结束了他长达200天的欧美之行。
此次孔祥熙出访欧美，是国民政府成立后规格最高、时间最长、成绩也是最大的一次外交活动。孔祥熙此行先后访问了欧美各主要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对外政策，更与各国签定了多项援助与贷款协定，引起了外国财团投资中国的兴趣，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抗战初期抵御日军的侵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报告，“国内子弹只勉可支持至明年一月底，现瞬即十月，莫可明言，此事为胜负所系，迟则不能接济，轻机枪待用亦急如星火”，因而急切询问孔祥熙在德国易货项下以及与捷克所订购的子弹何时启程(70)。孔祥熙长子、时任财政部秘书的孔令侃即回复说，孔祥熙部长此次在欧洲共向德、捷、英、比各国订购大批子弹约三亿颗，还有捷克制机枪10000支，但按合同规定，这批枪弹均要到明年6月以后才会分批付运(71)。接着孔令侃又致电其父称，目前国内抗战急需武器弹药，“轻机枪待用尤急”，如果真的要等到明年6月交货，那就“急不待缓”。在电报发完之后，孔令侃再重复说了一句：“若无法运来及加速，恐戎机不堪设想。”(72) 实际情形是，孔祥熙当时在德国和捷克购买的一批武器军火及时地得以运回了国内。可以想象，这批武器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抵抗日军的侵略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而中国与美国签定的货币协定，从而使中国的白银得以出售，并以此举借新的贷款，这对于稳定中国的货币制度以及坚持抗战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美国政府继续援引购银协定，先后购入中国白银36200万盎斯，价值13700万美元，这是对独力坚持抵抗的中国政府的重大支援(73)。虽然孔祥熙在欧美签订的许多借款协定，如广梅、浦襄铁路借款以及英、法等国的金融借款，后来大都因抗日战争的突然爆发而胎死腹中，未能如期执行，但总的来讲，孔祥熙此次出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日本突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孔祥熙的此次出访，一定会对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宋子文1933年欧美之行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设想未能实现，而此次孔却实现了，并不意味着他们二人的外交经验或个人魅力有什么高下之分，关键完全在于此刻国际和国内局势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币制改革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投资环境的改善，赢得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这才出现了战前各国竞相对华投资的高潮。孔祥熙的出访，也正是利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有意识地宣传和介绍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计划，从而得到国际间的信任。虽然抗战的突然爆发打破了中国政府原有的设想，孔祥熙出访期间所签定的诸多协议后来亦无法执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争取西方援助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战前国民政府在恢复经济、改革币制、提高债信等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孔祥熙出访欧美国家所进行的大力宣传，才为日后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中为争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 2010—07—10
注释：
①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1939年1月），《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0页。
② 威廉·C.柯比：《德国与中华民国》（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 China），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198页。
③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78页。
④ 《詹森致国务卿电》（1937年5月7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7年第4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4年版，第592～595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拙文：《试论战前西方对中国投资意向转变的原因》，《史林》2005年第1期；后又收入张东刚等主编：《世界经济体制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69页。
⑥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
⑦⑧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368页。
⑨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1937年3月14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2页。
⑩ 《孔祥熙关于修订后随行赴英人员名单致外交部函稿》（1937年3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2）/4885。翁文灏所记的名单与此略有不同，见《翁文灏日记》，1937年4月3日，第125页。
(11) 《孔祥熙等首途赴英》，《国闻周报》第14卷第14期，1937年4月12日，第55～56页。
(12) 《鲁佩璋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4月6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2页。
(13) 《翁文灏日记》，1937年5月4日，第132～133页。
(14) 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2～125页。本文引述孔祥熙欧美之行的具体行程，基本参照此书，但该书与《翁文灏日记》对照，《年谱》有许多记载是错误的，如孔到伦敦的时间应是4月27日，《年谱》却说是5月3日；孔离开伦敦的时间是5月25日，《年谱》则记为5月20日。
(15)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修订版，第73～74页。
(16) 《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1937年第4卷，第568～569页。
(17) 《张嘉璈致孔祥熙电》（1937年5月12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4页。
(18)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版，第173页。
(19)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5月9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36页。
(20) 《徐庭瑶致孔祥熙电》（1937年5月14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4页。
(21)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5月15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37～38页。
(22) 《孔祥熙致王宠惠电》（1937年5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1）/98。
(23) 《孔祥熙致邹琳、徐堪电》（1937年5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1）/98。
(24) 《孔祥熙致张嘉璈电》（1937年5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1）/98。
(25) 《布里特致国务卿电》（1937年6月3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1937年第4卷，第603～605页。
(26) 《贝克汉姆致国务卿电》（1937年6月21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1937年第4卷，第605～607页。
(27) 《蒋介石致程天放转孔祥熙电》（1937年6月8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4～45页。
(28) 《孔祥熙致张嘉璈电》（1937年6月15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6页。
(29) 《张嘉璈致孔祥熙电》（1937年6月16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6页。
(30) 《孔祥熙致张嘉璈电》（1937年6月17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6页。
(31) 《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1937年第4卷，第605～607页。
(32) 《霍恩贝克备忘录》（1937年6月25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1937年第4卷，第608～609页。
(33) 翁文灏：《1937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34) 程天放：《使德回忆录》，第172～176页。
(35)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可参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6) 请参阅威廉·C.柯比：《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 China），第193～206页。
(37) 《翁文灏致蒋介石呈》（1937年2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28（2）/3642。
(38) 《蒋介石致程天放、桂永清电》（1937年6月2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2页。
(39) 《沙赫特备忘录》（1937年6月10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第60～61页。
(40) 《德国外交部第八司司长施密登备忘录》（1937年6月15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第61～62页。关于希特勒与孔祥熙的会谈经过，还可参阅程天放：《使德回忆录》，第190～192页。
(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50页。
(4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52页。
(43) 《克兰致蒋介石电译文（影印原件）》（1937年6月30日），台北，《近代中国》第45期，1985年2月28日，第109～113页。
(44)(46) 伊凡娜·巴凯绍娃：《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4）的捷中关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200、200页。
(45) 《俞大维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6月19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6页。
(47) 转引自伊凡娜·巴凯绍娃：《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4）的捷中关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7辑，第200页。
(48)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许琳菲、孙豪书译：《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60页。
(49) 《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报》（1937年4月3日于上海），转引自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第8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90页。
(50)(5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2、52页。
(52) 《翁文灏日记》，1937年7月3日，第149页。
(53) 翁文灏：《1937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7～64页。
(54) 转引自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7页。
(55) 关于1936年陈光甫赴美洽谈出售白银的经过可参阅拙文《〈中美白银协定〉述评》，《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
(56) 转引自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57) 转引自［美］入江昭、孔华润主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则称这一时期中国出售给美国的白银总数为18700万盎司，价值9400万美元。详见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58) 《孔祥熙致蒋介石等电》（1937年6月30日），《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第27页。
(59)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37年7月2日、3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63页。
(60) 《字林西报》1937年7月8日，转引自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宽、陈霞飞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第405页。
(61) 《孔祥熙致邹琳、徐堪转呈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个人全宗：3009（2）/133。
(62) 《现代史料》，《东方杂志》第34卷第16、17号，1937年9月1日，第79页。
(6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个人全宗：3009（2）/135。
(64) 《蒋介石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6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11页。
(65) 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第134页。
(66)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第76页。
(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95页。
(68) 转引自蒋永敬：《革命与抗战史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5页。
(69)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0020801090190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个人全宗［3009(2)/131］有一份孔祥熙致蒋介石的英文电报，其数额亦完全相同。不过，孔祥熙其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关于他出访欧美所签订的借款数目则与之略有出入。详见《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0页。
(70) 《俞大维致孔令侃电》（1937年9月28日），转引自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上册，第213页。
(71) 《孔令侃复俞大维电》（1937年10月1日），转引自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上册，第214页。
(72)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7年10月2日），转引自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上册，第214页。
(73) 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宽、陈霞飞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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