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按唯物论和辩证法办事——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论文,辩证唯物主义论文,唯心主义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等等。江总书记指出要划清的一些基本界限极其重要。如果不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要提高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工作中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是无从谈起的。本文试从基本理论与现实实际的结合上，谈谈坚持按唯物论和辩证法办事，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的问题。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国情为基本根据，来确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确定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确定“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锐意改革和团结奋斗，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遵循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植根于哲学基本问题，即恩格斯讲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列宁讲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但是，近些年来，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鼓吹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有一个搞文学的人，写了篇论文学的主体性的文章，鼓吹“内宇宙论”。文章认为，文艺来源于生活，这是多年来文学界所遵循的创作原则，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应当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否则文艺就很难有所突破。该作者认为，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内宇宙”，即来自作家的内心世界，文艺创作的途径，应该从传统的由外及内改为由内及外、由内宇宙向外宇宙扩展。文艺作品来源于内宇宙，作家根本用不着深入生活，用不着到实际中去，用不着收集素材，单凭内心活动，单凭内宇宙能量的释放，就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来。显然，反对文艺来源于生活，把创作途径从由外及内改为由内及外，这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主张用“由内宇宙向外宇宙扩展”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来取代“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是一种倒退。
有的人根本反对要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他们批判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说什么按照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来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一种“僵化的模式”，“束缚人们的思想”。这种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歪曲的解释。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同时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神秘的“外壳”，把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内在地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这种变革，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点上进行的，是把哲学上的一个革命派别——唯物主义派别推向前进了，这绝对不是什么“超越唯物唯心”的例证。然而，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人，却把这种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超越性本质”，“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坚持矛盾非均衡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的矛盾体系有众多的矛盾同时存在，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的，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居支配地位，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非主要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是，近年来流行一种否定主要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其中有的人企图通过否定主要矛盾，来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其一是所谓的“政治多元化”。有的人鼓吹多党制，主张各个党派平起平坐，彼此都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大家轮流执政，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我们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多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积极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但是，这种多党合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党只有中国共产党一个党，这是十分明确、半点也不能含糊的。
其二是所谓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有的人攻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搞“精神垄断”，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众多学派之间没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主张各种政治观点自由竞争，不要“独尊一术”，要“放弃追求一种真理”。这个界限不可不划分清楚。我们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我们提倡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是由它自身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它作为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门具体科学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是“百家”中的其它任何一家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或者说统治思想，理所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才能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其三是所谓的“经济多元化”。有的人主张搞“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经济成分一律平等。其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它经济成分的关系是主体与补充的关系，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同时，我们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体现了主体和补充的辩证法。
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结合
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这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它就不能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一经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不具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色。历史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都使革命蒙受损失，其方法论根源就在于，他们都割裂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抛弃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从根本上抛弃了辩证法，从而不得不受到辩证法的惩罚。我们必须掌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坚持从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联系中，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去认识中国的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方面是我国的具体实际，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搞片面性，把一方推崇为绝对，或者一讲“中国特色”，就忘记了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或者一讲“社会主义”，就忘记了中国特色，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照搬外国模式，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真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二者的“结合”中实现的，是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做“结合”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做“结合”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有人反对我们做“结合”文章，反对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散布一种所谓“变形论”，说什么“五四传播的只是传统文化可以接受的、经过了东方农民文化改造的、变了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农民思想”，是“为中国传统落后意识偷换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论调，必须坚决批判。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中国化，需要不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又开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什么“变了形”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什么“变了形”的社会主义。今后，我们要继续做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还得在“结合”上下功夫，这也是坚持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
坚持“两点论”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坚持“两点论”，就是坚持辩证法的实质，正确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②]我们坚持“两点论”，就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不能离开改革开放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
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改革经济体制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改革政治体制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时，要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互通有无，博采众长，这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③]有的人不了解两个基本点的一致性，不把四项基本原则如实地看成是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而是把它当作妨碍改革开放的“紧箍咒”，企图摆脱它，这是大错特错的，十分有害的。
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离开革除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离开改善党的领导，离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去孤立地、静止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到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会落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活力。
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不仅知道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且懂得当今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在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就不是坚持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要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其它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方面，就不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而是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在对待计划和市场的态度上，就不再是简单地把“计划”看成姓“社”，把“市场”看成姓“资”了，而是如实地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经济手段，并且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提高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科学性。
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认识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我们坚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由于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国际上还存在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所以我们仍然强调人民政权专政职能的重要性，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它三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把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并将此作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党的领导的涵义，对于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坚持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委包揽一切，党政不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④]
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我们除了必须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外，还必须坚持含有新的时代内容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比如，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观点。
可见，坚持“两点论”，把握好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对于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意义十分重大。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同时又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同志这个思想，不仅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从根本上改进工作方法，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是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这一手过得硬，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一手过得硬，坚决扫除各种丑恶现象，社会秩序才能稳定，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搞得好，才会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可见，抓两手，都是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抓改革开放和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对各种犯罪活动如果打击不力，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会越来越多，嫖娼、赌博、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会沉渣泛起，抢、奸、杀、绑等黑社会那一套东西会蔓延开来，这样就会毒化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搞得人心惶惶，破坏投资环境，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或者把改革开放引到邪路上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可以促进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促进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些社会的丑恶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根源于社会敌对分子的存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和渗透，必须理直气壮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些丑恶现象和不稳定因素根源于我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中，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比如，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僵化的管理体制，也是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所以，在如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消除丑恶现象，处理社会不稳定因素方面，邓小平同志除了提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政权”而外，还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要改革旧的体制，要采取反腐倡廉措施。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⑤]邓小平同志关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论述，从一个特定角度阐述了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是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具体化。
两手，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坚持两手抓，就是坚持辩证法；一手抓，或一手软，一手硬，就是搞形而上学。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相当猖獗。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许多事件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时，对待各种丑恶现象有些手软，对于已经发现的某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没有给予充分有力的打击，对于革命队伍中某些新形势下经不起考验、贪图享乐、利令智昏的意志薄弱者，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府部门的一些必要的管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这些犯罪活动和丑恶现象毒化人们的思想，污染社会风气，破坏经济建设，妨碍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执行，影响社会安定，这就是前几年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手硬一手软”的毛病。针对这种毛病，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⑥]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这一手软不得，改革开放这一手同样也软不得。我们一些同志往往有“一手抓”、“一手硬一手软”的毛病，今天强调抓这方面，就这一手硬那一手软，明天强调抓那方面，就那一手硬这一手软，总是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不善于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针对我们一些同志的弊病，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要实际上做到而不是口头上做到“两手抓”，就必须真正搞清楚“两手抓”的辩证关系。抓改革开放和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改革开放是从国情出发的坚定不移的政策，这一政策决不会由于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而发生改变和动摇。当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有一部分不坚定分子腐化变质，必然会有一部分不法分子乘机进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为此，我们一定要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规定正确的政策界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决严肃地进行反腐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健康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总之，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斗争，也决不能因为这场斗争而对已经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发生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这就是按辩证法办事的态度。
注释：
[①][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43页、第365页。
[②][③][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第138页、第379页、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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