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污染治理论文,经验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同时工业污染排放也急剧增加，对环境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怎样保护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进行工业污染治理。
战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遭遇过同样问题，本文现将当年日本工业污染治理过程尤其是污染治理投资过程与当前中国污染治理情况做一些对比和分析。
一、日本环境问题产生的背景及状况
二战后，日本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害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本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50、60年代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了追赶欧美先进工业国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钢铁、石油、化工、汽车等支柱产业飞速发展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能源消耗和污染的大幅度增长。GDP增长了5～6倍，能源消耗增加了8倍，污染极为严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激化。60年代，日本的“钢铁之都”八幡市日粉尘降落量高达27吨，出现了“哮喘病”等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
2、产业高度集聚。战后，日本实施了太平洋沿岸带状工业带的产业政策，使宏观产业布局加速向太平洋地区倾斜。在东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之间形成了新的工业区，使占全国24％的土地拥有全国75％的工业产值。日本政府为实现集中开发，将行政投资重点放在“三湾一海”地区。据统计，在这些地区行政投资的比重一般占投资总额的65％～70％，由于产业过于集聚，使大量工业区普遍出现了交通拥塞、环境污染、住宅困难等“过密”问题，并由“过密”而引发急剧的大面积污染的危机。
企业出于为达到使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必然要使其成本最小，从而不愿意承担污染治理的费用。但这样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从而使人类无法生存。为此政府必须出面制定法律。日本渐渐认识了这个道理，全社会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由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日本的工业污染治理开始走上轨道。
日本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指导思想转变以后，加大了对污染治理的投资，下表为日本历年污染治理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二、日本工业污染治理的过程
在污染治理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工业污染的治理。因为工业排出的以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氧化氮为主要成分的废气、废水量增大，所以必须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进行回收和处理。
但是工业污染究竟有些什么特点？战后日本在这方面又是怎样治理的呢？
日本学者佐贯利雄在其著作《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有较详细的分析，下面我们就通过它来了解日本工业污染治理以及治理污染所需的投资情况。
首先以二氧化硫的污染来源情况看，日本各产业在二氧化硫排放量中各自所占的比重：1975年火力发电的排放量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为25.7％，其次是钢铁工业，占23.4％，化学工业占11.2％，建材工业(包括砖瓦、玻璃、水泥等工业)占7.5％，纸浆工业占5.1％，前五种工业占总数的72.8％。因此，有必要以这些产业为中心，装置脱硫设备，防止二氧化硫气体的污染公害，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污染治理的投资。
当时，不光是二氧化硫，而且为了防止各种工厂的污染，以及汽车尾气污染等，颁布了各种废气排放的规定，因此，1973年以后为各相关行业配备各种防止环境污染的设施和装置成了紧要课题。
下面是各产业污染治理的投资情况：
在1969年到1978年的十年中，资本在1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为了防止公害而进行的设备投资的情况，如表2《防止公害的投资额》所示，实际达5万3，307亿日元。如果按年度来区分，那么，1969年仅占有1，086亿日元，1971年增长3倍达3，131亿日元，而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1973年又增长到5，457亿日元。
2.防止公害投资比率=
3.五业种是指石油加工、化学工业、钢铁业、运输机械、电力等五个业种的统称。
1974年增至1万665亿日元，1975年增至1万489亿日元，其规模达到1969年的9.8倍。污染治理设施投资迅速增加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引发的：
第二，由于其他工程的建设而使污染治理设备的投资增加；
第三，在工厂原有设施上安装污染治理的设施。
当然这其中也有波动。例如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大萧条，不仅新工厂的建设下马了，而且为原有工厂设施配备的污染治理设备也都几乎停止。所以1977年的投资降至上一年的二分之一，此后仍继续迅速下降，到1978年减少至3，417亿日元，约为最高年份的三分之一。但是，到这时，对原有工厂进行污染治理投资的时代已基本结束。此后开始转向替代更新型投资和防止污染投资齐头并进的循环投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明确地证实以上变化的，是防止污染投资比率的变化。即通过分析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日本的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投资开始迅速增大直至第一次石油危机的1973年止。
第二阶段为：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达到顶峰的1975年。
第三阶段为：至1980年污染治理投资完成第一次循环。
下面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各个产业各具有哪些特点：
首先看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根据图3《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的相关性》绘出了两条曲线，处于A线上的石油加工工业、纸浆业，由于产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排出二氧化硫数量较大的产业，所以虽然设备投资的规模并未明显增大，而污染治理投资在总投资额中占有的比率却达到15％～20％这样极高的水平。污染治理的投资规模按正比例变动。可是，处在B曲线上的产业，其设备投资规模如果达到3500～3600亿日元以上的话，则污染治理投资的比率就增长缓慢，两者间不存在正比例关系。这类产业，不管设备投资规模大小，只要污染治理投资保持必要的数量就行了，这是它最大的特征。
图1 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文版第123页
与此相反，处于A、B线以外的发电工业，虽然设备投资相当庞大，但污染治理的投资比率却在7％以下，相比之下是很低的。另外属于D范围内的批发零售业，造船业和机械工业等的设备投资规模都很小，因而污染治理的投资比率也很低。这种情况说明，除电力行业以外，大部分主力产业所负担的污染治理的投资当时正处于迅速增长中。
第二，从整体上来说，虽然设备投资额因发生石油危机而跌落下去，但在1974年和1975年污染治理的投资额却高速增长起来。
这里，以1975年为例，通过图4《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的相关性》来分析设备投资总规模与污染防治投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与1973年相比，最大的特征是发展趋势已有了变化，亦即，在A、B两线上的各个产业，如果设备投资规模一旦扩大，那么污染治理的投资比率就会迅速地提高。
另外，在l973年，污染防治的费用占总投资比率达到20％的产业，只有石油加工业一个，但到1975年，不但达到20％的产业已经增加到2个，而且达到30％的产业有3个，甚至达到40％的产业也有一个，这一特征是不可忽视的。
看一下A曲线，设备投资规模在2000亿日元以下，但投资规模一旦有所增大，那么污染防治的投资比率就会飞跃般地上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污染防治投资的迅猛增加，甚至不受设备投资规模的限制。增长率不太高的纸浆、有色金属、水泥、纤维等原材料生产工业，正是处在这条A曲线上。
我们再来看B曲线，随着设备投资规模的扩大，污染治理的投资比率也加速地迅速上升。事实证明了两者之间的连带关系是很密切的，也就是说当设备投资额在2000亿日元左右的食品工业，一般机械等产业里污染防治的投资比率达10％，而设备投资规模在4000亿日元水平的汽车工业，由于以污染治理为目的颁布了限制废气排放量的政策，污染治理投资比率猛增到17.6％。另外，在设备投资额达5000亿日元的以石油化学为核心的有机化学工业中，防止公害的投资比率远远高于汽车工业而达到24％。于是，设备投资规模如果在6000亿日元左右，那么污染治理投资的比率就会加速度地迅速上升。就是说，如图所示化学工业是31.5％，石油加工业是44.7％。可见，伴随设备投资规模的增大，处于B曲线上的产业，其污染防止的投资比率也加速地迅猛上升。
图2 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同前图。
在A、B曲线以外还有两个部门；一是无机化学工业，污染防治的投资比率达70.1％，在投资总额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其中具代表性的是纯碱的生产，为了将其制造方法由水银法转为电解法而不得不进行大额的污染防治的投资；二是位于图2右下方的钢铁和电力工业，这两个产业中的设备投资规模虽然相当庞大，但污染治理的投资比率在原材料制造工业中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如钢铁工业是17.8％，电力工业为12.5％。然而在电力工业的设备投资中，还包括变电、送电、营业大楼等多种设备投资，所以，如果我们只限定于火力发电厂的设备投资，那么，它在图2中向左上方移动，最后位于B线上，其污染防治的投资比率与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同样，也是相当高的。
这样，不仅以维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原材料制造工业为中心的主导产业的污染治理投资迅速增大，就连作为第3主导产业的汽车工业，为了限制以氧化氮为主要成分的气体排放量，也进行了庞大的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
一直在日本经济的增长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石油、化学、钢铁、汽车、电力这五个产业，在从1969年至1978年的10年期间，庞大的污染治理投资达4万2，966亿日元。值得注意的是，污染防止的巨额投资，一方面限制了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济萧条时出现的设备投资的大幅度减少，使其保持了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污染治理也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环境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于是，在污染治理投资迅速改善环境的同时，原有设备上的污染治理设施也已经基本完备。然而新建工厂的污染治理设施却由于后来的经济结构不景气而开始一蹶不振，特别是在那些能源多消费型的工业中，同时，作为产业整体的一部分，如今也不得不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开展污染治理这件事本身的节能运动了。
第三，再分析一下1980年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如图5所示，同1975年相比，1980年的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75年的投资是对原有工厂、新建工厂、新工程配备污染治理的设备，而1980年是在新的设备开始运行时就配备了污染治理设施，从而转向普遍打基础的时代，这一点是这一年度的最大特征。
图3 设备投资规模与污染治理投资规模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同前图
到了1980年，污染治理投资比率超过20％的产业没有了。但如果从电力产业中细分出火力和原子能发电的话，那么，此类产业的比率仍然高达25.3％。超过10％以上的产业只有水泥业和无机化学工业，它们分别达到10％～11％的水平。而其他产业均在8％以下，其中大部分产业又在5％以下。这表明，惊人的污染治理投资增大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到来了，新的时代中，伴随着新建、增建工程的进行，污染治理的投资已趋于稳定。②
尽管如此，在1969年至1978年的10年中，仍进行了5万3，307亿日元的污染治理的投资，这样，对日本的产业来说，不仅偿还贷款利息的负担增大了，同时还要负担维持那些设备运转的成本，即包括人员工资支出在内的污染治理设备运转的维持管理费。如果这笔费用只由企业本身承担的话，那么大部分企业就会收支相抵，企业的生存便不可能维持下去，这样就会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的日本企业中，涌现出大量的失业者。因此，按照受益者承担的原则，不管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他们都不得不多多少少地承担一些。
三、中国的环境污染及治理概况
(一)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以二氧化硫为例
日本公害最厉害时的主要污染之一为二氧化硫，这里对照日本的情况将我国的二氧化硫污染情况介绍如下。
从2005年我国主要城市工业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来看的：好一点的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达到排放量的一半左右，如果北京市、天津市，许多城市，去除量只占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甚至更低，如沈阳市等，而西安市更只占十分之一。③从全国总的情况看，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549.4万吨，其中工业为2，168.4万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为1090.4万吨，即去除量只占到排放量的40％。
(二)我们再来看中国近年来污染治理投资的情况
下表给出了中国近年来的污染治理投资实际金额(包括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的比重。
从表3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但是，与日本相比，这样的投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三)中国环境污染及治理的特点及难点
1、以前的欠账太多，虽然近年来新上马以及几大行业投资项目均已配套了污染治理项目，但对装置的改造还未完全达标。尤其是众多的中小企业，没有资金和能力安装污染治理装置。
2、污染治理没有成为硬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实行放权让利，其目的是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在激励方面起了成效。各个地方争相发展经济。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发展的任务放到了地方，将狭义的发展即GDP指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从而导致GDP崇拜。地方政府不愿意也不想花大力气治理污染。另外一个原因是治理了污染后某些小型企业会倒闭，从而也影响就业，在这种状况下导致污染越来越严重。
同时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在污染治理的支出方面，经济富裕的省份拿出资金来投资，贫困地区则没有这么多钱，又由于政府没有严格的标准，致使各个地区污染治理步伐不一致。
另外，搞了污染治理，由于企业的成本会上升，所以企业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高，这与中央的考核指标有关，中央主要考核地方的增长率，搞了环境污染治理，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因此这个关系要调整。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一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污染治理成绩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
四、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④
基于这一状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污染治理的经验。
1、要吸取日本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制定严格的污染防治政策。从源头上进行污染治理。搞末端治理还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末端治理社会成本非常巨大，我国现在每年各个地区排放指标就是末端治理方式导致的。从源头上治理就需要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不准上马，已经上马的坚决停产整顿。
2、抓住重点行业进行治理投资。学习日本的经验，治理污染排放要抓住重要行业来进行整治，这些重点行业整治好了，污染大体上就能控制住。
中国的工业主要污染来自于哪些行业呢？
仿造日本当年的统计，我们在这里也对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进行了统计。
从中国分行业二氧化硫排放情况看，中国在2()()5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是：火力发电的排放量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56％，接下来是建材产业，(在中国称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到9％，其中单单水泥产业就占到全国总排放量5.13％，而钢铁业占7.18％，石油加工和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占3.5％，造纸及纸制品业占2.17％。这样前五个行业占到了排放总量的77.85％。⑤所以从日本的经验看，要治理二氧化硫的污染，首先要对这五大行业进行污染治理的重点投资。
3、污染治理投资费用进行合理分担。日本在污染治理过程中也出现过费用承担的问题。即如果费用只由企业本身承担的话，那么大部分企业就会收支相抵，企业的生存便不可能维持下去，这样就会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的日本企业中，涌现出大量的失业者。因此，照日本的经验，按照受益者承担的原则，不管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他们都不得不多多少少地承担一些。也即对污染治理的费用进行合理的分担。
4、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与其每年因环境污染而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还不如加大污染治理的力度。
从日本的经验看，环境污染投资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当相关法律公布后，污染治理投资出现大幅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因为随着新规定和严格标准的颁布，新上马的项目都必须配备污染治理设施，从而使污染治理费用大幅上升。随后，因为以前的设备都补装了污染治理设施后，污染治理投资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最后稳定在某一较低水平上。
而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正处于一个上升期。
从表3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但是，照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投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况且，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的能力。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
进一步研究方向：上面介绍了日本各行业污染治理投资情况，也对中国的环境和污染治理投资情况作了初步的分析。今后的研究方向：中国公布了按地区划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见《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6》，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并且还公布了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由此可以了解各地区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力度。但目前尚未见到按行业(产业)划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因此无法与日本进行具体的对比。期望今后能得到相关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
注释：
①引自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文版第121页
②佐贯利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文版第128页
③《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6》第61页
④《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人民日报2007年6月4日
⑤据《中国环境年鉴2006》第707页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