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文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1.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2.坚持与发展 继承与创新——3.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重要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文选论文,新时期论文,国家安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研究员 张贺福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必备的首要政治品格，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贯穿《江泽民文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始终紧紧抓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改革实际结合起来这个核心问题，既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又创造性地说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新话，从而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
这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党立足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总结历史的经验，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靠的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靠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靠的是用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教育和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和鼓舞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76页）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特殊而又复杂的大国长期执政，又面对着破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全新课题来说，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至关重要。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心。邓小平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江泽民同志经常引用这句话，用以强调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内外思想领域出现的种种偏离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江泽民同志特别关注，不断提醒全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61页）他高度关注思想政治领域的状况，多次指示要注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要注意找出带倾向性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并加以落实。他特别强调：“对于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要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主观和客观等方面全面加以分析和把握，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就事论事，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565页）总之，“我们必须不断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62页）
二、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理论，必须也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以检验、充实和发展，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对此，江泽民同志多次作过科学阐发，一再强调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至理名言。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二是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国外的思想和做法。他指出：“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32页）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试金石的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的重要论断：“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5页）实践证明，偏离了这两点，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只能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13年间，在应对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和经受来自多种领域的多重考验的丰富实践中，江泽民同志领导全党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路径，不仅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整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上了一个大台阶，也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牢牢建立在丰富多彩的实践基础之上。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双向互动，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科学说明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对此，江泽民同志生动地概括道：“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如果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就不是真正的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9页）
三、必须善于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的历史表明，其活力和生命力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向前推进而不断发展，否则，就会丧失其指导实践的应有功能，损害其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地说明了根据实践的要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深深感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5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要求一再告诉我们：“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惟一正确的态度。”（《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9页）
正是这样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心，江泽民同志总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分析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归纳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江泽民同志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经验，并在科学总结党奋斗8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探索回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在新世纪向何处去，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他反复说：“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进一步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25页）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怎样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概括，是我们理解江泽民同志怎样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江泽民文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大成，集中展示了这一科学理论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
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江泽民75岁，担任党的总书记已经12年多了，担任军委主席职务快12年了，担任国家主席也8年多了。同年8月31日，他在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性问题时，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他坚定地说：“我深感，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35～336页）这段令人感佩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江泽民同志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充分体现出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他曾谆谆告诫：“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故步自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99页）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38页）总之，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集中代表，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些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将在中国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也标志着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日益高度成熟。今天，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最重要的就是做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坚持与发展 继承与创新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 孙大力
《江泽民文选》所收的论著，绝大部分是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以后至2002年，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期间的著作。这13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也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种矛盾和困难错综复杂，各种风险和挑战接踵而至。面对一系列深刻变化和各种复杂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变化中把握住发展的主题，在风险和挑战中把握住发展的机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积累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这部文选中。认真研究和领会这些经验，应该是我们学习这部文选的一项主要任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江泽民文选》的著作生动记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学习这些著作，不但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一过程，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有助于在党史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这一重要指导思想。
《江泽民文选》的著作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等多方面的实践。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以说《江泽民文选》的全部内容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些内容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党在这一时期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而且集中体现了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不是只停留在对这一理论的阐释和解读上，而是体现在执政兴国的实践中，体现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上。《江泽民文选》所收的大量著作，都针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针对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这些回答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党的生机和活力，都生动地体现于创新和发展中。没有创新和发展，就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就不能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从而也就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坚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勇于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大胆创新，推进发展，是《江泽民文选》所展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
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贯穿这部《江泽民文选》的灵魂。党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并确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就在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所以能够提出并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同样在于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和发展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其本身也同样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是在继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传统上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的发展。这是《江泽民文选》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江泽民同志在《江泽民文选》中向全党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这一要求，已经在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各项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确领会和实施这些决策，同样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与时俱进和大胆创新。学习《江泽民文选》的现实意义，关键在此。
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重要理论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国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关系的多边化、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安全问题日益超出其原有的内涵，向着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展，甚至成为关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安全观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判断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明确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则是在20世纪90年中期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思想，与时俱进，为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这里第一次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八个字。（《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13页）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国家关系的主张。（《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8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对新安全观的表述做了调整，将八个字当中的“合作”改为“协作”，即“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首先，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从内涵上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综合安全观不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一般认为“综合安全观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日本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则是众多东南亚国家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起来的”。（［澳］克雷格·A 斯奈德：《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中国的综合安全观不仅将安全领域由军事、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并关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政治安全上有着强烈的主权意识。20世纪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某些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绝不会拿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交易。中国认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江泽民指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和光荣职责。”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35页）在主权问题中，社会制度也占有极其重要分量。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排斥和反对别国的社会制度，中国坚持认为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也是最大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在军事安全上，强调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强大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保证。但同时也认为，巩固国防不等于进行军备竞赛，更不等于扩大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同盟。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当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应在军事领域开展必要的合作，增进信任，维护共同安全。有时，我们也把军事安全放到政治安全中加以阐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76～597页）
在经济安全上，一方面认识到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414页）因此，要抓住经济建设不放，一心一意谋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动辄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或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废除国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贸易分歧。（《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442～458页）
在文化安全上，强调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尊严不容侵犯，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必须得到尊重，与一国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必须占据主导地位。面对日趋激烈的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的形势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72～281页）
在信息安全上，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并列为国家四大安全。在计算机日益普及应用，技术迅速升级，网络和信息已经构成国家发展的支柱和动力的当今时代，把信息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层次上体现了决策者的战略眼光。
其次，从目标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安全，认为冷战后国际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在构筑国际安全秩序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国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或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不考虑他国的合理利益和需求，不顾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不愿意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想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发成为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各种行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各国的安全既有本国的独立性，又受到国际社会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零和关系”，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把控制和影响他国的权力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仅威胁损害他国的安全，而且危害国际社会系统安全，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安全。“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8页）在这些认识中有自己突出强调的方面，比如，中国强烈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国与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反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反对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又比如，中国大力提倡讲求国家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以互信互利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损人利己，以世界或地区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取代集团或联盟安全；再比如，中国强调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以国际安全为依托。
最后，从手段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强促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就是国家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平等合作，扩大共同的利益基础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安全合作，首先是指合作的模式的广泛性，既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也包括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还包括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次是合作参与者的包容性，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再次是对话的制度性，各国应建立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正式讨论带来长远利益。
总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吸收了国际上流行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中国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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