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雍正年间湖南生员曾静及其门徒密谋造反，在谋反罪名成立的前提下，雍正帝一反常态，来个“出奇料理”，将曾静师徒免罪释放，而重判吕留良及其门人学子。这被称为千古奇案。本文就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从政治上清除诸王朋党残余、思想上扑灭汉人反满意识及雍正帝个人性格等方面分析了雍正帝对此案“出奇料理”的原因，并兼论传统中国华夷之辨思想。
关键词：华夷之辨；雍正帝；曾静；吕留良
在分析雍正帝对曾、吕案“出奇料理”的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传统中国华夷之辨思想，因为吕留良“夷夏之防”的思想正是在继承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华夷之辨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命题，其实质是通过对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分，来突出汉民族及其政权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尊崇地位，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当时的其他民族及国家对“中国”的臣属关系。[1]一般来说，在遇到本民族衰微而遭到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华夷之辨思想尤为盛行，这一点可以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得到证实。
自晋代以来传统的华夷思想受到冷落：“明代以前中国曾两经大规模之外族侵略或征服。前有北朝，后有蒙古。魏晋佛教盛行，士大夫多受麻醉。除道士利用种族文化观念以为卫教之工具外，儒家殆少有申明膺攘之义者。故王通目睹隋代汉族光复中土，致惜于南朝衣冠文物之沦亡，而犹不免贵民之旨以帝元魏。此后之儒，更不必论。理学家专精力于身心性命之学、三纲五常之教，而夷夏大防，反少致意。故蒙古入侵，而程朱学派之大儒许衡竟为之划谋定制。”[2]到朱元璋起兵，正式提出攘夷口号，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表现。方孝孺是明初大儒，黄宗羲《明儒学案》就把方孝孺列为诸儒之首,其民族思想是方孝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孝孺明确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对于夷狄入主中原极其排斥,在其著作《后正统论》中指出“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3]
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重申华夷大义，建立毫不妥协的民族思想。王夫之认为一族的政权，必须要有本族人来担任最高统治者，绝对不可以让异族侵僭。他舍弃传统思想中以文化为标准的民族观[4]而注意种族的界限，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种类的差别，认定文化上的差别源于种类上的差别。因此，中国不容夷狄侵犯，即中国的疆土和文化不容侵犯。然而，王夫之虽然不以文化区分种族的界限，但其华夷之辨思想随处明示着华贵而夷贱的态度，认为中国文化高尚优美，远非外族所能及，华族是“神明之胄”，应当成为控御四裔的主人。[5]
雍正帝对曾静、吕留良案“出奇料理”的原因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他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吕留良所著书籍大多被焚毁，留存下来的只有在《吕留良文集》、其弟子陈纵辑录《四书讲义》、《东华录》所载世宗谕旨及曾静供词、《大义觉迷录》中稍存片段。《大义觉迷录》中讲到吕留良“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6]，这在实际上道破了吕留良思想的主旨。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防”的思想。“夷”指“夷狄”，“夏”指“华夏”。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吕留良借“夷夏之防”阐发民族大义，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引其语即为“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论”。而当时之主正是属于“夷狄”的“满洲”，因此曾静就由“夷夏之防”推出清入主中原正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由此雍正帝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问”。[7]在雍正看来，吕留良是一世大儒，他的思想既深且广，他批过的时文，凡参加科举的士人难免会拜读，那么今天有一个曾静受蛊惑作乱，今后就可能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的曾静，因此吕留良提出的“夷狄”说、“华夷辨”，就关系到清朝统治的根基这一带根本性的大问题，于是雍正帝利用曾静案，一面趁机去清除诸王朋党残余，一面又顺势制造了一桩以镇压手段对付汉人反满意识的吕留良大狱。[8]而在实施这“一石两鸟”计之前，必须以攻心之术征服曾静的心，这样的话，曾静就站到了朝廷的一边，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罪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一个朝廷的喉舌[9]。因此，雍正帝出乎意料地赦免了曾静，而对吕留良大张挞伐，斥其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圣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10]
综上所述，扑灭汉人反满意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之一。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故世，其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曾静案的公开审理，实际上把雍正帝推倒了被告席一方，雍正帝虽对诬陷他的种种说法以系列事实进行辩护，但这些是宫中及朝中的绝密材料，如诸皇子党之间尔虞吾作的激烈斗争、诸大臣朋党之间的明暗摩擦等等，这显然影响统治者的形象，起了极大的反宣传作用。留着曾、张这两个反面教材，就等于随时提醒人们不忘记雍正帝的“失德”行为。于是，在雍正帝死后一个多月，乾隆帝下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解京候审，曾、张两人押解至京后，即于十二月被凌迟处死，此外，乾隆帝将有关这两案的材料及《大义觉迷录》等书全部收回。
曾静、吕留良案经历八年，是清朝统治期间的一起典型的文字狱，它因雍正帝的“出奇料理”而成为一桩千古奇案。
参考文献
[1]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1093.
[2]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6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P498.
[3]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6章,P501.
在明代以前,中国古代区分华、夷多着眼于文化的差别,孔子就是以文化判夷夏,其用意在于用夏变夷,孔子所谓的“夷狄”,其含义略近似于现在所谓的“野蛮人”, 而夏代表的是“文明国”,而不是指“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
[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9章,P590-592.
[5]《大义觉迷录》卷1,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版,P6.
[6]郭成康、林铁钧著:《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P20-21.
[7]胡奇光著:《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P163.
[8][美]史景迁著,邱辛晔译:《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P142
[9]《大义觉迷录》卷4,P136,P141..
论文作者:王维琼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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