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理论模式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地区（本文系指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政治组合相当活跃、各大主要力量中心（五极中仅欧洲除外）辐辏汇合、诸多矛盾相互作用的地区。进入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的发展更以两大特点引起世界的关注：一是与冷战后的欧洲和非洲不同，亚太地区在政治上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二是经济保持了极高的发展速度。这里边东亚的表现尤为突出。目前在APEC的框架内，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已有声有色，安全合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已建立了东亚地区论坛和“太平洋理事会”两条轨道。亚太地区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已基本取得共识：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地区安全合作，安全环境的改善又必将推动经济发展。随着各国经济的开放性和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必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然而，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与当今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其他两大板块（欧洲和北美）相比，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还比较落后，安全合作只是刚刚起步。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并没有形成类似欧安会这样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欧洲区域性安全合作消除了最后一道障碍的话，那么对亚洲而言却并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两极对抗的消失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还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各大力量中心合作的战略基础，中美之间关系的波澜便是明证。因而，亚太地区进一步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各大力量中心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亚太地区汇集了除欧洲以外几乎所有主要的力量中心，有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五大核力量中的三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中的前两位。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未来。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作用、日本的前途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等问题。第二，地区内部的差异性。亚太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最强大的美国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是其余国家的四倍；从社会制度形态看，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军事独裁政权，既有原始的部落，又有后现代国家；从宗教文化看，有着五大迥然不同的宗教。第三，如何处理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即如何处理位于市场经济和一体化生产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之间的分配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任何一种单一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范畴，而一种新的、能用来阐述亚太安全与经济新秩序前景的理论模式尚未出现。因而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四种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模式：西方经典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亚太地区历史上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来探讨这些理论模式在亚太地区的适用性问题。
理论模式之一：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和70年代后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结构现实主义）是西方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理论， （注：Edward H. Caar, The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0 (Lfondon:Macmillan,1951) . HansJ.Morgenthen.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Knoft,1950) K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9).）其基本假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 国家的行为是由一些难以改变的因素诸如人类本性和地理位置等所决定的；（2 ）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生存需求则是以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竞争和冲突就成了国际政治中的常态；（3 ）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讲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行为者，国家必须依靠自助，并视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重于绝对收益（Obsolute Gains），将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根据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两个彼此联系的现实，这就是：在一种无政府的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威胁却随处可见。因而国家必须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这种基本方式又导致了各国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对（新）现实主义者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控制不稳定状态。对它的回答有两个方案：势力均衡和霸权稳定。
均势稳定说：在经典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体制能持续最久而没有发生重大战争者，当推维也纳和会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的价值和均势外交。共同的价值局限一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原则限制了它们坚持要求的能力。国际秩序就是通过拥有共同基本认识的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得以维持。对亚太地区而言，就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佛教等宗教，正处于亨廷顿所称的文明冲突的“断层线”上，各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也有天壤之别，共同的价值观谈不上。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也极不平衡，中俄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只有美国的1／10，美国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全能冠军”， 而中、俄、日、东盟只能是单项上的强手，本质上无力参与这种实力均衡的游戏。在现实主义者最看重的军事领域，不是多极而是单极，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及在亚太10万人的前沿部署，其战斗力足以威胁本地区内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而且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战略利益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加之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渗透，使得国力的骤变已越来越快，对各大力量中心实力的估测也越来越困难。如一年前还欣欣向荣的东亚各市场经济国家和被普遍看好的“东亚模式”，一场金融危机就使这一切成为昨日黄花，因而这一方案并不适用于亚太地区。
霸权稳定说：这是由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等人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居霸权地位的自由国的存在，是国际体系形成、促成国际协调和促进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其理论依据一般在于：（1）集体财产是以非排他性的形式提供的， 与各国的贡献率无关，这样各国就得到了不负担费用而享受财产的合理性，所以，国际公共财产只有通过霸权国一面超负荷地予以承担，一面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得以维持；（2 ）使共同协调能够实现的帕累托最佳条件（不减少一方的利益所得就无法增加他方的利益所得），也会由于担心对方的出尔反尔（不合作）导致最坏的负担落到自己头上，而使协调难以展开。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能够加强对背叛的制裁或对合作的报酬的国家，即不存在以绝对实力强行要求他国合作的霸权国，就无法引导各国走向协调。在实践中，要使上述假说成立，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霸权国有足够的实力与意愿来维持公共秩序；二是其他国家接受或默认霸权国干预公共秩序的合法性；三是这种理论本身前提的合理性。然而，在亚太地区的现实中，这三个条件却一个也得不到满足。首先是其理论前提的合理性，国际秩序的稳定必须霸权国为公共财产提供超负荷的负担，超负荷的负担又必将使霸权国的实力陷入衰退，这样霸权稳定便变成了霸权动荡；其次是霸权国的能力与意愿，美国战后以来衰落的步伐一直未停， 已由战后初期占世界生产的50 %降到不足25%，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则由4%上升到24%，冷战结束后， 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又再次泛起，干预世界的意愿大大减少；最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在亚洲各国中已到处可闻对美国说“不”的声音。综上所述，现实主义模式并没有为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描绘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理论模式之二：新自由主义
第二个理论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关于“复合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分析—（Complex Interdependence），（注：Robert O.Keohane,Afert Hegemony:coorperation and in the World Political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ty Press,1984).Joscph
S.Mye and Pobert O.Keohane,Power and Interdenpence:WorldPolitics in Trarsiton (Ⅲ:Scott Foresman 2rd ed.,1989).）罗伯特在其名作《霸权之后》及与奈的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中作了最出色的阐述。他们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切入点，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帮助它们克服了现实主义者眼里的“囚徒的困境 （Prisiner Dilelmma）。在“进退维谷”的博弈中， 出尔反尔（不合作）的选择成为最优战略（无论对手的选择如何，对自己都是合理的、有利的战略），但这种逻辑是以一次性博弈为前提的，而在同一选手连续、反复地加入博弈的情况下，出尔反尔就会招致报复，从而使不合作的机会成本大于合作。他和奈列举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点：各个社会之间有着多渠道的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题无明确或固定的等级之分；用军事手段解决争议减少。他们认为，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政治中行为者的目标、国家的政策工具、议题的形成、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都与现实主义有了本质的区别，使国际政治有可能摆脱霸权体制，进入“后霸权时代”（After Hegemony）。
新自由主义者在对待相互依赖与和平及合作的关系上，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高度发展的相互依存是发生在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为主的政治体之间的，因而相互依存的发展，可以带来各国政体的民主化，从而扩大保罗丁格所称的“和平圈”（Zone of Peace）。第二是机能主义， 在一体化“非政治”的机能领域中，试图通过深化国际协调、扩大国际组织来建立国际秩序，并逐步糅入权力政治，从而创造广泛的和平（由各部分组成的和平）。第三种观点与第一种相类似。认为相互依存的发展在参加国之间创造出“正和”竞争的状态，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分工，使现实主义者眼里的“零和”（Zero Game）竞争变成“双赢”游戏。
从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前景是很乐观的，该地区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几个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二是80年代以来，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猛增；三是地区性多边机构的建立。然而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它关于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假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亚太地区的实践上看都大可质疑。关于民主和平论，正如沃尔兹所批评的，在一个无序的世界中，缺乏一个最高的权威（Overarching Authority ）来约束各国之间的行为，追求权力与安全便成了各国的目标，因而决定其外交政策模式的并非是国内制度，而是国际无序状态下的相对位置。在亚太地区，市场经济的扩展并没有带来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
LiberalDemocracy ）， （注：Fareed Zakria,"The Rise of IlliberalDemocracy",Foreign Affairs(Nov/dec,1997).）相反东亚国家发展起了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体，以至于《外交》的主编扎戈里亚将其称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Illiberal Democracy）， 并把它视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关于机能主义者所讲的地区内和平或政治统一，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将政治领域与非争论的机能加以区分吗？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是由国际组织受理的，应当是属于机能性领域了，却极具政治色彩。另外这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疏漏，就是对如何解决（积极和平）国际性经济差别缺乏明确的构想，考虑了经济、社会、文化等提高地区性福利的问题，可是没有考虑其效果。如在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多地表现为对美国的“非对称相互依存”，普遍存在着对美国经济不同程度的依赖，对美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很高，以前常说的“美国打个喷嚏，亚洲就感冒”，就是这种状况的极好描述。考虑到国民经济的联动性，经济规模的差异带来的“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导致了国民经济之间相互影响力的非对称性。规模较小的国家依赖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为美国动辄挥动制裁的大棒开了方便之门，也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制造了障碍。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也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亚太地区的现状与前景。
理论模式之三：新马克思主义
以上两种理论模式，都缺乏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缺乏对第三世界在当今经济与安全合作中特殊利益的关注，因而将要讨论的第三个模式就是来补充上述缺陷的。
兴起于本世纪7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 对传统的主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注：TheotonioDos Sar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The 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 60,(May 1970) ,pp.231- 236. Imanuel Wallenstain,"Dependence in
Aninterdependence
World". 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Linklater(New York:Macmillan Inc Press,1996).）它们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探讨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相互依赖”的实质关系。依附理论认为，在这种貌似公平的一体化结构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所依附的另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扩大的制约，当有些国家能够扩展或自力更生，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不过反映了这种扩展，前者的扩展要么对后者当前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要么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其结果是这种依附越来越深，依附国的依附性从经济到政治乃至向全面扩展。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世界体系论，则强调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必须看成中心——外围结构。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边缘地区，而这种高积累速度的根源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可以通过许多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当代跨国公司、跨国资本流动等）或通过一系列商品交换所形成的世界市场或国家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世界体系论者批判了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认为由于“不等价交换”的存在，自由贸易并不会给参加者带来工资和资本利率的均衡化，相反在这一体系内部却存在着双重的互动过程：一是核心区域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些国家通过在几个地区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利润最大化，因而成为核心国家；二是边缘区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体系内主要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这些国家因而成为边缘国家。与这些区域两极化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域出现了强国，边缘区域形成了弱国。当然体系论者较依附论者要乐观得多，他们注意到了体系内部的不断调整，并引入半边缘区的概念，认为由于资本积累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它对邻近的核心区域而言，体现了一种边缘化的过程，而相对邻近的边缘区而言，又呈现一种核心化的过程。对于这种体系扩展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存在着“融入”（Incorporation）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两种关系。融入并不等于加入，它只是边缘化的第一步，随着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世界经济的“商品链”（Commodity Chain）之中， 这种关系对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便成了一种两难选择，拒绝接受，就很难享受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接受，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的自主地位。
新马克思主义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的困境这一角度来考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居大多数的亚太地区来说，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如它对萨缪尔森定理的批判，就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所极力倡导的“雁行模式”（基于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在这种“雁行模式”中，随着技术的转移，各国间的差距将逐步消失，但与此同时，随着产品市场的饱和，各国围绕着争夺市场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目前日本和四小龙之间围绕电子领域的竞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生产要素的禀赋也不是不变的，如果某国成功地积累了资本的话，就有可能加速这种禀赋积累的过程，而处于“雁行模式”生产链角上的国家就只能永远处于单一资源或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同时，它过分地夸大了经济的整合力，其实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在亚太地区尤其如此。中国、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加入这种生产体系，无论是“融入”还是“边缘化”，都极大程度地受到了国际国内政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朝鲜、缅甸仍未被“融入”，也说明了经济并非唯一的动力。同样，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大大影响一国对于合作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性质与政策的影响，例如日本在本世纪30年代和今天都处于核心区，其对外行为方式却大不一样。新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西方一统天下局面的一个冲击，较多地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部分地阐明了合作的必要性，但却没有为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理论模式之四：中国中心主义
“中国中心主义”是由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首先提出，并经日本学者田中明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形成的。（注：John K.Fairbark,TheUnised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58);田中明彦：《亚太地区国际安全合作相互矛盾的模式》，载《合作还是对抗》（张蕴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历史依据就是鸦片战争以前，在东亚地区存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的朝贡体系，在该理论看来，近代以前，亚洲存在的最明显的国际政治模式是“中国中心主义”，这是中华帝国及其对外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思想、神话及惯例。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如下：
（1）秩序是通过中心，即中华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的；（2）中心（中国）同周围国家的关系是主从性的、不平等的；（3 ）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基础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是说，中国皇帝行使德政、仁政，从属国要依例朝贡，表示敬服；（4）从属国朝贡之后， 往往可以得到商品或从事贸易的机会，其价值会超过所进贡品；（5 ）主从关系的特点是中国同其近邻的往来要多一些，同远方的国家则较为松弛；（6）不肯表示敬服的从属国有可能遭受军事手段的惩处。
按照“中国中心主义”的模式，只要从属国安守本分，不犯上作乱，秩序与和平就能实现。远方的国家可以同中国保持相当平等的关系。中国并不十分在意远方国家的态度，也无能力前去惩处它们。在历史上，日本和泰国并未对中国皇帝表示太大的敬服，但两国也没有受到入侵。
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模式，除了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朝鲜、越南、可能还有日本及其东南亚国家都可以较为独立的行动，只要中国的近邻和周围国家接受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按这个模式的要求扮演自己的角色，亚太地区也许可能实现稳定。但是这种假设不大可能成真，美国势力的存在是其中一个障碍，越南和日本也不大可能采取臣服的态度。如果这些国家对本地区形势的看法与中国发生较大矛盾的话，它们就可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采取对策，同外部国家结盟来破坏这一模式所设想的和平。当然，影响这一模式可行性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的态度，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对外扩张的文化，军事建设的目的在于自卫而不是为了征服和占领。《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协和万邦”就是远古时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自秦汉以后，中国成了东方大国，就把“协和万邦”的原则运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注：《诗经·大雅·极》。）“布恩信，怀远人”，以求中外相和的局面。中国政府目前提出的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五项原则，就明显地表达了中国寻求和平，反对谋求地区霸权的态度。（注：中国关于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五项原则：一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二是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三是军备应维持在正常防卫所需的水平；四是所有核国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五是加强经贸合作和科技交往。）因而，“中国中心主义”模式的前景就黯淡了。
上述分析表明，四种理论模式只能对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作部分的解释，在最近的将来，现实主义模式仍将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但是从长远看，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必将进一步展开，自由主义模式将更有说服力。然而无论怎样，亚太地区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仍将继续存在，因而新马克思主义模式也将发挥作用，至于“中国中心主义”，其前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和亚太地区的整体形势，前景相对较为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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