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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抄本《文镜秘府论》①，其南卷录《河岳英灵集》之《叙》、《论》，文字与通行本②及《文苑英华》相近，但有小异，主要是终止时间与通行本的“癸巳”同，而和《文苑英华》本“乙酉”异，诗人数同《文苑英华》本为三十五人，异于通行本的二十四人，诗篇数与《文苑英华》本的一百七十首以及通行本的二百三十四首皆异，为二百七十五首。各本所载《河岳英灵集叙》的重要资料都不能轻易否定，当各有所本。因此，利用各本差异探讨《河岳英灵集》成书经过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本好的诗歌选集，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臻于完善，《河岳英灵集》也不例外。其编纂过程的部分面貌可以在相关载录中得到说明：
其一，《文苑英华》所载《序》当为天宝四载定本之《序》。
关于《河岳英灵集》编选终止时间有两说，一是“终癸巳”，即天宝十二载(753)，此见现存各本《河岳英灵集》的《叙》以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另一说法是“终乙酉”，即天宝四载(745)，此见《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殷璠序。这两种说法皆不能轻易否定而取其一说。其一，《河岳英灵集》选诗上限是固定的，即“起甲寅”，二说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如此记载，说明“起甲寅，终乙酉”和“起甲寅，终癸巳”不会有误；其二，“乙酉”与“癸巳”在字形上决不能相混而误。因此，只能解释为第一次定稿在天宝四载，后因有修改才有了第二次定稿(有终止时间载录的都应视为定稿)。即《文苑英华》所载殷璠《叙》为第一次定稿的《叙》。而它本所载“终癸巳”则为第二次定稿《叙》之语。这从二说中所记载的诗人和诗篇数也得到证明。《文苑英华》所载《叙》，作三十五人，诗一百七十首。日本古抄本《文镜秘府论》所载，作三十五人，诗二百七十五首。《河岳英灵集》通行本所载叙为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三说所载数字明明白白，形体上也不可能相混而误。其实，三说表述尽管不同，差异甚至很大，但于情理上能得到解释。如果说《河岳英灵集》的编纂始于开元末，而最后定稿于天宝十二载，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因为考虑到唐代仍是抄本时代，诗歌的大量传播是比较困难的，相对于《丹阳集》地方性选本的编纂，《河岳英灵集》会需要更多的时间。从《文苑英华》所载《叙》看，至天宝四载《河岳英灵集》所收诗人应为三十五人，诗作为一百七十首，涉及的诗人较多，而所收作品较少，正说明收集诗歌的困难，也就是说入选诗人的个人作品数量少。现在虽无法知道天宝四载定稿所收诗人和诗作的详细情况，但从天宝十二载的定稿数字变化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收集作品；随着收集作品条件的改变，编纂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去收集作品。因此编纂者也就有了在更多诗人和作品比较中去练就更好的眼光、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诗人和作品，修改幅度较大已成为必然。
首先，殷璠是在入选诗人中挑选出更符合编纂者理念的诗人，在天宝四载至十二载八九年间，编纂者所收集到诗人肯定不止天宝四载定稿的三十五人，也就是说天宝十二载定稿中的二十四人并不完全是从天宝四载定稿中的三十五人中选出的。其次，是在入选的作者中选取更理想的作品，由于收集的作品多了，特别是符合要求的作者诗歌数量多了，故单个人被选入诗歌的数量有了增加。可以推断，天宝十二载的修改主要在于严选作家，现在再来读殷璠《叙》不难理解其中的深意，“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集》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伦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厌梁、窦，终无取焉”。天宝十二载《叙》当基本沿用了天宝四载《叙》，也可以看出，殷璠选诗人和诗作的大原则未变，即“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厌梁、窦，终无取焉”。工作方法和程序也未变，即“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伦次于叙”者当作“论次于叙”，即“论”在“叙”后。
《文苑英华》和通行本的差别还在于多出开篇的一大段文字：“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这一段文字为天宝十二载《叙》所删，究其原因，约略如下：一是文词大露，如“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二是不准确，有过激之言，如“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三是有夸大之词，如“逢诗辑纂，往往盈帙”。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段文字和《论》的语气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或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况其它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从《叙》云“论次于叙”知道《论》和《叙》是同时完成的，天宝十二载《叙》作改动时，《论》肯定作了修改，而且作了较大修改。《论》重在批评齐梁陈隋，而对自己的选集评价较为平和，“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实际上也暗含了对他人选本的评价，意为他人选本有的侧重新声，有的侧重古体；有的重文，有的重质；有的侧重风类，有的侧重骚类。而殷璠自己的《河岳英灵集》采取折衷的办法，兼收并蓄。另外，《论》的语气委婉多了，《叙》中“玉石相混”的话没有了，“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也变成了“无致深憾”，就是让“秀士”不要有太多的遗憾。于此，也可以看出殷璠选诗的态度认真严肃，最为可贵的是他总是在不断修正自己，以求完美。
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抄本《文镜秘府论》，其南卷录《河岳英灵集》叙、论，“终癸巳”，“卅五人”、“二百七十五首”，前有“梁昭明太子……为知音所痛”一节文字。这种抄录混杂了“终癸巳”和“终乙酉”两个系统，且有小异，如“二百七十五首”既不是《文苑英华》的“一百七十首”，也不是通行本所载的“二百三十四首”。古抄本《文镜秘府论》所录也不会因形近致误。我们怀疑《文镜秘府论》作者空海见到的《河岳英灵集》叙论应是天宝十二载修改之本，而且是天宝十二载的两次定稿中的第一次定稿。它还未删去“昭明太子……为知音所痛”一节文字，但“论”应已作了修改，“卅五人”和“二百七十五首”之数也是最后定本之前的实际人数和篇数。
这样，可以将《河岳英灵集》的编纂分为四期，初选时在开元末③，诗人数和诗篇数均不可知。第一次定稿在天宝四载(乙酉)，诗人三十五，诗一百七十首。第二次修改定稿在天宝十二载(癸巳)，诗人三十五，诗作二百七十五首，此次在收入诗人数上未有调整，诗人数未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入选诗人没有变化。而作品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说明此时作品收集量有了大的增长。第三次定稿也在天宝十二载(癸巳)，在诗人数上有了大的删减，从三十五人减到二十四人，作品由二百七十五首变为二百三十四首，少了四十一首，考虑到人数减少了十一人，而作品数仍维持在一个高位，删减去的诗人作品随之删减，留存的诗人作品应没有太大的变动。
尽管无法比较天宝四载定稿和天宝十二载定稿的诗人和诗作，但后出转精，天宝十二载最后定稿更符合编选者的理念是无疑的。
其二，《唐诗纪事》所见当为定本。
《唐诗纪事》作者计有功生活的大致时间是北宋末南宋初，其所见《河岳英灵集》应为现存通行本之后的改定之本。至少说，它保留了现存通行本以后的修改痕迹。略见如下诸例分析：
例一，綦毋潜。《河岳英灵集》云：“潜诗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唐诗纪事》：“拾遗诗举体清秀，萧萧跨俗，桑门之说，于己独能。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钟声和白云’，历代少有。借使若人加气质，减雕饰，则高视三百年之外也。”《唐诗纪事》所引应是改定之本。第一，称“拾遗”，綦毋潜为右拾遗确切时间虽未能定，大致在天宝十一载应可信。第二，“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历代未有”改为“历代少有”，一字之改，体现殷璠表述的严谨。第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唐诗纪事》作“借使若人加气质，减雕饰，则高视三百年之外也”。这一改动的好处在于：一破地域之限，二提出更高要求。其原因在于随着时间推移，所收诗人和诗作越来越多，也不断拓宽了殷璠的视野，提高了其品诗的水平。
例二，王维。《河岳英灵集》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唐诗纪事》云：“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讵肯惭于古人也。”第一，摘句引例后应有品评语，《唐诗纪事》有“讵肯惭于古人也”方为完整。第二，循《河岳英灵集》体例，摘句引例后皆有品评语，故“讵肯惭于古人也”为修改后的添加语。孟浩然条，“亦为高唱”后有：“《建德江宿》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而《建德江宿》诗后无评，检四库本《唐诗纪事》，《建德江宿》诗和后面所引《裴司士见寻》等诗例同，应不在殷璠云云之列。故《唐诗纪事》本殷璠语至“亦为高唱”结束。第三，添入“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也和“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呼应，“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实为“意新理惬”类。第四，上引孟浩然四库本《唐诗纪事》“亦为高唱”后有一“也”字，《河岳英灵集》多有此句式，李白条“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岑参条“宜称幽致也”，崔颢条“可与鲍照、江淹并驱也”，薛据条“可谓旷代之佳句也”，崔国辅条“古人不能过也”，祖咏条“亦可称为才子也”，李嶷条“翩翩然佚气在目也”，阎防条“皎然可信也”。故《唐诗纪事》本王维条“讵肯惭于古人也”符合殷璠的表述方式。
其三，从《国秀集》看《河岳英灵集》入选诗人的“同声相求”。
和成书于天宝三载的《国秀集》比较，二书入选诗人差异很大。因此，还有如下可继续讨论的问题：第一，《国秀集》入选诗人的遗漏实由客观使然。《国秀集》编者选诗和选人，应是尽其所能，广收博选。有人批评其滥，眼界不高；有人批评其漏收，搜罗不广。前者确有编选者水平的问题，而后者当为客观受限。比如储光羲未入选《国秀集》，他的同乡丁仙芝被收入，储光羲曾作《贻丁主簿仙芝别》，此诗作于开元后期，在储光羲拟归隐之前，诗中云“敛衽归故山”，而丁也准备赴主簿任，“结绶归海裔”，丁赴任主簿之地当在海边。储在诗中也表明对丁的宽慰，“人谋固无准，天德谅难知。高名处下位，逸翮栖卑枝”可以断定储在天宝三载以前尚未有诗名或较大诗名，甚至不如他的同乡丁仙芝。但储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而且得到极高评价，和当时“诗家夫子”王昌龄并称。李白也未入选《国秀集》，其实天宝元年李白已入长安待诏翰林，循之常理，应该很有影响，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其入待诏翰林时得到贺知章的夸赞，才有大的声名：“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杜甫未免有夸大之意，但也隐含李白在天宝元年以前确实名气不大。
第二，《河岳英灵集》的编纂有“人以群分”、“同声相求”的特点，其所收作者之间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由于殷璠受到储光羲等人的影响④，其收诗人选及所收诗作具有高的水平，即使在当时并不出名而有好的创作实绩或发展前途者都被收入。李白天宝三载前诗名不彰，但他和“诗家夫子”王昌龄相识，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在南贬途中写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这一年孟浩然也写有《送王昌龄之岭南》诗。孟浩然开元二十八年卒，李白集中写有多篇赠送孟浩然的诗，如《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对孟非常尊敬，其《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又如《国秀集》未收之綦毋潜而入选《河岳英灵集》，綦毋潜不仅和储光羲同年进士及第，而且和《河岳英灵集》诗人多有联系，仅据《河岳英灵集》所收诗即知綦毋潜与王维、李颀、储光羲、王昌龄、卢象有诗歌交往。当然，由于以储光羲为中心的这批诗人的优秀写作水平和审美判断力，以宽容的姿态去吸纳了群体之外诗人的作品。反之，像丁仙芝既是储光羲的同乡好友，也是殷璠的同乡，入选《丹阳集》，却被《河岳英灵集》拒收。由于《河岳英灵集》坚持自己的标准，具有了“颇异众家”的特色。
三个版本系统，无一例外云《河岳英灵集》“起甲寅”，此说并无争议，但“甲寅”为开元二年，这就有了疑问。如通行本云：“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集》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中下卷，起甲寅，终癸巳。伦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终癸巳，易于理解，编集完成于癸巳年，其所选作品下限也当在此年。那么，“起甲寅”是说编集始于甲寅，还是所收作品始于甲寅，还是有一特殊人或事使甲寅成为起点，而不是癸丑(开元元年)，依据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着用几种思路去探寻殷璠以“甲寅”开始的理由：其一，从诗人进士及第这一角度来考虑。这和考察殷璠《叙》提出开元十五年的方法、思路相近。从《河岳英灵集》所收作家看，有进士及第出身可考的，王湾资历最深，玄宗先天二年进士及第⑤，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是为癸丑年，开元二年为甲寅年。癸丑、甲寅在形体上不会有因字形相混而误的可能。只有记忆相混而误的可能。唐人记时一般两种方式并用，即年号纪年和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亦有单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唐会要》所载，常以年号纪年为主，《唐代墓志汇编》中常常是年号纪年和年号加天干地支纪年混用。唐代以年号纪年的形式较为普遍。《河岳英灵集》可能有两个年份相混了，一是王湾及第之年，将先天二年记忆为开元二年，在开元末回忆开元初的事，相隔一二年的事混淆起来，也比较正常；二是可能将先天二年的天干地支误记为甲寅，这一情况虽不易发生，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开元，很容易将开元元年的天干地支纪年记忆为甲寅年。关于王湾进士及第之年有不同记载，《唐才子传》称：“湾，开元十一年常无名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据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考定常无名先天元年进士及第。同榜有张子容，《唐诗纪事》云“子容乃先天二年进士”，徐松考定为先天元年。《唐诗纪事》又云“湾，登先天进士第”。如此说来，王湾登进士第有三种说法，误说为二种，即开元十一年、先天元年。这样的混乱当有一定的来源，或为殷璠误记王湾登进士第时间找到原因。当然，还有一种假设，因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殷璠遂将开元元年错算为或错记为甲寅年。
其二，从《河岳英灵集》入选作品考虑，最早作品是在甲寅年。这一观点也得到《河岳英灵集》作品实际状况的证明。《河岳英灵集》所收作品有一篇王湾的《江南意》值得注意⑥。《河岳英灵集》云：“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作品有《江南意》一首入选。这首诗的影响在于张说曾手题其两句于政事堂，并作为写诗的楷式。有关此事的记载，唐代仅见于《河岳英灵集》，其可靠性如何，殷璠从何得知此事不得而知。当然我们在讨论时，其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见于殷璠的品藻。因此，这一首诗成为殷璠选诗的时间起点就具有可能性。
《河岳英灵集》题为《江南意》，诗云：“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阔，风正数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而《国秀集》收王湾此诗，题作《次北固山下作》：“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可见此诗被王湾作了修改，《国秀集》编成于天宝三、四载，入选王湾的诗为修改后作品。其一，诗题由泛题改为有确定内容的题目，恢复写作具体地点，这对了解内容更有帮助，特别对中间四联的写景有了具体观察点的交待。其二，“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由改题而来，首句点题，并交待旅行工具，是“行舟”，故观察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之“一帆悬”，原作“数帆”，改作“一帆”，于当时情景和乡思主题最合，可见改作之锤炼之功。而原作“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联，作为起句较平，“南国多新意”和下面的陈述联系松散。其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收束自然，逗人遐想，和“客路”呼应。而原作“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联，比较直白，用字亦不稳。其四，原作和改作的主旨亦有变化，原作重在写景，改作则变为乡思主题了。改作呈“风华秀丽”风貌，正符合开元、天宝年间五律写作的趋势。
通过王湾诗作修改前后的比较，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初稿约在开元末。此后虽有补充，有天宝四载二稿和天宝十二载终稿，但其所收作品基本保存初编时的原貌，原因是殷璠乡居，见闻不广，即使有作家修改了自己的作品，而初稿已收作品，也没有条件而随之变动。即使有储光羲的帮助，储也未注意到王湾作品有了修改，这也是正常的。如果天宝以后的作品收集还会得到别人的帮助，比如储光羲有可能继续传递一些作品，王维《入山寄城中故人》(一作《终南别业》)极有可能是储光羲传给殷璠的，天宝初储光羲隐终南山，与王维有诗歌往还，储作《蓝上茅次期王维补阙》，殷遥卒，王维和储光羲有诗哭之。而像王湾的这一修改，储光羲或许未注意，或许就未见到。
《国秀集》为改作，题为“次北固山下作”，和殷璠品藻词中的“游吴中作《江南意》”合，显然诗的写作地点在殷璠的家乡润州，润州有北固山。王湾先天二年进士，后为尉畿甸，故其赴江南约在其后。《河岳英灵集》“起甲寅”抑或是从王湾《江南春》始。《江南春》诗题，《国秀集》作《次北固山下作》，则王湾此诗作于润州(丹阳)无疑，丹阳人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收诗以王湾始，于情理亦合。
上述二说，以作品最早来解释“起甲寅”的不足之处在于，现在据《河岳英灵集》收录作品来考察有不完全覆盖的可能，如王维《息夫人怨》原注“时年二十”，则写于景云二年(711)，这部作品在《河岳英灵集》收录时有可能没有见到原注，就无法考知其创作的具体年代，《河岳英灵集》所收此类作品甚多。因此可以忽视景云二年的《息夫人怨》的写作系年。如以进士及第年来解释，于理可通，也和《叙》中以“开元十五年”的时间划线在方法和标准上有一致之处。不过无论是以作品设限，还是以进士及第年设限，都和王湾相关，《河岳英灵集》对王湾的品藻是：“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又《捣衣篇》云：‘月华照杵空随妾，风响传砧不到君。’所有众制，咸类若斯。非张、蔡之未曾见也，觉颜、谢之弥远乎！”其中有两点评价是超出诸人的，一是“词翰早著”，王湾词翰早著既可以理解为其本人成名最早，也可以理解为在《河岳英灵集》诗人中成名最早，这一点其他诗人不具备，以王湾为起点最为合适；二是荣誉最高，他的诗句被张说题于政事堂，而且成为天下楷式，这一点也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那么，王湾如此重要为何没有成为《河岳英灵集》的核心诗人，这在品藻词中有了交待：“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
据初步考察，殷璠《叙》中“起甲寅”与王湾相联系，是根据王湾进士及第年设限的，只是这一重要时间被殷璠误记了，而不是误写。
在论述《河岳英灵集》编纂的起讫时间、收录诗人及作品数量时，日本古抄本《文镜秘府论》中的《河岳英灵集》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它反映的是《河岳英灵集》成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4册集部诗文评类。
②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③戴伟华《论〈河岳英灵集〉初选及其诗史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④戴伟华《储光羲与〈河岳英灵集〉》，《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2010年12月。
⑤参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⑥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开元二年”云：“本年或稍后，王湾赴江南，行经润州，作《江南春》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