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兼评“克鲁格曼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格曼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4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之谜”[①]一文，对东亚特别是“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与时下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判断：（1）东亚无奇迹，迄今为止的东亚经济增长方式是原苏联式的“外延型”增长（E-xtensive Growth）；（2）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能持续的，一旦遇到要素投入的制约，会重蹈原苏联式经济衰退的覆辙。我们估且称之为“克鲁格曼判断”[②]。
“克鲁格曼判断”是近年来国际上关注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经济格局重心变化趋势的产物。这一判断受到东南亚地区政治家及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日本计划总署海外研究局局长内（Mitsuru T-aniuchi）曾在不同场合向克鲁格曼提出质疑。[③]也有不少学者赞同这种观点，如Alwyn Young[④]，Jong-I1.Kim和Lawrence J.Lau[⑤]均先后以各自的研究成果提出或支持这种判断。国内学者也开始注意这一判断。如樊纲曾在《经济学消息报》刊载连续文章，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⑥]
虽然这种判断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和西方学者的民族主义优越感，[⑦]但是，这种判断涉及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⑧]的总体判断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可否持续的问题，而且，这种判断的基调与我国当前强调的增长方式转变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这一判断值得我们重视。
本文拟参照“克鲁格曼判断”，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分析。基本观点是，“克鲁格曼判断”不适合中国，中国经济可能实现持续增长。但是，这一判断中的一些见解，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的启示。
“克鲁格曼判断”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逻辑推导过程得出来的。其大前提是：原苏联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Extensive Growth）是不能持续的；小前提是：亚洲“四小”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原苏联这种外延型增长方式的翻版；结论是：亚洲“四小”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也不可能持续。上述大前提可认为已成为共识。对于中国来说，上述小前提则值得推敲。笔者认为，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原苏联“外延型”方式的翻版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历史过程内含着诸多与前苏联经济增长过程有重大意义的差异。
长期以来，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而且在有关国际组织中，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50年代中期以后照搬照抄原苏联模式的结果。[⑨]笔者在考察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后，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中国国情以及国际冷战局面自主选择的结果，是内生于中国的，而不是从外部照搬照抄的。[⑩]这不仅体现在相对于前苏联来说，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前的经济实践经验有直接渊源，而且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早在这一体制与战略形成伊始就发现了许多与前苏联类似的问题，从1957年开始就进行了诸多改革和调整。林毅夫等也发现，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逻辑要求，[11]这也支持了作者的上述观点。这样，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虽然呈现出原苏联模式的类似之处；如强调重工业，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资源配置方式，强调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但也存在诸多不同于原苏联模式的地方，如在工业结构中轻工业始终占较大比重，非国有制工业占一定比重，比较强调用人力替代资本以及自由市场在局部范围内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等。
主要由于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因此有别于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也呈现出所谓的“两高两低”，即高积累、高速度、低消费、低效益的特征，但与传统苏联经济增长过程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克鲁格曼推断原苏联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的内在原因在于其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弹性低下，以及资本边际产出下降。[12]中国在这方面则有所不同。
笔者曾运用对数生产函数对中国1952—1992年间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贡献份额、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资本边际产出、劳动力边际产出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进行估算，发现，在这些指标方面，中国与前苏联存在着具有意义的差异。限于篇幅，有关模型推导与计算过程从略，在此仅将计算结果及其意义作如下分析。
首先，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替代弹性要高。1952年，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替代弹性很低，仅为0.2，到50年代末期增至0.5，然后逐渐缓慢增长，到90年代初期达到0.6。根据William Easterly和Stanley Fischer的计算，前苏联的资本与劳动力替代弹性为0.37。[13]M.Wei t-zman采用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0.403。[14]可见，尽管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替代弹性按国际标准衡量是较低的，但相对于前苏联来说，则明显高一些。
表（1）： 1950—1992年间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
年份中国
前苏联 香港新加坡
19550.170.43 ——
19600.200.30 0.29 —
19650.180.20 0.140.37
19700.210.13 0.240.40
19750.210.09 0.090.17
19800.220.00 0.240.17
19850.250.03 0.220.09
19900.25 0.12
19920.26
—
资料来源：前苏联资料来源于Easterly和Fischer,1994," The Soviet EconomicDecLine:Historical and Republican Data",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284,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World Bonk,April.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料来源于Alwyn Young,1994," A Tale of Two CitieS:Factor ADD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In BNER,M-acroeconomic Annual 1992,The MIT Press,中国的数据系作者计算结果。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是持续增长的。计算结果表明，在1952年—1992年间，除“大跃进”和“文革”两个时期以外，中国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是持续增长的，即由1952年的800元／每劳动者增长到1992年1700元／每劳动者，增长1倍以上。在这一时期，资本的边际产出也呈上升趋势，1970年以后，则呈现出相对稳定状态。1970年—1992年间，资本边际产出在0.2到0.26之间波动。这一弹性不仅与前苏联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可以与1960—1986年间的香港和1974—1989年间的新加坡媲美。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即资本对产出的弹性是增长的。1952年，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到1992年增长到60%。在改革以前的时期，每1%的资本投入增加可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到改革时期，每1%的资本投入增加，可带来0.5%的经济增长，可见，资本对产出的弹性逐渐增大。而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在前苏联，随着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弹性明显下降。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时期，都是稳定增长的。表（2）表明，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加速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52—1978年间均1.1个百分点加速到1979—1992年间年均2.3百分点。[15]与此相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由19%上升到26.6%，并超过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此相反，据G.Ofer计算，50、60年代、1970—1975年、1975—1980年和1980—1985年前苏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逐年下降，分别为1.6、1.5、0、－0.4和－0.5。[16]
表（2）： 1952—199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有关数据计算。
可见，相对于前苏联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经济在1952年—1992年间的增长过程具有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较高、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持续增长、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弹性逐渐加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呈加速提高趋势等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原苏联经济方式有重大不同。这些差异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质。这是因为，这些指标分别体现了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前苏联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的下降，最终难以为继，陷入衰退。这也正是“克鲁格曼判断”的基本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为什么会存在上述与前苏联相比而言的差异？除了前述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以外，还因为中国在工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的特点。克鲁格曼在解释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原因时，曾强调前苏联工业结构过于单一，即重工业比重过大和国有工业比重过大，以及人力资本特别是经营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下两个主要原因。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与前苏联不同的地方。首先，中国的工业结构较前苏联而言更为多元化。一方面，中国工业中轻工业始终占较大比重。在中国，50年代以来，除少数年份以外，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一般在45%左右，1981、1982年甚至超过50%。在工农业总产值结构中，轻工业的比重也是不断上升的，由1952年的27.8%上升到1992年的37.9%。另一方面，非国有制工业在工业中始终占有一定比重。到1978年，这一比重接近20%。改革以来，伴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制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日渐提高，到1992年，超过了50%。所有这些，与前苏联过份强调重工业以及国有制工业的单一工业结构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中国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有优于前苏联的地方。一方面，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时间短于前苏联，改革以前不同程度地在局部范围内存在自由市场，沿海地区在历史上曾有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改革开放后又引入了外国经营管理经验，所有这些，构成中国相对较高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本水平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上述工业结构的相对多元化以及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提供了经营管理方面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现实条件。80年代以来，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强大驱动力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源于农村特别是乡镇工业，源于沿海地区，也印证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前苏联虽然在科技方面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水平，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单一与经济体制的僵化，经营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中国在工业结构与经营管理人力资本水平方面与前苏联的差异，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诸多不同。正是这些差异与不同，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翻版”，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象克鲁格曼所预见的“苏联式经济衰退”，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可以持续增长的。
但是，应该认识到，上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并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毋需转换。相反，这些差异只是提供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如果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也是难以实现的。“克鲁格曼判断”带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要充分认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诸如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弹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方面优于前苏联，从而显示出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相对较强的支撑能力，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言，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水平却是低下的。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外延性的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相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基本特征也是“二高二低”，即高积累、高速度、低消费、低效益。在中国，这种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从国内来看，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日趋明显。[17]从国际上看，克鲁格曼指出的国际投资重点逐渐从东亚移向拉美的现象也的确是存在的，这可能制约中国利用外资的来源。
其次，“克鲁格曼判断”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紧迫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前苏联经济在80年代中期衰退的内在原因，在于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弊病经过长期积累，到80年代中期得以总爆发。而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得以发展，不在于前苏联没有认识到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而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其紧迫性。早在60年代初期，前苏联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未采取得力的措施，终于使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病人膏盲、无力回天的程度。中国实际上在1981年“十条建设方针”中已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到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前苏联经济衰退的历史会不会在中国重演，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积累到总爆发之前，采取得力措施，予以根治。
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的诸多变量。例如，在资本与劳动力收益率较高、资本和劳动力替代弹性较大的经济中，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带来较大的增长成果，这一点已为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果所证明。相反情况则为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经济衰退的证明。问题在于，由于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已正在日渐积累，由于资源约束的逐渐增强，加上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本身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的积极变化，也受到制约。这样，中国可能面临日趋不利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换句话说，越拖延时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越重，时滞越长，难度越大。
注释：
[①]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6(73,1994):p62—78.
[②]樊纲称之为“克鲁格曼质疑”，参见《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7月19日，26日，8月2日，9日。
[③]参见《亚洲华尔街日报》1995年10月9日。
[④]Alwyn Young,1992," A Tale of Two Cities:Factor CCumulationand Technical Chna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NBER,Macroecono-mics Aunual 1992,The MIT Press; 1994," 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 Grouth Experience",NBER Working Paper,No.4680,March.
[⑤]Jong—IL Kim 和 Lawrence J.Lau,1994," The Sources of Growthof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 (8 1994).
[⑥][⑦]同[②]
[⑧]“经济增长方式”迄今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所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泛指经济增长速度、结构、效益等经济增长过程中主要方面的关系总和及其基本格局。
[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薛暮桥，198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保罗·格雷戈里等，1987，《比较经济体制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World Bank,China: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Washingtom,D.G.:The World Bank,1993.
[⑩]参见拙文，1991，《探索、结合、超越》，河南人民出版社。
[11]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上海三联书店。
[12]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解释前苏联的经济衰退，参见张军和韩贤旺：“苏联经济增长方式：来自经济计量研究文献的综述”，《经济研究》1996年8期。
[13]William Easterly和Stanley Fischer,1994," The Soviet EconomicDecline Historical and Republican Dat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Mo.1284,Policy Research Depar Tment,World Band,April.
[14]M.Weitzman,1970," Soviet Postwer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Labour Substit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60) 5:p676—92
[15]王珺运用宏观景气性波动涵数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绩效，得到1980—1992年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58%，这也与本文估计大致吻合。参见王珺：“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8期。
[16]G.Ofer,1987," Soviet Economic Growth:1928",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Dec.25(4):1767—1833.
[17]这方面的具体分析请参见余天心等：“关于经济增长基础要素的国际比较与分析”，《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1月12日，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