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阶级论文,陈独秀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可分为三个认识阶段：“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
关键词 陈独秀 无产阶级领导地位 政治领导 组织领导 新型国家政权领导
长期以来，在史学界、理论界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的领导思想都是右倾的，特别是在大革命的后期。对中共“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则给予了很高评价，似乎又和陈独秀无关。笔者认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把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这一思想的提出，和陈独秀并非毫无关系。1924年6月（中共“四大”召开前6个月），他在《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也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是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是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①]在这里，陈独秀已用“妥协性”来代替他原来在中共“三大”时对资产阶级“苟且偷生”的描述，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认识程度的一定提高，此后我们没有见到他再使用“苟且偷生”这种说法了。陈独秀的这种认识和变化，后来写进了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并成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议决案》中说：“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②]陈独秀是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又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总书记。大会的决议应能反映他的思想；而且，后来他对这一思想还进行了许多阐述。这表明陈独秀已由中共“二大”时的“帮助”地位思想和“三大”时的“引导”地位思想进一步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了（关于“引导”地位思想，将另文讨论）。当然，在具体阐述这一思想时，还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思想特点。
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时为止，前后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其间，由于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因此，我们又可将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分为三个认识阶段。
一、“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
在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地位”思想时，大会对这一革命的前途作了这样的分析：“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③]这实际上是说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接着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种是“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笔者曾将这种民主革命前途观称之为民主革命前途“不定论”[④]，也可称之为“两种可能论”。这等于是说，在无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后，这一革命的前途仍然有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可能。如此看来，这岂不是一件怪事？这就需要对“领导地位”思想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了。
长期以来，史学界、理论界有不少论著、文章批评“四大”（或陈独秀），在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时，没有提出如何争取领导权，特别是争取政权和军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上述民主革命前途“两种可能论”思想影响下，“四大”以及陈独秀都不可能提出政权和军权的问题。在“四大”看来，如果提出争取政权和军权，那就等于是说肯定要将这一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或直接就当成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和军权后不可能再交回给资产阶级，而只能是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与过渡）。这就不是“两种可能”论，而是“一种必然”论了。但“四大”对民主革命前途的认识，并不是这样。在“四大”的上述决议案中甚至还这样说：如果现在就断定“中国民族革命”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那都是一种“左倾的错误”[⑤]。这也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不可能在现在（或事先）就加以“断定”，而只能是在民主革命快要胜利了的时候才能见出分晓。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民主革命前途“不定论”。因之，在这种前途观思想的支配下，“四大”和陈独秀都不可能提出争取政权和军权的问题，“领导地位”思想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与要求了。那么，这种“领导地位”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笔者认为，“四大”和陈独秀这时提出的“领导地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领导地位”思想。不错，“四大”曾提出掌握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但它在这里是把这种“领导权”作为取得政治“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或力量后盾来认识和看待的，并非是指“领导地位”本身而言。首先，请看“四大”《对于农民问题之议决案》中的一段话：“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及在民族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⑥]这里有两层意思，即：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既是“希望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又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取得工农群众运动领导权这种思想，并非自“四大”开始，而是在中共“二大”和“三大”时就有了，难道我们能说“二大”和“三大”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了吗？再次，从提出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原因和目的来看，也不是指去取得政权和军权，而是指通过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去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不致为资产阶级的中途“妥协”而夭折。这正如“四大”的决议案中所说的：“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无产阶级要去取得“领导地位”的原因与目的，就是为了去克服“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上述分析看出，“领导地位”思想并无、也不可能有取得国家政权和军权的思想内容、动机与要求，而只是一种政治“领导地位”思想，其基本内容和要求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去克服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以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民主革命胜利时，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程度及那时社会的客观条件”，以及“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或是“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二、“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
1926年7月，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对“领导地位”思想作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说明，他说：“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努力一方面拉拢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于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陈独秀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领导地位”的实质就是一种“政治思想”领导。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要“争”这种“领导地位”的思想，这应该说是陈独秀在国民革命领导观上的一个重要发展（由“取得”领导地位到“争”领导地位）。不过，陈独秀这时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政治思想”，已不是“两种可能论”，而是“二次革命论”思想了。他在这篇报告中谈到“民族运动之前途”时说道：“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的资产阶级拉拢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跟前此相比，陈独秀在这里没有再提到民主革命胜利后有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了，这种可能性在他的思想中已不复存在了。现在革命的前途有另外两种可能，当然他不会去赞成他在这里所说的后一种可能，而是要力争前一种前途（前一种可能）。这表明，陈独秀已放弃了原来的“两种可能论”前途观，而确立起“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与前途观。因此，他的“政治思想”领导的方向，也就要发生变化了：即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下，去建立一个“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的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后两个月（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给我们作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即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⑦]至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已十分清楚了。他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因此也就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只不过这一政权是“已经过了国民革命的洗礼”的“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在这里，它是相对于“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的那种非“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言的）。这也就是陈独秀在前面所说的“革命手段”。
因此，从这以后，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实质和内容已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之下，“一方面努力拉拢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一方面极力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促使资产阶级之革命化”，也就是克服其“妥协性”，“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彻底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任务，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经过了国民革命洗礼”的、“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使“真正中国的”“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得到一个“自由发展”。
然而，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由于帝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因而始终软弱，他们因此不仅有着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妥协”的特点，而且还因此“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⑧]，这样，陈独秀真诚地希望“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的设计蓝图，不仅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而且不为资产阶级所“理解”，难以实现。半年后，面对严峻的事实，经过反复的思考，陈独秀又放弃或修正了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及其国民革命领导观，转向了“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思想。
三、“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思想认识阶段
1926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在接到和讨论了这个决议案后，于1927年春，通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的解释》的文件。文件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这实际上是对陈独秀典型的“不定论”（“两种可能论”）思想的一个严厉批评，从文章语气来看，也可能是陈独秀的一个自我批评。《解释》认为：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得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之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业、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解释》把这种思想，称之为“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按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的思想。
不过，笔者认为，这种“一气呵成论”，还不是对“两种可能论”和“二次革命论”思想的全部否定。《解释》说：“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须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提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命运”（着重点为引者所加）[⑨]。因此，“一气呵成论”只是对“两种可能论”和“二次革命论”思想的部分否定；换句话说，只是在主观上否定了“两种可能论”和“二次革命论”，而在客观上呢，仍然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观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气呵成论”客观上还有着“两种可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思想遗留（顺便指出，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重又提出“二次革命论”的一个潜在思想因素）。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笔者认为，“一气呵成论”又是“两种可能论”向左的方面的一个发展，有着向十月革命模式思想靠拢的趋势；但是，从陈独秀后来对这一思想的解释来看，却又不尽然。
1927年4月，陈独秀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从思想上、理论上对这个“一气呵成论”进行了不少阐发。其中，对“革命时革命后的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提出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但在这“四种并存”的经济制度中，“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接着，他对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作了一个深刻的阐述。他说：“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陈独秀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政治上的构造如何”将决定“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如何的重要思想命题，这是陈独秀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进步。现在，他已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主义更集中更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⑩]这也就是说要“在革命时革命后”建立一个“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民主独裁制”的国家政权（即所谓“政治构造”），再经过有四种经济制度（或说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建设，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过渡”。笔者曾认为：“这已是一种新式的民主主义经济与政治思想的萌芽了。”[①①]
1927年7月1日，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的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国民党左派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①②]因此，从以上这些思想来看，陈独秀的“一气呵成论”，又并非是一种“十月革命”模式思想的重演或再现。这不仅表明陈独秀在主观上已放弃了“二次革命论”及其国民革命前途观，而且也改变了他的“二次革命论”国民革命领导观。现在，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地位”下，“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彻底完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民主革命任务，建立一个“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民主独裁制”的国家政权，经过有四种生产制度“并存”的经济制度的经济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很难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的领导思想（包括大革命的后期），都是右倾的。也很难说他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无关，或说中共中央是“领导地位”思想，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另一种思想；相反，他不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许多阐述，而且还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的领导地位”；大革命后期，更进一步发展到要建立有“四种并存”生产制度（或说经济成分）的，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型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民主独裁制“国家政权的领导思想，这不仅否定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领导”地位，而且已开始否定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组织领导”地位。只不过在如何贯彻“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国家政权的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十月革命模式思想的严重干扰；再加上客观环境和时间的紧迫，共产党人已无法通过反复实践来总结自己的得失和教训，提出贯彻上述领导思想的正确的政策思想和策略思想，终于成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重要思想理论原因。
注释：
① ⑦ ⑩ ①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中册，第518页；下册，第264页，第410页，第432页。
② ③ ⑤ ⑥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274页，第278页，第292页；第3册，第14页。
④ ①①《陈独秀的“国民革命”前途观》，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1992年第5期。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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