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阎锡山论文,反蒋倒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晋阎与鲁韩、粤汪的倒张密谋
当时北方实力派中除阎锡山外，力量最强的是控制山东的韩复榘。韩是冯玉祥部属中最早投靠蒋介石的人。石友三反蒋之初，冯玉祥一度“使人挑拨韩复榘部曲”，令“韩极感不快”。（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马电》(1931年7月21日)，阎档，72/1005。）此时韩复榘对蒋、冯二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更亲近蒋介石，而疏远冯玉祥。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发觉蒋介石、张学良地位不保，感到有机可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但他虽有此野心，力量和资望都不够，因此联阎倒张，在韩看来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0月初，当宁粤双方和谈之时，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此时驻防晋南的宋哲元部也不愿再隶属于冯。为了自保，宋亦派人联络晋系，向阎锡山表示效忠：“宋军长以总座之意为意，以服从冯先生如服从总座。”（注：《太原刘陞静密寒电》(1931年10月14日)，阎档，21/1062。）
10月9日，贾景德有一电致阎锡山，颇能反映出此时北方军人的心态：“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派往伯常(韩复榘)的人已有来信，谓伯常对八字条约极端赞成，现正在商定中。”（注：《天津贾秘书长设密青二电》(1931年10月9日)，阎档，21/0327—0332。）随后，韩复榘即派代表柴东生同贾景德接洽，表示：“(一)双方合作认为确有必要；(二)汉卿前派万福麟去说，系联蒋的大联合，向方仅虚与委蛇。”柴还向贾询问：“晋将来可出兵多少？”，贾即“答以总在十万以上”。（注：《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二电》(1931年10月10日)，阎档，21/0346。）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韩复榘)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注：《复天津贾秘书长电》(1931年10月12日)，阎档，21/0333—4。）阎电文中所称的“青二蒸二”，分别是指9日、10日两天贾致阎的第二封电报，可惜笔者在“阎锡山档案”中并未查到这两封电报，无法得知“八字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电文中可以断定“八字条约”完全是针对张学良而言。
此时，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但双方存在的最大的矛盾，是“倒张”的目的虽“一致”，但晋、鲁都想以领袖自居，染指平、津。从贾景德致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颇能读出此时各自的苦恼：
与向方接头所最困难者，系彼甚愿当首领而又知其实力、声望不够。彼始终意在平、津而与大计划上确有冲突。第一层是否仅一军事领袖可满其欲？钧座是否可领导政治？第二层平、津问题当如何解决？如彼取平、津，子平固非打不可也。均请筹示。（注：《天津贾秘书长努密文二电》(1931年10月12日)，阎档，21/0365。）
“子平”即于学忠，此时尚在张学良阵营中，驻防平津。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阎锡山终归要比贾景德老练得多。10月15日，韩复榘派代表刘熙众赴晋谒阎，并表示：
一，从前向方与总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环境关系，请原谅。二，向方知总座对彼甚关心，并知山东事晋方确能尽力援助，向方甚感动。三，现在时局十分紧张，确有鲁、晋联络互保必要。四，声明向方自知实力、声望均不够，决不敢做首领。
阎回答道：
一，过去事余深知向方确有苦衷，请转向方放心；二，余为鲁、晋共存及北方大局关系，所以时时替向方设想；三，鲁、晋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访冯先生及宋、徐、杨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回来决定；四，军事首领，向方应以大局为重，毅然担任，否亦必须由向方另找一人担任。请向方万不要推诿，致误时机。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此种苦衷出自本心，请向方决勿客气。（注：《复天津贾秘书长删电》(1931年10月15日)，阎档，21/0373—5。）
当事情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阎锡山很明白如何处理其中的奥妙，绝不能把话说大、说尽，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而又不使事态失控。有时甚至有意布下一些迷阵，引诱对方首先行动。所以他才会有“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请向方决勿客气”等语。而且，阎在自己行动之前也绝不轻易得罪蒋、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粤方得知阎锡山曾有电指责张学良，“斥其放弃边防重责”，请求“将全文拍来通电”时（注：《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1336。），阎锡山当天复电表示：“通电事关系军食，前因明轩未归，故难决定。”（注：《复广州潘宜之乙密转汪先生西密叶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事实上是拒绝了粤方要求阎公开表态的请求。在“倒张”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是决不愿作为粤方反蒋筹码而贸然行动的，何况维持现状还可继续享受张学良接济的“军食”。
随着宁粤上海和谈的进行，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下野将成为现实。为此，晋阎、鲁韩对倒张一事更为积极。为此，阎锡山10月28日致电粤方表示：“以我之意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复维持不易，和议若僵，蒋似不能不顾虑及此也。”（注：《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西俭电》(1931年10月28日)，阎档，60/1492。）这是阎锡山首次向粤方暗示自己有意染指平津。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入京面商东北善后问题。（注：《蒋张协商善后》，《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此举一时引起各方的不安和猜疑。当时上海盛传“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注：《上海张至心救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95—1396。）。不过也有情报显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玉祥)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藉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因是蒋对粤方忽变强硬。”（注：《太原孙司令昌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97—8。）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均主张阎锡山应乘机收复平津。粤方的打算是借阎倒张，打击蒋的势力。而阎也同样需要得到粤方的支持，作为他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助力。此后，阎锡山主动加强同粤方的联系，特别是同一年前他在“扩大会议”上的合作者汪精卫之间往来频繁。期间，桂系更是从中积极穿针引线。
在此以前，阎锡山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记：10月16日，桂系驻粤代表潘宜之致电阎锡山，转达汪精卫的不满：阎“对汪公电多不复，纵复亦敷衍。然汪公对我公仍不以此介介。近来音信更稀，至为不解。本日再致我公一电，此可谓最后一电，如再不复，亦不欲多事也。”为此，潘宜之特意提醒阎：“不可不于细微处多加注意也。”（注：《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1336。）阎对潘的提醒深以为然，此后阎、汪间的联系明显增加，彼此电报往来频繁。当阎得知李宗仁送“精卫七万元”时，立即派人赠汪款五万元。（注：《天津贾秘书长国密宥电》(1931年10月26日)，阎档，21/0893。）事后贾景德报告：
思诚带交精卫之款，精卫谓数月以来正以未能助钧座解除困难抱歉于衷，若再受厚赐，益无以自解，嘱代陈钧座取消此议等语。野(贾景德)亲身送往，精卫尚在谦让，拟留若干，璧还若干。窥其意思系欲将其愧歉之意代达钧座，只要钧座再赐一电坚请收受，彼当不再谦让。（注：《上海贾秘书长现密元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21/1009。）
果不其然，四天后贾再电阎时即表示：“前送之款，彼再未谈。当算收受矣。”（注：《上海贾秘书长致一西子异一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阎档，60/1837—9。）此后，阎、汪之间联系密切。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双方决定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以示国民党的统一。和谈期间，蒋介石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成功地分化了粤方的团结，初步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注：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国内各政治派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
但他们间的矛盾仍是错综复杂。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而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在汪看来，虽已同蒋达成合作，但打击了亲蒋的张学良，就是削弱了蒋的有形力量，无形中可增强自己对蒋的发言权。同时，阎也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藉此削弱竞争对手韩复榘的势力扩张。此后，在倒张问题上，汪精卫极力鼓励阎锡山收复平津。阎的代表赵丕廉向汪表示：“推倒汉卿，阎先生与公意极同，惟利用外患做此事，诚虑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赵也向汪表达了阎的另一层顾虑：“叔均(指蒋介石)在大扬(河南)驻有重兵，而伯常亦垂涎侯马(北平)、湘浴(天津)，此举应审慎。”（注：《天津转上海明野支二电》(1931年11月4日)，阎档，21/0933—4，0941。）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注：《太原孔芸生致阎总座静密支亥电》(1931年11月4日)，阎档，60/1887；阎档，21/1163—6。）
针对韩复榘对晋阎的威胁，潘宜之电阎建议：“西北军似应有人统率，瑞伯久居津门，似应请其继续参加讨蒋。宜意请钧座及德公向粤中央推任为国府委员。”（注：《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歌电》(1931年11月5日)，阎档，12/1389。）瑞伯，即鹿钟麟，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号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钟麟来压制韩复榘。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拟先派人征求同意，得允许后，即照兄意办理。”（注：《复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麻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88。）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愿率军北上“保护国权”。蒋氏北上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猜疑。“据一般传说，蒋将赴平联张，先对付鲁韩，然后封锁晋军。”（注：《阳泉张维藩致天津宋哲元养电》(1931年11月22日)，阎档，49/0345。）20日，汪精卫致电阎锡山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
蒋决赴北平，弟料不出两项原因：(甲)抵抗日本，收得国人同情；(乙)奉张为内外所共弃，不能再维持，又恐奉张去后公及韩、冯乘机收复，故自往接统东北各军，不使地盘丧失。弟意今夏蒋出发剿共时，我等且宣言在此时间决不宣战。今蒋若抗日，更当表示一致对外。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委〕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注：《上海汪精卫先生救密哿电》(1931年11月20日)，阎档，12/1419。）
第二天，阎复电汪：“公料两点，弟意以为均有之，惟去张一层，恐其左右尚难甘心。蒋如北上抗日，自当表示一致对外，至北方地盘，平津咽喉，诚如尊论不可放弃。但须合作成功后始易参加也。”（注：《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共密马电》(1931年11月21日)，阎档，12/1418—9。）此时，阎锡山对逼张下野、收复平津，有了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定要通过统一政府予以合法名义。否则，国难当头，如果轻举妄动，很难获得国人的同情。
五、张学良处境岌岌可危
此时，张学良的处境相当危殆。他受到的压力不仅有全国民众对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实行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纷纷要求罢免张学良，有来自反蒋各派的公开挑战，还有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打击。同时，南京内部更有人为稳定蒋介石的统治，主张弃张保蒋。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看来，正是倒张的良机。
11月8日、10日，日军暗中勾结中国失意军人，连续在天津制造两次事变，拐走末代皇帝溥仪，并企图引起中日间更大的冲突。后因“计划不密，时间迫切，致归失败”（注：《上海贾秘书长图密铣电》(1931年11月16日)，阎档，21/1036。）。同时，日方还不断活动，极力怂恿阎锡山公开对抗张学良。阎的代表贾景德对利用日本势力倒张最为积极，建议阎尽快采取行动。以下几则贾致阎的电报，颇能反映出日本的阴谋和晋阎同各方联络的实情：
顷闻汉章(石友三)之便衣队齐(8日)晚已围攻津公安局，此事系土肥原从中主动，安福、旧直系军及北方自治救国会均在内，主要在倒张……有人力主须以钧座为重心，北方才不致纷乱，屡来商询。窃以此事颇难应付。可否在此事扩大以后，钧座藉维持华北为名，提兵出来镇慑，一方则密与日人说明免生误会。如此则赴绥(倒张)之目的既达，而亦不落勾结外人之嫌。（注：《上海煜如国密佳电》(1931年11月9日)，阎档，21/0994。）
湘浴(天津)蒸(10)日之动已系某(日)方与奉军直接开火，将来必要扩大，华北恐至糜烂。各方均盼我方联合各军先行赴绥(倒张)，然后再与某方开谈判，较为妥当。（注：《上海贾秘书长致现东现密元二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60/1826。）
赴绥(倒张)要着首在分化子志(汉卿)所部。比月以来各方虽多零星接头，子志所部亦确有解体可能。然而迄无成议者，一在无多数金钱，一在没有找着重心。伯常(向方)、季滋(汉章)如果北攻，子平(学忠)等必一死抵抗，可以断言。天民(吴佩孚)最推重之前内长孙丹林，系野(贾景德)旧识，与天民、子平均系蓬莱人，向有往来，现在上海。彼来系盼望北方团结成功者。欲请钧座与天民、伯常等暗结一救国同盟的极简单密约，只言攻守同盟，然后由天民令子平变更态度，一致赴绥(倒张)。据云天民前者衡州班师倒段，即系与南军订此密约收效者。现在为对外计，结此密约，尤为理直云云。可否照此进行乞速示。再野对孙言，如天民主挂五色旗，则断不可。（注：《上海贾秘书长致现西现密元三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60/1827。）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方内部也有人秘密酝酿倒张固蒋。据阎锡山得到的报告称：
张群昨(11月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张学良)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危答以公等上年共事很深，直接劝告较为有力。张答以我们去年系促令上船者，再令下船，话颇难说。又顾少川的亲信来言如果粤方能允推倒子志而令叔均(蒋介石)仍充主席，彼有法子能向叔均说云云。由此看叔均最近确想推倒子志固己位，而自己又不能径办，欲藉粤方要求为之耳。（注：《上海贾秘书长实密号二电》(1931年11月20日)，阎档，21/0392—7。）
晋阎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11月15日，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黄郛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亦主张“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注：《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而此时进入兰州的吴佩孚居然捏造假通电，以川、甘、青等省17将领名义电请起用吴佩孚，“反抗中央，倒张拥段”，于学忠也列名其中。（注：《西安杨虎城致汉口何成濬删未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49/1006。）张学良虽没有于学忠反叛的证据，但此等谣言一度引起东北军内部的恐慌。“闻副部对于学忠部似已加注意。奉军各旅长有联名电张请除部下南人四凶、北人四凶，实行清君侧。可见内部已有争怨。”（注：《天津林世则致梁冠英漾电》(1931年11月23日)，阎档，49/0348。）为此，贾景德又一次连电催促阎锡山尽快行动：
子志(张学良)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以现在情况说，更非叔均(蒋介石)同去不可，若再迁延，即党、政府亦在站不住的地位。各方极盼钧座急速举动，勉救大局，维持北方。愚见顶好以对日为名，俟得粤府任命，即部署军队作出动姿势，一面派人与子志交涉，作为助其对外亦可，彼如不愿，即请让开平津，让我军通过，一面暗与某方(日本)接洽。盖某方前曾表示过，如钧座肯出来，即骂他们几句，亦无不可。如此做去，既可慰全国人之望，兼可为将来的地步，不须实力，一纸电报即可了事。叔均已到穷途，我再迟疑，必失事机。望钧座断然行之。前奉钧示拟取沉静态度，野(贾景德)窃以为不可也。（注：《上海贾秘书长作密俭二电》(1931年11月28日)，阎档，21/0470—5。）
汉卿不走，某国必拿天津、北平。在某国手中收复断不如向汉卿手中收复为易，且将来条件上损失亦较小。（注：《上海贾秘书长救密艳二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76。）
对贾景德的激进作法，阎锡山始终不表赞同。29日，阎复电贾氏提醒道：“规复平津固系应有之事，而北方复杂情形尤应顾及。将来我方如办此事，必系由政府名义及命令办理。余意应俟北方准备就绪，再由政府发表进行为宜。”（注：《复上海贾秘书长艳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78。）
同日，贾景德同汪精卫会商北方时局，终于明白了阎锡山的沉着和稳健。贾电阎报告道：“今日与精卫熟商，精卫又顾虑到如果以抗日救国为名，蒋反利用此点将全盘重担推到我们身上，反为不利。研究结果拟将来主和后即主张我方收复平津……精卫又问阎先生有让平津与向方说，当答以前些时有此说，但向方如图平津恐学忠等尚有波折。彼亦深以为然。”（注：《上海贾秘书长作密艳五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85。）
同时，汪精卫还请阎锡山的代表张至心返晋，向阎详细转达他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阎明确了汪的想法后，复电称：
一，汉卿过去之责任极重，现在亦无振作之气势，非下野不可。如能自动下野，则尊意组织委员会处理河北政务，弟极赞同。彼如不愿下野，则除避免国人不同情外，当联合北方同志努力为之；二，蒋将来下野与不下野，似应以其真有合作救国之诚与否为断，如无诚意，固非下野不可，尊意用兵必不得国人同情。弟极以为然。（注：《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力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12/1422—3。）
12月14日，赵丕廉、贾景德联名电阎报告同粤方，特别是汪派会商今后图谋北方的计划：
我方此次做法明(赵丕廉)等以为只有盼望统一政府将就成立，钧座得以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即各方形成割据亦可听之。扩会旧人如理鸣、沐波、巨川等亦均系此意。群拟在一中全会上先提汉卿停职案。公博则拟俟部长发表后暂不就职，先赴北方一行，意在先将汉卿推倒，使钧座握住实权与精卫内外呼应。钧座可来电表示欢迎。又李石曾极欲拿北方实权，曾与子志谈拟约次辰在平一晤，并闻溥泉此次赴晋系受蒋命维持汉卿地位，先使钧座与彼谅解。此间诸人对石曾拿北方，拟极力反对。（注：《上海煜如芷青灰密寒二电》(1931年12月14日)，阎档，21/0605。）
阎锡山对赵丕廉等人的计划深以为然。15日，阎复电赵等表示：“所拟统一政府将就成立后，我方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所见极是”。（注：《复上海煜如芷青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21/0615。）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六、蒋介石拉汪保张
宁粤上海和谈达成的主要协议是由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以示彼此结束武装对峙，共御外侮。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在蒋介石主导下顺利闭幕。而11月18日召开的广州四全大会，因蒋介石的分化引起内讧。12月3日，脱离粤方的汪派代表在上海再召开了另一个四全大会。
尽管蒋介石成功地瓦解了粤方内部的团结，但粤方明确表示如蒋不下野，绝不入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宣布下野。
此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北方局势。就在蒋氏下野当天，李宗仁在上海向贾景德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不可。”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藉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注：《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阎档，21/0660。）同时，“据倭驻津要人消息，中国人民如能促蒋、张出洋，即可撤兵，依法了结善后。否则决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注：《天津解慎安四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阎档，12/1461。）为此，粤方代表入京前就曾秘密商定将来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步就是彻底解除张学良的职务。赵丕廉致电阎锡山报告：
子志(张学良)处现在情况之下，固无再留之理，但其实力应如何处置则系一问题。子异(汪精卫)前曾谈过将来拟由中央直辖，未免书生之论。明(赵丕廉)等拟设法运用，能由政府径令钧座接统固好，否则亦可用分化作法使之归我处。正与沐波(傅汝霖)等商酌进行。子志部下(保定军校)第五期军官甚多，与我方军官多有联络。此时似应令其分头秘密进行。至钧座将来名义以何者为好，此时亦应预筹。至将来接收东三省，明等以为如组织接收委员会，钧座亦可任此主干，以为将来布置华北之入手。（注：《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阎档，21/0626—0630。）
反蒋各派的积极倒张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张学良垮台将造成的危险。他当然宁愿要一向支持他的张学良，决不愿阎锡山、韩复榘等乘机在华北扩展势力。因此在他下野前积极布置保张。他首先以承认汪派在上海选举的10名中委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汪派放弃倒张活动。汪精卫随之改变了态度。同时，蒋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在蒋下野返乡前一日，他还特意召见东北军秘书长王树翰面授机宜。王树翰当天致电张学良报告称；
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并谓此际副司令切须持以镇定。政分会事，蒋云石曾来电，并布置积极。又对此举并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注：《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阎档，49/0915。）
有了蒋介石的明确支持，张学良的胆子顿时壮起来了。12月26日，他在北平宣布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共发表委员卅一人，华北各主席、各军长等俱有名。此外方本仁、李石曾、张继、熊希龄等均在内，并闻明日即成立北平军事整理会，委员人选大致张(学良)、于(学忠)等人。其作法无形中不啻与京成对峙。闻此皆李石曾等之主张也。”（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宥电》(1931年12月26日)，阎档，80/2045。）所谓“李石曾等之主张”，其实就是蒋介石的主张。
而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21日在南京举行。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人物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商议后电阎建议：“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永昌)谓以‘约同入京’措辞最为相宜。赵(戴文)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注：《太原曹世振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12/1452—3。）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全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致电，催促对方入京。先是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
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注：《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阎档，12/1472—3。）
随后，汪精卫自上海致电阎锡山表示：
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注：《上海汪先生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阎档，12/1486—7。）
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表示：“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注：《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阎档，12/1478。）同时，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注：《太原冯焕章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阎档，12/1481。）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并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渠在粤，对叔均(指蒋)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注：《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阎档，21/0660。）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都把话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
此后，阎锡山向四届一中全会提出《速检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案》，表露出他在军事上已跃跃欲试，准备扩展自己的行动范围。当全会讨论这一提案时，覃振首先表示：“一方面责成张学良，一方面密令阎锡山、冯玉祥协同商量办法，固守锦州。”（注：《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覃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支持借此恢复阎、冯军权，打击张学良的势力。此举立即引起宁粤双方的激烈争吵。首先出来反对阎锡山提案的就是商震，据赵丕廉会后向阎锡山报告称：
今日会中议钧座第一案，会中形势极为紧张。启予(商震)首先反对，谓军队是有系统的，军事须有准备。北方军队完全归子志(张学良)节制指挥，岂一空头中委相能统率等语。朱培德等和之。锦帆、理鸣、沐波、子良、协和、颂云诸人均系赞成者。
赵丕廉进一步分析道：“会中显分两派，而号称左派者则不发一言，显露联蒋状态，而尤以启予说话最为失态。”（注：《上海煜如芷青天密有电》(1931年12月25日)，阎档，21/0717。）汪派在得到蒋方承诺后，马上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对此，赵无奈地表示：
汪蒋结合，蒋拉张，汪拉孙(科)，看来对北方政局精神上无转变希望。顷晤顾(孟余)、陈(公博)，明(赵丕廉)询其对惩张办法有无准备，未能明确达复。明言蒋只合汪，而仍利用张，以制与汪接近之阎、冯，不使其地位开展，谁可作汪之后援者？且北方将领全体恶张，而蒋仍以北平政分会保全张及李石曾等势力，果如此，则阎、冯依然在被压迫中，岂不令北方将领对汪失意耶。顾乃竟出北方将领亦多愿与张合作之说。由此可见汪派对我们利害，已在所不顾矣。盖汪派为沪选十委希望南京协助成功，孙则愿任行政长。孙、汪皆有弱点，故对我方事务未肯力争。（注：《上海芷青天密祃电》(1931年12月22日)，阎档，21/0699—0704。）
赵丕廉等为此向阎锡山建议道：“为我方计自以设太原会为宜。”但汪派投蒋后，完全秉承蒋的意志，“公博主张拟在北方政委会内将钧座(指阎锡山)加入，精卫亦原有此主张。公博则主在过渡期内用一文人如李石曾等主席，将张地位降低，然后再图第二步办法，不主太原设会。”（注：《上海煜如芷青天密勘电》(1931年12月28日)，阎档，21/0738。）
四届一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央政制改革案》，改变了蒋介石在半年前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他的一切特权。改革案主旨是以责任内阁取代国府主席的特权，并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新一届行政院长。1932年元旦，新内阁宣誓就职。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汪精卫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向蒋氏屈服。（注：有关孙科内阁的情况可参阅拙著《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阎锡山看到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在西北尚有一定实力的马家军，以图自固。1月7日，马福祥曾有一电致其子马鸿逵称：
昨晤贾煜如(景德)，父极表联络好感，赞成百公(阎锡山)实业救国主张。西北事如百公意主持，惟有联蒋远冯之一法。贾甚以为然，云：百公对父意亦甚同情。伊将此请转陈百公。（注：《南京马福祥致许昌马鸿逵虞电》(1932年1月7日)，阎档，61/0150。）
1月初，因锦州失守，再次引起各方对张学良的不满。潘宜之致电阎锡山报告：“此间向中央建议如下：一，拟免张职，以明其丧师失地责任，如有困难或另调一闲职，去其实权；二，太原设政治分会，以公任主席，并予以军事名义，巩固国防，察、绥、晋三省属之。”（注：《广州潘宜之先生二密铣电》(1932年1月16日)，阎档，12/1517。）
同时，蒋介石也得到数则情报：一“谓胡汉民负气终不肯合作而胡派诸人则拉冯玉祥甚力”，一“谓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主张在京设军事委员会支配军事。又谓张学良拟欲辞职。”蒋深感此时去张对自己十分不利，思之曰：“学良可念。”（注：《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事略稿本》，蒋档。）于是，急电宋子文：“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请以此转汉卿、石曾。”（注：《蒋中正电宋子文旨在巩固张学良地位请其勿辞》(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7）
张学良得到蒋的进一步支持后，立即“在平与到平各将领极力亲密，惟暗中遴员分头与各方联络，仍妒阎、冯出山。”（注：《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阎档，12/1510。）
1月10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报告各方态度，曰：
昨焕章来谈，表示当此国难，万事应勾消，一致对外。又哲生来访谓：此次出任原系过渡性质，在诸元老指导之下，以济国难。现胡之不来已定，汪则表示以兄之行止为进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辞职。并请弟同来奉化，仅允先电请示。（注：《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档·革命文献·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卷。）
看到孙科终于肯低头，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后，蒋介石即约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决定同赴南京，从此正式确立了蒋汪合作的新局面。28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就在汪精卫上台的当天，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武力进攻上海。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坚决奋起抗击。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决定于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阎锡山等11人为委员。（注：1932年1月30、31日(南京)《中央日报》，均为第1张第4版。）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等7人为委员。（注：(南京)《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而阎锡山也于此前一日宣誓就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
自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的势力可谓元气大伤。他被迫首度离开自民国建立以来亲手创建的晋系地盘。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利用宁粤对峙的机会，成功地夺回了对山西的控制权。尽管吵吵嚷嚷、声势浩大的南北联合反蒋活动喧嚣一时，但终因各派系之间推三阻四而未果。此后蒋汪结合大势已成，汪精卫自然不愿继续支持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蒋介石虽一度下野，但再起已成定局。在北方，蒋更愿意选择同一向支持他的张学良合作，而决不愿看到反复无常的晋阎、鲁韩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因此，当张学良的脚跟暂时站稳后，阎锡山、韩复榘就不可能再有所行动。此后，在共赴国难声中，阎锡山获委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之职，得以重掌晋系军权。他的反蒋倒张活动告一段落。尽管此后阎锡山很难形成同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但在国民党权力重组后的联合政权中，他得以继续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始终牢牢控制着自己在山西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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