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主因论文,定量论文,中国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4）04-0299-04
一、对假说进行定量检验的起因
对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传统的解释是：1）三年的自然灾害；2）公社内部的管理不当以及外部的政策失误；3）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缺乏激励等为主要原因[1]。
林毅夫用经验资料逐个检验了此三种解释，认为上述解释不是造成农业危机的主因。林毅夫采用博弈论观点解释了这次农业危机，他认为农业生产的监督极为困难，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提供同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此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社员如果有进出自由，那么此合作社的性质为“重复博弈”；如果退出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在1958年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滑坡，由此造成这场农业危机[2]。
上述假说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3]。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其假说的两个方面：在对林毅夫假说的内部逻辑一致性方面，Dong和Dow（1993）在劳动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剖析了社员在没有退出权时劳动积极性更高的这一现象，并提出反常的政策是1959—1978年间农业生产绩效之所以不良的原因[4]；在对林毅夫实证资料的可信度和解释方面，Kung讨论了对劳动者的监督和退出成本问题，并对退出权发生时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5]。曹雷则认为，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农民所付出的劳动是在当时限定资源情况下的最优配置之一，不能是危机的主因，危机的主因应该是当时特定的制度和自然灾害综合影响的结果[6]。据笔者所知，到目前，还没有文献对林毅夫假说进行定量检验，本文拟采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定量检验林毅夫的假说。
二、对假说之研究方法的分析及检验思路
从林毅夫研究的方法看，他先定性地分析了传统解释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之处，否认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提出了将“一次性博弈”假说作为其解释农业危机的主因；采用唐宗明、文贯中等几位学者的数据以及经验权重，计算出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此验证其假说。
笔者认为，林毅夫按四个时期来考虑问题，并提出“文贯中的估计不会因批评者所提出的要素份额或加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缺乏有效的说服力。因为在几十年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演化中，各要素的权重采用经验值作为依据欠妥，有必要采用计量回归方法计算各因素的权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出各个要素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检验林毅夫的假说。
林毅夫认为，自然灾害不是农业危机的原因，在进行指数计算时无需考虑其影响。但是笔者则认为，如果实际情况是在某主要因素导致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其结果将变得极其复杂，并不能先验地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应予以定量检验。
由于林毅夫假设各要素权重之和为一，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故为保证比较口径的一致性，即可比性，本文首先采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出各生产要素弹性系数[7]，计算出相应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绘制生产率指数图，与林毅夫的指数图比较，以检验林毅夫假说是否具有科学性。然后，本文在上述生产函数中引入灾害变量，通过回归得出灾害变量在总要素中所占权重，计算出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进一步检验自然灾害对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断定其是否为重要影响成因。
三、不考虑自然灾害影响前提下的假说检验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仍采用林毅夫（见参考文献[2]、表1，数据略）的原始数据。对其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和比较，发现土地面积相对变化很小，故其变化量对总产值的影响极小。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时，援引参考文献[7]中的方法，将其生产要素均除以土地，Y代表单位土地上的农业总产值，L、C、I分别代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资本和流动投入因素。拟选择如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分析的数理形式。
Y＝AL[α]C[γ]I[λ]＋μ
式中：A为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其他因素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μ为随机误差项；上角标α、γ、λ分别为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α＋γ＋λ＝1代表规模报酬不变。
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应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的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已列出各项检验数据，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示在5％的置信区间上明显不为零。
表1 回归各生产要素权重
A
α γ λ
R[2]
D.W
1.030.260.540.20 0.83
1.35
（25.5[*]） （6.7[*]） （3.6[*]）
利用上述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下简称指数），与林毅夫的图形进行比较发现，各曲线在1952—1956年期间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52—1956年间，“资源所有制性质未变，农户有耕种自主权”[2]，生产率指数曲线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在合作化以前，在农户有耕种自主权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还有所提高，多数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曲线也显示出此种震荡上升趋势，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但从图1可以发现，从1956年开始，笔者计算的指数曲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按照表1中的权重：劳动为0.26，资本为0.54，流动投入为0.20），而林毅夫的指数曲线则呈上升趋势，二者在变化方向上出现差异。不仅如此，即使按林毅夫引用的Wiens（1982）（劳动为0.35，土地为0.36，资本为0.09，流动投入为0.20）的权重计算，该指数自1955年也开始下降。到1958年指数下降到0.96。对林毅夫的参考文献[2]、表2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人均农业产出和人均粮食产出在1956年达到顶峰，随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人均农业产出和粮食产出增长率，自1956年始，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充分说明，林毅夫在参考文献[1]中的指数曲线与其在参考文献[2]中引用数据的趋势自相矛盾，其指数曲线有问题。
图1 总要素生产率指数
经过对1952—1956年间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林毅夫指数曲线整体上升的原因是劳动因素权重过大所致。如果对劳动因素赋权更大，则到1958年的指数更高，这与其过分强调劳动因素对产出的影响有关。由此可见，即使是同一时期内采用不同权重，计算的生产率指数不相同，趋势也不同；而且，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权重，其趋势更为复杂。因此，林毅夫的关于“不同要素份额和方式引起不同估计，而从变化模式来看，其结果是相同的”看法是不确切的。他提出的在1958年以前，“重复博弈”时期农民劳动积极性高，生产率水平持续上升的假说是建立在不确切的经验权重和错误的指数图的基础上的。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回归计算出的各个因素的权重，重新画的曲线见图1，比较符合上述的经验事实。同时也说明早在1956年，而不是到1958年，生产率指数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不是林毅夫所认为的那样，迟至1958年才开始下降。在当时的农业体制转换阶段，农民劳动因素在农业总产出中的权重应该比资本的权重低。因此，自1956年起，在当时的集体化农作制度的约束下，生产率已经开始下降，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是下降趋势，劳动力因素不是危机的主因。劳动因素权重也不应该有像林毅夫采用的那样大的权重。1956年开始的集体化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国家干预下的农作制度和相应要素市场机制的关闭，造成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和谐和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并导致了1959—1961年总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四、考虑自然灾害影响前提下的假设检验
为验证自然灾害对总产值是否有影响，笔者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中，加入自然灾害变量（资料源于林毅夫参考文献[2]、表3，本文以1952年为100重新处理），重新进行回归估计和检验分析，以此检验林毅夫关于自然灾害问题的假说。
Y＝AL[α]C[γ]I[λ]M[ρ]＋μ
式中：M为自然灾害的影响；ρ为自然灾害的弹性系数，α＋γ＋λ＋ρ＝1代表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回归结果和各项检验指标见表2。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示在5％的置信区间上明显不为零。
表2 考虑自然灾害的各生产要素权重
Aα
γ λ
ρ R[2]D.W
1.07 0.09 0.710.30-0.100.962.20
（18.70[*]） （5.90[*]）
（3.20[*]） （1.60*）
将表2与表1对比发现，生产函数在加入灾害变量后，回归出的可决系数R[2]由原来的0.83增大到0.96，明显比不加灾害变量时的解释能力增强，可见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加入灾害变量后，资本和流动投入的权重加大，而劳动力的系数有所降低。这说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劳动力因素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减小；相反，资本和流动投入的影响加大，在农业总产出中扮演主要角色。
从表2中可见，自然灾害权重为-0.10，经过计算得出自然灾害所占总要素的加权比重较大（计算公式为灾害权重×相应时期灾害面积/加权总要素）。自然灾害在1959—1961年间，对总要素生产率指数影响比重较大（见表3），最大达到30％，因此，不容忽视。
考虑自然灾害影响后，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见图1），1952—1958年的生产率指数曲线呈波动地下降趋势，与林毅夫的总体上升趋势不同，说明自然灾害对总要素生产率指数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灾害加剧了生产率指数的下降。在1958年前，指数就开始下降，与我们的无灾害指数趋势基本相同。
表3 自然灾害在总要素中的比重 （％）
1952 19531954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 1963 196419651966
3.45 5.49 8.695.257.418.164.1516.93
25.53
30.34
20.80
22.3814.19
12.229.99
1959指数下降幅度最大，1961年下降到最低点，这与林毅夫否认自然灾害影响的假说相左，即其“当气候回到正常时，农业生产率应回复到坏天气以前的水平”的还原论观点有问题。当灾害发生后又有制约主要因素影响时，农业生产率仍然不会回到以前水平，而只会出现小幅反弹。“房漏偏逢连天雨”，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加剧了生产率的下降趋势。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土地受灾、农民挨饿的情况下，林毅夫对劳动因素采用较高的权重，同时又认为劳动积极性下降是矛盾的，缺乏现实说服力。同时，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具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耕种自主权，农业发展良好，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随着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实施，特有的农作制度，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户形成了束缚，同时又缺乏市场机制调节，致使农业生产关系受到破坏。强制集体化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干预，加上灾害影响，劳动力因素相对比资本要素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较低，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缺乏效率，造成了1959—1983年间总要素生产率低下；而1959—1961年间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影响，因而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