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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闵子
即闵子骞的补证
《春秋事语》共有十六章，其中有三章都有闵子辛的议论。张政先生以为：“闵子辛此人它书不见，疑即闵子骞。《说文》三篇上：‘，罪也，从干二，读若愆。’辛形近，愆骞音同。闵子骞名损，、愆和损义亦相应。”〔1 〕张先生以为愆音同，而愆又同于骞，故见于《春秋事语》的闵子辛即闵子骞。这样的推断，极为合理。现在还可找出其他的旁证来证实其说。
在东汉的画像石刻的榜题中有“敏子愆”，不过这一材料现在已很难见到。在罗振玉的《石交录》卷一中有记载〔2〕， 罗氏云：“河南省城之白沙镇，廿余年前出汉画像石题字凡十六榜，雕刻甚浅，然颇工致完好。”题记有下列几条：
1.偃师刑渠至孝 其父
2.此上人马皆食大仓 急如律令
3.減谷关东门
4.□□父身 墅王丁兰 木人为像
5.伯臾母 后母身 伯臾身
6.原谷亲父 孝孙原谷 原谷太父
7.敏子愆父 敏子愆 后母子御 子愆车马
榜题所记人物，有刑渠、丁兰、伯臾、原谷和敏子愆。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在东汉的石刻或壁画上常能见到。罗氏说榜题中“文多别字，刑渠即邢渠，減谷关即函谷关，墅王即野王，敏子愆即闵子骞。”他断言榜记用敏代替闵，用愆代替骞，显然是正确的。
有关闵子骞孝行的故事见于师觉授的《孝子传》〔3〕：
闵损字子骞，鲁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称。早失母，后母遇
之甚酷，损事之弥谨。损衣皆蒿枲为絮，其子则绵纩重厚。
父使损御，冬寒失辔，后母子御则不然，父怒诘之，损默然而已。
后视二子衣乃知其故……。
山东嘉祥汉武梁祠石刻题记中也有闵子骞故事。其文字榜题是：
子骞后母弟 子骞父 闵子骞与假母居 爱有偏移，子骞衣寒
，御车失捶〔4〕
题记简略，但和《孝子传》对照，看出两者所记为同一内容的故事，说的是闵子骞受后母虐待，冬天衣衫单薄，御车时连辔绳或马鞭也掌握不住。现通过《孝子传》和武梁祠画像题记，知道白沙石刻题记中的敏子愆确为闵子骞。
张政烺先生以为和愆、骞同音，今从白沙汉画像石题记中看到，汉人确有把骞写成愆者，证明了张先生所作推测的精确性。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题记中，有好几位孔门弟子的名字，其中就有闵子骞，三个字的写法和武梁祠榜题一样。武梁祠年代在东汉桓帝时，和林格尔汉墓的年代和其相近，则东汉晚期，闵子骞三字的写法较规范化，已不像以前可以用不同的同音字来书写了。
二 战国时的《春秋》学
《汉书·艺文志》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意，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这是说左氏为《春秋》作传的目的是，凭借具体的历史来阐明儒家的思想与观点，以避免空泛说经之弊。由于儒家对《春秋》的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及其后学致力于《春秋》者不乏其人。最有名者当为孔子门人的子夏。汉人谈到《公羊》一书的传授时，常和子夏联系在一起，如闵因《公羊序》云：“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5 〕又戴宏《春秋解疑论》：“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6〕以上所说，未必可信， 但反映出在汉人心目中子夏和《春秋》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古书中可找到子夏的有关言论，《国语·鲁语下》记“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一节，最后是：“子夏闻之曰：善哉！商闻之曰……。”子夏评说历史的言论不仅于此，在《韩非子》一书中也时常提到，如《外储说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后面韩非论齐田常、晏婴时又引子夏所说“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一类的话。战国时子夏论史的作品不少，所以韩非才能屡屡引用，当时或许有一部子夏的《春秋传》传世。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一再提到子夏，并说：“子夏言《春秋》重人”、“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可见子夏在治《春秋》这方面建树不小，不仅对战国时有影响，而且还延续到西汉，所以董氏对其大为称颂。
孔门弟子曾子，是治《春秋》的一大家。据刘向的《别录》，《左传》最初由左丘明传授给曾申，申又授吴起。这一说法可靠与否，现在还很难说。但董仲舒已将曾子对《春秋》的贡献有了肯定，《俞序》云：“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在《公羊》中提到鲁子其人，元郝经以为“鲁”可能是“曾”之讹〔7〕。郝说如属实， 则曾子有关《春秋》的言论被保存于《公羊》之中。
闵子骞是七十子之徒中的佼佼者，《孟子·公孙丑章上》说：“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即以为这三人在某些方面可和孔子相比，这是对闵子骞很高的评价。《孟子》又说他“善言德行”。由于《春秋事语》的发现，我们知道他还专长于《春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这三人都是孔子弟子。公肩子即公坚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公坚定。《说苑》中有公扈子。苏舆以为“扈”与“肩”形近，或许公扈子即公肩子〔8〕。从《说苑》所记来看，公肩子也是善言《春秋》者。 董仲舒把闵子骞和子贡、公坚子并列在一起，以为都是长于《春秋》者。但有关闵子骞的记载不见于传世的古籍，而董仲舒或许见过《春秋事语》或和其相似的古文献。
战国时儒家研治或评说《春秋》已成为一种风气。流传到后世的作品，以《左传》、《公羊》、《谷梁》为最著。还有铎椒、虞卿以及西汉人提到的邹氏和夹氏的《春秋》。《公》、《谷》二书中引用公羊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北宫子、女子、谷梁子、尸子，也都是诸子百家中擅长于《春秋》之学者。《汉书·古今人表》中有邹子、夹子、沈子、北宫子、尸子、公扈子等人，钱大昕以为这些人都是传《春秋》者。现在由于帛书的出土，知道战国时治《春秋》的各家，还应加上一个闵子骞。
重视《春秋》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到战国时尤为盛行。于是《春秋》之学形成起来并获得了发展，其特点是诸子学和史学的合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司马迁指明，战国诸子援史入子成为风气。诸子中以韩非为突出，他对《春秋》很熟悉，时加引用。如《备内》引《桃左春秋》，《外储说右上》、《奸劫弑臣》等都提到“春秋之记”。清沈钦韩指出：“然战国诸子又尝睹《春秋传》而成书，如韩非《奸劫弑臣篇》：“《春秋》之记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传》也。 ”〔9〕确实，韩非为了宣扬法家的专制王权，经常引用春秋时君权下替之例，以作为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这说明史学和子学的相互渗透，当时《春秋》之学的盛行，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状况也为汉代所继承下去，故《公羊》、《谷梁》一直是两汉时的显学。
三 《春秋事语》的结构特点
此书的性质和《左传》比较相似，以纪事为主。记事内容都属春秋到战国初的“正史”。但每章又都要引一段当时人或和当事人有关的人的议论。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一章引用士说的话，《吴伐越》一章引纪
的话，《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一章引医宁的话。或者是引用后人的话，如有三章都引用闵子骞所发表的议论。《左传》中这两种情况都有，如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不过师旷、史墨等人未必真有其人，很可能出于作者假讬，目的是借他们之口来阐明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春秋事语》或许也这样，如吴伐越记吴子余祭被杀一事，《左传》中并无人事先批评余祭缺乏警惕。《谷梁》传有一段作者的议论，其用意和《春秋事语》纪所说相似。则纪很像是作者所假讬，其余如士匽、医宁等人不见于他书，恐怕也有出于假讬的可能。
《春秋事语》和三传一样，不少章中都引用他人之议论。但在如何引用方面，各书并不一致，例如：
1.《左传》所引后人的议论，除孔子外，一概不署名，而用“君子曰”以表示之。《公》、《谷》则正相反，全书中“君子曰”仅一见，而多数是标明其姓氏，如称子沈子、子司马子。为了以示尊重，前面还加一个子。《春秋事语》作“闵子骞问之曰”，称姓名而不称子，和《公》、《谷》也不同。
2.三传引用他人之议论字数都不多，而《春秋事语》引闵子骞的议论长达100字左右。
3.《左传》引用别人的议论，内容有言“书法”者，也有论史者。。《公》、《谷》以论“书法”为主，《春秋事语》则以论史为主。
4.三传引用他人之议论大多置于一节之最后，起到对一件事作出结论性的作用。《国语》也如此。《春秋事语》可谓别具一格。每章先叙事情的发生及其发展，接着来一段议论，可以是当时人，如士说、医宁；也可以是后来的闵子骞。而最后则叙述事情的结果，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说蔡夫人因触怒桓公而“蔡嫁之”。接着“士说曰：蔡其亡乎”。下面是他对事态发展的分析。最后作者云：“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又如《宋荆战泓水之上章》，先说宋君不愿趁楚军未济而击之。下面是士匽为鲁君犒师，并发表“宋必败”的议论。最后，作者说：“战而宋人果大败。”引用闵子骞议论的三章，最后也都有事情结局的简述。
从以上的比较中，看出《春秋事语》一书结构、性质方面的特点。《公》、《谷》两书都致力于对“微言大义”的探讨和辩证，故宋人称其为经学，《左传》才是史学。《春秋事语》论史多从政治利害得失为着眼点，对一字之褒贬一类问题毫不涉及，所以它和《左传》相近，和《公》、《谷》则相差较远。
战国时《春秋》之学获得了很大发展，有关的作品想必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主要有所谓的《春秋》三传和《国语》。从这几种著作也能看出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荀子·劝学》云：“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看来侧重于讲《春秋》微言大义的风气很盛，《公》、《谷》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两书引用很多人的作品，表示当时属于这一学派的名家其阵容颇为强大。两书在西汉时成为今文经，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司马迁站在维护史学的立场上而对今文经的《春秋》之学展开了批评，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他指出今文经只知推求《春秋》之义，对于探究历史的终始、盛衰则置之不顾，因而他倾向于“古文”和《春秋》、《国语》。《春秋事语》不属于“儒者断其义”一类的作品，而且对讲述历史很注重前后因果关系，即所谓能“综其终始”者。在西汉时此书不会归入今文经《春秋》示范畴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此书的发现，使我们对战国史学的发展状况增添了更多的了解。
注释：
〔1〕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2〕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3〕《太平御览》卷413引。
〔4〕《汉武梁祠画像题榜字》，有正书局石印本。
〔5〕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卷一注引。
〔6〕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序注引。
〔7〕〔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俞序》注。
〔9〕沈钦韩《汉书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