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日韩经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中日韩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日韩不仅是东北亚的三个核心国家，也是亚洲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发展前景较好的国家，中日韩携手合作，将有力地推动亚太地区和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
地处东北亚的日本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GDP 相当于世界GDP的19.2%和亚洲GDP的70%。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在亚洲第一个创造了奇迹。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1997年和1998年还出现连续2年的经济负增长，但预期经过二三年的调整， 在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仍将保持年均2.5～3 %的增长速度， 并且至少在2025年以前能维持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居亚洲第二、世界第七（如包括香港，则居世界第五）。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强劲，在过去20年保持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1998 年虽遭东亚金融危机和严重水灾的双重袭击，预计仍能保持预定的8%的增长率，1999 年增长率还有可能上升到8.6%。进入21世纪以后，在开头20年内估计仍能保持6～8 %的较高增长率，从而保证GDP在头10年翻一番， 第二个十年再翻一番（即到2020年GDP相当于2000年的4倍）。一些国际机构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GDP，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GDP总值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这确实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本人并不赞同。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到2025年可能接近或赶上日本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大国，确确实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作为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韩国在60～80年代经济迅速增长，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组成部分。 韩国的经济实力已居亚洲第三、 世界第十一位，人均产值达1万美元，并于1996年被OECD吸收为新成员。 尽管1997年以来韩国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1998年经济将出现7 %的负增长，但现在经过积极的治理调整，经济已出现某些好转迹象，1999年可能止跌回升，成为这场金融危机受灾国中第一个开始复苏的国家。韩国的经济基础较好，如调整得法，在进入21世纪以后，应有可能恢复正常的增长，实现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实力地位及面向21世纪的发展势头，决定了它们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三国携手合作必将有力地促进亚太地区和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
二、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层次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互补性较强，通过互利的合作，将出现“三赢”局面。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三国中产业结构层次最高，并正进一步发展其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多用途媒体和医药等高技术产业。日本虽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但自然资源贫乏，劳动力成本高，国内市场相对不足。
韩国是新兴工业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但资源缺乏，工资成本提高后，不少劳力密集型产业已向他国转移，由于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层次低于日韩，虽有某些尖端技术（如火箭和核技术）领先于日韩，但一般应用技术和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与日韩有较大差距。中国资金比较缺乏，但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工资成本低廉，资源品种较全，有的储量丰富，且有较大的国内市场。
由于三国在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为发展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双边还是三边合作，都能产生“互利”或“三赢”的良好结果。而三国在产业结构层次上的阶梯形互补格局也有利于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形成良性的协作共进关系。
三、目前中日韩三国间良好的政治气氛，也为加强经济合作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虽然在历史上日本曾经对韩国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并在二战时期侵略中国，给中韩两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访日时，在韩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方专门表达了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正式道歉，从而使两国关系明显改善，为今后加强经济合作开辟了道路。在中国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日方也对侵略中国的罪行作出反省，使中日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韩之间本来关系就比较融洽，在经济合作中不存在什么明显的政治障碍，1998年11月份金大中总统访华进一步推进了中韩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日韩三国间良好的政治气氛，为三国面向21世纪的经济合作增加了动力，使中日韩三国进入一个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从而促进三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并带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复苏和健康发展，使东亚和亚洲经济重现生机。
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已有相当的发展。
尽管三边合作不多，但就三国间的双边合作来说，确已有不小进展。如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到1997年，中日贸易额已达608.1 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了12倍多。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到1997年9月止， 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1579项，协议金额288亿美元，实际投资额169亿美元。自1979年起，中国已利用三批日元贷款，共16109亿日元， 中日双方还就第四批日元贷款前三年的5800 亿日元达成了协议。 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合计17000亿日元的能源贷款和共1053亿日元的无偿援助。 经济合作已成为两国联系的重要纽带和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
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也迅速发展。到1997年，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初期的64亿美元增加到24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3倍，年均增长率约25%。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日）。对华贸易约占韩贸易总额的12%、出口总额的13%和进口总额的10%。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也很快。到1997年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已达57.6亿美元，当年对华直接投资2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6%。三星、大宇、现代等集团所属的电子公司已在中国大连、天津、哈尔滨、山东、安徽等地投资兴建了芯片、电子零部件生产基地和电脑、空调工厂。三星集团与中国石油加工公司最近签订了于浙江省宁波市合作投资3 亿美元建立年加工能力达500万吨原油的炼油厂（预定在2000年年底竣工投产）， 成为中韩两国在石油加工领域的最大合作项目。韩国农心公司则计划在中国发展方便面的生产和销售，力求到2000年销售额达到900 亿韩元的水平。中韩两国还在黑龙江三江平原合作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两国经贸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
五、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均有所下降，因此三国应加强协调和合作，扼制金融危机的发展，为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扫除障碍。
中日韩之间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势头因遭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明显减弱。1998年第一季度，韩国对华出口为29.55亿美元，比1997 年同期下降了1.5%，这是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下降。1998 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为2.2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0 %。 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在1998年上半年则比1997年同期下降了30.2%。1998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比1997年同期下降了4.3%。这些数字说明， 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如东亚金融危机继续蔓延，还将酿成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给三国的经贸合作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日韩三国应加强协调，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金融危机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尤其是日本经济如能早日复苏，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将对亚洲及整个亚太经济的复苏及经济合作产生有力的带动作用。
六、中日韩可在APEC提出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建立防范金融风险和化险机制方面加强合作的建议。
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局限性和缺陷。首先是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当危机发生并蔓延到广大地区、引起国际社会重视时，已为时过晚，错过了遏制危机的最佳时机。其次，像IMF 在亚洲受灾国家所采取的传统的“一揽子援助”方案往往不能对症下药，且由于其援助通常附带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经济危机引发复杂、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再次，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充斥于世界市场的大量游资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致使一些国际金融炒家得以兴风作浪，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成为这次在东亚发展中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外部原因。而从历史和南北关系的角度分析，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是当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展中经济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已有所增强的现实，必需通过改革使之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现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已采取有力措施来防范国际金融炒家的投机冲击，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日盛。连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明确表达了要求改革国际金融制度的意见。中日韩三国可建议APEC就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建立防范金融风险和化险机制，尤其是遏制过度的金融投机和滥用金融自由化以保障经济安全的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商订妥善方案，为推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作出贡献。
七、中日韩应加强双边和三边的经济技术合作，并促进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进程。
中日韩的双边和三边合作可优先考虑以下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中国在近三年内预计将投资7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入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国家直属粮库等方面的建设。实施这一宏伟计划，除了靠在国内筹集资金、进行工程设计和物资准备以外，还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弥补资金、技术和某些设备的不足。日韩在这些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可参与中国有关工程的投资和建设。
2.能源和环保领域
（1 ）可考虑联合建设联结中亚和中国大陆沿海港口（如秦皇岛）的输油管线。建立这样一条比海上运输更为安全的陆上输油管线，既可保证21世纪对日韩的石油供应，又有利于解决中国西北部油区的石油运输。这一合作项目将能产生中日韩的“三赢”局面，并将促进中亚油气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中亚和东亚的联系和合作。
（2）日韩可在中国投资建立炼油和石化工厂， 利用中国大陆和从中亚及其它地区输入的油气资源生产石化产品。这不仅可利用中国较为廉价的劳力和土地使用费，更可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就地销售部分产品。如中国聚乙烯的年需求量达420万吨，其中55%需依赖进口， 而且需求还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所以，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石化产品，既能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也将使东道国中国获利。
（3）现在中日之间的环保合作已有一定进展， 在北京已建立中日环保中心，中国的大连市和日本的北九州市已结成环保合作城市，中日之间的某些环保技术合作项目也在实施之中。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国煤炭储量丰富，煤在一次能源构成中占75%之多，但煤的燃烧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且向邻国扩散。日韩如能帮助中国解决煤的气化和液化技术，并使成本能达到投入商业性生产的要求，使中国将输煤、燃煤部分改为输气（液）、燃气（液），将大大减少中国的大气污染，明显改善城乡环境，也使日韩免受中国大气污染的波及，同时还将开辟使用廉价能源的新途径，岂非造福于三国人民的大好事？
3.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如能组织三国的科技专家在一些重大的新技术项目联合攻关，充分利用日本在新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优势、韩国在技术应用方面的特长和中国某些科技和人才优势，将有利于提高三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水平和相关产品的竞争力，使亚洲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能与美欧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雄立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而久盛不衰。
八、解决好三国经贸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使经贸合作的发展在21世纪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除了要加强产业合作和必须迅速扼制金融危机的发展、促进经济复苏以外，也需解决好相互经贸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中国在中日贸易中的顺差和在中韩贸易中的逆差，中国应更加注意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程度及改善外商的投资环境，日韩尤其是日本需相应增加投资的技术含量，同时适当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中国还希望日韩在中国的投资能够扩展到中西部地区，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等等。我们可以期望，到下世纪初中日贸易额能突破10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能达到300亿美元，而在2010 年则分别达到2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的新纪录。 届时两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将分别达到40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的新高度。
九、中日韩应联手促成东北亚经济合作机构的建立。
在东北亚地区双边合作进展不慢，但多边合作很少。至今除在图们江流域由UNDP推动中、朝、俄、韩、日、蒙等有关国家进行的合作开发稍有一些进展以外，在东北亚次区域和下面的其它小区域还没有建立起地区经济合作机构和契约型的经济合作机制。虽然学者们提出了东北亚地区合作和环日本海（东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等众多小区多边合作的设想，也开了不少国际会议，但都多议论一番，缺乏后续行动。相对于APEC范围内的其它次区域，东北亚地区在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方面是落后了，有必要迎头赶上，付诸行动。
我认为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可领头发起下列行动：
1.在全地区建立类似PECC的有官、商、学三方权威人士参加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NEAECC）或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NEAEC）。
2.建立东北区经济研究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
3.筹建东北亚合作基金，并为将来设立东北亚开发银行（NEADB ）提出具体设想。
4.重点推动“环黄渤海经济区”的经济合作，可建议建立“环黄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议”等官方协调机构，推进各项合作事宜。
十、积极参加亚欧会议活动，并可建议设立东亚与中亚的经济合作会议。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世界中，地区合作必须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合乎时代潮流的基本原则，而且并不排斥跨地区的交流合作。亚欧会议即是一例。这种高层次的官方会议有助于增进亚欧的相互了解和合作联系。就中日韩所处的东亚来说，还可设想与中亚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近几年，在日本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的资助和组织下，东亚一些国家的学者为中亚国家的经济转轨提供咨询，中亚国家的官员学者则往东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访问。这些活动促进了东亚和中亚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可建议举行类似亚欧会议那样的东亚与中亚的联席会议，有负责官员参加，并吸收一些专家、学者参与，以促进东亚与中亚的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