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地理学论文,因果论文,新经济论文,选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73-07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东部地区继续高奏凯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区”;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这种滞后不仅指增速的相对滞后,更严重的是实际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提升的绝对滞后。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受到决策层的关注,中央1995年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时,就已经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1999)、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中部崛起(2005)、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6)、成渝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武汉和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等协调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
一、目前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不足
学术界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原因的探讨甚多。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在于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导致的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①、中西部地区存在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②;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可流动要素大量向东部转移③④⑤、吸引中西部资金到东部的“虹吸效应”⑥ 等。不同的观点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也有不同的主张。一些研究主张,各地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采取措施使得各地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化程度相同,消除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⑦;一些观点主张,扩大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⑧,国家通过立法确定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专业化的区域发展机构⑨,通过转移支付、政府投资、税收优惠等机制调节区域资源配置⑩,调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改革税收制度(11);还有一些观点主张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是区域一体化,推动区域一体化依靠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和加快这一进程(12),通过对进取性投资进行补贴、对保护性投资进行征税以及加强地方政府间合作等途径实现协调发展(13),区域协调发展有赖于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14)。
上述这些主张都富有见地,不过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目前的区域经济研究大都以新古典的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为基本出发点,但这种分析框架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根据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资本富有地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低而资本稀缺地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因此,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则资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趋同。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随着市场开放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资本、劳动力等可流动要素会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而不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要解释现实中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向,必须跳出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分析框架。
第二,任何经济现象都存在于时空中,但主流经济学只考虑时间维度而没有考虑空间维度,空间维度的缺失将导致许多经济现象的分析缺乏基本的理论依据。任何经济现象都是随时间变化的连续过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世界是连续而平滑的世界。但现实世界并非是新古典描述的那种平滑而连续的世界,现实世界是由具有不同市场规模的块状区域所组成的块状世界,因为市场规模不同,不同块状体之间必然存在吸引可流动要素方面的差异,这种吸引能力的差异常常表现为一种聚集力,现实世界是包含聚集力的世界。在这种聚集力作用下,现实中许多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是不连续的,是会发生突变的。因此,在包含聚集力的世界中,各种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与连续平滑的世界中的变化过程完全不同。在这种非均衡力的作用下,可流动要素会向聚集力较大地区聚集,则将形成不断强化聚集力较大地区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最终导致区域经济差异。
第三,可流动要素转移遵循回报率规律而非梯度规律。许多人认为,可流动要素的转移是一种“梯度转移”,即可流动要素先向发达地区集中、后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过程(高梯度地区为发达地区,低梯度地区为欠发达地区)。可流动要素的转移现象是现实中经常观察到的现象,但它们在现实中的转移过程(市场力作用下而非政府干预下)并非遵循“梯度转移”规律而遵循“高回报率”或“低成本”规律,而现实中的高回报率地区或低成本地区并非是低梯度的欠发达地区。
第四,许多研究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其实,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区域协调发展强调的是人的区际公平。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选项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促进可流动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种配置效率的提高对改善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有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效率的提高能否改善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区居民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意愿,因为福利水平的改进是通过居民消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而实现的。而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消费意愿的强度又取决于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如果边缘区或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很低,进而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意愿很弱,就无法购买所需的工业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也无法改善福利水平。其实,能够享用较多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地区是发达地区而不是欠发达地区。因此,除非中央政府采取某种强制性的措施把大量的经济剩余从发达地区转移给欠发达地区,否则区域一体化难以实现人的区际公平,因为它的选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人的区际公平。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
要解释现实中各种要素的流向,必须跳出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分析框架。而新经济地理学则采用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如果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每个企业专注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产品的生产,因而,每个企业成了该产品生产领域的专业化企业,从而也成了该产品生产领域的垄断企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就是说,规模经济必然促使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但如果贸易成本很高,因而在专业化生产基地集中生产并且运到其他市场区消费时的成本超出分别在其他市场区生产该产品并在当地消费时的成本,则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此时可能出现分割的两个或多个市场,即各消费地分别生产、分别供应各自的市场。如果贸易成本很低,因而在某区位集中生产并运到其他市场区的成本低于在其他市场区分别生产该产品并在当地消费时的成本,那么在某区位集中生产并供给其他市场区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也就可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也就是,贸易成本很高时,市场是相互分割的,此时生产活动和人口也是分散分布的,此时的区域结构为对称结构;贸易成本很低时,将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即在某一中心区位集中生产并向各市场区提供商品和服务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各种生产活动将高度集中在该中心区位,该中心区位也就成了该区域的中心城市或核心区,此时的区域结构为核心一边缘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区域结构的演变,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经济活动聚集的现象而形成经济活动的非均衡分布?
根据鲍德温(Baldwin,2003)(15) 的研究,理解区域结构演化过程的关键是,当贸易成本降低到某一临界值时,劳动力和企业必然向某一区域聚集,而这种聚集过程一旦开始,它将自行维持并不断自我强化,直到一个区域拥有所有工业劳动力和企业成为核心区,而另一个区域失去工业劳动力和企业沦为边缘区为止。这种聚集过程取决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两种效应相互作用产生的机制。“市场接近效应”也称“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厂商在选择生产区位时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而且由于生产区位接近市场区,还能节省贸易成本,因此,“市场接近效应”必然产生吸引厂商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集中的力量,也就是聚集力。“生活成本效应”也称“价格指数效应”,是指厂商的大量聚集会降低生活成本,因为在厂商聚集区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而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从外地输入商品要支付贸易成本而本地生产的商品不用支付贸易成本,因此本地生产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较多意味着厂商聚集区的商品相对便宜,也就是商品价格指数较低因而生活成本较低,“生活成本效应”也必然产生吸引劳动力和厂商向厂商聚集区转移的力量,也就是聚集力。“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产生的聚集力,本质上来源于大规模生产和节约贸易成本的经济性。由于存在“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对于仅有市场规模不等的两个区域的经济而言,可能出现劳动力和企业(或资本)的转移行为,一旦发生劳动力和企业的转移,则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的差异,形成一种循环累积因果链。先考虑初始两个区域对称的情况,即两个区域各占一半的资源禀赋,此时的均衡称为对称均衡。但假设发生了我们无法预测的某种偶然事件,结果初始的对称均衡遭到破坏,某一区域的劳动力数量多于另一个区域,即发生了劳动力的转移,哪怕只有一个劳动力从一个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区域,都将导致劳动力流入区域的消费需求以及市场规模变大,而劳动力损失区域的消费需求以及市场规模则相应变小,因为劳动力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此时,如果“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足够大,那么,上述劳动力转移就会进一步刺激劳动力向劳动力较多区域转移,这将形成循环累积过程,迁入使得劳动力较多区域的劳动力进一步增多,劳动力的增加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又提高了实际收入水平,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导致更多劳动力的流入。如果没有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力量,那么这种转移过程将持续进行下去并不断得到加强,直到劳动力不再流动为止。这样,劳动力大量流入地区成为核心区,劳动力大量流出地区成为边缘区,新的均衡出现了,此时的均衡与初始时的对称均衡完全不同,我们称它为核心一边缘均衡。当然,也存在分散力,即抑制聚集的力量。当厂商高度聚集在某一区位时,厂商之间争夺消费者的市场竞争将趋于激烈,这种竞争会降低厂商的盈利能力,因此,厂商选择生产区位时会考虑竞争者数量因素,倾向于选择厂商较少的区域,这种效应成为“市场拥挤效应”,也称“本地竞争效应”。“市场拥挤效应”的强度,取决于贸易成本、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城市的拥挤成本或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等因素也影响“市场拥挤效应”。
根据上述讨论,当贸易成本下降或规模收益递增进一步得到加强时,将发生产业聚集和城市化过程,且原有的对称结构会向核心—边缘结构转变。这种贸易成本的下降导致产业聚集和城市化过程的结论,对那些开始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对那些降低贸易成本的措施的研究具有直接的意义。同时,这种结论也解释了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迅速发展、大都市大量涌现以及乡村人口大量减少等现象,在整个20世纪,不仅狭义的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呈持续下降,广义的贸易成本(例如搜寻成本、交流成本)也大幅度下降,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全球城市化的迅猛发展。
三、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和区域经济的块状特征
现实世界各块状体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均衡力,这种非均衡力是由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相联系的三种力量所决定的,它常表现为一种聚集力。由于这种聚集力的存在,各种经济活动尽可能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将选择区内市场开放度较大区域,区内市场开放度较大意味着可以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当区域间市场开放程度很大时,生产区位不稳定,此时如果区域间贸易成本较小,则经济活动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转移。可以看出,聚集力的大小决定可流动要素的转移方向和强度,而可流动要素的持续转移会不断强化要素流入地区的优势,因而会形成不断积累强势地区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由于这种不断积累强势地区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的存在,初始资源禀赋对称的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会出现经济活动空间差异,并最终分化成核心区和边缘区、城市区域和乡村区域、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等等。这种主张强调,循环累积因果链条件下各种要素的流入和流出、生产要素聚集或分散下的产业总量规模的变化决定区域发展差距,这是形成区域发展差异的核心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内生力量导致经济活动的区域差异,也就是说,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初始对称区域最终演变成非对称区域。根据新古典理论,如果提高市场开放度,则初始的区域非对称逐渐走向区域的对称:但现实经济表明,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增强要素流动性,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进一步加剧初始的差异,而不是缩小初始的差异,并且最终导致产业分布的空间差异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由于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链,外生力量消失以后,这种不断强化强势地区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仍会持续,这意味着这种非对称过程是内生过程。这种主张强调了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内生机制以及这种内生机制是如何扩大区域差异的问题,这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基本切入点。
提高市场开放度,初期劳动力和生产区位可能不会立即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就会启动循环累积过程,可流动要素加速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转移,这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某一特定时点上,经济聚集趋势会突然加速。对区域经济增长而言,与对称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均衡增长模式,与非对称结构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模式为非均衡增长模式,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某一特定时点上,经济聚集趋势的突然加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着质的变化,即由均衡增长方式突变为非均衡增长方式。因此,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要把握在何种情况下发生这种质变以及何种因素触发这种质变的问题。这种主张强调,在包含聚集力的块状世界中研究经济现象时,不仅要把握资本、劳动力等“惯常”要素的影响,还要把握“非惯常”要素及其作用机理,这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的着眼点之一。
在现实世界中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时,对区位粘性(即路径依赖)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如果历史上选择了某种增长方式,那么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经济活动已经适应了这种增长方式,此时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被锁定,这种特性称为区位粘性。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当经济发展路径被锁定时,该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很难改变这种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需要很强的外生冲击,也就是说,当处于路径依赖这种稳定均衡状态时,政策的边际变动或短期的修补性政策是无法改变现有的状态的,需要力度很大且持续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要研究不同经济政策的力度问题,有些需要力度很大的政策而有些只需要“边际调整”。这种主张强调,在包含聚集力的块状世界中研究经济现象时,不仅要研究“惯常”性的经济政策,还要研究“非惯常”性经济政策及其力度问题,这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另一个着眼点。
当人们的预期或偏好发生变化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或偏好选择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当人们选择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时,常采取从众的方法,即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生产方式是最好的生产方式,因而,也就选择此种生产方式,如果张三选择某种生产方式,李四也跟着选择此种生产方式,依次类推,最终把原有的生产方式推向另一种生产方式。此时,张三进行了一次生产方式的试验,同时也给出了一种示范效应。上述生产方式试验和示范效应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主张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选择某种产业或一些企业作为主导产业或重点发展的企业(示范作用),并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试验),这也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着眼点之一。
可流动要素选择区位时一般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区域,因为在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聚集着大量的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聚集能够带来聚集租金。可以看出,可流动要素对区位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性主要以“聚集租金”为主要目标。这意味着,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产业聚集带来的聚集租金应予以充分的关注,因为存在聚集租金时,市场力作用下的产业配置进一步扩大区域差异。这种主张强调,尽管市场配置资源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它会扩大区域差异而不会缩小区域差异,因而,此时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这种有效干预不是指人为的区域壁垒或强制性分散,而是指区域之间的“政策梯度”,这是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的切入点。
总之,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于新古典所描述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包含聚集力的世界。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我们可以正确地把握住区域经济的本质以及形成区域差距的基本机制,也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我们可以提出符合现实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选项。
四、“适度的梯度政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
现实世界是块状世界,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在这种不同块状体之间,由于市场规模的不同(这种市场规模是由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所决定),存在吸引力的差异,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吸引力大于市场规模较小区域的吸引力。因此,一般来讲,市场规模较大区域常常吸引可流动要素而市场规模较小区域常常损失可流动要素,而区域之间一旦形成这种可流动要素的得失过程,市场规模较大区域就会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而市场规模较小区域会不断失去自身的优势,这一种循环累积过程会导致市场规模较大区域最终成为该经济体的核心区而市场规模较小区域最终沦落为边缘区。但在地区间不同吸引力下可流动要素能否发生转移,则取决于区域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或一体化程度;如果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低,则各种生产要素不能转移;如果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高,则可流动要素迅速转移。区域一体化程度是由经济系统总体的政策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政策环境是由产业政策、人力资本政策、土地政策、资源政策、财政政策等多种政策综合所决定的;如果不同区域之间所实行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区域一体化程度很高;如果不同区域的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区域一体化程度很低。
如果区域市场规模差异较大且区域一体化程度很高,那么各种可流动生产要素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聚集,也就是劳动力和企业大量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集中,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产业份额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较小区域的产业份额进一步萎缩。如果我们假设核心区和边缘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等(一般来讲,市场规模较大因而产业份额较大区域的人均工资水平总是高于产业份额较小区域的人均工资水平),那么边缘区所分得的国民收入只有工资收入,而核心区不仅分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因为核心区的工业劳动力多于边缘区),还分得资本收入,这说明国民收入的区域分配取决于区域产业份额,产业份额越大,则分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也就越大。如果经济系统内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相同,那么产业份额较大区域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高于产业份额较小区域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这就形成了区域发展水平差异。
如果一体化程度很高因而可流动要素大量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则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率。提高可流动要素的聚集度,进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能否提高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所导致的边缘区居民收入水平变动情况和边缘区产业份额萎缩所导致的边缘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前者为正向的动态变动,后者为负向的静态变动;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提高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降低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边缘区居民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区居民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支付意愿,因为通过工业品和公共服务消费才能享受经济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福利改进;如果边缘区居民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意愿较强,因而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份额较大,则动态的福利提升大于静态的福利损失,整体效率的提高会改善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家电下乡活动就是刺激乡村居民扩大对工业品支出份额的过程,因而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如果边缘区居民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意愿较弱,则静态的福利损失大于动态的福利提升,整体效率的提高无法改善边缘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一般来讲,工业品和公共服务消费意愿较强的地区也就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业品和公共服务消费意愿较弱的地区也就是欠发达地区。这意味着,对工业品和公共服务消费意愿较弱的欠发达地区居民而言,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无法改善福利水平。要注意的是,区域间贸易成本接近于零因而区域间不存在任何贸易摩擦时,区位对经济活动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极高时,就可以实现区域趋同因而也不存在区域差异,但这些只具有理论意义。因此,区域一体化战略的主导思想为整体效率而不是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块状经济,区域间存在一种非均衡力,在这种非均衡力作用下,可流动要素大量向聚集力较大区域聚集并放大该区域的市场规模,这就形成了不断强化该区域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这对聚集力较弱的区域来讲就形成了不断损失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累积过程。同时,国民收入的区域分配取决于产业份额的区域分布,产业份额的区域分布越不均衡,则国民收入地区分配也越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就越大。这样,在不断强化聚集力较大区域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作用下,欠发达地区的可流动要素不断流向发达地区,而可流动要素的聚集会扩大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进而就扩大发达地区所分得的收入份额,这就形成了不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因此,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这种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形成与否,与区域间开放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可流动要素的转移能力就越强,越容易形成不断积累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因此,要打破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发展差距的机制,就必须适度降低区域一体化程度。而区域一体化程度是由区域总体政策环境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之间各种政策的一致程度越高,则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就越高;不同区域之间各种政策的差异化程度越大,则区域一体化程度就越低。因此,要适度降低区域一体化程度,则区域之间就应存在一定的“政策梯度”,也就是实行差别化政策而不应实行一体化政策。
综上所述,推动可流动要素不断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不断强化聚集力较大区域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是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核心所在。因此,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则必须打破这种不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而要打破这种机制,则必须适度降低区域之间的开放度。这就要求,区域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梯度”,因为区域之间政策的一致程度决定市场开放度的大小。只有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设立一定的“政策梯度”,在欠发达地区实行有别于发达地区的政策,才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选项。这种差别化政策,包括东西部有别的产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土地政策、资源政策、财政政策等等。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的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的块状特征,进而得出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的结论。
注释:
①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载《经济研究》,2003(3)。
②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载《经济研究》,2000(10)。
③ 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载《管理世界》,2004(4)。
④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载《经济研究》,2006(4)。
⑤ 林理升、王晔倩:《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载《经济研究》,2006(3)。
⑥ 巴曙松、刘孝红、牛播坤:《金融转型期中国区域资本配置差异及其形成》,载《国际贸易》,2006(11)。
⑦ 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载《经济研究》,2004(7)。
⑧ 魏杰:《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协调》,载《经济研究参考》,2003(79)。
⑨ 李颖、陈银生:《区际差距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载《经济体制改革》,2004(3)。
⑩ 郭时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载《财会研究》,2004(3)。
(11) 史桂芬:《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的对策》,载《经济研究参考》,2007(54)。
(12) 杨保军:《区域协调发展析论》,载《城市规划》,2004(5)。
(13) 谢晓波:《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博弈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4)。
(14) 陈栋生:《论构建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载《当代财经》,2008(3)。
(15) Baldwin,R.et al,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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