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美国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_人民币升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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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由此,美国停止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对华奉行的封锁和禁运政策,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新启动。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正常化,双边贸易迅猛发展,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奇迹。然而,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美国国内将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纠正这些行为。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成为首要的抨击对象,一些美国学者指出①,在中国政府的操纵下,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而中国经济又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这就导致人民币被严重的低估,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其结果是: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补贴,从而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工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由于问题的重要性,人民币汇率问题早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美国国会议员接连不断地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其核心是逼迫人民币升值。旨在敦促人民币升值的两个议案先后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获得通过②,美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屡次同中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磋商,在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SED)③上,美方也不断要求中国政府“考虑”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但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中国不是操纵汇率的国家,通过立法强迫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的逆差问题,而且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通过对话使中国的汇率制度走向市场化。各方态度莫衷一是,问题扑朔迷离,并将朝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本文试图剖析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原因,探究美国提出的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否真实可信,展望美国各方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态度的发展趋势。

1 美国各界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迭起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对两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自中国入世以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逐渐突显出来,美国各界将贸易不平衡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制度,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并纷纷要求政府敦促中国采取行动,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消除不公平的汇率制度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创建贸易领域“平坦的竞技场”。

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John Snow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消除全球收支不平衡做出努力,而人民币升值是履行义务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Goldstein和Lardy指出,人民币立即升值15%-25%将有利于中国,因为这将消除投机性资本进一步流入中国的动机,并有利于减缓中国国际储备的增长压力④。从此,美国进入了连篇累牍地申诉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新阶段。

Goldstein等学者乐此不疲地批判人民币被过分低估,计算出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从15%到40%不等,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际行动,不再对汇率进行操纵,使人民币汇率制度走向市场化道路,其核心观点就是要求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2004年,参议员Schumer和Graham提出一项议案(下称Schumer-Graham议案),要求内阁敦促中国政府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使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在美国内阁提出要求后180天内未采取实质性措施,则对进口到美国的全部中国商品加征27.5%的(从价)临时附加税⑤,以抵消人民币低估对美国商品的损害。2005年初,在参议院的一次程序性表决中,有67名参议员对Schumer-Graham议案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当时美国国会议员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普遍持有强硬态度。2005年7月,中国政府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取消了长期以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2%,此举措暂时平息了美国国内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不满情绪。但很多人仍在抱怨,认为中国政府的动作幅度太小,并没有真正取消对汇率的操纵,而且2%的升值幅度对缓解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毫无作用,于是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Schumer和Graham两位参议员更是在国会内寻求支持,要求通过他们提出的议案。2006年,国会否决了Schumer-Graham议案,因为该议案充斥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阴影,对全部进口品征收附加税的做法也不符合WTO规则。但两位议员仍不死心,他们声称将要提出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敦促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立法措施。

热衷于胁迫人民币升值的议员不仅有Schumer和Graham,2004年5月,众议员Rogers等人提出一项议案(编号为H.R.2414),要求财政部长分析并报告中国的汇率政策以确定中国政府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在WTO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措施来弥补中国汇率政策给美国制造商造成的损失。2005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English提出了“通过压制行动获得协调汇率主动权法案”(编号为H.R.3004),公然指出要对中国政府强力施压才能使其纠正人民币汇率制度,而施压的主要手段还是对中国商品征收进口附加税。2007年1月,English等人又提出了修订版的议案(编号为H.R.321),强调GATT 1994第15条的作用,该条款明确禁止成员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贸易优势,这表明议员们开始谋求通过国际组织(如WTO)的规则来逼迫人民币升值。2007年1月,众议员Ryan提出一项议案(编号为H.R.782),同年3月,参议员Bunning等人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上提出了相同内容的议案(编号为S.796),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中国或其他国家低估本国货币的行为是对本国出口商品的补贴行为,据美国及国际法律,这种补贴是可申诉的,并且应该被禁止。这两个议案明显比Schumer-Graham议案的手段更高明,因为它们把汇率低估同反补贴税联系起来,谋求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中国施加额外的贸易壁垒,于是该议案在国会内部深受好评,许多议员对该议案表示强烈的支持。

2007年2月,众议员Spratt等人提出了一项更为强硬的议案(编号为H.R.1002),要求财政部长同中国谈判,敦促中国实现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除非总统向国会证实中国不再操纵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以取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且人民币汇率是依据公认的以市场为基准的贸易政策决定的,否则美国就要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全部产品征收27.5%的(从价)附加税。2007年5月,参议员Baucus等人提出了名为“2007年汇率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编号S.1607),建议对那些发生“根本性汇率扭曲”的国家进行严厉的惩罚,并将汇率低估同贸易救济联系起来,规定一旦这些国家的产品被证实“低于公平价值在美国市场销售”,则按照该国汇率低估的幅度征收反倾销税。该议案于7月26日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表决中以20∶1的票数获得了通过。2007年6月,参议员Dodd和Shelby又提出了旨在敦促人民币升值的议案(编号S.1677),明确指出财政部长Paulson倡导的通过对话促使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案是行不通的,要求国会授予财政部新的权力,在WTO和IMF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纠正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该议案不仅将“操纵汇率”的概念规定得十分具体、严格,而且将谈判期限、给中国政府进行汇率改革的期限规定得十分具体、详细,俨然为中国政府制定了人民币升值的时间表。此议案在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中得到了响应,该委员会于8月1日以17比4的票数通过了该议案。

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国会议员在行动,美国的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表达了他们胁迫人民币升值的意愿。2007年2月,美国政府向WTO提出申诉,认为中国使用了WTO禁止的出口补贴;3月底,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蜡光纸征收10%-20%的附加关税,以弥补中国政府补贴造成的影响,这是23年来美国首次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2007年4月初,美国政府又向WTO提出两项申诉:一项是针对中国盗版光盘,另一项是针对中国限制外国电影和音乐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行为。尽管这些行动微不足道,但它们却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这种强硬态度的背后又隐藏着国会对内阁不断施加的压力。

2 表面原因:美国贸易逆差及中国的汇率制度

(一)近年来美国贸易逆差状况 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内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如此高涨,其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状况。由下页表1可见,2001年到2006年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迅速增长,绝对量增长了1.25倍,而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也由3.85%激增到6.64%。再来看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状况。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在于货物贸易方面,所以表1列出了2001年至2006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的数据。2001年,该数据为831亿美元,此后一路攀升,到2006年扩大为2236亿美元,是2001年的2.69倍,五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2%。只看绝对量,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表1也列出了这一阶段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总额以及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其中的比重。同绝对量一样,这个比重也是一路攀升,从2001年的20.24%上升到2006年的26.32%,也就是说,由于进口中国的产品而造成的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美国人进而认为,大量的“中国制造”不仅是贸易逆差的来源,更是迫使本国制造业工人脱离岗位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些事实和推理,进口竞争利益集团不断渲染巨额对华贸易逆差的危害,一些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出于不同的考虑也对逆差问题进行猛烈抨击,于是,对华贸易逆差就成为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所以,这一阶段“平抑对华逆差”成为美国各方关注的焦点,而中国的汇率制度更是成为各方攻击的首要对象。

(二)中国的汇率制度 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以8.28∶1的比率长期盯住美元。美国各界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所以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了,这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货物相比于美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具有了价格优势,这种由汇率低估产生的效应诱使美国消费者购买相对廉价的中国产品。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面对的美国产品价格相对较高,无力购买,美国大量的对华贸易逆差由此形成。这是造成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者申诉中国“不公平贸易”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议员们持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这些压力将导致投机者认为中国政府会重估人民币汇率使其升值,于是将大量“热钱”投入中国。这种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将影响中国维持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能力。尽管存在上述压力和影响因素,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使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因为一旦如此,将加剧中国的失业问题并危及尚不完善的国内银行系统。

但中国政府也认识到长期盯住美元的不利影响: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与日俱增、贸易摩擦有不断升级之势。于是中国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此次改革仍然采取了“渐进式”的手段。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新的汇率制度,从此,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也小幅升值,由原来的1美元等于8.28元人民币升为1美元等于8.11元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2%。此次汇率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然而这样的举措不能令美国满意,实施新的汇率制度后不久,来自美国的批评声就此起彼伏,认为小幅升值对缓解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毫无作用,中国政府仍在操纵汇率。有学者算出,即使如Schumer-Graham议案提出的人民币升值27.5%,人民币兑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也仅仅升值了3.7%,2%的升值幅度根本就是在搪塞美国、欺骗世界人民⑥。

从2005年7月到2007年7月的两年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9%,但由于美元持续疲软,导致贸易加权汇率几乎没有变化。这次,不仅传统的贸易保护者质疑中国政府实行的汇率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纷纷要求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2007年3月,Goldstein向国会提出建议,再一次强调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事实”,并批评了IMF未能有力监管各国的汇率政策,还指责财政部迟迟不做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论断,最后指出人民币立即升值15%到20%才有意义⑦。那么,人民币是否被严重低估;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能否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呢。

3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

美国各界似乎对此问题很有把握,认为巨额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中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证实人民币被低估;学者们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仅证明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并且根据不同方法测算出人民币被低估的具体幅度。然而汇率问题十分复杂,现实中不同国家的状况又千差万别,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相信美国各界得出的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结论。

首先,中国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不能证明人民币被低估。顺差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洲生产格局的变化。图1描绘了中国从1980年到2006年的贸易收支状况,粗线为中国对世界的贸易差额,浅线为中美贸易差额⑧。如图1所示,从1986年开始,中国对美贸易呈现出顺差,1990年之后,除1993年之外的所有年份中国都实现了总体贸易顺差。从1986年起,除了中国经济出现低迷的四个年份(1990年、1991年、1997年和1998年),浅线都是位于深线之上,也就是说中美双边贸易盈余大于中国对世界的总体贸易盈余(如果总体贸易出现盈余),这意味着中国同其他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较大幅度的逆差。如今,美国从中国大量购买的产品是他们曾经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购买的。零部件贸易和外包的盛行构成了这样的生产格局:中国从日、韩、东南亚诸国进口零部件,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向美国出口,这就在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如果剔除这些因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缩减一半以上。

图1 1980-2006年中国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IMF的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再来看一下购买力平价为何不能证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构建了一个“巨无霸指数”来说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因为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在世界各国都是同质的,所以该商品符合一价定律中同质商品的假定,那么巨无霸在世界各国的价值应该一样,因而可以通过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售价来计算汇率。2006年,巨无霸在中国的售价为每个10.6元,在美国为每个3.15美元,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汇率应为l美元等于3.3元,而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为1美元等于8元。是否可以据此说明当时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将近60%呢?显然不可以。因为汉堡的价格当中包含了不可贸易的要素投入,而不可贸易品价格在各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所以不可贸易品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要低于其在工业化国家的价格。因此,中国的不可贸易品价格要低于美国的相同产品。由于存在不可贸易品价格的差距,所以通过购买力平价算出的汇率和反映经济发展差距的实际汇率之间是有差异的。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工业化国家,所以前者的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指数要低于后者,因而中国的实际名义汇率总是低于根据购买力平价算出的汇率,让中国政府依据购买力平价进行汇率调节是幼稚可笑的。况且“巨无霸指数”也仅是教科书上经常使用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而已。

所以,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论调并不是不可动摇的。亚洲同美国之间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的存在,再加上汇率问题的复杂性,没有人能说清人民币兑美元的比率应为多少才是“正确的”。

4 两个错误观念

上一部分我们阐明了一个观点: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并没有被严重低估。然而除此之外,美国某些人还认为:一是中国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二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这两个观点。

(一)巨额对华贸易逆差并未损害美国人民利益首先,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大量出口窃取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但看一下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以驳斥这个观点:自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这着实让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羡慕不已,2006年美国的失业率更是达到了4.5%的低水平(总统经济报告,2007),接近五十年来的最低点。中美贸易对于美国的就业总量几乎毫无影响,只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就业结构。中美贸易会损害一些产业工人的利益,但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一国参与国际贸易会改变其国内的利益格局,国际贸易会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总体来看,受益者获得的福利增加会超过受损者的福利损失,通过合理的方式补偿受损者会使整个国家实现福利最大化。

对美国民众来说,同中国开展贸易带给他们的是福利的增加。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降低了美国的价格水平,这相当于提高了美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最近美国各界经常渲染如下观点: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对中国出口商的不公平出口补贴。然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补贴”的本质:一方面,低价的中国产品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补贴,使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又使美国利率大大降低,从而为美国购房者提供了补贴。如果按照Schumer-Graham议案的要求,人民币兑美元突然升值27.5%,那么中国对美的出口产品价格将迅速上升,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进口品的数量会大大缩减,对华贸易逆差的确得到了控制,但这会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将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量,美国利率将会上升,从而对美国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为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作出了贡献。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 再来看第二个观念。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率太低,当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时,美国人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从而造成了经常账户的赤字。所以,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无法促使美国人提高储蓄率,则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作用微乎其微。

此外,从中美两国的生产结构来看,两国生产的产品很少重叠,所以美国国内产品无法取代从中国进口的产品⑨。即使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如电子部门)存在竞争,但由于中国的这些产品具有很高的进口含量,也会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产生的价格效应微乎其微。因为人民币升值虽然会提高出口品的价格,但同时会降低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中国有一半的出口产品包含着进口的零部件,而进口零部件成本平均占总成本的70%。这样,根据Yu的估计,人民币升值10%只会使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平均上升3%至5%,这种上升幅度对缓解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可谓是杯水车薪⑩。

如果人民币升值之后,其他亚洲国家纷纷效仿,以相同比例使本国货币升值,能否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呢?Jeffrey指出(11),中、日、韩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同时升值10%,将使美国的贸易加权汇率降低4%。然而自2002年以来,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已经降低了19%,却一直未能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所以亚洲国家的货币同时升值也无法扭转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小。Roubini发现中国的贸易差额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12):2002年以来,美元迅速贬值,而当时人民币盯住美元,所以人民币对欧元也大幅贬值。结果,2002年到2005年间,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长幅度高于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幅度。根据这个事实,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仍将存在,因为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将是使美国原本由中国进口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进口。上一部分提到,亚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独特的生产、销售网络,该网络代表着亚洲生产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迅速增大的同时,其对日、韩、东南亚诸国的贸易逆差都在大幅减小。实际上,在现行的生产、销售格局下,不需人民币大幅升值就能平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如果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把出口到中国的零部件转向出口到诸如越南等国家进行加工,再由这些国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那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以迅速减小甚至消失,但美国对越南的贸易逆差将急剧增大,最终导致美国整体的贸易差额没有变化。

5 深层原因及前景展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明显看出,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作用甚微,而且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并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反而会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很多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上述事实,他们也会把这些真相告诉国会议员,这些事实并不难理解,大多数国会议员也能看清问题的真相,然而他们仍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纠缠不休,仍然摆出强硬的姿态要求人民币升值,其背后的驱动原因是什么呢?

这需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Schumer-Graham议案要求人民币兑美元迅速升值27.5%,否则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相同幅度的附加税,这是自1930年Hawley-Smooth议案以来,国会议员提出的最高额度的关税税率。27.5%的附加税比率也成为以后几个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参照的基准。当年,Hawley-Smooth议案通过之后,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尽管Schumer-Graham议案已被否决,但类似的议案极有可能在今年通过,而这样的议案将使中美贸易关系更加趋于紧张。美国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发出警告,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进口附加税对解决美国贸易不平衡根本无用,只能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实际上,国会议员们也明白中美“贸易战”的严重后果,但他们仍然提出可能导致中美贸易关系恶化的议案,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权威。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判别标准,中国的很多行为属于“不公平贸易行径”,在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后,中国政府仍然对“不公平贸易行径”无动于衷:中国政府未能坚持对纺织品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对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力、继续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令议员们十分恼火,所以他们明知27.5%的进口附加税会导致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从而殃及美国经济,但他们想借此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美国一直以世界霸主自居,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威胁”了霸主的权威,中国成为一个“很不听话”的国家。此外,中国近年来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态势,作为后起之秀,大有赶超美国之势,这令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们惴惴不安。他们认为,尽管类似Schumer-Graham议案的一系列议案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但可能会通过惩罚措施使中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在将来转变成一个“听话的”贸易伙伴,并可借此来压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猛烈势头。至于美国消费者会由于这些议案的通过而受损,议员们暂时没有顾及。

回顾一下1930年通过的Hawley-Smooth议案并将最近的一系列议案与其进行比较,或许能为预测国会议员在未来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的行动提供一些启示。

进入20世纪以来,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不具备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尤其是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会损害美国农民的利益,所以在大萧条发生前的几年中,美国农民饱受失业之苦。1928年Hoover竞选总统时曾经向农民许诺,就任总统后要优先照顾他们的利益。随后,大萧条到来,贸易保护的阴云在华盛顿上空密布,Hoover总统果然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通过了臭名昭著的Hawley-Smooth关税议案,对超过20000种商品提高了进口关税。该项议案是在1929年市场急剧滑坡之后通过的,一些学者认为该议案的通过导致了大萧条持续时间的延长。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当时关税的普遍增加对实际GDP的影响要小于人们的预期,这就引发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既然臭名昭著的保护主义议案带来的损失并非很大,那么通过类似的议案教训中国这样不听话的对手或许是可行的。

然而,目前国会提出的一系列旨在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同Hawley-Smooth关税议案相比,在提出的历史背景方面存在一些差异。首先,20世纪初,美国政府尚未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联储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美联储积极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一旦发现危险信号便采取行动。第二,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贸易伙伴较少,而现在美国拥有更多的贸易伙伴。尽管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美国可以加强同其他低成本贸易伙伴之间的往来。中国入世之后,美国接连不断地同其他国家签署特惠贸易协定便是加强同其他贸易伙伴往来的重要举措。第三,信息流通速度在两个时期有很大差别。从前,不充分的信息流也会加剧大萧条期间主要经济体的停滞,而目前计算机网络的盛行促进了有效市场的形成,在这样的市场上,价格可以即刻获得矫正。如果中美贸易战一旦打响,美国的市场参与者可以迅速有效地找到其他贸易伙伴。通过这些比较,国会议员们认为,那些激进的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有着广阔的实施前景,因而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更是置若罔闻,毫无道理地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纠缠不休,谋求他们提出的议案获得通过。从2007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币呈现出对美元较快升值的态势,才逐渐使国会议员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有所减弱。但今后人民币汇率走势一旦不如其所愿,这些议员将卷土重来,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势力将占据上风。

实际上,中国拥有13亿人口,尽管目前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但这个庞大的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美国不应该忽视这个市场。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美经贸往来十分密切,两国的经济利益乃至各方面利益相互交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孤立的政策将会对中美双方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对解决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毫无帮助。双方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和则共荣,斗则俱伤,通过友好的对话来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解决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

注释:

①Goldstein M.and Lardy N.,"Two-stage Currency Reform in China",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2,2003.

②2007年7月26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题为“2007年汇率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编号为S.1607);8月1日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通过了题为“2007年货币改革与金融市场准入法案”的议案(编号为S.1677)。这两个议案的核心内容都是授权财政部采取新的有力措施给中国施压,从而促使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

③2006年Hank Paulson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后,发起了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该对话一年举行两次,包含一系列两国间高层会谈,旨在解决中美经贸领域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性问题。

④Goldstein M.and Lardy N.,"Two-stage Currency Reform in China",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2,2003.

⑤上文提到,不同学者计算出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幅度不同,最高为40%,最低为15%。两位参议员提出的27.5%的临时附加税税率是最高值和最低值的算术平均数。

⑥Goldstein,M.,Adjus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ies,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Washington,2006.

⑦Goldstein,M.,Assessing Progress on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ies,Testimony to the Hearing on Risk and Reform:the Role of Currenc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Committee on Finance,US Senate,Washington,DC,March 28,2007.

⑧由于中美两国官方发布的双边贸易差额统计数据相差很大,所以我们使用了IMF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中两国官方发布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⑨2003年11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纺织品配额,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种纺织品进行限制,而在当时美国国内已经没有生产胸衣的厂商了,限制从中国进口胸衣只能增加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同类产品的数量。

⑩Xuxin Yu,"The Pattern of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Chinese Pric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5(4),2007.

(11)Stephen Jeffrey,"China and US Trade Lost in Translation",Economist,5,2007.

(12)Nouriel Roubini,"The Reform of the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Process:Problems,Proposed Solutions and the Argentine Episode",Journal of Restructuring Finance,Vol.1,No.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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