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1-024-08
2008年爆发的遍及世界的经济总危机，是发生在21世纪的一次大萧条。这次危机是资本积累长期波动模式中，经济长期繁荣最终让位于长期下行的一个完全正常的阶段。当这种转换发生的时候，经济状况由好变坏。在坏的经济状况的后期阶段，一个打击就能引发一场危机，正如2007年次级贷款市场崩溃引发了危机，也如1820年代和1870年代、1930年代和1970年代的总危机，都是由之前的打击引发的。[1][2][3]加尔布雷斯在其名著《1929年大崩盘》中指出，虽然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一系列疯狂的金融投机为先导，但从根本上说，正是1929年不健康且脆弱的经济状况使股票市场崩溃，进而引发经济崩溃。[4][5]①既有当初，必有近日。[6]那些选择把每一次这样的插曲看作独立事件，看成是迄今为止一直纯洁无瑕的白天鹅群中随机出现的“黑天鹅”的人，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寻求解释的这一历史的动因。[7]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正是利润的逻辑致使历史重复。
资本主义积累虽然表象为一个混乱的动态过程，但实质上却具备强有力的内在节奏。这个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因此，对具体积累历史的分析，必须把它内在固有的模式与它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区分开来。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最显著的因素。一个短周期(3～5年存货)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无休止震荡，一个中周期(7～10年固定资本)来自总生产能力和供给的较慢波动。[8]但在这些商业周期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累和减速积累所构成的更缓慢的节奏。各种商业周期错综复合在一起，构成这些基本波动。[9]
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是1970年代的大滞胀。虽然潜在的危机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所掩盖，但还是出现了大量失业、股指市场实际价值的剧烈下跌以及企业和银行的大范围破产。在那个时候，存在着关于经济和金融制度将一起崩溃的巨大担忧。[3]123美国和英国是这次危机爆发的典型，危机导致高失业率、快速侵蚀实际工资和股票市场实际价值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工会和其他支持劳动者与穷人机构的攻击等。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采取了保持低失业率和缓慢紧缩资产的对策，这虽然拉长了危机持续的时间，但却阻止了危机下沉至英美国家那样的深度。
到198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一场由利息率的剧烈下降所激发的新繁荣。利息率的剧烈下降，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净差额。下降的利息率还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扩散，诱使消费者债务的大幅增长，刺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滋长。在许多国家，金融机构渴求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像加拿大这样的少数国家之外，这种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出现了对劳动者前所未有的剥削，表现为实际工资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实际工资减少导致实际消费支出能力停滞不前。但随着利息率下降和信用更易获得，消费和其他支出继续上升，支撑起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对资本积累的所有限制似乎都被搁置起来，所有的运动规律似乎都被废除。然后，崩溃终究破门而入。美国的房贷危机只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深层次的问题是利息率的下降和债务的上升，是它们强撑起已达到极限的繁荣。
当前，危机还在继续。虽然在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大量货币被创造出来以支撑商业部门的运转，但这些货币并未带来直接的好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高位。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演化过程中，机构、规制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还展现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模式？答案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这些特殊模式的根源均为利润驱动，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留着商业行为核心调控者的地位。为保持这个不变的内核，资本主义一直在改变它的外形。本文将通过检验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中的逻辑。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危机的发源地，仍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但必须说明，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难降临到了妇女、孩子和失业者身上。
一、资本积累和利润率
“驱动企业家的引擎是……利润。”[10]“没有利润的销售额是没有意义的。”[11]获取利润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率(r)与利息率(i)之间的差额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原因在于利润是主动投资的回报，而利息率是被动投资的回报。资本可以投资于生产或销售商品，也可以用于借贷或积极的投机。在每一种情况下，利润率都是资本的回报，其间的过程和努力受制于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错误。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资本也能投资于储蓄账户或安全债权，以相对安全的方式赚取利息。利息率是主动投资回报率的基准，是后者的安全替代物。马克思将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差额称为企业利润率(r-i)，他认为，正是企业利润率驱动着主动投资。凯恩斯把利润率称为资本边际效率(MEC)，并集中研究了它与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认为这个差额是投资活力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很迂回的方式对这个差额也进行了解读：生产成本定义中包含了“机会成本”——它由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interest equivalent)构成，因此，“经济利润”是企业的利润量，相应的利润率不过是企业利润率(r-i)。[3]126[12][13]
假设企业的年利润是10万美元，当期利息率是4%，企业年初资本存量是100万美元。那么，如果该企业的资本被投资于安全债券，可获得4万美元利息。从古典经济学角度看，企业的总利润由两部分构成：4万美元的利息等价物和6万美元的企业利润。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息等价物看作是与工资、原材料和折旧等同的“成本”，因此，它的经济利润的定义只包括企业利润(6万美元)。由此可以得到：利润率等于年利润与年初资本存量的比例，即r=100，000美元/1，000，000美元×100%=10%；相应的企业利润率是企业利润量除以资本存量，即re=60，000美元/1，000，000美元×100%=6%；企业利润率还可表示为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即re=r-i=10%-4%=6%。
在经验验证层面上，有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进一步考虑。首先，国民收入账户中所列的利润既不是总利润(P)，也不是企业利润(PE)，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值。国民收入账户把经济利润定义为实际利润扣除实际支付的利息。因此，如果正在研究的这个企业借了一半的总资本(50万美元)，它就必须支付2万美元的实际利息(50万美元总债务的4%)。这样一来，国民收入账户的利润指标(P′=8万美元)，是实际利润(P=10万美元)减去对实际借债支付的实际利息(2万美元)。因此，为了测算实际利润，我们需要把实际的货币利息加到国民收入账户所列的利润数中去，然后按照之前讨论的方法，计算企业利润的水平和比率。[14][15][16]其次，如果我们在分子中用当前美元利润流，在分母中用当前成本计算资本存量(用当前价格等价物测算的资本)，那么所有的利润率都是实际比率，即调整了通货膨胀的比率。通过这种方法，分子和分母反映的是同一套价格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际值的测量。②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利润率(re)，因为其分子是当前利润减去当前利息等价物(以年初资本存量(P-iK)的当前成本计算)的差额。用这种方法测算的企业利润率re=r-i是实际比率。[17][18]③下面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导致当前危机的事件，首要的是利润率的运动。
二、战后美国的资本积累模式
1.总利润率
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见图1)，系指支付利息和利润税之前的利润与年初厂房设备当前成本的比率。我们需要测算支付利息之前的利润量，以便与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相比较，计算出企业利润的总量。因为非金融企业公布的利润是实际支付利息之后的净值，所以，我们需把同样资本存量的利息等价物重新加到他们公布的利润中。这种测算方法会捕获一部分金融企业的利润。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润率有很大的波动，而且在短期内很容易受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如1960年代利润率的巨大扬升，反映了越南战争的升级。对利润率而言，战争一般是好事，至少在早期阶段是这样。图1展示的利润率的拟合趋势(细节见图注)，区分了由结构驱动的利润率模式和由越南战争这类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波动。我们看到，利润率在35年的时间里保持下降的趋势，然后稳定下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事情逆转了利润率这一不断下降的模式？
图1 美国非金融企业实际利润率及其趋势
注：利润为支付利息和利润税之前的企业收益。利润率r=P/K(-1)及r的趋势值(r趋势)。P来自NIPA表1.14第27列的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总和，该数据一直到2010年第1季度。非金融企业支付的货币利息净额，来自表7.11第11列减去第17列，只有2008年之前的数据，我们用个体成分趋势法将其推算至2010年。NIPA所列的企业利润扣除了实际支付的货币利息净值，因此为得到付息前利润，我们需要把它加回去。这就得到了商业会计测量中常见的“付息前及税前”收益(EBIT)在NIPA中的等价物。利润率的分母是前一年的资本。因为NIPA列的资本存量是年末值，所以有必要采用非金融企业的当前成本，即前一年的资本存量(K(-1))。年末资本存量在固定资产表格FA6.1的第4列。FA的数据通常到2008年，我们用对数化趋势推算至2009年。r的趋势是在Eviews 5中对P和(K(-1))在带宽为0.50的条件下，运行一个LOESS回归(局部加权回归法)计算得到。LOESS是用一次多项式和局部3次方加权做的最近邻回归。这个技术对数据的短期波动不敏感，用它做趋势估算很有用。r的趋势用利润的拟合(趋势)值除以K(-1)求得。
资料来源：http://www.bls.gov，见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以及固定资产表(FA)。
图2 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1992=100)
注：本图是对商业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事实上的及反事实的每小时收入的说明。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事实上的每小时实际收入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网站www.bls.org。2010年的数据为第1季度。劳动生产率(y)与雇员实际收入(EC)的比率，在1960-1981年战后“黄金年代”遵循稳定的趋势。这通过对ln(EC)做ln(y)和时间序列的回归而得到(后者不显著)。然后，用这个轨迹来预测，在此前的趋势继续保持的基础上，雇员实际收入EC在1982-2009年遵循的(反事实)轨迹(ECc)。用1960-1981年而不是1947～1981年整个期间的数据，可生成一个更适度的反事实工资变化的轨迹。本文选择更小的数据，是为了避免夸大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因实际工资下降给利润率带来的好处。
2.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图2描述了1947-2008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每小时实际工资间的关系。实际工资的增长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很多，即剥削率趋于增加。而且从19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实际工资增长明显减速。如果用1980年代起的实际工资变动轨迹，与在继续保持战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比例关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工资变动轨迹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显著。这种对原有趋势的背离，是通过这一时期对劳动者的全力进攻换来的。它对利润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相对于利润而言，雇员的工资数量巨大。
3.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
图3描述了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展示了利润率实际变动和反事实变动的轨迹。后者是在继续保持非金融企业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在战后比例关系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利润率变动轨迹。始于里根时代的对劳动者的镇压，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撑起20世纪后期资本的繁荣。
图3 1947-2009年美国非金融企业实际利润率以及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
注：图中，实际利润率r与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rc的比较由以下计算得到。之前算出的变量被用来确定反事实中每小时的雇员收入与其事实上的每小时收入的比例(z=ECc/EC)。用1982年以来事实上的非金融企业雇员收入(EC)乘以z，估算若工资仍保持1982年之前的轨迹时，雇员将会得到的反事实总工资(ECc)。实际利润为P=Y-EC，Y是增加的价值，EC是实际雇员工资，因此反事实利润为Pc=Y-ECc=(Y-EC)+(EC-ECc)=P+(EC-ECc)。EC-ECc代表企业从实际工资下降中得到的利润，把它加到实际利润上，得到估算的反事实利润，再用前一年末的资本存量K(-1)去除，就得到一个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应该指出，(EC-ECc)小于0，因为实际雇员工资低于反事实雇员工资。这是因为始于1980年代向劳动者的进攻，降低了工资的增长速度。简言之，利润的实际路径因对劳动者的进攻而被抬高。
资料来源：www.bls.org; http://www.bls.gov.
图4 1947-2008年美国的利息率(3个月国债)
注：图中，利息率是3个月国债利率，来自BEA网站“总统经济报告”表73第1列。价格水平是新资本品价格，因为它是与利润购买力相关的指标，可从NIPA表1.1.9第7列(固定投资紧缩指数)得到。
资料来源：http://www.bls.gov，见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以及固定资产表(FA)，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gpoaccess.gov/eop/tables10.html.
4.利息率非同寻常的持续性下降
实际工资增长的减速延缓了利润率的下降，但这只部分地解释了开始于1980年代的大繁荣。资本积累由企业利润驱动，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大繁荣的另一个关键点——利息率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出现非同寻常的持续性下降。图4展示了美国3个月国债利息率的变动轨迹：在1947-1981年的第一个阶段，利息率从1947年的0.59%上升到1981年的14.03%，上升了近23倍；在1981年开始的第二个阶段，它以同样剧烈的程度，从14.03%下降到2009年的0.16%。总之，战后利息率的长期上升和随后的长期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图5通过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利息率的对比，展示了这一趋同性。这说明美国利息率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特征。
图5 美国和世界(美国贸易伙伴)名义利息率
注：图中的各国利息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国际金融统计，用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元外汇指数的美国贸易伙伴权重求得一个加权平均利息率。
资料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0/Weight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图6 1947-2008年美国非金融企业企业利润率
注：图中，re=r-i。
资料来源：根据图3至图5的数据计算得到。
5.1980年代之后的企业利润率和大繁荣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所有因素联系到一起。总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是企业利润率。这是资本积累的核心驱动力，是产业资本“动物精神”的物质基础。图3显示，1982年之后对劳动者的全力进攻，使实际工资的增长比过去缓慢得多，进而将总利润率从长期下降的趋势中拉了上来。图4和图5显示1982年之后利息率剧烈下降。图6显示这两个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净效应，即大大提高了企业利润率。这就是1980年代开始的大繁荣的秘密。这次大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首先，利息率的剧烈下降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为保持消费支出的增长，那些实际收入一直受到实际工资增速下降挤榨的家庭，被提供了更廉价的借款。结果家庭负债与其可支配收入的比，在1980年代显著上升(如图7所示)。其次，一旦利息率被降到零，就再也无处可降。这个基准利率与商业或消费者借贷之间(优惠利率、房贷利率)的差额，虽仍可被政府压缩，但这个差额是金融部门获取利润的来源。后者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赚取利润。因此，缩小这个差额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图7 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注：图中的家庭负债来自美联储“资金流”(Flow of Funds)表D3第2列；可支配收入来自NIPA表2.1第26列。资料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http://www.bls.gov.
图8 家庭偿债比率
注：图中的家庭偿债比率是偿还债务(当期待清偿房贷和消费者借债的分期付款和应付利息)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偿还债务数据在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ousedebt/default.htm“资金流”表“家庭偿债及金融承付比”(Household Debt Service and Financial Obligations Ratios)的DSR变量下。个人可支配收入见上文。资料来源：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但家庭负债/收入比增长了又能怎样？毕竟如果借债很便宜，一个人就可以在不必招来更多本息负担(分期付款及所付利息与收入的比率)的情况下，承受更大的债务。事实上，如图8所示，1980年代家庭负债/收入比平稳增长，但相应的偿债比却保持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即家庭负债越来越多，月供却没有大量增加。然而，在1990年代，随着负债的继续增长，偿债比也开始上升。到2007年之前，债务波动曲线在历史最高水平上达到峰值，然后在2008年下降，因为在不断展开的危机的痛苦中，借债较收入下降得更快。这就到了关键之处。从工人一方看，在一段时期中，虽然实际工资增速下降，利息率的下降刺激了家庭借债的增加，帮助他们维持了生活水平的原有轨迹。从微观经济看，负债增加带来的家庭支出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繁荣。繁荣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利息率的显著下降和剥削率的上升(实际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同样显著的下降)，这二者的结合大大促进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同样的两个变量对工人和企业却起到不同的作用，因为骰子被灌了铅。
三、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
随着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政府都一直忙于抢救即将破产的银行和实业，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是令人震惊地创造大量的货币。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所谓的自动稳定器(如失业补偿金和福利支出)，并且会在衰退时自动生效，但这些都是针对衰退而不是萧条的。然而，各国政府对创造新的预算支出形式以直接帮助工人，却远没有那么热情。即使在政府预算支出赤字这一问题上，两个不同的政策阵营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2010年6月召开的多伦多G20会议上，这些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一边是正统派主张“紧缩(austerity)”政策，即削减补贴劳动者健康、教育、福利和其他政府支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会上说，“认为紧缩措施会引发停滞的想法是错误的。”德国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说：“政府不应该热衷于借款，把它作为刺激需求的快速修复法……赤字支出不能变成事情的永久状态。”这种立场部分来自于对正统经济学观念的忠诚信仰，认为市场几乎是完美的，能够迅速恢复。不管怎么说，图6中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利润率，在2010年显示出引人注目的上升；2010年，高盛第一季度的收入为33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倍。按正统经济学最乐观的看法，这是快乐时光几乎又要到来的征兆。同时，欧洲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也对1920年代德国赤字财政、恶性通货膨胀及其灾难性的社会及政治后果记忆犹新。最后，对实施紧缩方案的欧洲资本而言，潜在的好处能不能兑现还存在着实践的问题。欧洲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度幸免于难，与美国和英国的劳动者相比，得到相对好很多的待遇。正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示，危机为大资本向劳动者进攻提供了完美的口实。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削弱了迄今为止仍在抵抗的劳工力量，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政策即使存在着使大众境遇恶化的可能性，它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风险。
在G20会议上，美国人表达了不同的忧虑。就美国本身而言，家庭财富已经减少数亿美元，而新房屋的销售已降至1981年的水平。而且，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一个“持久和严重”的全球性就业衰退就要发生。这对一个已经卷入多重战争并充当“全球警察”的帝国主义政权而言，是必须极严肃对待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历史教训的重大事件。奥巴马总统劝欧盟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以历史事件为鉴，“从过去重要的错误中学习，即当刺激经济的政策回撤太快时，会产生新的经济困难和衰退。”[19]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引发的大萧条，导致1929-1932年间急剧的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但随后4年，生产几乎增长了50%，失业率下降了1/3，政府支出几乎增长了40%。1936年，生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13%)增长。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赤字攀升至约5%。于是在1937年，罗斯福政府提高税收并急剧削减政府支出。④结果，实际GDP迅速下跌，失业率再次升高。美国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掉头，在1938年大幅度提高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以致1939年生产再次以8%的速度增长。只有到了那时，美国才开始为可能的战争加强建设，至1942年才完全卷入战争。
从这些事件可以学到一些教训：第一，在危机中削减政府支出将是一个“重要错误”，这是奥巴马的观点。第二，美国经济是从1933年开始恢复的，除了政府在1937年犯了削减政府开支的错误，经济复苏一直持续到1939年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建设，以及1942年美国完全参战(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将战争开始前9年就已经开始的恢复，归因于战争本身是错误的。换言之，战争本身只是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和就业。第三，可见，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支出增加，确实对加速复苏起了关键作用。第四，相关的美国政府支出不只是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也用于公共服务项目中的直接就业。例如，罗斯福新政中的工程振兴管理局(WPA)，就在公共工程、艺术、教育和支持穷人的计划上，雇用了上百万员工。
四、政策含义
政府支出增加能够极大地刺激经济，这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伴随着靠赤字融资的巨大政府支出。例如，在二战中，美国政府在1943-1945年间平均的预算赤字为预算支出的25%，对比之下，2010年第2季度的预算赤字不到11%。因此，战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动员，可用来提高生产和就业。其中部分的就业创造，来自对武器和其他支持性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派生需求；而另一部分则是在军队、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及私人设施的保养和维修部门的直接就业。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经济刺激：一是能刺激就业的政府直接需求，它使商业部门不再紧握大部分货币或用它还债；二是刺激需求的政府部门的直接就业，它使受雇的人不把收入储存起来或还债。在和平时期抵御经济危机的社会动员中，这两种增加支出的模式同样适用。就第一种模式而言，政府支出被直接引向商业和银行，有望使受益的企业增加就业。这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刺激商业，使好处向下滴流至就业。就第二种模式而言，政府直接向失业者提供工作，当这些新的受雇者花费其收入的时候，好处向上惠及至企业和银行。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得到的货币，要重新花费出去。
但最近时期，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政府的巨额“紧急救助”，都已被用于银行和非金融企业。但这些资金在大部分情况下，经常以扣押隐退而告终：银行需要用它们去支撑摇摇欲坠的资产组合，企业则需要用它们支付债务。确实如此，既然过去的“好钱”已成了坏账，在当前这样一种几乎看不到足够回报的环境中，被“救助”者绝无再抛出“好钱”的必要性。因此，巨额的紧急救助，没有向下滴流多少。如果采用第二种模式，事情很可能就大不一样。那些之前失业的人不得不花费他们得到的收入，因为他们必须生存。因此，第二种模式有两个好处：直接为那些最需要就业的人创造就业；给那些为新就业者服务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向上惠及效应。
那么，是什么阻止政府创造直接就业项目呢？答案当然是：商业刺激是资本首选的模式。的确，由于上述劳动者的直接就业模式使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目的，作为“社会主义的”它被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而且，它将破坏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利用全球廉价劳动力的盘算。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不但允许资本在海外从事更低廉的生产，还帮助在国内抑制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当今时代的问题是，在不被诱骗卷入战争的情况下，能否动员整个社会与大萧条的后果作斗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动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局部开始的，目的是在反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抵抗和反对懦弱状态的过程中，使动员得以传播和扩散。
定稿日期：2013-12-06
①加尔布雷斯对再次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有矛盾的看法。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只是很清楚地知道：“在兴奋和恐慌间循环的金融周期……与人们忘记上一次灾难所花的时间大体一致。”他注意到，这些周期本身是“成千上万的个体自由选择的产物”，虽然希望免除对上次事件的记忆，但“投机狂热机会的再现也相当不错”，“在下一次繁荣期间，一些重新发现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优点会被人引用”，在“在最早接受理性的人当中，有一些将要为提出管理和控制而负责……然后他们会坚定地说‘没必要管理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监管部门(特例除外)要么变成他们所监管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么衰退老去。”但作为一个政策的制定者，他一直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②利润率被定义为货币增值与资本的比率。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写成r=P/K，其中，利润P和资本K都是用当前价格测算的。依次地，我们可以用资本价格指数
，处理通货膨胀对分母K的影响，即把当前成本K转化为实际(调整了通货膨胀)资本存量
。为保持该比例的尺寸同质性，我们也必须用处理通货膨胀对分子的影响，即把名义利润P转化为用资本购买力方法测算的实际利润量
。这两个实际指标相比，再次得到r。
③在测算企业利润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名义利息率的决定做任何假设。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费雪，假设用名义利息率(i)和代表性投资者预期的某个通货膨胀率(i)之间的差额，定义实际利息率(
)。进一步的假设是实际利息率为外生给定的，这暗含着名义利息率随着(预期)通货膨胀率而变化。但在理性预期假设下，预期通货膨胀率会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变化。该论点可归结为关于名义利息率随着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假设，这是一个已被广泛证明有误的命题，因此只存在于教科书之中。参见Pierluigi Ciocca and Giangiacomo Nardozzi，1996。
④“罗斯福和当时的通货膨胀鹰派下定决心要戳破他们认为的股票市场泡沫，剪断通货膨胀的萌芽。就此而言，平衡预算是一个重要步骤，但通过更高的银行法定准备金，联储也实施了剧烈的紧缩政策。……1937年，虽然经济活动明显衰退，罗斯福依然推进财政紧缩政策。1938年财政年度，预算……几乎得以平衡……结果是巨大的经济倒退，GDP下降，失业增加。”引自Bruce Bartlet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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