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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一大潮流，也是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但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进而迎接挑战，把握好机遇，发展自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对其精神实质是有共识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目前，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表现，并且各个方面互相促进、影响。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80年代以来，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几乎成倍增长，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为17%，而1950年只占7%，1973年占12%。（注：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2期，第26页。张世鹏文《论资本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长鲁杰罗说：“在过去6年里，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经济全球化是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一列高速火车。”（注：转引自《世界经济》，1997年第7期，第15页。李长久文《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内涵和影响》。）预计，到本世界末世界贸易总额将从1995年的6.1万亿美元增加到8万亿美元。第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到1994年，世界已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25万家子公司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它们控制着40%的世界生产和60%的世界贸易。这些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施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而只能说是“某某公司生产”。“国际性产品”日益增多。第三，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据统计，1993年全球流动的私人资本达3亿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汇市场平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6200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的1.5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着，这一方面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本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上述全球化的几个表现特征，无论是世界贸易的增长，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是资本金融市场的扩大，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设备，使得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相对缩小，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这个由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无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它同科技进步一样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潮流，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抗拒这个潮流，它们所能做的只是融入这个潮流中去，并在其中得到发展、壮大。
经济全球化既然是历史潮流，无疑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发展本国经济已成为它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同时，发达国家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赤裸裸的经济掠夺，而是必须通过正常的贸易、投资等手段来获取利益。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有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的机会。从东亚“四小龙”及其他经济起飞国家的经验以及某些经济仍处于极其落后状态国家的教训来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会大大缩短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而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将自己隔绝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外，只能是丧失发展良机，使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经济全球化问题上曾有过深刻教训，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并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因而“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在此之前，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还于1949年1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先后有11个成员国参加。然而，实践证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是错误的，排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隔绝的结果是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失去了许多大好机遇，最终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失败。（注：参见高放：《世界市场是“宽门”还是“窄门”》，载于《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2月27日。）
二、经济全球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严峻挑战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无疑会分享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中国已经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实行对外开放就是实现这个蓝图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去。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全球化过程中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必然会对中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严峻挑战。
首先是经济方面。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建立的，它反映着它们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秩序中所受到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外国跨国公司汇出的利润、向发达国家支付的外债利息、为取得知识产权而付出的高价、大量人才外流等因素使发展中国家每年都遭受巨大损失。据估计，这种损失在70年代末每年达900亿美元。（注：参见《世界经济》，1997年第7期，第7页，李琮文《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避免这种损失。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大。近几年在墨西哥，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受冲击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其发展计划受挫。在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虽然未受冲击，但却在许多方面受到由此而形成的压力，如出口贸易就受到影响。此外，融入国际市场，还会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巨大压力和冲击，许多企业在与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中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这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就业的压力，增加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交往中，发达国家为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从主观上忽视，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加以歧视和限制，如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售高科技产品，在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搞磨擦。发达国家试图垄断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挑战。
其次是文化方面。文化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会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它强调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秩序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但是这种传统文化已受到西方文化，如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挑战和否定，进而出现道德的严重滑坡。
再次是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在国家安全上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国防和安全工作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而高科技手段又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军事、安全事务方面，从而使中国在这个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加处于劣势。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所形成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国家主观上所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存有敌意，并长期推行遏制、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日益强大之时。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而且正在日益崛起，于是成为西方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就是证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将日益崛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威胁。经济全球化为西方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它们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向中国进行渗透、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大其对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说过，贸易是美国“能够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工具。”除了进行渗透外，西方国家还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借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使中国按照西方的标准行事，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更为严重的是，它们还利用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对发达国家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中国内政，试图迫使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西方国家的这种西化攻势，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倾向还会加强。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自身。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冲击了原有的理论、观念和制度。如何在面临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我们要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反复讨论的问题。实践证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排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那么在融入发源于资本主义、又以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怎样坚持社会主义？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交往中按现行的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办事；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采取那些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如股份制，这会使得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其主体地位难以得到量的保证，使得经济形态同西欧社会民主党搞的“混合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分清；在分配方面，地区、部门、行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些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大量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难以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如何体现与坚持？
二是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江泽民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见十五大报告。）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比如如何处理法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党的方针政策与我们的法律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些不一致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法”与“党”谁摆在第一位。时常有党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而不能依法处理的事件发生，其理由之一就是要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组织领导，即党管干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党管干部已越来越难实行，并有很多弊端。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如何在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实现党的领导？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多，党管干部怎样在股份制企业实现？在基层民主改革中，许多村、乡实行直接选举，而被选上的官员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地方怎样体现党的领导？等等。邓小平讲过，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更带根本性的，但是它又说过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那一套，那么如何建立一种制约机制完善而又高效率的领导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功能？民主党派如何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三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多元文化也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也趋向于多元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影响力；中国传统宗教与西方传入的宗教的影响也呈上升趋势；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理论体系也逐渐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这些虽尚未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但已产生影响，形成挑战。如何在吸收传统和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去其糟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总之，既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不被西化、演变，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身就是挑战。
三、加速发展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挑战，退回到闭关锁国状态中去，但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而且这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二是适应历史潮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勇敢地面对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快速发展自己。
迎接挑战，最根本的就是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又促进发展。只有发展，而且必须是快速发展，才能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也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应付全球化所形成的挑战。发展是当今时代一大主题，是一大历史潮流。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并使之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就要衰落，就会被淘汰，就会受欺负。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曾经被耽误了很长时间的人口众多而又落后的大国，必须加速发展，才能赶上先进国家的行列，否则就会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球藉。
能否发展好自己，抓住机遇，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不断改革。中国2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与不断改革分不开的，而要想持续发展下去，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关键还在于深化改革。必须改革原有的不适应市场经济、有悖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经济、政治体制，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要发展和改革，就必须保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吃过动乱的苦头。没有稳定，再好的发展规划和改革方案都将难以实现，一切无从谈起，而且还会使国力严重削弱，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然而，发展、改革、稳定是三位一体、互相依存的。没有发展和改革，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那种片面追求稳定，以稳定为由，害怕挑战，不敢迎接挑战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敢于并能经受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