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沽口炮台为中心的军事近代化考察 *
李正军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摘 要： 大沽口炮台的海防建设和四次大沽口战役，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从清政府对炮台战略重心的调整、战争决策的变化以及军队武备建制的重组等三个方面，折射出晚清中央政府在推进军事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观念、态度的变化及文化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 大沽口炮台；军事；近代化
大沽口炮台是晚清海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津门之屏障，又是扼守京津战略纵深的咽喉，具有重要的通道价值。1840年至190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四次入侵大沽口，中国军民殊死搏斗，在中国近代民族反侵略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大沽口炮台记录和承载了晚清巩固海防的实践和战略防御重心的调整、艰难曲折的战争决策以及仿效西法变革兵制等军事近代化的历程。
一、战略防御重心从陆上自卫到海上防御的调整
作为强势文明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1]284的华夷秩序观，即以中原地区为中央的地缘政治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国防战略上追求以和平主义为取向的国防理念，谋求居内驭外、中外平衡、以藩为屏、以夷制夷的国防构架。传统国防战略思想以“历代备边，多在西北”[2]1063为主导，防御范围局限在陆地。从大沽口炮台的修筑可以透射出晚清国防战略思想的曲折变化。
成矿热液沿断裂构造运移至物理化学场突变区，即压力骤减部位时高压热液产生爆腾，形成隐爆钠交代角砾岩，为后期铀的沉淀提供了良好的赋矿空间(图13)[13-14]。
鸦片战争以前，大沽口地区的军事重点是陆地，构筑炮台是为了打击反清力量或海盗，根本还谈不上海防观念。1816年，大沽口炮台开始建造，在海河河口南北两岸分别构筑一座炮台，并有官兵驻守。1826年，防务改由大名镇管辖。1832年，直隶总督琦善认为，天津沿海的自然条件就是天然海防，应该裁撤水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大沽海口仍然是旧炮台两座，且距水较远，炮位大半不堪使用，军备废弛。
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天朝上国”的崩溃，华夷秩序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主权意识萌启，海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840年8月11日，英旗舰“威里士厘”号首犯大沽口。10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请奏朝廷重新建筑大沽口炮台。至1841年7月，在南岸新建大炮台两座，北岸在原址上重建大炮台一座，共四座大炮台。在南北两岸新建土炮台12座、土垒13座，在南岸安置大小炮44门，北岸炮台安置大小炮16门，大沽的兵力约200人，临时驻守大沽的兵力3200余人，防守天津、大沽、北塘一带的兵力曾达到20000人。[3]821-823大沽地区实现了临海建造炮台的愿望，初步形成了以炮台为中心的一套军事防御体系。1850年5月29日，英军再犯大沽口，讷尔经额再次向朝廷提出加强大沽口地区海防，在原有炮台的基础上，从各地调兵遣将，以防敌人入侵。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大沽口地区的炮台建设基本没有变化。
清代早期的兵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下设汛。顺治年间，清廷在大沽地区设置了大沽营，营下分四汛，即葛沽讯、双港汛、海口汛、祁口汛，总兵力约440人。防守范围从大沽海口至双港之间。[16]3671802年，将大沽营游击裁撤，改设大沽协署，同时设协副将1人，辖左营都司1人，千总1人，把总3人。后略有裁撤，兵员较少。1840年，由于英法屡欲北犯大沽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上奏朝廷改变大沽军制，充实兵员和装备，后得到批准。[17]195-196，285-287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沽营升为大沽协，分左、右两营，兵力约1600人。
HPLC法同时测定蒙药达乌里芯芭中梓醇和益母草苷的含量 ……………………………………………… 包玉秋等（11）：1542
崇尚礼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和为贵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传统思想渗透到军事领域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然而，在强权面前，仁义道德换来的是主权的丧失，即便如此，传统军事文化在清政府的作战指导上仍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859年6月25日，英法以换约为由，第二次进攻大沽口。前线最高军事统帅僧格林沁始终站在主战派一边，立足于“摄以兵威”的政略，以战胜来求和的战争指导，周密部署、指挥得当，大沽军民英勇抗战，挫败了侵略者的进攻，取得了近代中国人民保卫海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继这次大捷之后，1860年8月1日，英法侵略者再次组织武装进攻。8月15日，因塘沽失守，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勿专以大沽为重，须择可靠大员代为防守(大沽)，该大臣应退保天津，以顾大局。”[12]11338月19日，咸丰帝命军机处拟出照会，允许1858年所定的五十六条，即照美国之例进京换约，本年二月所提四条，侯来京与派出之钦差大臣商办。[12]1134局部的失利，朝廷就开始准备妥协“求和”了。当英法两国提出要挟的条件时，咸丰皇帝战和不定。9月7日，皇帝给军机处刚下达决战的上谕，第二天，朝廷的主和大臣连续上奏，强调天津不能战、不能守，力主妥协投降。在大沽口万分危急之时，咸丰皇帝要求僧格林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13]3，129月11日，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咸丰皇帝连续发出两份决战上谕，都是一纸空文，军队没有真正去决战，民众更没有参加决战，最后北京陷落。在这种投降路线的指导下，最终换来的是咸丰皇帝仓皇逃奔热河，侵略者火烧圆明圆，恭亲王奕讠斤签订《北京条约》以求和局。“保全和局”的下场并没有完全唤醒清朝统治者。1900年6月15日黄昏，第四次大沽口战役打响，八国联军偷袭大沽口的军事行动才刚开始，水师统领叶祖硅闻讯丧胆，十几艘水师舰船竟一弹未发，就在旗舰“海客”号上挂起了投降的白旗。大沽失陷后， 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战争动员令,“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14]162-163然而，面对列强的威胁，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谕旨：“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5]945-946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二、战争决策在保全和局、战和不定及以战求和之间游移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国防体制已走向全面崩溃，基本上失去了保卫国家疆土的作用。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面对陆上和海上的安全形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国防战略。李鸿章认为，国防战略重点应从西部塞防转到东南海防，海口应该成为设防的重点。1871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他认为：“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无逾尊议之善。”[7]31531874年，李鸿章提出了以海口炮台为主的建设方针：“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2]10671871至1874年，李鸿章通过修复、加固大沽口炮台和北塘炮台，购买德国克虏伯大炮、英国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地阱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沽口炮台的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军事防御体系得到了加强。
1858年，英法联军麇集大沽口，津京受到直接威胁，清政府又将大沽协增至六营，并在协副将下设协标游击、协标都司、协标守备、千总、把总、外委以及额外外委各职官员。其中六营驻防情况为：大沽中右营驻防南岸中炮台，兵力310人；大沽前右营在南岸南炮台驻防，大沽后右营在南岸老炮台驻防，大沽中左营在北岸后炮台(石头缝炮台)驻防， 大沽前左营在北岸前炮台驻防，四处的兵力分别为309人;大沽后左营在北岸中炮台驻防，兵力208人。此时的大沽协署除统辖本标六营外，还兼辖葛沽和岐口二营。其建置和驻防情况为：葛沽营(1) 葛沽营驻新城，管精范围：东至邓部沽大桥，以大桥横道与大沽营分界；西至陈塘庄，以两岔口与天津城守营分界；南邀25里，以大桥横道与大沽营分界；北至海河中心与北塘营分界。 设守备1人，驻新城辖本营，并分防三汛——葛沽汛、双港汛、咸水沽汛，约1000人；岐口营(2) 岐口营，驻岐口庄，管辖范围：西至沧州，北至大沽，南至盐山，东临渤海。 设守备1人，驻岐口辖本营，并分防一汛——狼沱子汛，约400人。1858年，直隶总督瑞麟认为，建炮台布兵把守乃系消极的防堵措施，“惟有复设水师，方可捍卫”[4]1112。清政府接受了瑞麟的建议，从福建、广东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2艘，配带炮械，谙熟海上事宜的官员2名，精健水兵40名，水师兵增至3000名，每炮台分驻400名，在大沽成立水师营。1880年，出于海防需要，清政府责成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大沽筹建北洋水师。 1885年，将东西沽交界处的船坞扩建为甲、乙、丙、丁、戊、己六个坞。1884年7月创设了大沽水雷营。
新疆收复以后，陆上的威胁基本解除，海防的价值凸显。19世纪80年代，国防战略重心开始真正向海防要塞转移。在这一阶段，大沽海防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881年，李鸿章在大沽海口选购民地，建造船厂，北洋舰只驶进大沽基地。至1884年7月，仿照西法修筑炮台，在海河河口南岸筑大炮台4座、小炮台40座，配备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77门；北岸筑大炮台2座、平炮台6座，配备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100门，并调派‘镇中’、‘镇东’、‘镇西’、‘镇北’四炮船收入海口，与炮台相依护。北塘口南岸炮台2座、平炮台7座；北岸炮台1座、平炮台3座，配备各种口径大炮150余门，并调派‘镇南’、‘镇边’两炮船收入海口，与炮台相依护。另外在海河口配置船载炮台“蚊船”(英国)，布设水雷、电线等，以配合陆地炮台增强地面的防御能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炮台虽然失陷，但给八国联军以重创，以至于在《辛丑条约》中明确规定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口炮台。从大沽炮台的建设可以看出，随着近代国防观念由“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转变，清廷对国家主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
1858年6月，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大沽口地区的海防建设再度进入高潮。朝廷下令修复大沽口炮台，充实守卫兵力，并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专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1859年底，僧格林沁在南北岸炮台的原址上修建了5座炮台，在北岸炮台以北新建石缝炮台1座。炮台周围修筑堤墙，沿墙修盖土窖，密布炮门枪眼，堤外挖沟，置木栅，联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防止敌人登陆包抄。[4]1109-1110，112；[5]1177-1178，1119-1200作为大沽口的重要侧翼防地，“北塘炮台也进行了重新修建，以防英法联军从大沽以北驾船闯入”[6]220-221，227-228。僧格林沁通过改革大沽军制，调集京师、蒙古等处援军，在海河河道设置铁戗、铁链、木筏等拦河设施；加强临战训练，使本来不强的大沽清军，成为“精锐之师”，天津地区的清兵最后增加到30000人。1859年，在反击英法联军第二次入侵的战斗中，大沽口炮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赢得了防御战的胜利。1860年，列强第三次进攻大沽口，炮台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
从四次大沽口防卫战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面临战与和的选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先摇摆不定，尔后偏向于求“和”，为了“和”而不惜妥协忍让；如果求和不成，被逼无奈之时才会选择战，战则又重守轻攻，守又选择消极防守；清政府主和虽然原因各异，但深层次的因素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和”束缚了手脚，在“道德”与“暴力”的困境中不能自拔，最终只能以屈辱的“媾和”而告终。因此，要达成真正的“和”，必须要有“战”的实力作后盾，盲目求和，只能是委屈求全，丧权辱国。
三、武备建制由旧兵制向新兵制过渡
《傲慢与偏见》和《南方与北方》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英国社会思想变化的契机：工业革命给当时传统保守的英国社会带去了新思潮，帮助英国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并倡导实干精神，信仰自由和女权主义，使其成为19世纪的工业强国。
在清末四次大沽口防卫战中，战争决策深受以和为贵观念的限制和制约。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咸丰帝就主张“息事靖和”，对英法“以礼相接”，以“消弭衅端”，并规定了“息兵为要”的方针。[8]521，535。1858年4月，英法联军入侵大沽要塞，直隶总督谭廷襄请示朝廷：“若夷船抢入内河，可否即行攻击?”上谕说:“……嗣后仍当派员拦阻，彼若速开枪炮，彼先无礼，然后可以回击，不可先行用武，使其有所借口。”[9]1033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击大沽炮台，作为前线指挥官，谭廷襄两次上奏：“天津不能战，守仍宜让步片”，“现时不得已而仍行议抚，抚而有成，则畿辅可安，生灵可保，无碍大局，未始非一时救急之方。”[10]346-347从第一次战役来看，决战关头，最高决策层根本没有定论，谭廷襄执行“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11]337的投降主义方针，清政府最终以开放商埠、赔款等为代价求得了“和局”。
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光绪皇帝痛切感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18]517，朝廷决心仿效德国营制，对清军军制进行改革，将勇营制改为多兵种构架的“新建陆军制”(3) 新建陆军设有总部，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等，营制分左右两翼，翼下设步兵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 。大沽营的武备建制也由旧兵制开始向新兵制过渡，职官仍袭用旧制，设协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等，但兵员、装备按新制配备，特别是所用军器和各种军事设施，如大口径火炮、发电所、电信局、探照灯、水雷营等均接近西方近代化水平。这一时期，大沽营武备及职官驻防情况为：南岸大营盘：大炮台3座(“威”字、“镇”字、“海”字)，大小平炮台43座，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139尊，由清军将领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带领协标练兵1800名，水雷营雷兵、水勇208名驻守；南滩新营盘，有滨海平炮台13座，设大小后膛炮位8尊，周围营墙设大小前膛炮51尊，由开花炮队营驻守；北岸营盘：大炮台2座(“门”字、“高”字)，大小平炮台6座。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53尊，由记名总兵刘棋带两营兵员驻守；北岸石头缝营盘：大炮台1座，台洞各处安设大小前后膛炮43尊，由尽先副将史济源带领保定练军左营驻守。
大学教学要想达成提高学生基本素质，培养创新人才，实现大学生优质发展的目标，首先要求高校教师转变教学观与课程观，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把握教师教学观与课程观转变的趋向及其与高校课堂教学发展的关系。这对于大学教学改革的推进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大沽口炮台清军的兵制来看，已由过去的旧营制开始向新建陆军营制转变。为强化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适应战争的需要，营制只是进行了局部的、形式上的变化，还没有从根本上变革，营制并不健全，职官仍然沿用旧制。从武器的配备来看，突破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格局。一方面，洋务运动推动了大沽口炮台装备的近代化改造；另一方面，在“依照西法，编练新军”的大背景下，大沽口炮台军事防御的近代化水平得以提升，使之成为当时北洋地区渤海湾中的三大支撑点之一。不可否认，大沽口炮台清军兵制的改革对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利用SPSS22.0和Mocrosoft Excel 200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图解，数据处理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来表示。
结语
大沽口炮台的军事近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最终没能阻挡列强的入侵。随着列强的威逼，战略防御重心基本实现了转变，武备建制向近代化转型的趋势较为明显，战争决策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极深，观念转变较为肤浅，没有从“和”的困境中走出来。因此，清朝统治者只能以牺牲将士的性命来获取屈膝的机会，以牺牲国家的主权来求得统治阶级的苟安，四次大沽防卫战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历史借鉴。信息时代，国家安全受到多方面多领域的威胁，我们必须树立整体安全观，构建21世纪的信息国防；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的军事文化铸魂育人，深化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紧贴实战，聚集打赢。
参考文献：
[1]邓正来.王铁崖文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3.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四[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故宫博物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故宫博物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7]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8]故宫博物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章开沅.清通鉴(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张晓生.中国近代战策辑要[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11]齐思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12]戴逸等.清通(第3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13]故宫博物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朱奎扬.天津县志(卷十)[M].天津：天津图书馆出版，2011.
[17]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2.
[1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An Investigation of Military Modification Taking the Fort Dagukou as the Center
LI Zheng-jun
(Yuelu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12，China )
Abstract ：The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t Dagukou and the four battles around it could be taken as an epitome of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investigate from such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a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rategic emphasis of this Fort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variation of the war decis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y formation, this article reflects the ideology, attitud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litary modernization.
Keywords ：Fort Dagukou; military; 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K255；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 2019) 02-0155-04
*收稿日期： 2018-10-25
作者简介： 李正军(1971—)，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
责任编辑：吕 花
标签：大沽口炮台论文; 军事论文; 近代化论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