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经比”概念的探讨——兼论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元种植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作物论文,饲料论文,粮食论文,概念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面临着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在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上，农业的结构调整是从农村经济、大农业和种植业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就农村经济和大农业这两个层面而言，调整的方向和预期目标是明确的，分别是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提高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加快林、牧、渔业发展，提高林、牧、渔业在大农业中所占的比重。就种植业这一层面而言，调整的方向也是明确的，1999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当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种植业要坚持产量、质量、结构、效益的统一，改良品种，提高质量。特别要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大力发展优质作物品种，建立优质产品基地，提高种植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预期目标就是要“调整种植业生产格局，逐步形成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合理结构”，更好地发挥土地种植的效益。
形成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元”结构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种植业调整的目标，它既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种植粮食的否定，也是对近20多年来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的补充和完善。鉴于不少地方和部门已广泛使用“粮经比”这一概念来衡量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程度，我们对“粮经比”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考察，觉得它存在着很多不够规范之处，不能准确反映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当然更不适应土地种植由粮经二元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转变的趋势。
一、“粮经比”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
“粮经比”是指某地区在特定年份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比，包括面积比和产值比，一般多用面积比表示。
1.“粮经比”的由来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在长期计划经济思想束缚下，强调“以粮为纲”，使得包括各种经济作物在内的“多种经营”实际上处于被限制的状态。“文革”十年，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十分严重，其间，除蚕桑和茶叶的增产幅度大于粮食增产幅度外，其余各种重要经济作物，如棉花、油料、黄红麻、糖料和烤烟等的发展速度都比粮食低，农业本应给轻纺工业提供的原料严重不足影响城乡人民生活和农村经济收入。1978年，全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含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为80.3％和19.7％，云南省受极“左”思想为害更深，同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仅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7.9％，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1.8 个百分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进程中，经济作物发展速度受到重视，197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目前农业的结构和人们的食物构成，把只重视粮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状况改变过来”，“粮经比”这个概念因其表达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和收入来源（一般认为经济作物产值高于粮食，经作越多意味着收入越高），简单明了，逐步被接受了。一些地方政府用它来反映本地区结构调整的步伐，新闻媒体用它描述土地利用情况的变化，理论学术界把它作为研究种植业发展变化的一个参数。
经过连续的调整，到1988年，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面积的比为76比24，与十年前相比，种植业的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2.“粮经比”的广泛使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的发展由资源约束转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农业由解决温饱的需要转向适应进入小康的需要，人们对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有了新的要求，农业的结构调整发展到新的阶段。各地对种植业调整的热情比前几次调整更高，“粮经比”这一概念被更多地使用，出现了以下特点：
（1）基层使用“粮经比”的频率提高
80年代“粮经比”多数是在省、地一级作为一个了解掌握结构调整进程的概念使用，到九十年代后期，很多县甚至乡、村都对本地的粮经比进行测算、分析，云南省昆明市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到1999年粮经比已由十年前的80∶20调整为70∶30，近郊一些县（区、市）已调整到50∶50甚至更低，江苏省沛县在1999年提出“十五”末粮经比达到50∶50，一些乡甚至村级都开始使用粮经比概念。
（2）“粮经比”被作为衡量种植结构调整情况的指标
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地方政府用“粮经比”衡量本地和下级种植结构调整的情况，有的把“粮经比”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计划总结，甚至纳入年度考核体系。
（3）重视结构调整的综合效益
种植结构调整要求与产业化进程相结合，各地都注意通过调整加市场的供应率、增加农村收入，使农民得到实惠。
（4）测算方法的多样化， 国家权威部门未对“粮经比”的测算方法做出统一规定，各地种植情况不一，理解不一样，统计测算的口径有较大差异。
二、关于“粮经比”内涵的探索
“粮经比”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是人们追求土地种植效益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地区一定时期种植业的状况，但作为一个反映经济利益效率的概念也存在局限性。
1.“粮经比”概念的积极意义
耕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人们在耕地上种植各种作物，首先是为了获取直接供人类食用的粮食，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要从耕地上得到各种直接和间接供人类消费的产品，人们要想获取更多的农产品，一是扩大耕地面积，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衡量种植业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生产出多少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的农产品，在保证粮食供给水平的前提下，提供的其他农产品越多，耕地的效益就越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粮经比”这个概念是对片面强调粮食、忽视人们的多种需求这种偏向的纠正，对促进各种经济作物的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村收入有着积极的意义。
2.“粮经比”概念的不足
（1）经济作物界定的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国栽培作物种植资料十分丰富。现有高等植物300多科，2980 多属，3万多种，其中人工栽培的作物有近1万种，传统的分类体系把它们划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两大类。按《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的解释，粮食作物一般指用作人类主食的作物，经济作物一般指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原料的作物，按其用途又分为纤维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嗜好性作物，药用植物等等。
《中国农业年鉴》（2000年）把作物划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三大类，粮食作物包含谷物，豆类和薯类，经济作物包含棉花、油料（含花生、油菜、向日葵、芝麻、胡麻等），麻类（含黄麻、红麻、苎麻、亚麻等）烟叶、糖料（含甘蔗、甜菜等等）和药材，其他作物包含蔬菜、瓜果和其他。《中国农业年鉴》对水果、干果、热带作物（如橡胶、胡椒等）的种植面积均不计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
《当代中国的农业》把农作物分为：食用植物（又分直接食用植物，如粮、油、糖、菜、果、饮料植物和间接食用植物指牲畜饲料），工业用植物（含纤维、橡胶、树胶、芳香油、鞣质、色素、编织植物等），环保植物（含观赏、固沙植物）和种质植物五大类。
由于经济作物外延很宽，种类繁多，在测算“粮经比”的时候就存在着不同的口径。前引《云南农业地理》在计划粮经比时，说明经济作物是“指除粮食、饲料，绿肥以外的各种农作物”，还“包括部分木本经济林木”（如蚕桑），这是一个“宽”的口径，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年鉴》（2000）在经济作物的范畴里，除去了蔬菜、瓜果类，当然更不含水果、蚕桑、热作等，是一个“窄”的口径。钱德三在分析云南省西双版纳种植业结构时，也使用这一口径。还有大量存在于两者之间的。
现行国家统计局下发的农业统计报表体系里，没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明确划分。农作物播种面积是由粮豆、纤维、糖料、油料、烟叶、药材、蔬菜（含瓜果）绿肥、饲料等组成的，水果，干果、蚕桑、竹藤都不统计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之中。
经济作物界定的模糊也就带来“粮经比”计算的随意性，地区之间缺乏可比性，甚至同一地区年度之间往往因口径不一，也失去可比性，给决策和学术理论研究造成一些困难。
（2）经济作物产值的变异性， 造成“粮经比”概念的可利用性下降
人们引入和使用“粮经比”概念，是认为经济作物的产值高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越大，农村经济收入就越高，希望利用“粮经比”概念反映土地的产出效率，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很多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如棉花、糖料、油料、蔬菜、水果都经历过价格大战，农民和农村工作者都面对过某种作物开始种植时价格高，到产品上市时大跌价的情况，大面积推广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粮经比”变化以后，并不一定给农民增加收入，而且经济作物常是鲜活商品，不易贮存，以至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面对“不知是种啥好”的农民提问，建议农民“不知是种啥好，那就还是种粮食”。
从粮食作物这一方面看，确有一些品种，如北方春小麦、南方早籼稻等，因品质不好，缺乏市场，销售困难，但也有一些品种，如优质大米、硬粒小麦、高赖氨酸玉米，菜用型蚕豆等都价格看好，其产值并不低于一些经济作物。
所以粮经（面积）比并不能准确反映种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实质上表现出在大农业和种植业两个层次的结构调整并不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可以引入和使用粮经（产值）比，但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多困难，而且误差太大。
3.“粮经比”概念不宜在县级以下使用
“粮经比”作为一种宏观指标，在省、地两级较大面积的基础上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地种植结构的变化，为理论学术研究和宏观决策提供一个参数，在注明计算口径的前提下，可用于年度间的比较分析，但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时，就一定要慎重，不宜以它作为一种指标，形成一种“压力”，更不宜在县级以下使用，一个乡、村几千亩耕地测算粮经比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三、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的历史必然性
种植业作为第一性生产，在土地上利用水和其他自然要素，固定太阳能生产出各种人类需要的植物性产品，除了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外，还承担着为畜牧业提供植物性饲料的任务。畜牧业作为第二性的生产，它是把种植业提供的植物性饲料转化为肉、奶、蛋、毛等动物性产品，满足人类的需要。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超过50％，相应的用于畜牧业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超过50％，其中大部分用于种植饲料，而我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99年仅为28.5％，在农区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安排专门的生产饲料用的耕地，畜牧业所需饲料没有纳入土地种植计划中，种植业生产的粮食和其他作物被人类利用后，剩下的“农副产品”再用作饲料。这种状况对畜牧业的发展不利，也对整个农业结构不利。
从土地利用效率来讲，直接生产饲料和种植其他用途后再转化为饲料，两者之间在光能利用效率和单位面积耕地为畜禽提供的营养量上都有很大差别。就以奶牛饲养所必须的玉米青贮饲料而言，玉米作为青贮饲料原料与作为粮食来种植，无论是品种选择、种植密度还是收获时期都有很大不同，其品种注意选择秸杆产量高，糖分含量高和籽实糖分高的，种植密度也大于生产粮食的，收获时间提前到籽实乳熟至蜡熟期，这样，单位面积为奶牛提供的总能，可消化粗蛋白都比生产粮食再喂牛要高。
在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时，农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步伐，提高畜牧业生产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要达到此目标，不仅畜牧业自身要努力，而且需要种植业提供更多优质的饲料，这就要求对种植业的结构由传统的粮——经型向粮——经——饲三元结构过渡，这是在21世纪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与20年前伴随农村改革突破“以粮为纲”束缚，大力发展经济作物那一轮调整相比，调整的规模更大，涉及的范围更广。
要形成“三元”结构就要改变传统粮经概念，改变用种植业副产物作饲料的做法，农区要有目的地划出部分耕地直接种植产量高、营养含量也高的饲料作物。
要把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大农业的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饲料生产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使种植业的结构调整为大农业的结构调整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