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经济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罗伦萨论文,文艺复兴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那么为什么佛罗伦萨能率先在欧洲掀起旷日持久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如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等，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佛罗伦萨的城市强大。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文艺复兴运动早期（14—15世纪）① 的佛罗伦萨城市经济状况加以阐述。
国外许多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极为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奥地利学者多伦认为：14—16世纪时期佛罗伦萨企业的资本主义企业相当发达，资本集中、劳动分工及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等方面都表明当时佛罗伦萨企业与近代企业相似。意大利学者萨波里对佛罗伦萨的企业档案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整理，出版了佛罗伦萨的皮鲁西家族、阿尔伯蒂家族残存的原始账册，他的研究成果为后人从事佛罗伦萨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利时学者德·鲁维尔发现了美第奇银行“秘册”账簿，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因为，“秘册”账簿是企业主为自己私用而记下的各项保密资料。1963年，德·鲁维尔以这些秘册史料为基础撰写了一部《美第奇银行的兴衰》②。当前，有的西方学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史料利用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相信他们的计算机编程将会有力推动文艺复兴经济史的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目前对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史还缺乏定量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一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堪尼地区，亚诺河从城中穿流而过。这条河是意大利重要的商旅要道，将它与地中海和上游的亚平宁山区连接起来。14世纪初，一条连接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大道建成，这就更为佛罗伦萨提供了商旅之便③，使佛罗伦萨获得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良好条件。
14世纪，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很大发展，毛织工业、外来呢绒深加工业和银行业是它的三大产业，其中毛织工业发展最快，13—14世纪毛织工业已是这个城市共和国繁荣昌盛的根基。正如美国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布鲁克尔所说：“国际商家和银行家虽然为佛罗伦萨的繁荣作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的活动却不是这个城市在13世纪经济大发展和人口猛增4倍的主要原因。这个奇迹是由毛织工业创造的，它为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它生产的毛呢质量如此之好，以至于在三大洲的集市、商场中都能卖到最高的价格。”④
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毛纺织手工工场已经普遍地使用雇佣劳动，其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毛织工业将佛罗伦萨社会上层与下层纳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布鲁克尔说：“佛罗伦萨经济中的一套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存在于毛织工业之内。和这一工业有关联的包括资本家、经理、代理商、染匠、漂洗师、织工、纺工，囊括了佛罗伦萨社会最高层到最底层的男男女女。”⑤ 毛织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佛罗伦萨国际贸易、银行业的发展，使佛罗伦萨的市民阶级的手中掌握的巨大财富。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市民阶级从雇工身上攫取多少财富呢？毛织工业在14世纪是佛罗伦萨的支柱产业，所以，本文以毛纺织业为例进行定量研究。
首先，我们计算一下14世纪初（该世纪30年代之前）佛罗伦萨由毛纺织业雇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只知道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呢绒制品的总价值和利润率，并不掌握当时购买原料的费用（不变资本），所以要经过一番数学计算才可以得出剩余价值的数据。
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表达公式是：
W＝c＋v＋m（其中，W＝商品价值，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
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商品售后资本家所获得的超过他预付资本的余额，它源于雇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商品价值又可以用下面公式表达：
W＝c＋v＋p（其中，p＝利润）。
利润率的表达公式是：
P’＝m／c＋v（其中，P’＝利润率，它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P’＝m／c＋v的公式可以转化为：m＝P’（c＋v）
我们用上述数据建立一个方程组：
W＝c＋v＋m
m＝P’（c＋v）
解这个方程：
m＝P’W／1＋P’
从上述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知道P（利润率）和W（商品价值）的值就可以算出m（剩余价值）的数值。
P’（利润率）的数值是多少呢？
文艺复兴史专家萨波里于1952年发表了《阿尔伯蒂家族账册》一书，该书首次向世人揭示了佛罗伦萨富商阿尔伯蒂家族的“秘册”账簿。这个账簿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的企业经营情况。通过对该账簿1304年9月20日至1307年1月1日的总账明细表的统计，我们可以得知阿尔伯蒂公司三兄弟阿尔伯托、拉波和内里在此期间共分得利润10670镑，平均每年的利润为4742镑，他们的股本为41364镑⑥。因而可以算出每年利率约为11.46％。
“中世纪时商人都有个习惯，凡投资放贷计额都按年息8％加写，即账面上的一年为期的借款100元，贷主只需付92元即可，这种习惯据说是为了逃避教会反对放贷取息的教条，沿袭下来；当时佛罗伦萨公司计算股金时也都打这种‘埋伏’”⑦。按此项惯例，我们应该在11.46％的年利率上再加上8％，这个家族的实际年利率大约是：19.46％，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将其定为近似值：20％。
阿尔伯蒂公司在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司，公司的经营大权掌握在阿尔伯蒂家族手中。这个家族的祖先是佛罗伦萨附近一个领主，于14世纪初移居佛罗伦萨城内，因经营外来毛呢深加工业而致富，成为佛罗伦萨富商之一。这个家族的财富主要是靠毛纺织业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这个公司的盈利状况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鼎盛状况，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佛罗伦萨大公司的年利润率定在20％看来不会离谱太远。
我们知道了佛罗伦萨14世纪初利润率的数值，再看一看这个时期呢绒制品的商品总价值是多少，即W的数值是多少。关于这方面，14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乔凡尼·维兰尼在他所著的《编年史》中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数据。按照他的记述，佛罗伦萨在1336—1338年期间，有毛纺织业行会作坊200余家，它们每年生产7万至8万匹呢绒，价值在120万金佛罗琳（gold florins）⑧。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佛罗伦萨呢绒制品总价值（W）为120万佛罗琳。
我们把P和W的数值代入公式m＝P’W／1＋P’中，得出：
m＝20％×120万／1＋20％
＝20万
由此得出结论，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新兴资产阶级每年从毛织工业的雇工身上攫取20万佛罗琳的剩余价值，这相当于每年积累700多公斤黄金。这是他们积累财富的根本源泉所在。当然，当时佛罗伦萨的市民阶级还通过经营商业、银行业获得财富，不过这些财富都源于产业雇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因为商业资本、银行资本都源于产业资本。
当时，佛罗伦萨手工工场以混成型为主，它属于资本主义初始期的生产组织形成，即家内制生产形式。平均每家手工工场雇工大约在五六十人左右⑨。绝大多数手工工场由两个或者更多的手工工场主合伙经营。他们很少参与日常生产，而是由代理商进行代管。代理商的责任是负责经营并监管生产，他们把从英国、西班牙进口的羊毛等原料运到工场后，由雇工集中在企业主的工场中进行清洗和梳理。这些雇工在工头的监督下，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技能，被视为壮工，工资十分微薄。然后，由掮客（工场主和雇工之间的中介人）将羊毛发放给农村家庭女工，并由她们纺成毛纱，再由掮客收集毛纱，并按件付给工资。而后，掮客又将毛纱交给纺织工，由他们自备织机在自己的店铺和家庭里织成毛呢（粗呢）。然后，毛呢又交到漂洗工匠手里，在他们开设的作坊里，对毛呢进行漂洗。洗净后的呢绒还要交到染匠手中，在他们的自己的作坊中进行染色，这是一项技术性比较高的工作，属于熟练工种。最后，还要经过剪绒、平整等工序⑩，才制成一匹匹精致的绒制品。
佛罗伦萨每家毛纺织手工工场的年产量是多少？据现存的企业档案记载，1386年最大的手工工场每年至少生产呢绒200匹(11)。
在14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从事毛织工业的人口为3万人，相当于该城总人口（9万人）的1／3(12)，也就是说，佛罗伦萨1／3的人口每年创造了20万佛罗琳的财富。
除了毛织工业外，佛罗伦萨的金融业也十分发达，银行一般实行家族制的管理方式。佛罗伦萨的金融业触角伸向意大利境内外许多地区和国家。14—15世纪，佛罗伦萨大金融家族有：巴尔迪家族、佩鲁基家族、阿齐乌里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等等。发达的金融业给佛罗伦萨带来巨额资金。此外，五金业、建筑业每年也给佛罗伦萨创造大量的财富。这一切使得佛罗伦萨每年积累相当可观的财富。随着财富的增长，佛罗伦萨城市日益强大起来，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发起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物质基础。
二
14—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佛罗伦萨封建关系日趋瓦解，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市民阶级和雇工阶级。前者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后者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驱。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这两大阶级的经济状况。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佛罗伦萨的市民阶级的经济状况。
佛罗伦萨的市民阶级主要由富商、企业主构成。这个阶层以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并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经济状况来看，市民阶级基本上属于社会中上层有产阶级。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市民构成了人文主义者的主体，他们“一方面占有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常常集作坊主、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的身份于一身，意味着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13)
市民的平均年收入颇丰，例如15世纪中叶，著名律师和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约200—500佛罗琳；银行经理100—200佛罗琳；佛罗伦萨文书次长100—150佛罗琳；中产阶级裁缝60佛罗琳(14)；市民阶级收入丰厚，他们有财力资助文艺复兴运动。 正如布鲁克尔所说：“文艺复兴文化……是由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级）资助扶持起来的。……他们依靠从商业、银行和工业活动中获得的财富，能够雇用、延聘大批诗人、学者和艺术家，让这些人的辉煌成就为他们和他们的城市扬名争光。通过这些作为雇员和助手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资产阶级得以发抒他们自己的理想与价值观念。”(15)
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积极投身到商品经济中，在市场上，所有人都以私人交易者的身份出现，买主卖主都是独立的个人，他们的人身都是自由的。商品交换通行的原则是自由买卖、等价交换。交换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因而，市民在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中，强烈地感到独立个人的价值，感到自由、平等可贵，感到占有财富的愉快。他们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思想禁锢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以人为中心；对天主教会宣传的封建依附关系、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安贫苦修等等学说嗤之以鼻。宣扬个人的自由、平等与追求财富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最终酝酿起文艺复兴运动，诞生了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就其产生的根源应归结于市民所从事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但人文主义思想又不是市民思想的简单反映，而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汲取了古典希腊、罗马以人为本思想的营养之后，经过升华后，产生的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求的思想体系。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佛罗伦萨广大雇工的经济状况。
佛罗伦萨的雇工生活在城市中，主要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可以分为技工（熟练工人）和壮工（非熟练工人）两类。据西方学者戈德思韦特估算，在佛罗伦萨，1310年壮工平均日工资为3.1索尔廸，可购买当时的小麦0.31浦式尔；技工平均日工资为6.8索尔廸，购买当时的小麦0.68浦式尔(16)。
这些小麦是否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涉及到关于中世纪时期西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估算问题。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不可能得出精确的数据，但是，粗略计算出一个数值还是可行的。马克垚教授指出，8浦式尔可制面包400磅(17)。由此可以算出1浦式尔小麦可制面包50磅。因而得出壮工平均日工资可购买15.5磅面包，技工平均日工资可购买34磅面包。
我们再根据佛罗伦萨的每户平均人口数估算一下，14世纪初雇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是否可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进行估算前，我们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14世纪佛罗伦萨人口发展状况。
14世纪初是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佛罗伦萨人口也进入高增长时期。据西方学者赫德尔统计，佛罗伦萨人口1200年约为5万人，到1300年增至约10万人(18)，也就是说，一个世纪中，佛罗伦萨的人口翻了一番。1300年意大利总人口约为1000万(19)，佛罗伦萨人口约占当时整个意大利人口的1％。
据意大利商人维兰尼统计，14世纪30年代时，佛罗伦萨的男女老少和儿童都计算在内约有9万人，这还没有把外来人和宗教界人士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些人计算在内，约为9.5万—10万人——笔者）。每年新生的婴儿大约为5500—6000人（根据婴儿受洗人数）(20)。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佛罗伦萨的人口出生率大约为：61‰—67‰。意大利中世纪时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双高”，即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每1000名新生婴中，有150—250人在一年中死亡(21)。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在下层居民中，绝大多数家庭为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及子女组成的小家庭。这些家庭多子女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家庭的小孩甚多，例如15世纪初，一个叫做莱波（Lapo）的人就有13个子女，其中7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生的，另外6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生的(22)。
在上层人士中，尤其是贵族中，大家庭现象比较普遍，通常是几代同堂，大家庭人口多达25人左右(23)。
那么，14世纪初，佛罗伦萨平均每户有多少人口呢？因为资料的匮乏，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参照15世纪初的数字。据西方学者根据1427年的土地调查的结果可计算出托斯堪尼地区平均每户人口为4.42人(24)。这个时期佛罗伦萨刚走出瘟疫的阴影不久，户均人口数应该低于14世纪初佛罗伦萨人口的增长鼎盛时期的户均人口数。因此，我们保守估计，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平均每户人口至少在4.5人。如果按每人每天平均消耗5磅面包计算，维持一个户均4.5口之家的一天口粮大约是22.5磅面包。这仅是满足最基本的食物需求，如果再加上穿衣及日常其他消费的支出，那么平均每户的收入还应该再加上1／3左右(25)，即平均每户收入相当于购买30磅面包的水平才能基本上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
有了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310年佛罗伦萨一个壮工平均每日实际工资只能满足一家人开支的52％；一个技工可满足113％，也就是说壮工的妻子和儿女也必须找到其他工作才可维持起码的生计。而技工可以靠他一人的工资使其家庭过上温饱的生活。
此时的佛罗伦萨雇工已经摆脱了农奴身份，他们要把自己的劳动力拿到市场上出卖。在市场上，他们摆脱了农奴身份，以自由人身份与雇主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易。因而，雇工与于他们先辈（农奴）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对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思想有认同感。
三
中世纪时期，虽然佛罗伦萨的经济活动以丰富多彩、变化灵活著称，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极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它对欧洲和近东的市场行情反应极快，同时，它对灾荒、瘟疫、战争等灾难的反应也极为敏感，因此，它的经济表现为剧烈的波动，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与停滞交替出现。
纵观1300至1450年的佛罗伦萨，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起三落：
14世纪初期至30年代末，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毛织工业获得迅猛发展，人口增长也达到约10万人的顶峰。此为一起。关于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经济繁荣情况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14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佛罗伦萨因瘟疫的流行和战争的浩劫等原因经济极度衰退。此为一落。
1348年爆发的黑死病横扫整个欧洲，使人口减少1／3—1／2(26)，佛罗伦萨也不能幸免。据西方学者特雷克斯勒统计，14世纪40年代由于黑死病的流行，使佛罗伦萨的人口锐减，“从1300年的人口顶峰的9.5万人暴跌到1340年的3万人”(27)。也就是说，佛罗伦萨经过黑死病的肆虐后，人口减少了约2／3。这个比率远高于当时意大利人口减少的平均比率。据布莱克统计1347—1350年间的黑死病使意大利人口减少约1／3(28)。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的奇缺，社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4世纪80年代呢绒年产量只有2万匹(29)，只相当14世纪初的1／4。
佛罗伦萨银行业在这个时期也受到重创，例如曾盛极一时的巴尔迪银行、佩鲁基银行、阿齐乌里银行在14世纪的40年代都纷纷破产。阿尔伯蒂公司也在14世纪的后期衰败了(30)，并被佛罗伦萨当局逐出此城。
1375年，佛罗伦萨在面临天灾的威胁的同时，又开始了与罗马教皇的战争。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当时无权加入行会的梳毛工更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梳毛工于1378年爆发了起义，他们要求组织自己的行会，并且与当权者萨尔韦斯特罗·美第奇结盟(31)。起义军曾一度夺取了城市政权，但是，由于起义者内部的分裂及领导人的背叛，起义最后被镇压了。这次起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工人反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主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4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佛罗伦萨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此为二起。
此时，商业发达，商人大挣其钱，例如，法兰西斯科·达蒂尼在亚威农和比萨的商业分号年平均利率高达20％(32)。
14世纪90年代中期至15世纪最初10年，佛罗伦萨的经济再次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此为二落。
这时期经济的极度衰退，究其缘由，不但有瘟疫流行的原因(33)，更主要是由于战争的缘故。14世纪90年代，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于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战争极大地消耗了佛罗伦萨的资源。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战争，工商业投资锐减。佛罗伦萨的毛织工业因为得不到进口的铁丝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铁丝是制造梳毛工具的重要原料。1402年，佛罗伦萨的法兰西斯科·达蒂尼写道：“这儿已无生意可做，所有门路皆己断绝。”(34)
1408年，佛罗伦萨又与那不勒斯王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更严重地破坏了佛罗伦萨的经济，佛罗伦萨在南意大利开设的市场和银行遭到厄运，货物被抄没，资金被洗劫。佛罗伦萨共和国不但境外的财产被劫掠，而且本土的财产也在劫难逃，例如，1409年，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舰队在对比萨(35) 进行封锁时，抢走价值8万佛罗琳的货物。战争使得佛罗伦萨不能从英国进口羊毛，造成大批毛纺织工人失业(36)。
15世纪初年至20年代中期，佛罗伦萨的经济又一次复苏，经济发展步入“黄金时代”，此为三起。
佛罗伦萨商人乔凡尼·卢西莱依说：“从1413年到1423年，10年之间，我们享受着和平和安宁，无所忧惧，公社政府用于军队的钱甚少，税收不重，因此整个地区富裕起来了。”据他估计，1423年，佛罗伦萨的商人拥有200万佛罗琳现款和商货，这还不算他们在地产和公债方面的投资(37)。这时期，佛罗伦萨经济一个重大变化是毛纺织工业衰落和丝织工业的兴起。通过对15世纪初期的毛织工业和丝织工业的手工工场主的经营状况进行统计，投资前者与后者的年利息率相差甚远，前者只有4％，而后者高达12％(38)。
15世纪20年代中期至15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因战争原因经济再度陷入危机中。此为三落。
1424—1447年佛罗伦萨与米兰再度爆发战争，战争时断时续。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佛罗伦萨经济又一次衰退了。战争期间，佛罗伦萨每月消耗的战争经费高达10万佛罗琳，这使得佛罗伦萨的许多市民面临破产的厄运。这一点从15世纪的财产税申报单中得到反映，例如，1427年商人巴尔第在阿甫利亚投资的7000佛罗琳，有1／3已属亏损。又例如，由里多尔孚率领的商队在那不勒斯和阿甫利亚的营业损失了4800佛罗琳(39)。
佛罗伦萨的经济在经历过三起三落之后，于15世纪中叶又开始了复苏。60年代，佛罗伦萨经济曾一度出现繁荣，它不但拥有大量的工场作坊，为数可观的专门人才，广大的商业和金融网络，而且人口也稳步增长，到1500年，人口已经达到约7万人(40)。按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佛罗伦萨属于富裕之邦。
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经济状况可以说好坏参半。一方面，丝织业获得稳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毛纺织业进一步衰落。尽管15世纪末之前，呢绒制品仍然在佛罗伦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41)，但它的颓势已经十分明显，与丝织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商业也日益萎缩，由于受到英国、西班牙、法国的竞争，佛罗伦萨的海外市场不断缩小，许多佛罗伦萨的商人步履维艰。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处于停滞状态。
佛罗伦萨城市经济在14—15世纪的几经起伏，对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4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尽管他们与旧的封建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毕竟代表了新生产力发展方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城市生活也获得了充分发展，他们的价值观和心理状态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们要求新的思想体系出现，因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如彼得拉克打着“再生”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创立了符合市民阶级自身需要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宣扬人的高贵和自由、平等。正如西方学者詹金斯所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根据西塞罗、塞涅卡和李维的思想，创造出‘公民人文主义’理论。”(42)
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随着佛罗伦萨城市经济的起伏不定，再加上国外专制势力的入侵，人文主义者的忧患意识日益加深，他们对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前景十分担忧，他们关注现实生活，提出了市民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求公民要捍卫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宣称：“共和国不但习惯了自己家乡的自由，而且还要捍卫我们家园之外的自由。因此，我们为和平而战斗是实现一个长远目标所必需的，因为只有在和平环境之中，我们才能享有自由。”(43)
市民人文主义的核心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世俗伦理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萨留塔蒂（1331—1406），他把人文主义活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为社会服务”的口号。认为人文主义者不应呆在书斋中远离现实运动去研究学问，而应投身到现实生活中， 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为现实服务。他一生致力于人文主义为社会实践服务这一宗旨。西方学者说：“萨留塔蒂作为文书长的光辉生涯就证实了将修辞学与道德观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益于社会。”(44)
① 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分期，学术界尚有不同观点，西方学者格伦德勒主编的《文艺复兴百科全书》将文艺复兴时期定为1350—1650年，格伦德勒：《文艺复兴百科全书》（P.F.Gredler,Encyclopedia of the Renaissance）第5卷，纽约1999年版，第283页；西方学者黑尔主编的《托马斯与赫德森意大利文艺复兴辞典》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定为14世纪20年代至16世纪20—30年代，黑尔：《托马斯与赫德森意大利文艺复兴辞典》（J.R.Hale,The Thames and Hudson Dictiona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伦敦1997年版，第278页；西方史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分为：14世纪——初始期，15世纪——早期，16世纪——盛期，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笔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止时间大约是1320—1650年，其中，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大约是1320—1550年。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早期1320—1500年；晚期1500—1550年，如果细分，早期又可以分为初始期（1320—1370年）和发展期（1370—1500年）。
② 多伦（Alfred Doren）：《13和14世纪时期佛罗伦萨行会的发展与组织》（1897年）；萨波里（A.Sapori）：《皮鲁西家族账册》（1934年），《阿尔伯蒂家族账册》（1952年）；德·鲁维尔（De Roover）：《意大利历史档案》第107卷（1949年）。
③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朱龙华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页。
④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65页。
⑤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73页。
⑥ 德·鲁维尔：《从账册所见的佛罗伦萨阿尔伯蒂公司历史》，转引自赵文洪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卷》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⑦ 赵文洪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卷》上册，第398页。
⑧ “金佛罗琳”是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铸造的一种金币名称，1金佛罗琳（亦称：佛罗琳）含金量为3.536克，是中世纪时期欧洲通用货币。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货币单位分三级：镑、先令和迪纳尔。1镑相当于1佛罗琳。1镑＝20先令，1先令＝12迪纳尔，也就是说：1佛罗琳＝1镑＝20先令＝240迪纳尔。当时，佛罗伦萨市场上还流通银币。银币的货币单位也分为三级：里拉（镑）、索尔廸（先令）和迪纳尔（便士），1里拉（lire）＝20索尔廸（soldi）＝240迪纳尔（denari）。金币可按银币值进行折算，其兑换率在各时期有所不同，例如，1金佛罗琳在1300年可兑换47索尔廸银币；1400年则兑换77索尔廸银币；1500年则兑换140索尔廸银币。上述兑换率请参见，戈德斯韦特：《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R.A.Goldt hwaite,The Building of Renaissance Florence），巴尔的摩1980年版，第429—430页；莫尔霍：《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经济基础》（A.Molho,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纽约1969版，第20页。
⑨ 赵文洪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卷》上册，第403页。
⑩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74页。
(11)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75页。
(12) 莫尔霍：《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经济基础》，第19—20页。
(13)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4) 弗里克：《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C.C.Frick,Dressing Renaissance Florence），伦敦2002年版第97页。
(15)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313页。
(16) 戈德斯韦特：《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第436—438页。
(17)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18) 赫德尔：《意大利简史》（H.Hearder,Italy:A Short History），剑桥2001年版，第76页。
(19) 布莱克：《意大利早期近代史：社会史》（C.F.Black,Early Modern Italy:A Social History），伦敦2001年版，第21页。
(20) 莫尔霍：《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经济基础》，第19—20页。
(21) 布莱克：《意大利早期近代史：社会史》，第21页。
(22) 芬德伦：《意大利文艺复兴：基础读本》（P.Findlen,The Italian Renaissance:The Essential Reading），莫尔登2002年版，第101页。
(23) 黑尔：《托马斯与赫德森意大利文艺复兴辞典》，第129页。
(24) 格伦德勒：《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第2卷，第143页。
(25) 蒂托：《英国农村社会》（J.Z.Titow,English Rural Society），伦敦1969版，第90页。
(26) 芬德伦：《意大利文艺复兴：基础读本》，第8页。
(27) 特雷克斯勒：《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公众生活》（R.C.Trexler,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伦敦1991年版，第11页。
(28) 布莱克：《意大利早期近代史：社会史》，第22页。
(29)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1页。
(30) 莫尔霍：《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经济基础》，第156页。
(31) 格伦德勒：《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第2卷，第378页。
(32)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2页。
(33) 瘟疫曾在1347—1350，1360—1363，1371—1374，1381—1384，1388—1390，1398—1400等年份肆虐意大利。参见格伦德勒：《文艺复兴百科全书》第2卷，第142页。
(34)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3页。
(35) 1406年，佛罗伦萨兼并了比萨，从此佛罗伦萨共和国有了直接出海口。参见黑尔：《托马斯与赫德森意大利文艺复兴辞典》，第252页。
(36)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4—105页。
(37)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5—106页。
(38)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11页。
(39) 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07页。
(40) 布莱克：《意大利早期近代史：社会史》，第219页。
(41) 弗里克：《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服饰》，第96页。
(42) 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等译：《罗马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43) 巴伦：《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危机》（H.Baron,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28—29页。
(44) 诺尔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文化》（C.G.Nauert,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剑桥1995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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