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组织演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西省论文,党部论文,国民党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7)03-105-06
国民党地方党组织(省党部及其以下各级党组织)，是国民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了解国民党在国家基层政权所扮演角色的一个关键切入点。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党地方党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具体到国民党北方省份地方党史的研究，似乎还略显薄弱①。尤其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组织演变问题方面，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现状看，甚至对同一问题的表述都存在诸多分歧，一时尚无定论。有鉴于此，笔者本着还历史以真相的初衷，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几欲流产：1924—1930年的山西省党部
1923年11月，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决定对国民党实行改组。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通过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更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它把中央党部、省(市)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等组织，作为自己的各级组织，以区分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把全国代表大会、全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太会、区党员大会和区分部党员大会，作为党的各级权力机关；并明确规定，在各级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为各级执行委员会。
山西国民党员王用宾、刘盥训、刘景新、邓鸿业、苗培成、赵连登等人以代表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有的于会后回到山西，即秘密建立国民党并进行活动(因阎锡山于1913年宣布脱离国民党，并解散国民党在山西的各级党部，所以国民党在山西也处于秘密状态)”[1] (P106)。当时共产党员高君宇、王沄等人也在太原发展党组织。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山西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条件日渐成熟。
1924年5月5日，经国共两党协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处在山西太原成立，以苗培成、韩克温、王沄、彭兆泰等人为筹备委员。经过国共两党半年左右的共同努力，国民党在山西的党组织已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925年冬，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处改为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对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人为首的北方军阀作战。北伐军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就攻占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全省或一部，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初，北伐军沿长江东进，很快攻占了南京。几乎与此同时，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但在革命形势持续高涨的同时，国民大革命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革命阵营有发生分裂的危险。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抛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解散辖区内各市、县的党部和民众团体，实行“反共”、“清共”，消除共产党在各级党部的势力和影响。在上述两次政变的影响下，各省的国民党组织也先后进行“清党”、“反共”等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于1927年5月5日在太原市四川会馆召开，成立了临时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苗培成、韩克温、李江、杨笑天、焦如锟(以上均为国民党员)、王沄、孙真儒、彭兆泰、王鸿钧(以上均为共产党员)等人任委员，韩克温、苗培成、王沄等人为常务委员，高淑英(女)、艾青泰、郭镐都、苏一山(以上均为国民党员)和朱志翰(女，共产党员)等人为候补委员。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商民部等机构，下辖各市、县党部；编辑出版日刊《红旗》(共产党主办)、《晓报》(国民党主办)，办公地址在太原市东缉虎营一号[2] (P1)。
1927年6月6日，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提议下，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通电服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改组各省地方党部，并派张继、何澄、赵戴文、南桂馨(字佩兰)、温寿泉、孔繁霨、韩克温、苗培成、李江、郭树棠、杨笑天等人为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成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依照南京中央的命令，把工、农、青、妇各部一律予以取消，改为各种运动委员会”[1] (P111)。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②、工人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③、商民运动委员会④ 等机构；下辖各市、县党部改组委员会——无党部的设筹备员(一般为3—7人)[2] (P6)。
与此同时，阎锡山领导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其所属各军、师、旅等部队的司令部，也按国民党的规定，分别成立了特别党部。以此为契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始在阎锡山的军队内积极建立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员。
1927年6月，根据国民党中央“清共”密令，山西“清党”委员会在太原大水巷成立，苗培成、韩克温、李江、杨笑天、仇云涛等人任委员。各县亦设有“清党”委员会(一般由3人组成)，由改组委员兼任，专门进行“清党”、“反共”及逮捕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镇压山西省内的革命运动。
1928年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1)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2)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登记期间，停止征求党员。(3)各省及等于省之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员7至9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该省党务整理及登记事宜，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条例，由中央另定之。(4)在整理期间，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执委会职权[3] (P24—25)。此后，国民党中央对各省、市地方党组织的整理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
1928年3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成立后，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清共委员会，苗培成、韩克温、李江、杨笑天、仇云涛任委员。苗培成、韩克温、刘冠儒、韩三甲等人，先后主持该委员会工作，下设纠察队，专门负责侦察、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2] (P6，14)。
1928年6月，山西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改为山西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苗培成、韩克温、杨笑天、李江、姚天海、赵丕廉、李鸿文、陈受中、胡伯岳等人任委员，苗培成、韩克温、胡伯岳等人为常务委员。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⑤ 等机构，下辖各市、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及党务干部训练班。此前设立的农、青、工、妇、商民等运动委员会被取消，而代之以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等机构[2] (P6—7)。
1929年9月，国民党山西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省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苗培成、韩克温、赵连登、胡伯岳、李嗣聪、梁贤达、侯鸿业、陈受中、耿步蟾等人任委员，苗培成、韩克温、胡伯岳等人为常务委员，苏寿余、刘冠儒、冯大轰、张岫岚、张崇山等人为候补委员，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等机构；下辖党务干部训练班、“清共”委员会(韩克温、仇云涛、李江、杨笑天、苗培成、刘冠儒、韩三甲任委员)、《民国日报社》等机构；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⑥，姚大海、仇云涛、李进贤、李汾、刘儒琪等人任委员，李敏、邱仰浚等人为候补委员[2] (P8)。
1930年3月，阎锡山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公开以武力反对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迁往天津英法租界内，省党部曾一度关闭，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陷入全面停顿状态。同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败走大连，“住在天津的省党部人员于1930年冬陆续返回太原，省党部始得恢复，并于1931年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第三届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韩克温、胡伯岳、李江为常务委员，书记长苏寿余”[2] (P2)。
二、艰辛生存：1931—1938年的山西省党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风潮兴起。山西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1年12月18日，山西省“学联”组织学生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山西省党部处理措施失当，双方发生武力冲突，遂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山西省当局派员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主要成员(除苗培成先行离开山西外)被驱逐出山西省境，国民党山西省党组织在山西的公开活动再次陷入全面停顿状态。
与前一次相比，这次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省外“流亡”的时间较长，达7年(1931年12月至1939年1月)之久。在山西境内的一般国民党党员，自动组合成立“党员通讯处”，名义上是反对旧省党部，负责人关民权、员竹三，出刊《党员通讯》[2] (P15)，在山西省内继续进行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山西政局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在：从1932年起，在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社”和“植社”等大大小小政治活动的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直接、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由阎锡山供给活动经费，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着各种活动[1] (P179—180)。上述各团体，在1936年春阎锡山正式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后，便一律取消，停止活动[1] (P183)。
由于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的加紧侵略，华北地区各省、市的局势日趋紧张。受此影响，在北平南所胡同“流亡”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办事处，被迫于1935年4月迁至河南省开封市；1938年1月，河南开封亦有被日军攻占危险，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只得再次更换办公地点，迁往陕西省西安市活动[4] (P990—991)。
1931年以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几经流徙，在地方势力的夹缝中勉强生存。在地方势力的排斥或抵制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的处境异常艰辛。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境内名存实亡，难以存身。在山西周边地区不断辗转、漂泊，即这一时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要求全民族抗战的呼声迅速高涨。南京国民政府遂改变对日国策，同年7月17日，蒋介石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抵抗。但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中国沿海地区的大片国土很快相继沦陷，山西太原也面临被攻占危险。1937年11月4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被迫撤离太原，辗转南下，迁往晋南、晋西南地区以求生存。
1938年4月6日，为加强省党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进服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规定：(1)采用主任委员制，由中央于省党部执行委员中指定，主任委员得由中央委员充之；(2)省党部以分区指导督察为原则，主任委员留省；(3)省党部委员得参加省政府会议；(4)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须开联席会议一次；(5)省党部监察制度照旧[5] (P121)。因为抗战形势需要，重庆国民党中央也亟欲恢复其在山西境内的活动，向阎锡山提出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要求；而在晋西南地区“流亡”的阎锡山，此时也急需中央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经反复磋商，阎锡山对此项要求予以同意。
1939年1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东里堡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恢复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后办公地址移至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2] (P3)。重庆国民党中央选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山西省党部执委会下设书记长1人，由黄树芬担任；刘冠儒、武誓彭、王昉、刘奠基、梁敦厚、李犹龙、邱仰浚、薄毓相、李江、王怀明、赵光庭等人为执行委员[2] (P9)。
三、短暂复兴：1939—1949年的山西省党部
在1939年1月至1942年8月期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配合中央精简机构的要求，缩小机构编制，将下设各“部”改为“科”，共设组织科、宣传科、社会科、总务科、会计科、秘书室、译电室、统计室、调查统计室、中山小学校、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社、西安办事处、克难办事处等机构。同时，国民党在第二战区司令部另设特别党部，专门在军队中发展党员。特别党部不设专职人员，党务工作由部队政工人员兼办[1] (P262—263)。
抗战期间，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国民党在各省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1942年9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扩大编制，改“科”为“处”。山西省党部执委会由赵戴文任主任委员，后韩振声继任；书记长为黄树芬，后为胡作砺。黄树芬、邱仰浚、李江、薄毓相、高挺斋、楚溪春、梁□武、梁敦厚、乔鹏书、樊祖邦、杨德荣、刘冠儒、武誓彭、胡作砺、王友兰等人为委员；增设监察专责委员办事处，李江任委员；内设宣传处、组训处、秘书处、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工作指导专员、设计考核委员、西安办事处、国民日报社等机构[2] (P1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于1945年9月由陕西省宜川县返回山西太原办公。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党团组织退出学校。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随之也缩减编制，改“处”为“组”。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由韩振声任主任委员，后张子扬继任。薄毓相、李江、邱仰浚、郝梦九、梁敦厚、胡作砺、温绍熙、杨德荣、樊祖邦、乔鹏书、武誓彭、刘冠儒、王友兰等人为委员。书记长为胡作砺，下设秘书数人，另有机要室，人事室，视察室，会计室及警卫队。此外，有调统室(调查统计室)，是“中统”配设在省党部内的特务组织，其人事、经费，都是独立的，“工作人员不在省党部编制内”[1] (P352)。
1938年冬至1946年7月，国民党在山西的基层党组织也时有变化。1938年冬，山西省党部在各专区实行党务专员制，在山西建立了9个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负责督导各县的党务活动。1940年10月，山西省党部把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改为党务督导区，全省共设21个督导区，在各专区实行督导员制(1942年3月，为加强对晋北各县党务活动的指导，山西省党部将上述督导区中的一区、二区、四区、六区等4个区取消，成立了晋北党务办事处⑦)。1946年7月，国民党在山西省的“各督导区相继撤销”[2] (P19)。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青团”⑧ 并入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合并后的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子扬，副主任委员为郭澄；书记长为胡作砺，副书记为李东庵。内设秘书组、组训组、宣传组、总务组、视察组、财务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张子扬、郭澄、胡作砺、李东庵、武誓彭、刘冠儒、王友兰、乔鹏书、杨德荣、郝梦九、温绍熙、樊祖邦、邱仰浚、关民权、楚溪春、胡茂钦、高崇礼、吉彦贞、杨自秀、朱理、智力展、姬兆麒、李隆、令狐溥、杨作芝、崔道修等人为执行委员，王衔、王羡之、黄秀峰、李殿辅、衡文燦为候补委员[1] (P354)。另设监察委员会，由李冠洋、梁敦厚(字化之)、张彝鼎、乔家才、陈大济、和济泰、郭镇泰、张步云、王俊士、李仲琳等为委员，李江任常务监察，下设秘书、监察处，监察处下设稽查科、审查科等机构。
1947年12月，国民党和“三青团”完成上层机构的合并后，开始办理基层机构的合并，并举办党团员总登记，团员通过登记并重新宣誓之后，即转为国民党党员。1948年秋，张子扬调任立法委员后，国民党“中常会”第166次会议通过，由阎锡山兼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阎锡山于11月29日就职，由执行委员关民权代拆代行[1] (P355)。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同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至此，山西全省解放，阎锡山在山西历时38年多的统治彻底结束[1] (P428)，国民党在山西的各级党组织也随之烟消云散，退出了山西的历史舞台。
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国民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先后共建立4个市党部⑨、105个县党部⑩、15个直属区分部、240个区党部(11)、近2000个区分部(12)，共发展国民党党员152000人。其中国民党员121000人，党团合并移交团员31000人。参加1946年总清查的65000人，参加1948年总登记的32900人[2] (P4)。
通过上文对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组织演变概况的叙述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13)，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国民党通过对全国各省(市)级党部反复进行的整理或指导，一是使各地各级地方党部的运行逐渐步入了正轨；二是使各地各级地方党部的领导体制，由初期的“常务委员制”逐步转变为后来的“一长制”。
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时常有所变化。大体以1929年和1938年为分界点，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两次明显增强，各省地方党组织的机构设置也随之两次呈现由混乱渐趋整齐的特点。国民党中央在全国实施的省(市)级党部的特派委员制、县级党部的书记长制、省党部委员分区督导制、党员监察制等体制，使其组织体系明显表现出日趋“集权化”、“严密化”和“系统化”的典型特征。
作为训政时期唯一的执政党，国民党理应主导着全部社会资源的主要归向。但在民国时期的政治领域，却呈现出明显的“军强党弱”的势态。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掌控国民政府党政大权的事实，既是国家在多事之秋需要军事力量的无奈，也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典型表现。阎锡山看到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自然会将权力之源的军队视为自己实力的根本。他把国民党地方党务纳入自己的地方军事体制——以军控党、党政融合，以此来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和延伸；而国民党希冀借在山西建立党组织渗透地方的做法，因阎锡山担心会危及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而遭到百般阻挠，致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始则难产、继则难以发展，生存状态极其艰辛。这既对近代山西政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演变的过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起步阶段，强有力政党的领导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可以保证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促进社会尽快趋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领导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但与此相反，民国时期国民党的主要职能竟成了党内某一集团或派系自己集权和专权的工具，不时发生的争权夺势使其忽视或暂时放弃了领导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前进的使命。这不仅延缓了中国在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发展过程，更导致了国民党自身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的迅速蜕变，使其无法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取得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后成功。
因此，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组织演变概况所反映的是国民党统治史上，由民国初期的现代政党政治向军事集团以军权统括地方党务、党政融合模式转变状况的一个缩影。这种状况在中国少数几个省份的充分发展，不仅使国民党地方党组织成为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争权夺势的工具，政党在地方社会的政治色彩也日渐被其浓厚的军事背景所褪色、甚至淹没。于是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军事独裁和地方势力各种形态的军事割据便由此而产生。
注释：
①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对中国国民党的研究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复苏；近十几年来，逐步走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相关内容主要包含在一些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型的著作中。最近十几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成果，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视野都较前有进一步开拓与深化。特别是对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地方党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海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一时期大陆出现的与该问题直接相关的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主要有：郑祖安的《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王奇生的《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钟声、唐森树的《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王奇生的《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和《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佩英的《南京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1929年发生在浙江的党政纠纷为例》(《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田湘波的《关于训政前期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政关系问题的探讨》(《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9期)，杨焕鹏的《三青团参与政治及其与浙江各地方政治势力关系》(《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刘洪升的《国民党河北省党组织沿革概述》(《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武汉大学张建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国民党省党部研究：以1927—1938年湖北省党部为例》(2004年5月，未刊稿)，笔者在南开大学的硕士毕业(学位)论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研究：1924—1939》(2005年5月，未刊稿)，新疆大学王中新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活动述论》(2005年6月，未刊稿)等文章。到目前为止，其他专门讨论国民党北方省份地方党史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尚未见到。
②由1927年5月5日成立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青年部改编而成。实行常务委员制，设委员和常务委员。1931年12月因“一二·一八惨案”停止活动。1948年3月29日，党团合并后又重新成立，各县除了祁县、大同两县成立青年运动会外，其余均未成立，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向青年学生进行思想宣传的机构。
③由1927年5月5日成立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妇女部改编而成。实行常务委员制，设委员和常务委员，1931年12月停止活动。1944年春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重新成立，直至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④由1927年5月5日成立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商民部改编而成。实行常务委员制，设委员和常务委员，专做商业方面的宣传等活动，1928年5月撤销。
⑤1929年4月改称训练部，为训练民众的领导组织。1931年12月停止活动。
⑥1931年12月，该委员会停止活动。1942年设立监察专责委员办事处。1947年11月党团合并后重新恢复监察委员会，直至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⑦主任先后由田沛欣、樊祖邦等人担任。内设组训、宣传、总务等3个科。下辖大同、怀仁、天镇、阳高、左云、右玉、山阴、应县、浑源、朔县、神池、五寨、灵邱、广灵、平鲁等15个县。1947年10月，樊祖邦调任山西省党部后，已名存实亡，所辖各县党部直属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领导。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7页。
⑧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1938年3月31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革新”国民党为名，提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以总裁名义兼任团长。同年7月9日，在武昌成立“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选举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张历生、张道藩等31人为干事，陈诚任书记长。内设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经济、总务等处，地方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各级基层组织。1939年秋，“三青团”团部迁重庆，增设中央监察会。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登记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名义随之取消。
⑨为国民党市级领导机构，太原市党部于1945年夏在孝义成立，书记长为邢之彦。河东(今运城市)、大同、潞安(今长治市)3个市的市党部于1947年成立。以上3个市党部的书记长分别为邰兆珠、李景仙、郭福星，党部驻地依次是运城、大同、太谷，分别负责各市的党务活动。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9页。
⑩为国民党县级党务活动的领导机构。1925年冬在全省30多个县成立。1927年改成县党部改组委员会。1928冬，在已成立县党部的县普遍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1931年12月由于山西省党部关闭，县党部均停止党务活动，至1939年县党部才陆续恢复，开始有80多个县党部，后发展到105个。县党部设书记长1人，秘书干事、助理干事各1人。内部组织机构，一般为总务、组织、宣传3个股及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处。下辖各区党部、直属区分部、小组。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0页。
(11)1939年1月先后成立，为国民党省党部直接领导的所谓特定区域的领导机构。据统计，山西全省共建立直属区党部15个，即克难坡区党部，书记长王廷桐；临襄汾东区党部，书记长张崇信；洪赵汾东区党部，书记长张国昉；榆次纱厂区党部、新绛纱厂区党部、运城盐池区党部、大同口泉工矿区党部，书记长高登汉；灵石富家滩工矿区党部、晋城工矿区党部，书记长马成骥；阳泉工矿区党部，书记长王宗源；山西大学区党部等。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9页。
(12)国民党的最基层组织，一般由5至20人组成一个区分部。区分部采取委员制，由党员大会推选3人为执行委员，再由3名委员中互推1人为区分部书记，1人负责组训，1人负责宣传。区分部之下有小组，由党员3至5人组成，推选组长1人。1946年取消小组，党员直属区分部领导。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8页。
(13)根据山西省党部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大致可以把其划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即临时省党部时期(1924年5月5日—1927年5月)，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时期(1927年6月—1928年5月)，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1928年6月—1929年3月)，省党部恢复时期(1939年1月—1942年8月)，省党部发展时期(1942年9月—1947年3月)，省党部缩编时期(1947年4月—1947年11月)，党团合并时期(1947年11月—1949年4月)。参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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