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论论文,拨乱反正论文,历史论文,纪要论文,研究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庆全同志撰写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7期发表后，引起文艺界许多同志的关注。2000年8月3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张炯同志主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就徐庆全同志的文章进行了座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委托郑伯农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参加会议，应邀与会的有丁玲研究学者陈漱渝、王中沈、张永泉、涂绍钧、杨桂欣、王增如同志，老作家代表陈明、黎辛、丁宁、张凤珠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作协人事部副主任刘毅峰、《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涂途、《求是》杂志副编审孙珉、《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石一宁同志，文章作者徐庆全同志也主动要求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本着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徐文中某些观点进行了认真座谈。一致认为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是“左”的错误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对一位革命作家的伤害；文章作者从私人的渠道获取某些“档案”材料，并在公开刊物上予以披露，实际上有的材料并非正式档案材料，这样的引用是不正当的，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的中央组织部1984年9号文件，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对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所作的最后结论，不容质疑，更不能容允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对丁玲同志这位久历磨难、仍然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老作家加以贬损。现根据座谈会发言顺序整理如下。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研究员）：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国丁玲研究会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起因是黎辛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徐庆全同志在《纵横》、《百年潮》上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就丁玲同志的历史结论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文章发表以后，引起许多同志的关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是专门研究丁玲的，那就需要开一个会座谈一下，对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认定，也牵涉到对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今天究竟怎么看的问题。丁玲同志的历史结论，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已经作出了结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1940年，当时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也作过一次结论。几十年来，中间有些曲折。这些曲折，主要牵涉一个事情，就是1943年丁玲同志自己向组织上交待过她在南京被囚禁期间，曾经写过一个条子，是说“因误会被捕，愿意回家读书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徐庆全同志的文章，主要是说丁玲历史结论的反复，就是由这个条子引起的。今天，我们请了当时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参与1956、1957年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黎辛同志，当时在作协工作的丁宁同志、张凤珠同志。郑伯农同志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的委托，今天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中国作协还派了干部部副主任刘毅峰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说明中国作协对我们的会议很重视。参加我们今天会议的，有文章作者徐庆全同志，丁玲同志的亲属陈明同志，丁玲同志的秘书王增如同志，还有研究会学者张永泉、陈漱渝、王中忱、杨桂欣等同志、《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涂途同志、《求是》杂志孙珉同志、《文艺报》记者石一宁同志。本来李之琏同志也是要来的，昨天因糖尿病住院了，他的家属打电话来，特意请了假。今天的会是一个学术性的会，对这篇文章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结合自己的认识，发表自己的意见。
杨桂欣（北京鲁迅文学院创作辅导部主任，文艺评论家）：今天的座谈会，很有必要。徐庆全同志自己要求来，我觉得这也好。你还很年轻啊。一个是你对好多情况不了解，一个是你大概对挨整没有什么体会。我想先讲一点，就是16年以前，8月1号中组部发出通知，《通知》落款是7月14号。在这以前，中组部根据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的建议，在《通知》正式发出以前，征求一些人的意见，就是当年直接整丁玲的人，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点了这五个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中组部当然就这么做了。这五个人态度大不一样，基本上是两种：第一个是林默涵同志，他说“我完全同意”，就签了字了；半年多以后，大概是10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三S”（史沫特来、斯诺、斯特朗）的会，丁玲参加了，林默涵也参加了。林默涵主动走到丁玲同志前面说：“祝贺党为你恢复了名誉，同时也纠正了我的错误。”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承认错误，这在中国有，但不多。第二个是刘白羽同志，他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很快就到丁玲家里，向丁玲同志道歉，他说在整你的过程中我应负历史的重责。他后来把这个意思写到悼念丁玲的文章里头了，丁玲是3月份去世的，他的文章4月份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题目叫做《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谈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刘白羽同志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他说丁玲前半生的坎坷是敌人给她的，后半生的坎坷是我们给她的，他说一想起这个问题就心痛。因此他觉得很对不起丁玲同志。他向丁玲请罪的时候丁玲同志说：这不是个人对个人的事，认识错误就好，咱们还是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嘛。这不是很好吗？犯错误的承认错误了，被整的人也原谅他们了，而且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和中央保持一致。而另外三个人就大不一样了。陆定一大家都知道，他对革命是有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阎王殿”的头子，他受的冤屈也不小哇。但是给他送《通知》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据说他气急败坏，“我不管了，随他们搞吧。”这是什么态度？想不到，这样一位老革命，会这样对待自己的错误，对待别人的政治命运。周扬当时的态度，小徐倒是纠正了周良沛的错误，周良沛那本书写得不对，但是周良沛写的周扬的话的确是周扬说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把脸一沉说：“我虽然不管事了，为什么事前不跟我打个招呼？”跟你打什么招呼，你即使还在管事，既不是中组部的负责人，也不是领导中组部的中央领导人，有跟你打招呼的必要吗？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也不就够尊重你了？这次征求意见，也不是中组部擅自为之，是经过乔木同志批准的，而且乔木同志交待，如果这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到了张光年那里，戏就更好看了，据说他先是派人跟香港联系，找徐恩曾写的回忆录，拿这个来整丁玲。然后压了一个月，既不给中组部退回去，也不提意见，最后是中组部催他，他还说自己对30年代国统区的情况不了解。这几年他一直说自己是文艺界的老兵，我不知道他这个老兵是不是一直在解放区，没在国统区呆过？然后他把他找来的徐恩曾回忆录，跟那个《通知》一起退回中组部。徐庆全我看还是用了功的，文章里头引了张光年1984年2月26日的日记，冯牧跑到张光年那儿说，“贺敬之已经到丁玲家里向她报喜了”。这就很奇怪，中组部是3月份才向中央报告丁玲申诉，为什么2月份冯牧就知道了，而且说贺敬之到丁玲家里报喜，这时候报什么喜？所以我就觉得，马烽写过一篇小说叫《三年早知道》，冯牧比《三年早知道》中的人物还先知先觉，他是“三天早知道”！2月26号进入3月还有4天，因为1984年的2月是29天。张光年的日记记下了这么一个谣言，现在却作为《文坛回春纪事》正式出版了。（黎辛插话，他的《日记》里头谣言、谎言多呐）这个《通知》是要求传达的，传达到县团级。他既不向作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更不向当年被迫参加批斗丁玲大会的党外的文艺界人士传达。《通知》发下来以后，我是很高兴的，觉得这样一来丁玲同志即使死了的话，也可以安息了，一辈子，不容易。我当时不是楞头青，也有一把年纪。我曾对个别的朋友说过，说不定若干年以后，还会有人把这个案子翻出来，说不是冤案，或不全是冤案；或者即使是冤案，丁玲自己也有责任。这回我看到徐庆全的文章，我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徐庆全不一定是自觉的。但是，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到底是丁玲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是别人陷害她，还是她自己就有问题？按周扬的意见是丁玲死了以后也应当背上“污点”。他所谓的“污点”，就是他1978年就说过的，“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这是周扬对蒋祖慧说的，对丁玲的女儿说的。所以我希望徐庆全好好考虑考虑，自己如果是不自觉的，为什么会跑到那间房子里去？
我想讲第二点，就是刚才黎辛同志讲的，已经被中央明令推倒的不实之词，是不应该引用的；如果是作为研究，要引用，也要经过批准。因为这些东西早应该销毁。如果说，这些材料是从中央档案馆看到的，那就是档案馆应该有责任。第一不销毁，第二随便让人看。刚才黎辛同志讲的1943年那个初步结论，没有丁玲的签字，也没有上级组织的批复，就塞到档案里去了，这还不是不实之词吗？至少是不实之词，说严重一点就是黑材料。暗中整人，给她作结论，不跟她本人见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党有这样的规矩吗？徐庆全同志引了丁玲自己写的认识材料，打了个括号说是抄件。我就很怀疑，这是全抄还是摘抄？没有看到丁玲的原件，这个材料怎么能信？你是学考古的，你现在不是考古而是考今，这个常识应该有吧，原则是一样的。对一个材料到底怎么鉴别，就算你引用的所谓丁玲写的材料可靠，那么根据这样的材料，当时的中央党校怎么能作结论呢？尤其是有两段，一段是说为什么会写那个字条，是自己糊涂，被敌人骗了，这完全是一个思想问题呀。后面就是自己对那个字条的认识，这个认识，说多高都可能，因为在那种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政治氛围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解放后搞过很多政治运动，有时候要批评一个人，那个人发言的时候，往往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所以当时丁玲写的无非是一种过头话，怎么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我认为当时中央党校的初步结论也是很莫名其妙的。应该就事论事，应该像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那样。里头把《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也扯进去了，说这是丁玲的错误，有这些问题，这就叫欲加之罪，不择手段。而且我听说这三个签名的人，程玉琳、周小鼎、钟平，可能还有活着的，你不妨访问访问，问问他们当时这个结论怎么作的，是不是跟丁玲见过面，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也扯进这个结论。这是关于材料问题，因为这里头你用得很多，因此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要引用一些，因为你已经引用过了。但我还是掌握一个原则，尽量少引用。另外我觉得你这篇文章，是为当年整丁玲事后又不承认错误的人辩护和开脱。很突出的一条就是在中组部宣教局副局长郝逸民传达中组部的两条建议，让丁玲同志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建议恢复她的行政七级的待遇时，首先是张僖表态，说“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然后周扬就接着张僖这个话，说“中组部如果要这样做，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可见是事前就商量好了的。不然，领导者不会不加思索地附和被领导者的意见。然后你就发了一通议论，说周扬没错，按组织原则，没有错。怎么没有错呢？当年你把人家整成“右派”的嘛，现在要给“右派”平反，你有组织原则的话，当郝副局长明确地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转告中组部的意见，身份和意见的来头都说得很清楚。结果你又为周扬说话，说周扬没有错，按组织原则没错。那么，按你这个逻辑，那一年的7月份，丁玲参加全国政协的党员会，那政协错了？政协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众议院、参议院。那时候丁玲还没有恢复党籍，“右派”结论都还没有改正。（黎辛插话：周扬也没有改正，也没有恢复党籍）是呀，周扬没有恢复党籍还可以担任职务。（徐庆全：我插一句，我最近查到一个材料，周扬是在1975年8月27日恢复的组织生活。8月7日中央审查小组给他作了一个结论，周扬8月27日签的字，“同意”。结论中讲：“周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待遇”）我讲周扬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设卡，不是什么原则不原则的问题。因为有先例在前，政协可以这样做，作协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这不是个人的建议，而是郝逸民副局长转达中组部的意见。周扬的组织性也好，纪律性也好，可以不听中组部的吗？为什么要中组部写书面意见？要郝逸民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行不行？这当然谈不上对人的尊重。就周扬的地位而言，郝逸民毕竟只是个副局长，也谈不上过不去吧，为什么要中组部写书面意见？就是想拖，能拖就拖。所以我谈这一点。然后要明确一条，1955年周扬搞出一个什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同时又翻出丁玲的历史老帐，揪住不放，他死的时候也未必就把这个问题放下了，当然他后来成了植物人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搞“丁陈反党集团”，甚至于连中宣部陆定一部长都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指示，更不要说更高层给了他尚方宝剑。他无非是想立功，因为当时中央搞了一个高岗集团。我这么分析，讲老实话，他当时心里也没底，中央会不会批准这个案子，他把握并不大。因此抓丁玲的历史问题，加上陈企霞有所谓托派嫌疑。即使那个案子不能成立，你历史问题跑不了，照样可以把你打倒，把你搞臭。周扬为什么这么做，我是早就知道文艺界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白衣秀士”，《水浒传》里的王伦。只要不是自己那个山头的人，来了就干掉。
再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徐庆全同志的文章提到，丁玲既然不同意作协那个结论，为什么又签了字？这一点也不奇怪，很好理解。你先引用周良沛的话说“顾全大局”，后来又引用黎辛的文章：“同志，我要吃饭呀！”这两个说法，也没有大的过不去。第一个说法说丁玲顾全大局，她早顾全大局了。说要吃饭，黎辛同志是她的老熟人，老部下，那种说法也可以是丁玲的，实际上我觉得是丁玲同志坚持斗争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丁玲6月8号写了不同意见？你不改，你坚持你的，按组织原则来讲，你应该把我的意见一起报上去。不能因为你不改，我就不签字。不签字问题就解决不了，党籍就恢复不了，而且中央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报上来，那么我签了字，你就得报上去。签了字就不能申诉了吗？有那么一条规定吗？你签了字就是同意了，就定案了？还有，我们现在的法庭上，比如这次成克杰，还给他10天申诉的时间。何况还有这样一个情况，1979年5月初张僖跟她谈这个结论草签时，明确说了历史问题可以不管，让上面管，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丁玲的历史问题，是周扬为首的作协党组搞乱的嘛，哪有不复查的道理，你周扬不能回避嘛。那么好，不回避，就把1956年的结论搬出来。徐庆全你应该讲清楚，这个结论是曾经周扬否定了的。前面是张际春、李之琏一妥协再妥协，才经周扬同意，张际春签字；同时也把丁玲不同的意见一起报到中央。后来反“右”开始，周扬以为他的胜利要来了，又说我不同意，结果不是和张际春吵吗？张际春质问他，你不同意我不会往上报，为什么你现在又改变？这么严肃的问题你为什么出尔反尔？这回周扬又把这个结论搬出来，作为复查的结论往上报，丁玲当然可以签字。知情人一看，这岂不是令人笑话的事？
最后说一点，你很郑重地去访问了张僖，而且把他说的话都写到你的文章里头。我现在告诉你，张僖说的全不是事实。说丁玲同志要回北京了，周扬同志告诉我，“要安排好她的住处，特意说，要安排好”。这不是事实。因为当时接待丁玲的，不是中国作家协会，而是文化部。按理应该是中国作家协会，为什么要文化部去接待？也许是陈明同志是文化部的人吧。（陈明：我那时可不是文化部的人，那是中央组织部决定的，要文化部接待）丁玲1979年1月12号早晨到北京，住在和平里那个文化部招待所。我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知道社里有人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丁玲同志。而张僖说他马上就去友谊宾馆找了一套过去苏联专家住过的两间一套的房子，1月13号就搬到那儿去住了。实际上是5月份他们才搬到那儿的，因为在和平里招待所住了不长时间，丁玲因为检查身体、治病就住到医院里去了，从医院出来也没有直接去友谊宾馆，而是回了文化部招待所。五月间，韦君宜带着我和另外两名编辑找丁玲同志约稿，我还以为是去文化部招待所，不料一上车便直奔友谊宾馆。为什么到友谊宾馆，那是陈明同志找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同志，因为丁玲出院以后，如果继续住到临街的文化部招待所，对老太太写作不利。冯文彬当时提出两个地方，一个是香山饭店，一个是友谊宾馆，由他们挑。当然友谊宾馆离城近一点。那么何来一个如张僖所说周扬说的要把丁玲安排好，而且是“特意说”。好像是周扬对丁玲多么的诚恳、多么的热情、多么的关心、多么的爱护，张僖这是干什么呀？是促进周扬和丁玲团结吗？2000年了，你还这么说，周扬不在了，丁玲也不在了，（陈明：陈明还活着，他说假话！）为什么要那样说？徐庆全同志你大概觉得这是当事人直接跟你说的，所以就毫不怀疑的写进文章里，不行的。考古的知识跟现在发生的事情（别人说的）要考证它的真伪是一致的，原则是一致的。周扬从整“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从来没有关心过丁玲。要说关心，就是想把丁玲打入十八层地狱，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中组部要按周扬这些人的意见办事，丁玲这一辈子是翻不了身的，死了也要背着周扬强加给她的“污点”。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丁玲始终是个受害者，是无辜的，而现在从你徐庆全的文章里头看，丁玲历史问题的冤案，首先是丁玲要负责任。你文章里头没有这样写，但意思很明确，是你丁玲1943年交待的这个条子嘛，1940年为你作结论以前你没有交待。没有交待怎么啦？补充交待，这是党允许的，何况是她主动交待。当时对她没有什么逼供，也没有什么诱哄。应当看作这是她对党忠诚的又一种表现，她之所以主动交待，就是觉得不交待就是对党对革命不忠实，既不能自我原谅，也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党什么时候规定过，什么问题只能一次交待清楚，补充交待不算，没有这样的规定嘛！我就说到这里。
丁宁（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原主任，编审）：《百年潮》发表的徐庆全文章《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我读后，感到困惑，不知刊物和作者发表此文的用意何在？
谈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没有参与对丁玲历史的调查研究。从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那场斗争，直到反“右”，整个斗争过程，我都参加了。其中我参与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调查核实。这项工作，上有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挂帅、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以及副书记张海、崔毅领导、作协党组成员杨雨民参加，下在作协设立了工作组，由我负责，组内有唐达成、林绍纲（作协总支秘书）及中宣部派来的几位同志。调查工作，认真求实，最后写出翔实的调查材料，表明“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查无实据。这一调查结果，在中宣部张际春主持的会议上（周扬参加）得到了认可。最后由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执笔写出结论，否定了“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重新召开党组扩大会（共三次），众口一词，认为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斗争及其结论是错误的，周扬在会上给丁、陈道了歉。关于丁玲的历史，不属于我们调查之列，但知道中宣部设有专案组，张海便是成员之一，有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曾谈及，因为1955年的斗争会上，有人发言就提过丁玲历史“不清白”，因而反党不是偶然。当我们酝酿如何写调查结论时，张海曾与我们通气，说丁玲的历史也已搞清，仍和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基本一致，没有什么问题。丁玲历史一个曾有争议的关键问题，是丁玲被捕后在南京写的那个字条：“回家养母、读书、不参加社会活动。”但凭这字条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不带政治色彩，没有表明共产党员身份或脱离共产党之意。否则，国民党当如获至宝，立即登报宣传丁玲自首了。张海的传达，令人心服口服。在那之前，我曾听张天翼谈过丁玲当年逃离南京的情况（张是奉党组织所派帮助丁玲逃出魔掌的同志中的一个），丁玲逃出南京，又直奔保案，谈何容易，那是冒着很大风险，不是对党具有坚定的信仰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有人问，国民党为什么对丁玲管得宽松，每月还给一百元大洋作生活费，张天翼说，那是国民党迫于舆论界强大的压力，当时，鲁迅、宋庆龄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营救丁玲的声势十分浩大。
丁玲的问题刚刚搞清，岂料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滚滚而来。白纸黑字已明明白白，把已否定了的“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又毫无道理推翻了。陆定一和周扬的讲话中，首先说出“丁玲是叛徒”，真令人目瞪口呆。
“丁玲是叛徒”，这一论断不知从何而来？据徐庆全文中引录某人的一段文字云：“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就准备会同公安部六局（局长陈钟）成立丁玲‘专案组’。1955年9月底或10月初，刘白羽在给周扬的一封信谈到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他与陈钟商量了专案小组的问题……”我读后，即与刘白羽通话，把徐文大意说了一下，并问，有否此事？刘白羽答：有这事。他说具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派人去南京进行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弄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冯达的名字。刘白羽在电话中又强调说，关于冯达及丁玲与他的关系，丁玲已向党作过交代。白羽对我讲的这番话，特意委托我在今天的会上代他说明。
尽管不曾调查出问题，但在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无情斗争中，仍然给丁玲历史上作出“对党不忠”、“自首变节”的结论，被打成反党的大“右”派。经过漫长的几十年煎熬，丁玲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之人，沉重的“右派”帽子终于摘下，所谓历史问题，也在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真理之光照耀下、拨乱反正的气候中，于1984年再一次作出符合历史实际、公正而具说服力的结论。中组部发了文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终于还给老人以清白，丁玲该是带着喜悦、宽慰的心情走了，走了很久了。一生的荣辱功过，已盖棺论定，不能、也不该再折磨她已安息的灵魂。
竟不曾想到《百年潮》又发出徐庆全的文章，它给我的感觉，是对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仍揪住不放，这就意味着对1984年中组部为丁玲所作的历史结论持怀疑态度。文章反复把丁玲被捕后的一些经过、细节、把她几次在高压之下——延安党校的“抢救运动”、反“右”的残酷斗争中的一些违心的交代材料，罗列示众，这是为什么？徐文的标题：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确乎“一波三折”，但这并不是丁玲的错，这正表明在极“左”路线下丁玲被整、受折磨的一部屈辱史。
丁玲这位早在3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老作家，一生坎坷，命运很是悲惨。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却应是20世纪先进文学队伍中最为杰出者中的一个。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坚定的革命战士，对她在中国文坛的贡献与作用，应给予公正的评价，充分的肯定。她一生的实践，为她的历史和人格，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与她并无深厚的私交，“文革”后，她复出以至到她逝世，我只和朋友一起到她家看过两三次。但我对她衷心敬重，敬重她对党的忠贞，敬重她为革命所作出的丰厚功绩，敬重她的坚强。但我不能理解，至今还有人或明中或暗中对她进行贬低、贬损，甚至对她所持的高尚的革命信念，也大加非议，甚至诬为“极左”了。丁玲在美国大学讲台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也遭到嘲笑。有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文人，对丁玲辱骂或不理解并不奇怪，我曾看到一位居住美国的台湾女作家的文章，当她闻听丁玲要演讲，大感兴趣，以为丁玲这个被划为大“右”派的大作家，会利用美国的“自由”讲坛，控诉中国共产党，却未料到丁玲仍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员”而自豪，这使那位台湾女作家大失所望（她的文章不在手，仅记大意）。令人感到可悲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学界竟也有人嘲讽，说丁玲言不由衷。
我很拥护今天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我的发言未经准备和周密思考，仅供参考。我是一个已经离休的闲散人，对当前文学界、学术界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缺乏了解，知之甚少。近年，翻看某些报刊，动辄把党内某些不宜对外的问题，不宜公开的文字材料，例如原应销毁的“运动”中各种不实的交待或揭发材料，随意捅了出来，是不利于团结，甚至有损党的形象的；还有的，把攻击、诬陷他人、歪曲历史事实的文章，不经核实作为“史料”发表，且誉为“史德”、“史笔”予以转载，不仅伤人，更有害于广大读者和子孙后代。据我所知，关于公开党内的东西，原是有纪律有限制的，是否应自觉遵守？当可考虑。对否，亦供参考。
张凤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原副主编，编审）：我现在比较闭塞，跟外界接触得很少。材料昨天我才收到，看得也比较匆忙。但是我看了以后，确实很吃惊，立刻就给丁宁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问她，从苏联变俄罗斯以后，很多东西大量解密，是不是我们党也在解密？因为徐庆全的文章里，有很多是档案材料。而且我想到，不是说“文革”、反“右”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都要焚毁吗？这种属于应焚毁的材料现在怎么可以在文章里随便引用呢？丁宁说她也不知道。我希望听徐庆全同志说说，你是了解比较多的。这些东西现在又可以拿出来了吗？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应随便流传，而且写到文章里去。这是我的一个疑问。另外一个，我虽然读得不仔细，也没有很多的思考，但确实很有感慨。我现在很喜欢读一些回忆文章，像黎辛同志写的很多东西。他们曾经历过一段历史，那段历史他们参加过一些工作，应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比方说当时的党组扩大会，我是参加了的，但是我对一些幕后的情况并不了解。我很希望当年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同志继续多写出来。今天在会上才看见徐庆全同志，觉得你很年轻。我过去虽然不认识你、不了解你，读你这篇文章时，我感觉到你的感情倾向很明显，所以我说我有很多感慨。丁玲同志在1984年，中组部给她作了结论以后，自己讲“死都可以瞑目”。但我没有想到，她死以后，明年就15年了，这些问题还要“一波三折”，我想因为你很年轻，你大概不大容易了解丁玲同志甚至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你没有这些切身感受。虽然你对丁玲同志的历史看了很多东西，但我想你至少缺乏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心，就像丁宁同志讲的，丁玲这一生的历史，应该用“悲惨”两个字来形容，她受的痛苦实在太多了。坐国民党的牢，她那时可能心理承受力还多一些；又坐共产党的牢，一坐坐了5年。她复出以后，可以看看她的作品，她是用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她所受的委屈的。她写的《桑干河上》再版前言发表以后，我就到她那儿去，她当时问我有没有反响。我说这是你的露面文章，怎么会没有反响，大家都很注意。她问有些什么反响。我当时正在参加筹备第四次文代会，跟作协的人整天在一起。我问她你要听真的？她说当然要听真的。我就说有两种，一种认为你没有讲真话，第二种不理解。她问我属于哪一种，我说我属于第二种。我说你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磨难，到现在好像还像苏联小说里写的红军战士在战场上为斯大林冲锋，我不能理解你这一点。她说我这是写我当时写作《桑干河上》时的感情，我说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当时丁玲同志批评我，说“蒋祖慧这么说，我骂了她一顿，没想到你经过了二十多年，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后来经过了很多事情后，我对丁玲有所了解。她那时讲共产主义是她少年时经历很多挫折才找到的真理，这一生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她还讲到许多老同志，如孙冶方，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复出以后兢兢业业为党分忧，这样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了。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有人一直揪住那张纸条不放。我也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可以设想，国民党软禁她，给她优待，因为她是名人，怕国际舆论。像张天翼同志讲的，她可以不离开南京的。后来看了《魍魉世界》后，才知道她当时花了多少苦心，想办法挣脱，直到通过曹靖华与党联系上。一个人能在那种困难环境下，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回到党的怀抱里来，这很了不起。她从上海到西安以后，潘汉年从保安出来，找到丁玲对她说，党到陕北以后很困难，经济上也很困难，希望丁玲同志到巴黎去为红军募捐，因为她有国际影响。但丁玲当时拒绝了，说她只想到保安。这一系列表现，直到她死，所有这些，纵观丁玲这一生，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不是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看他的一生吗？那一张纸条在她一生的革命活动中占个什么位置？我想徐庆全同志是学考古的，如果把一个人的历史从头到尾考证一下，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这么“一波三折”，丁玲本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应该是很清楚的。1984年中组部给她重新作了结论。我记得看过李锐的一篇文章里讲到丁玲的历史问题，他说她在当时的处境中写那个纸条为了应付敌人，是可以谅解的。我记得丁玲过去跟我讲过，有一夜总理跟她谈话，讲到冯达，说你们本身是夫妻关系，在当时具体的处境下，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宽大胸怀，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当时敌人对丁玲有很多的威逼利诱。张道藩，他是国民党管宣传的头子，三番五次屈尊来求她，能不能合写剧本，甚至张写了丁玲能替他改一下也行。丁玲完全没有同意。对那张纸条，在审查中一些领导抓住不放；可另一方面，听说田汉在被捕后又写剧本，又给国民党演出，这不算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么对比一下，不就可以看出当时宣传部陆定一和周扬的态度？这能说公平吗？都是30年代的人嘛，这一对比，说明什么？（陈明：那时有人解释，说田汉在南京演的是抗日的戏）
陈漱渝（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我简要说几句。我是丁玲研究会的副会长，又在《百年潮》杂志挂了个编委，今天参加这个会觉得身份很尴尬，心情也特别沉重。我理解今天这个会，不是什么“左”派围攻“改革”派的会，是文艺界一些仗义执言的同志维护一个革命作家名节的会。我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也很受感动，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小徐好好考虑大家的意见。刚才一些老同志的发言真是语重心长啊！我跟周扬同志接触不多，但有两次印象很深。一次是我在《百年潮》发的文章《周扬同志谈三十年代文艺问题》中提到，我1977年10月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去找他，当时我很幼稚，拿了“文革”期间的一张小报《周扬罪恶名》给周扬同志看，上面有他延安时期的反省材料，什么地主哥儿、调戏丫头等，我问周扬这是真的假的，请他鉴别这些材料。周扬接过小报往茶几上一扔说：“这些东西怎么会流传到社会上来？”非常地气愤。那么现在小徐披露的有些材料是些什么东西呢？对丁玲的六次结论能够等量齐观吗？第一次结论那是毛主席委托陈云、李富春给丁玲作的结论，符合毛泽东对丁玲的评价。1984年的结论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对丁玲作的公正的评价，而且结论里讲以后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以这个结论为准。那么丁玲写回忆录，当然谈这两次结论就够了。还把其它陈谷子烂芝麻抖出来干什么？庐山云雾不是已经拨开了吗？为什么还要吞云吐雾再搞得云山雾罩呢？她当然谈两次就够了，为什么要谈六次呢？那四次里面有黑材料嘛，有些档案材料是不应该由个人收藏的，应该存在人事部门。你现在抛出来的，是主要整丁玲的人私藏的材料。把材料保存得这么完整，通过特定的渠道流传到社会上，一次，两次，产生的效果可能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如果我们这样对付周扬，周扬也会很气愤。再谈周扬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因为他是鲁迅研究会的前任会长，我是现任副会长，我接受过他的教诲。他给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要搞学派，不要搞宗派。”这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可是在对丁玲的问题上，周扬确实自始至终在搞宗派。周扬自有他的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在丁玲的问题上可以说他是有罪的。小徐问丁玲的历史结论“一波三折”症结在哪里？是丁玲本身的历史复杂性，还是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到底症结在哪里？是因为那个纸条，还是因为党的历史上的极“左”路线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显然是后者。历史学家在铺排史料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倾向和感情色彩。小徐的文章中反驳李之琏，反驳周良沛，但当涉及到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和“文革”专案组作结论时，他却不露声色，难道这是纯客观立场？还是作者有自己的感情倾向？我问过陈铁健同志，他是研究叛徒的专家，我就问他对丁玲的纸条怎么看。他说当然是斗争策略嘛。丁玲这个人青年时代就追求革命，一直到死。就拿南京被捕这一段，不用我重复，反抗、自杀，不接受敌人诱惑，最后从南京历尽千辛万苦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保安，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嘛。最后冯达到了台湾，丁玲到了延安，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界线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没有党历史上的极“左”路线和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丁玲的结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陈明作为丁玲老伴，他会进秦城监狱吗？九死一生啊！对这些遭遇小徐没有切肤之痛。同一篇文章它的客观效果可能大于作者的主观动机。我是学鲁迅的，鲁迅讲过，同一部《红楼梦》，“才子看到的是缠绵悱恻，革命家看到的是排满，道学家看到的是淫，经学家看到的是易”。可能如小徐刚才说，他文章提供的都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真实，不等于历史的本质。列宁不是有篇文章叫《统计学和社会学》吗？你在社会生活当中随意抽取一些事实，这样地排列，可能起的作用是适得其反。我觉得大家的意见是发自内心的，是很诚恳的，也没有上纲上线。我觉得小徐写文章还应该考虑大环境。我们现在搞现代文学，明明有一些人是有历史问题的，周作人，汉奸，华北教育督办，硬说是共产党派遣的，成了走红的作家。像章克标，百岁老人，上海电视台全天跟踪报道，20多个媒体报道，中央电视台把他说成“东方之子”，他也是汉奸，敌伪时期浙江日报总编、汪伪中宣部的科长。这些人的历史问题怎么没有人揪？现在对革命作家反而比较苛酷、搞酷评，包括对鲁迅，从思想、作品、人格全面颠覆。所以江泽民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当前有人丑化“五四”以来党领导下的新文化运动，咒骂鲁迅，抬高其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文章更应该慎重一点。有些情况小徐写文章时可能没考虑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跟你当时的想法或编辑的想法可能不一样的，是你始料不及的。
郑伯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文艺报》原主编，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我前天跟泰丰同志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今天要开这么一个会，作协党组好几个同志都外出了，泰丰同志还是很重视这个会的。我是晚辈，当年的历史不可能参与。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结论，不是百家争鸣的对象。1984年中组部就丁玲问题下达了文件，重新肯定了1940年的结论，这就是中央的结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结论。如果对这个结论有意见，可以内部提出来，往哪一级反映都可以，但不必在公开刊物开展争鸣。特别是对共产党员来讲，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这不是盲目服从，因为这个结论的确是根据事实，慎重考虑作出的结论。至于对丁玲的作品、创作道路、艺术风格有什么看法，这才是百家争鸣的范围。中央的结论不是百家争鸣的问题。刚才陈漱渝也讲，几个结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文革”中的那个结论纯粹就是诬蔑、不实之词，在这之前1956年的那个结论也不是最后的结论，何况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1943年那个结论是党校一部的，丁玲是中央管的干部，不是党校就能作这个结论的（陈明：是党校支部的一个党支部），也没跟本人见面，不能相提并论。有些材料是诬蔑、不实之词。按档案管理或过去的文件规定，“文革”中有些东西应该销毁。我想到“文革”中有一个很热闹的事情：揪出“61个叛徒”，成立了许多战斗队。我觉得主要问题还不在于那些红卫兵，是什么人把这种问题捅出去，去搞这些煽动？那些同志是从山西出来，经中央同意的。他们也是写过条子的，可能比丁玲写的政治色彩更浓。那是经过中央允许的东西，正式决定的东西，“文革”中闹得满城风雨。丁玲的政治是清清楚楚的，被敌人抓进去以后她进行了斗争，要她写剧本不写。她到保安去，千方百计寻找党，找到了。当时不是革命高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受了多大损失，苏区快损失干净了，革命处在低潮。丁玲是在革命危险的时候去寻找党。丁玲的一生难道不能说明她是一个执着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吗？我想，第一，报刊展开争鸣，争鸣什么？她的历史结论问题不是百家争鸣的范畴，中央已经作了结论，文艺部门应该认真贯彻执行。
第二，“一波三折”的问题，当然不能由丁玲来负这个责任。这是很清楚的，历史问题本来1940年在延安就解决了，由中组部作了结论。1943年搞“抢救运动”，“抢救运动”中当然有很多“左”的东西。后来1945年任弼时跟她谈话，说“党是信任你的”，这个本来是清楚的。任弼时当然不是随便说这种话，他是代表中央讲的。到了搞“丁陈反党集团”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要搞？如果是有什么新的材料，那还情有可原。你就是在那个条子问题上作文章。过去都知道这个问题嘛，有什么新的东西呢？到“文革”就更进一步了。1979年的那个结论留有尾巴，好多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有1984年的结论。很清楚，“一波三折”的问题，是有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左”的东西，“抢救运动”怎么没有“左”的东西？反“右”斗争扩大化、“文革”都是“左”的东西。要消除这些“左”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嘛！我想，在涉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央的精神还是要从总结历史经验着手，向前看，不要过多地纠缠个人恩怨。我想丁玲也不是一个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胸怀还是相当宽广的。对周扬同志也要历史地评价，他作了许多工作，也有功劳，当然也有缺点。“一波三折”首先要由组织上承担责任。个人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不必过多纠缠。纠缠多了，看来是为整丁玲的人说话，好像说他也是有理由的，他怀疑也是有根据的。但是知道内情的人一看是越抹越黑的。比如说揪丁玲的历史问题，从文章里面看起来作协是刘白羽出头，白羽同志写了信，白羽又跟公安部联系，中宣部是张际春签字，把材料送到中央去，没有文艺界主要负责人的事。事实到底如何？刚才丁宁同志的发言讲了这一段历史，转达了刘白羽同志的意见。她的发言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周扬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我觉得对历史问题，还是按中央精神，总结历史经验，错了就纠正，彻底纠正。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主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思想原因，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中央已经出来承担了责任，不必过多纠缠个人问题，一定要纠缠个人问题只能是越抹越黑。
第三，是关于我们丁玲研究会。丁玲研究会要研究丁玲。丁玲已经去世了，中央已经给她作了结论了，但“一波三折”还在折，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为丁玲辩诬。丁玲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杰出的女作家，一个优秀的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她的生平和创作，特别是她在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有些问题，如丁玲创办文学讲习所，现在讲丁玲，就是讲她没有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丁玲不同意挂照片，丁玲没有在那儿拉帮结伙，没有搞“一本书主义”，等等。她的在文讲所的巨大贡献被人充分认识了吗？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作家最成功的时期，是丁玲那个时期。当然，三中全会以后，鲁院也很有成绩，现在雷抒雁他们也作了许多工作。马烽、邓友梅、玛拉沁夫、徐光耀、陈登科、苗得雨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在丁玲那时候培养出来的。既跟北大培养文科学生不一样，又比延安鲁艺有新的发展，那是很成功的经验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同志搞“左”的错误扼杀了、打击了一些作家，丁玲同志恰恰是培养了许多作家。丁玲有很多的重大贡献，培养文学人才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丁玲研究会为丁玲辩诬不可能到现在为止的，只要是有泼污水的地方，就要辩诬。当然也不是说丁玲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我们很希望丁玲研究主要应该研究她的创作，研究她的贡献，可惜这些东西也受到干扰，没有很好地进行。今年，鲁院要搞50周年院庆。（张凤珠：我昨天碰到高深，他不正在请当年在文讲所学习过的人写东西吗？他说这不好办。他说原来我编书就是一期二期这么排，但你们这一、二、三期全是写丁玲。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创办的嘛，她又是所长。他说不能这么排。我说怎么啦？他说要考虑考虑，可能要打散一些，要不然前面几乎全是怀念丁玲。我说不可以呀？他也没解答。总而言之，好像现在要是太怀念丁玲，总还不是个事儿）丁玲同志不仅是优秀党员、优秀作家，也是优秀的文艺教育家。这一点还没有被社会所承认，起码还没有被社会所重视、所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开这个会，很有必要。
张永泉（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我说一下我读这篇文章后的一些感想。我的感受在另一个方面，起码徐庆全同志为我提供了很多我原来所不知道的资料。这些资料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周扬在丁玲问题上一系列不光彩的表演。我简单地从几个方面说一说。第一，由张际春主持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专门小组，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表现出“左”的倾向，对这点我们应该予以理解，在当时这个专门小组也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无论如何，这个结论有“左”的倾向，如说丁玲有“变节”行为，这同中组部1984年的结论一比较就能看出来。我觉得中组部1984年的结论实事求是，通情达理。因为看一个人的言论，他的言论的动机是什么，主要还得看他的实践。像毛泽东说的，看人要看几十年。我们看丁玲，可以说看了一生。但是周扬竟然还不同意张际春主持作的这个结论，非得把丁玲打成自首变节分子不可。特别是对丁玲离开南京的原因，故意说得模模糊糊，说丁玲为什么离开南京到陕北，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觉得是居心不良，用心险恶。这种模模糊糊搞鬼的办法，就是故意给人留尾巴，让人怀疑丁玲是不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现在没搞清楚。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严肃、很不正派。第二，给丁玲平反的问题，中国作协1979年4月4日的送审稿，说丁玲的历史问题不能作为打成“右”派的依据，先解决她的“右”派平反问题，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待遇问题。但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又被周扬们否定，非要揪住丁玲历史问题不放，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以周扬为代表的人所作的不光彩的表演。这次他们拿出的结论是张际春当年作出的结论，而且他们还貌似公正地撤销1975年“文革”中对丁玲作出的“叛徒”结论，但是唯独没有提出撤销他们给丁玲作的最后结论。为什么不提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打埋伏，在一定的时机还可以把这个结论拿出来。在丁玲平反问题上周扬心里很清楚，他继续纠缠丁玲的历史问题，丁玲肯定不会同意，丁玲肯定不会签字；那你不签字，你的“右派”就不能平反，你的党籍、行政级别、待遇也不能恢复，这样也就达到了给丁玲平反设置障碍的目的。丁玲的“右派”问题、党籍问题、行政待遇问题都不能解决，顺理成章就有了他与中组部郝逸民副局长那一场强硬的对话，他的态度很强硬。看到这儿，我就感觉周扬的一系列用心已经很清楚了。我过去写文章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周扬，丁玲是块试金石，他可以为其他一般“右派”平反，表示道歉，他也一再表示他不再整人；而在丁玲这块试金石面前一看，问题就很清楚了。周扬是不是真正忏悔了，是不是真正跟错误告别了，我们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理解的是徐庆全同志，你文章中的一些结论怎么得出来的。我觉得通过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感受，错误的东西你想维护也维护不了。就像刚才郑伯农同志所说，只能是越抹越黑。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的第一感受是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对我的研究来说，提供了好多可供我说话的东西。
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我简单说。这篇文章我是在《百年潮》上看到的，看完后我当时第一印象是：《百年潮》作为中共党史学会办的刊物应该是比较严肃的刊物，跟街头炒作历史秘闻的小报不一样，所以作者的态度，包括杂志社的态度应该是严肃的。但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发现文章尽管引用了很多材料，觉得缺少一种科学态度。因为我也是研究文学史的，很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抄件也好，“档案”材料也好，出处何在？引用材料要有依据，要负责任。材料从哪儿来的？今天作者在这，我也特别想了解这一点。这篇文章既然已经公布于世了，将来有很多研究者也会注意这个问题，材料出处何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尽管材料很多，但说实话，没有太多新鲜的内容，真的没有超出1956年、1957年在一些批判文章里引用的或者流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新鲜的是在于作者组织材料的这种方式。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拿到材料后，怎么组织，怎么分析，在这方面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如1940年中央的结论，徐庆全同志的文章里说“是以丁玲的自述为基础的”，然后再看他引用的部分，确实都是丁玲自述的部分，但这个结论到底是不是根据丁玲自述作出来呢？我们看结论第一条和第二条，上面写得很清楚，中组部是作了审查的，不是说丁玲说什么，结论就写什么。你看结论第二条写，“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自首文字和屈服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这显然是中组部做过调查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徐先生的文章里，第一条、第二条都略去了，没有引。显然作者在引文的取舍上，在叙述历史上，还是有作者的倾向性，并不是没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讲到“文革”以后要恢复丁玲的党籍，周扬说不行，中组部提出建议也不行。就这个问题作者作了一番评价。说仅就这一点而言，周扬不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与当时党的政策没有抵触。也讲到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恢复党籍，就不能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在这里，徐文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程序。但是等到后来丁玲向中组部再一次提出申诉，徐庆全同志的文章怎么说，说丁玲绕过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的结论直接向中组部要说法。这种文字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丁玲在组织程序上有问题。对这类程序，我是不太清楚，像丁玲这种向中组部申诉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是违背了组织程序？我想起《党章》上写道，普通党员也可以向中央申诉。按照这样的原则，丁玲的申诉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给人们的感觉是这种“春秋笔法”，这种字里行间的倾向性就有些问题。我觉得研究历史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同时，我们研究历史都读过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也知道对历史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起码对一个这么长时期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老作家，对她的经历应该要有同情的理解。同时对周扬的经历也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周扬他执行的“左”的路线，他们做的一些错误行为，我想重要的倒不在于你去给他辨别他不错，而在于分析他错误的来源是什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种科学态度，也是一种对历史同情的理解，而不是说坚持错误，对长期受迫害的老作家缺少同情的理解，甚至缺少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特别遗憾，真的特别遗憾。但是刚才我听了几位老先生的谈话，我是很受教育的。什么是历史，怎么理解历史？我跟徐庆全年纪差不多，我是觉得今天学到了一些很好的东西，我们对历史确实要很慎重。
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研究员）：我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会。参加今天的会有很大好处，受到了很大启发。这个会开得很好，它不仅是涉及丁玲的问题，同时在当前带有一定普遍的意义，特别是怎么样看待历史，包括如何正确地总结我们的党史。首先，我感到存在着怎么理解历史真实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些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应当加以辨别。什么是历史真实？现在好多出版物包括刊物，包括书籍和所谓传记，还有所谓回忆历史的文章，有很多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在捏造历史，编造歪曲历史，这样的东西数不胜数。大家说的黄秋耘的访谈录，我觉得那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信口开河，随意假想，任意捏造。刚才大家谈的我当然没有经历，因为1954年到1959年我在国外学习，只能在国外的报纸上看到所谓“丁陈反党”事件，反“右”事件等，具体的经过我都没有参加。但黄秋耘访谈录讲到这么一个例子，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说当时从俄文的报纸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的内部反斯大林的报告，在苏联党员中间，是内部传达的。我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党员，最初是有自己的支部，后来并入苏联留学生党支部去了，留学生中也只有党员知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当时没有发表，很久以后才通过西方的渠道在国外发表。而且发表以后，苏联国内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其中细节。所以他说他当时看到俄文的苏联报纸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像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这就是任意假造虚构事实。因为现在有很多回忆录、谈话录、传记有不少这类的东西，所以我接触这类稿件时非常注意这一点，我所接触的很多就不是事实的东西，这是判断历史真实的最起码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还有个辨别事实的问题。作者徐庆全他很年轻，他们不了解、不清楚，有些三四十年代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好在现在还有一些见证人。要把一些事实弄清楚，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前提条件，同样是非常需要的。比如，有一些是“历史事实”，但它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符不符合历史真实，这就有个需要辨别分析的问题，也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不能死死停留于表面的假象上。我看了徐庆全这两篇文章后，就觉得我们应该理解一些青年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文章发表后我们大家互相交流讨论一下，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他在文章中反复贯穿的线索就是丁玲在囚禁时写的那个条子问题。他说从开始的时候，党组织给她作结论的时候，她还没有交待这个事实，交待了以后再澄清时才把这事实提出来反复审查。他就抓住了这个条子以此作为线索作了两篇大文章。国民党的监狱我不知道，但“文化大革命”我还是经历过。我跟张炯还是在一起的，从头至尾在一起。当时我在干校学习班，我们整个文学所的干部都在一起，我们在河南学习班受隔离审查。当时规定我每天要写一个汇报材料，像写日记似的，每天要交给组织。我最初写得比较多，后来每天要交，觉得写得太多了就没什么可写的了。思想过程、心理我都交待了，最后没办法只好拿着报纸写看报的感想，谈毛主席怎么伟大，林副主席是天才，形势怎么样好。“文革”中我的材料可能是厚厚一摞。题目都是交待自己的罪行，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罪行，不这样就过不了关。到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在“文革”中有很多错误，有很多对不起党的东西。说的几乎全是事实，包括鸡毛蒜皮的事也要上纲上线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这是当时实际的心情。但这是不是历史的真实？我在“文革”中是32岁，可能丁玲那时被国民党囚禁时的年龄比我们“文革”时还小，20多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她是坐国民党的监狱，我们是受共产党自己的审查，在运动中间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我的材料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全部销毁了，审查平反时说全部销毁，但也没有跟我见面，说都拉到造纸厂去了，当时是跟我这么讲的。怎么样判断历史真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很同意大家谈的意见，有些材料、档案，即使是“事实”，但是不是真正的真实，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些看来是事实，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写文章、写传记，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问题。最后，我很同意刚才大家谈的，从目前的大环境来讲，从当前来讲，我觉得关于对待历史，对待党史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有意地把我们党的历史，把我们共和国的历史，把我们革命的历史抹黑，弄成一片黑漆。对我们一些革命作家，只要他参加了革命，就把他视为一钱不值。而相反的那些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对我们的共和国表示不满的，都一个一个抬出来，竭力吹捧美化，认为是好样的。50年代40年代都可以对共产党不满，他不是有正气吗？包括胡适、周作人等等一大串人，都抬出来。就是这样历史虚无主义地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对待革命历史。另外一种就是历史实用主义，各取所需。把材料拿来，按照我的观点为我所用。看来材料十分丰富真实，对于其他的材料，于我不利的我都不管它，都将它否定抛到一边去。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历史。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还是要坚持不懈地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真正用历史主义去看待、判断、研究历史。这样才能重现历史，真正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会尽管只是谈的丁玲历史的个例、个案，它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意义，我觉得很有好处。我希望今后能多开这样的会，我愿意多参加这样的会。
徐庆全（《百年潮》杂志社原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我说几句。这个会是我主动要求来的，怎么说呢，想得到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或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之前，黎辛前辈我拜访过，桂欣同志我通过电话。我过去对文艺界的事情说实在的并不十分了解，我写的文章本来是想发在《纵横》就完了，读到黎辛前辈纠正我的不对的地方的善意的意见，后来我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了，因为在我写的文章当中，没有提到1940年和1984年的结论。我在补充说明中说到了我是就事论事，我并没有想到把这个事情全部写出来。读到黎辛前辈的文章以后，我就觉得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没有提及这两个结论，黎辛前辈说我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一个合乎逻辑的引导。我担心读者会误解：是不是我对这两个结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的几个朋友交换了一下意见，他们都说恐怕这个东西你要说一下，不然，读者会认为你对中央的结论有意见，所以我才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重新写这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上。我主要想的是从1940年的结论到1984年的结论，包括我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把整个过程描述出来。刚才好几个同志都讲到这篇文章的个人倾向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给桂欣同志写了一封信讲，好像是恩格斯讲过一句话，你本来是想讲这个房间却被人领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的评价反差非常大。对赞成我的文章的同志我也讲，这不是我想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对我讲：“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很好”，讲了半天什么什么之类，我说恐怕这不是我的想法。我实实在在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文章引起咱们在座很多同志猜测，包括有的猜测比较严重一些的，我觉得跟我的想法都不是特别一致的。我觉得我犯不上为周扬说好话。刚才，有位同志说他从文章里看出周扬一些不光彩的行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房间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这样的：我本身不是文艺界的，我只是从1988年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什么工作？就是搜集材料的工作。我本来是学古文书的，我读研究生是学的这个专业，我对材料非常感兴趣。我经常去买一些东西，得到很多材料。我也实实在在讲，我从好多同志家里拿了一些材料，我做这个搜集材料的工作的目的是跟我学的专业养成的习惯相符合。后来阴差阳错我到了党史研究室工作了，说阴差阳错是因为像我学的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到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在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我写的文章，跟《百年潮》没有关系，跟党史研究室也没有关系，纯粹是我个人的行为，是我个人要这么做的。我到党史研究室以后，我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来工作，我得有个专业，得有个专业研究的方向，我就选择了文艺界。因为以前在这方面搜集不少的材料。于是，就读书和采访。在座的各位前辈包括丁宁同志、黎辛前辈、杨桂欣同志的文章我都读过，尤其是黎辛前辈的文章，真是一字一句地读，读得很多。他的文章到处都有，《新文学史料》、《新文化史料》、《纵横》的一系列文章，包括李之琏同志的文章，我都仔细读过。我也采访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还没有采访，像张凤珠同志，陈明同志，我都一直想采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我就是想搞采访、研究。我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这里边我对谁说好话了，对谁没有说好话，我还要说一句，我没有倾向性。我觉得我的文章让人家看出来好像有些带倾向性的，就是谈周扬不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的组织原则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党员，我认为作为党的组织的程序来讲可能是应该这么做的。让周扬出来组织文代会，也是中组部同意的呀，中组部不同意周扬也不会出面的。刚才黎辛前辈讲到这个问题时，我插话说，我最近又在材料中查到了中央专案组1975年8月27日给周扬的结论，已经恢复了他的党籍。这些事实我就不讲了。我今天来参加会，听你们讲这些大背景，大现实的环境，包括你们对丁玲同志的理解，对于增长我的知识，包括我的知识面，包括我对文艺界的客观看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至于我的文章当中某些看法，某些地方不对，我也希望各位前辈能提出批评意见，我们总编也给我讲过，希望同志们能写出文章来，由我带回《百年潮》去，也都可以。《百年潮》发了文章了嘛，有不同意见可以开展争论嘛。我认为郑伯农同志的发言是对的，对于历史，我无意于纠缠个人恩怨，个人恩怨没有什么意思。
我再讲一点，我对丁玲问题最关注的，是关注周良沛这本书。因为周良沛这本书我读得很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读得更早，我在大学学历史专业，我第一篇论文写的就是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结果被老师给否定了。我喜欢这本书——《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读周良沛的《丁玲传》，我不知道这个同志在不在场，我也实实在在讲，我认为这本书是纠缠了过多的个人恩怨的一本书。他那些材料不仅我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条是不对的，还有好多也是不对的。从我掌握的材料来讲，有好多是不对的。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赞成郑伯农同志的话，很多问题，不应该纠缠个人恩怨，要把事实搞清楚。我在黎辛前辈家里，他给我讲的那些话，讲得很好，对我写东西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向各位前辈学习，最起码我在搞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设身处地的背景。这一点我希望以后我找到你们的时候，能帮助帮助我，告诉我有些事情的背景是什么。这就希望各位前辈或写文章，或者传帮带吧，或者使我像读黎辛前辈的文章一样，让我读到很多东西。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者是我今天参加会议的感受。
陈明（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丁玲生前战友和伴侣）：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为什么会有“一波三折”？那要从1955年讲起。1955年开那个斗争会上报的结论，丁玲是不知道的，是背着丁玲就把这个结论送到中央去了。半年以后丁玲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要求中宣部党委会给她看，她才看到了。于是丁玲申诉，申诉的目的何在呢？说白了，一方面是为自己申冤，同时就是要暴露周扬在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和恶果。这不是个人恩怨。文艺界的宗派主义30年代就有的，1979年丁玲在文代会上讲，那时候有一点宗派不稀奇，问题严重的是你掌了权了搞宗派，搞团伙，对党的危害就很大。刚才同志们所讲的作协1957年三次党组扩大会，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错误展开批评，会议只开了3天，就停下来了，停了一个多月。反“右”运动一来，情况就变了。变了什么呢？作协党组坚持1955年的错案，对丁玲的批斗，一再加温、加压，一心要把丁玲打成“右”派，划为异类。在这般严重的形势下，丁玲想保住党籍，保住人权。那时我们两个人看戏曲《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开庭，杨乃武一带上堂，就先躺在地上了。法官问，你这是干什么？杨乃武回话说，你们向来不就是先打后问吗？所以学杨乃武。一时是非颠倒，不必再浪费口舌！我们应该有个长期打算。长期打算是什么呢？我过去的革命历史全部不算，我重新干革命这可以吧？这个党不会拒绝我吧？因此你批什么，申辩无用，不申辩了；你怎么说怎么算，就是要求留住党籍，但是后来党籍也没有留住。好在我们当时都有最坏的精神准备，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群众中去，对谁也不乞求，不谈什么，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重新革命，共产党总得允许我。1956年斗争最厉害的时候，丁玲痛苦、流泪，但不是软弱、恐惧。因为她心里明白，心里有底，作了长期准备。一时翻不了身，要相信未来，丁玲决心到北大荒去。在北大荒12年，日日夜夜，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丁玲在北大荒对党埋怨过，诉过苦。丁玲长期在群众面前接受考验，像一个年轻的党员那样对革命工作那么热情，那么起模范作用。开始人家也不容易了解，但是慢慢的像愚公移山，群众对丁玲了解了，1959年就要给她摘帽子。60年代，农场几次打报告上去，要给丁玲摘帽子。这是群众的材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丁玲说的。“文革”时期，丁玲总是想，我是死老虎了，不会再搞我吧。不是群众要搞她，是有一小部分人搞她，那个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在劫难中丁玲的第一个信念是什么呢？不死，决不自杀，决不轻生，第二不能发疯，发疯了更说不清楚了。这表示什么呢？我们当时信心坚定不移。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百分之百是正确的话，有个百分之一是错了，整丁玲，这个百分之一，是百分之百全错了，一点儿对的都没有。但是假以时日，党一定会纠正这个错误。丁玲就是靠自己的信念，靠群众，靠未来，这样活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彻底平反了。中组部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我就不说了。为这篇文章，中组部的一个同志前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谈到1984年中组部的结论，必要时可以再宣读一下。文件规定可以传达到县团级。当时中组部就这个《通知》问丁玲有什么意见，丁玲提了两个意见：按照党的政策，多大的范围搞错了，多大的范围予以纠正，现在组织上事情很多，我不要求那样，只要求在作协机关里向全体人员传达，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向那些知名的党外人士，当年都受命发言、写文章批判丁玲的，现在应该给人家交待一下，丁玲没有问题，把这个文件内容让这些党外人士知道。但是，当年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周扬也还活着，既没有向作协机关人员传达，也没有向非党的知名人士传达。他们不传达，表示了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中央的这个决定不服。我当时和丁玲两个人都清楚，有这样的人，他们是要准备翻案的，不然他们为什么不传达？直到现在也没有传达。他们不按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去做，说明心里对这个文件不服。大家刚才说，在文艺界，花样翻新，丁玲由“右”派变成“左”派，因为丁玲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讲了几句话，讲了真心话，丁玲在国外没有骂党，不说共产党的坏话，丁玲就是“左”王。1984年彻底平反后，丁玲在给党中央的信里，说了中央为自己恢复了党籍，有权写文章了，但觉得有些阴影像幽魂似的游荡在周围，还是有一些叽叽喳喳的闲言闲语，不时传到耳边。现在回想起来，她还是说中了，果然现在出现了《百年潮》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言论。丁玲从“叛徒”、“右派”，变成了“红衣主教”、“四条棍子”。多年来，丁玲研究会对丁玲的作品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评价，丁玲的为人也为更多的人所理解。通过今天这个座谈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这位文章的作者小徐同志，不光是对丁玲这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通过这一个人的认识里面，看到一些背景，看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真正对历史特别是文艺史的研究有所贡献。作为丁玲的亲人，我应该感谢大家，特别是感谢社科院的文学所，找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让大家平心静气的交流意见。谢谢大家。
张炯：因为时间关系，有的同志还没有发言。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今天我们的会确实开得很好，达到了我们开这个会的预期目的。通过会上的沟通，对有些历史事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认定，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写文章。对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中央的结论，我是完全赞同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这样一个结论。因为这是在拨乱反正之后，也就是说我们党在几十年艰难的革命历程中犯过多次“左”倾错误之后，痛定思痛，经过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的路线之后，对丁玲同志作的这样一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体现了我们党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精神。牵涉到的一些问题的反复，主要是那张条子的问题。那张条子本身它不能算什么，你用左倾眼光来上纲为“自首”、“变节”，实际上那张条子根本谈不上“自首”，更谈不上“叛变”。因为她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更没有声明跟共产主义决裂或攻击党的言论。这纯粹是我们党所允许的一种地下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是丁玲同志，很多过去地下党的同志被抓了以后，也曾采取过。事实本身，丁玲同志那张条子也写得很清楚，是“因误会被捕”，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她在敌人面前作了那么多斗争，这个事实很清楚。过去由于我们党的“左”倾路线和“左”倾的思想在作怪，不仅表现在干部审查中间，也表现在历次运动中间，造成了大批自己的同志受到伤害。周扬同志也是这种路线的受害人之一，后来在“文化革命”中也被打倒了。但他确实也执行过“左”倾路线，犯过“左”倾的错误。周扬同志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肯定他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为革命文艺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个人写新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也写到周扬，也肯定他的贡献，但是也指出由于他的“左”倾思想和“左”倾错误，也给中国文艺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今天我们把一些历史背景弄清楚，实事求是，也利于我们正确对待一些历史事实。我也同意今天我们的会超出了谈丁玲的个案，也涉及到了当前学术研究方面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再次谢谢大家。
（整理说明：以上发言材料，已经诸发言者审订；黎辛同志根据自己的发言内容已重新整理成文章，该文将于近期内由《百年潮》杂志发表）
收稿日期：200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