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软着陆”后的稳中求进及其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着陆论文,中求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以来，经过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我国国民经济首次实现了经济周期中的“软着陆”。在经济“软着陆”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今后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这一来自宏观调控实践经验的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今后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在经济“软着陆”后实现稳中求进的发展所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问题。
一、经济“软着陆”对实施稳中求进政策目标的意义
1996年我国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一经济“软着陆”的背景是，针对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大步前进中一度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金融秩序混乱，物价涨幅过高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及时作出了深化革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注重于整顿经济秩序，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成效，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大起大落，既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大大改善了宏观经济环境。
这次经济“软着陆”虽然是针对90年代以来经济过热而采取宏观调控的结果，但其意义不仅在于“过去式”的成功，而且更在于“将来式”的影响，因此，我们更关心和感兴趣的是，这次经济“软着陆”将对今后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当前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这次宏观调控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成功的先例，与以往“硬着陆”的宏观调控形成了显明的对照。暂且不论传统体制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大波动，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各项经济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国民经济运行却仍然经常出现大起大落，宏观经济管理长期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据统计，1978年－1981年间，增长波峰（1978年的11.7%）与其波谷（1981年的4.4%）之间的落差为7.3个百分点；1982－1986年间，增长波峰（1984年的14.7%）与其波谷（1986年的8.1%）之间的落差为6.6个百分点：1986－1990年间，增长波峰（1988年的11.3%）与其波谷（1990年的4.1%）之间的落差为7.2个百分点。实践证明，这种大起大落的高增长所付的代价是沉重的，不仅以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为基础，而且也带来经济秩序混乱、社会矛盾激化、不安定因素增加等问题。
与此不同，由于这次宏观调控较好地处理了抑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非但没有严重下滑，反而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1994年我国GDP增长12.6%，1995年增长10.2%，1996年增长在10%左右。通过这次宏观调控实现的经济“软着陆”，使经济增长趋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大大改善了经济运行的质量。这与前几次我国宏观调控之后出现增长速度严重下滑、市场疲软的情况截然不同。例如1988年的“硬着陆”虽然见效很快，便却付出了经济滑坡、需求疲软、“三角债”蔓延、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严重下降以及失业大量增加等沉重代价。整个国民经济在三年之后，1991年下半年才逐渐从低谷中爬出来。因此，这次经济“软着陆”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信号，即有效的宏观调控可以改善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摆脱经济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这将大大提高我们对中国经济运行及其宏观调控的认识，改变我们在大起大落中实现经济高增长的传统轨迹，从而为我们今后的国民经济运行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政策目标涵义。
更有意义的是，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同时，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符合。在以往几次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下，我们只是单纯地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压缩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规模，抑制消费需求，这种“治末不治本”做法，虽然能强制性地将经济过热压制下去，但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也不能使经济运行状态得到根本改善，一旦放松紧缩力度，马上又会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而这次宏观调控注重于产生经济过热的体制因素等基础方面的根本性改造，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结合了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采取了“治末兼治本”的办法。在财政体制方面，改革了财政税收包干制，实行分税制，并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和改革流转税制；在金融体制方面，中央银行实行职能转换，将重点转移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上来，开始进行了有限度的公开市场操作，并实行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在外汇体制上，实行汇率并轨，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推出银行结售汇制度，等等。
这些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起到了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的作用，而且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提供了基本体制框架，对抑制经济过热，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金融体制改革有效地控制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保持了金融平稳运行。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的新机制调动了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增收效果明显。1993年－1996年财政收入每年增加额大致在1000亿左右，年均增幅高达20.6%，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增收最快的时期。外汇体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大部分时间保持在1美元兑8.30－8.33元人民币的窄幅区间内波动，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后，银行结汇量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外汇市场交易量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量1996年底超出1000亿美元，增长38.6%。
也许，从宏观调控本身来讲，其重大的特殊意义主要体现在我们党第三代领导人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开始具备了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高超水平和艺术。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宏观调控方式上不搞一刀切，而是在总量紧缩的情况下，作了结构性的政策调整。例如1995年8月份以后，随着通货膨胀逐月回落，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央灵活调整了货币和信贷计划，对35个大中城市有市场、有效益、不积压的企业增加了流动资金贷款。另外，在这次紧缩中，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基础原材料等重点建设还是从财税、货币政策方面给予倾斜。1996年前三季度，农林水利、电力、化工、电子、邮电通讯、文教卫生、科技等行业的投资增幅均高于平均增长水平，分别达到27.4%、28.8%、33.1%、65.2%、35.8%、24%、36.3%。
（2）在宏观调控的力度上，没有采取“急刹车”的硬着陆措施，而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兼顾了经济增长，并且实施各项稳定经济的政策。例如在治理财税、金融秩序的同时，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调整也是适度的，有效地防止了银根的过度收缩和扩张。当物价涨幅大幅度回落时，逐步下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这不仅降低了投资成本，减轻了国有企业负担，提高了厂商收益预期，而且在提高货币流动性、增加货币有效供给、活跃证券市场方面都收到了预期效果。
（3）在调控手段使用上，更多地利用税收杠杆、产业政策及利率、汇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今年以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措施就有：停办新的保值贴补储蓄业务；两次下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扩大再贴现的范围与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商业票据的使用等。上述措施对增加货币的有效供给、刺激经济平稳回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较好的实际效果。
（4）在宏观调控的方法上，更加重视宏观经济形势的科学研究和预测，对经济运行及症结的判断比较准确，抓住了通货膨胀治理这一关键问题。同时，注重政策出台时机的掌握和政策实施后的反馈。例如在外汇储备占用人民币资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适时采取“对冲”操作，如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与特种金融债券、开办国债回购业务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
（5）在宏观调控行为方式上，开始注意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经济行为和管理经济活动。据统计，到1996年8月底止，八届全国人大已审议通过了89项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有40多项。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也颁布了大量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使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纳入了有序的法制轨道。
总之，经济“软着陆”不仅使我们避免了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减少了摩擦和风险，改善了社会福利，而且使我们加深了对转型期经济运行特殊性及其规律的认识，积累和丰富了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二、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与我国经济走势
目前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开始进入正常区间，问题是，经济“软着陆”后，未来的路怎么走？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宏观调控政策，维持现有的经济运行状态；还是调整宏观政策，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在这一问题上，看法并不是很一致的。
在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后，人们自然会认为政策应有所松动或改变。再加上今年又是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我国历史发展上重要的一年，也是“九五”计划执行的关键性的一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对新一轮经济增长启动的理性预期，甚至产生“大干快上”、盲目扩张的倾向。针对这一情况，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目标，是很及时和重要的。我认为，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是经济“软着陆”宏观调控的延续和深化，是符合我国经济走势基本要求的。
从动态过程来看，目前的经济走势只是已往经济运行的运行的延续。由于这次宏观调控实现的经济“软着陆”，并没有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而是在不断降低通胀水平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国民经济运行一直是处于高位增长状态。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来看，在这样一种经济持续高位增长的基础上，经济增长的上升空间不会太大。如果不适时宜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启动所谓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势必会造成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不仅会使经济“软着陆”的成果丧失殆尽，而且带来后报经济运行的严重恶果。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软着陆”使宏观经济运行在正常区间，并不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已被纳入健康运行的轨道。事实上，经济“软着陆”只是实现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的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对于我们寻求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来说，只是一个初步成果。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和矛盾。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如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非农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衰退产业转移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矛盾；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重复建设以及“大而全”、“小而全”，等等。因此，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运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是总量方面的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扩张和追求速度，不仅不利不于经济结构调整，反而会导致结构性矛盾趋于恶化。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在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仍隐藏着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还是不牢固的。从国民经济流程来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不灵，无法保证投资方向和效率。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金流转来看，信贷资产质量逐年恶化，越来越多的信贷奖金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处于缓流、沉淀和漏失，逾期、呆滞、呆帐贷款比重扩大，信贷资产周转缓慢，融资成本大大提高。此外，资本转移的经济性约束过大，阻碍结构性调整；同时经济整合性差（行政整合性还是很强的），要么是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要么通过行政性整合达到规模经济，而内部交易成本却很大。从微观层面来看，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农业收成对整个国民经济仍有重大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失业的压力愈益严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等。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很容易引起经济再度混乱。
总之，我国今后的经济走势将是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如果说经济“软着陆”后会有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话，那也不再是过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经济高增长，而是结构调整型的经济高增长。也就是，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的上升空间主要在于结构失衡造成的潜在机会。按照这种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确定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致力于结构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实现稳中求进发展格局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
在经济“软着陆”的基础上，寻求稳中求进的发展道路，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沿袭原有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方式一来搞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稳中求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和变化来重新调整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方式。
固然，我们要充分肯定“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但也不能夸大其作用，更不能将其形而上学。针对某一时期特定内容而采取的宏观调控，即使取得很大的成效，其适用性也是有限的，不能照搬到其他任何场合。也就是，有针对性内容的某一宏观调控，在这一场合是有效的，而在另一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的场合可能是无效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始终应该是动态的。
所以经济“软着陆”后，意味着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已基本结束。因为经济实现“软着陆”，表明经济运行状态已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更替，形成了新的主要矛盾。如果说前一阶段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治理通货膨胀，那么经济“软着陆”后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将是结构调整。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我们仍沿用原来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搭配格局，就不能很好地实现稳中求进的发展。不仅如此，可能还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下面我们作具体的分析。
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其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调控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框架来整顿金融、经济秩序，通过经济政策手段来压缩投资规模（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规模）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采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且以货币政策为主。正如上面所述的，这一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经济“软着陆”后，如果继续沿用这一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就会适得其反。过度地运用货币信贷手段，将使企业出现资金困难，虽经过几次微调，矛盾只是暂时缓解，不能根本解决。而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高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在增加，又进入反复增加贷款投放的循环圈。因此，经济“软着陆”后，我们要实现稳中求的发展，必须调整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搭配格局。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调整，并以此来实现稳中求的发展。如果说1993年发生的高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通胀的话，那么目前的结构问题更是体制性的因素。国际经验表明，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体制问题。因此，实现“稳中求进”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宏观政策调控问题，而要与体制改革深化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即使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实现了短期性的平稳，也不能获得“求进”的效果。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结构问题，其作用相对来说比解决总量问题要小。它只能缓解结构矛盾，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结构矛盾，它缓解决结构矛盾的代价，往往是经济萎缩和停滞。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政策的功效毕竟是有限的，很难再使经济运行有更大的改善。解决这些经济中的痼症，唯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创新中予以根除。也就是，中国经济运行要进行良性循环的轨道，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来消除这些痼症。
当然，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目前深化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在新的宏观体制框架下实行的新制度安排。如果说建立新的宏观体制框架有助于整顿金融、经济秩序的话，那么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则需要有许多具体的新的制度安排。从宏观管理的角度讲，目前虽然已建立起新的宏观管理基本框架，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否则，就很难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宏观体制框架中充实和完善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更比构建一个体制框架更复杂、更细致，会涉及到更多的具体的利益关系调整。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除了深化体制改革外，面对结构调整的新任务，宏观政策也要作适当调整。如前面所说，为治理通货膨胀，我们主要是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在结构调整的稳中求进发展中，单纯依靠这两种政策手段就可能缺乏应有的调整力度。国际经验表明，结构调整政策，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还有辅之于宏观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只有这些政策的有机组合，才能有较强的调整力度。特别在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结构性矛盾导致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呈扩大化态势，以及劳动力在地区间、行业间的大规模转移成为必然的情况下，宏观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就显得更为重要。当然，这种宏观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与我们传统体制下的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以后，传统体制下的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被逐步消除了，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却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在以结构调整为主的稳中求进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增加新的政策手段，制定宏观分配政策和就业政策，并使其发挥调整结构的作用。
另外，在原有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中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主要是增强财政调控力度。一般来讲，货币政策对总量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而财政政策则具有货币政策不可比拟的对结构调节的独特作用。因此，在以结构调整为主的稳中求进的发展中，这两种政策手段的搭配格局要相应调整，由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加大调控力度，主要任务是保持投资在合理区间波动，同时在控制投资增长中调整产业结构。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政策手段是很被动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宏观调控能力弱化。1978年－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由1132.26亿元增加到6242.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0.6%。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所得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下降到十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有其必然性，收入分配向集体和个人倾斜对于市场经济发育起着重要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为实现结构调整的稳中求进的发展，确实有一个财政如何集中的资金的问题。在财政不能有效实行资金集中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手段是“空”的。因此，强化财政政策手段是今后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中涉及到推进税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建立财政投融资机制等内容。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实现稳中求进的发展，必须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艺术。因为我们目前正处在个体制转变和经济转型的重大变革时期，情况十分复杂，变化也很快，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新变化和新情况，不断提高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宏观调控的水平上，单纯以老经验来处理结构调整的新问题，就有可能犯错误。事实上，实现稳中求进比熨平波动更复杂、更艰巨，需要有更全面的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和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例如，自1994年以来我国银行资产负债由长期“贷差”转为“存差”，1995年国家银行新增存款和贷款相抵存差高达3000亿元左右，大量金融剩余的产生使信贷收支结构发生逆转，从而使贷款在货币供应量中所占比重下降到40%左右，以控制贷款来控制货币需求的金融政策基础发生了动摇，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调整调控方式，采用新的政策手段。又如，控制货币供应量虽然仍然离不开对M[，0]的控制，但事实上M[，2]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已越来越密切。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高位运行和货币流动性减弱并存，已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努力构成挑战，这也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经济运行的特点，探索与设计新的货币政策操作。总之，要使我国经济达到稳中求进，必须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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