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改革中的制衡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战略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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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注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制衡，追求两个效益的完美统一，以实现两个效益的最大化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有其自身的规律。作家出版社的改革始终坚持两个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寻找“双效”的契合点，紧紧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我们充分发挥和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完成合理的资源配制，促进了出版社的快速发展，为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提供了重要保障。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坚持正确导向，奉献精品力作，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一流效益”为办社宗旨，既强调图书的意识形态属性，追求图书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重取向，寻找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点，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并使这种观念成为全体员工的共识。
改革的第一步，从用人制度入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了文艺出版社普遍采用的以文学类划分编辑室的作法，通过人员双向选择，自由组合，承担部门管理职责和风险，使人才脱颖而出。6个编辑室在组稿、编稿、发稿上没有界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平等竞争。在社内推行全员聘任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人人责权明确，各司其职。出版社在改革中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将选题策划、成本核算、印制规格、销售节奏等权力下放给编辑室，使每一位员工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极大地发挥了出版社的综合优势，使出版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与此同时，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市场运作。首先，转变观念，从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出发，主动出击市场，面向消费者制订营销策略。二是发展作家网络，扩大发行网络，组建图书宣传网络，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市场运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将出版发行部门和编辑部门用效益和利润这一标尺捆在一起，促使“两个轮子一起转”；选题策划、营销策略等由编辑部和出版发行部共同论证；图书上市后，图书宣传、市场营销由出版发行部和编辑部共同运作。四是与国际出版业接轨，积极引进优秀的国外翻译作品。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不时出现一些社会效益不好的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作家出版社领导班子警钟长鸣，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家认为，要堵塞漏洞，防止社会效益不好的书流入市场，保证多出书、出好书，关键是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注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制衡，追求两个效益的完美统一。几年来，作家出版社建章立制，确保社会效益第一，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肯定图书的商品属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图书出版物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教育、审美、文化积累等功能，增强导向意识。首先要求社领导班子、室主任树立守土有责的意识，对每一个选题，都要把好政治关、艺术关和市场关。要求全体员工都要从思想上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一定要服从社会效益。
经常组织全体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讲话以及政府有关图书报刊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制订选题规划。对于一部图书，强调首先要考虑它的市场价值。对于可能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图书，即使能带来再大的经济利益，也绝对不允许出版。要求每一位出版工作者，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都应该从全局着眼来进行选题的宏观把握。
在上级主管部门、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新闻出版通气会上，我们了解到图书出版的新动向，就及时向全体人员传达，对全社已出版的书和未进入生产流程的图书进行自查，防止社会效益不好的书流入市场。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打好主动仗，把好政治关，成为作家出版社全体人员的自觉行动。在作家出版社图书三审过程中，每一审都是过滤器，每一审都是筛选机。3年前，有人拿着一本有“反腐题材”的书稿到了作家出版社。社领导一看这是一本经济上可能发行上百万册，但政治上可能出现偏差的书稿，马上挡了回去。诸如“宝贝”一类格调不高的书稿曾先后找过作家出版社，都被在审稿时挡住了。
由于改革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制衡避免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既保证了图书的高品位，高格调，高档次，又使全社年年保持合理的选题结构，图书畅销，市场对路，从而创出了名牌效应，对读者和市场均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长篇小说《长恨歌》发行了26万册，《三重门》发行了81万册，《哈佛女孩》发行131万册，《中国制造》发行了19万册，《十面埋伏》、《来来往往》发行超过30万册，散文《霜冷长河》发行了60万册，《千年一叹》发行了40万册，《怀念狼》发行了23万册，散文集《日子》发行了90万册，《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获奖作文选》发行了56万册，上述图书大多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2001年，我社出版发行超5万册的图书就有3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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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励和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中，注意激励和制约机制的制衡，以保证全体员工政治导向不偏离，致力于两个效益双丰收
既然图书具双重属性和双重价值，图书出版业是文化产业，那么，出版社在人事、管理机制上的改革，就要激励与制约并举。激励与制约的目的，是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自觉与市场接轨，要改变管理和运行机制，按产业进行管理机构设置。改革以前，作家出版社在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即使有一部分奖金，也是象征性的奖励，缺乏科学化、数据化考核。要激活运营机制，必须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项指标出发，激励和制约并举，实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作家出版社为了面向市场，建立一整套的利益驱动机制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编辑的年终奖金以按劳分配为原则，按个人为出版社所创税前利润分段提成，实行多超多奖。发行人员确定发行区域和回款基数、奖金系数，按回款提成。
实行新的奖励制度后，为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或一切向钱看的现象的出现，社里出版、发行、编辑部分权而治，严格三审制度。作家出版社领导成员在决定选题上，没有任何特权。任何选题都要经过严格三审，才能进入生产流程。健全了一系列出版规范化管理的规章制度，如《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条例》、《出版发行部目标管理责任书》、《选题管理暂行规定》等。对每一位员工除了制定经济效益指标外，还规定了社会效益指标，以进一步明确责、权、利，理顺出版社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全社员工各守其责，各司其职。同时还严格执行重大选题月报和专题报批制度，对于报批未准的选题，决不出版。并且明文规定了“五个绝不制度”：绝对不买卖书号或变相买卖书号；绝对不搞合作出书或变相合作出书；绝对不违规违章操作；绝对不超范围出书；绝对不打擦边球。在1996年做出这五个“绝不”的规定之前，出版社宁愿承担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也不惜和书商取消了合作出书计划。社委会对于主旋律图书、获奖图书、精品文学图书，从运作机制上给予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对获全国性图书奖或省部级图书奖的责任编辑，给予重奖；对于带来负面影响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图书，一、二、三审都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除经济处罚外，对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或给出版社造成重大损失者，还要视情况给予党纪、行政处分或做转岗、免职处理。
由于激励与制约并举，出版社形成了人人抓好书，个个争创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迅速上台阶的新局面。从1996年起，90%以上编辑实现了年年超产，2000年又有10余名编辑创利超过50万元。最高者年创毛利达500余万元。员工人均年收入从改革前的8000元提高到6万元。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励机制的建立，使出版社的人才资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激发了蕴含在员工身上的巨大活力，大家的能量得以超常释放；而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又保证了社会效益第一，堵住了管理上的漏洞，使改革的路子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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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出版的文本系统的建立、宏观选题结构的调控中，主旋律图书、纯文学精品图书、优秀畅销书并举，以优秀畅销书带动主旋律图书、纯文学精品图书的发行，以打造品牌，形成图书出版发行中的良性循环
图书出版既然是追求两个效益，出版社特别是文艺出版社，在选题的宏观调控上，就必须既强调图书的文化含金量，又强调图书的市场含金量，狠抓精品工程，实施精品战略，力争选题优中选优，并对优质稿件严格审读，保证导向不偏离，确保社会效益第一。对于主旋律作品、纯文学作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覆盖面，满足需求，引导消费，培育读者，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对适销对路、适合大众阅读的优秀畅销书，严格把关，保证高品位、高格调、高档次，两个效益一起抓，从而保持合理的选题结构，创出名牌效应，凸现本社特色。这种双向出击带来的是良好的“双效”丰收。
在作家出版社的改革政策刚出台时，有的同志担心将选题策划、成本核算、印制规格、销售节奏等权利下放给编辑室，会不会造成选题总体结构上的失控。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图书生产的整个流程中，出版社教育全体员工；出版社是出版的主体。每一个选题都应该体现作家版图书的特色，每一本图书都要追求两个效益。与此同时，用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不断进行整体选题结构的调整。由于追求选题宏观调控中的制衡战略，全社上下抓好书蔚然成风，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全社齐心协力卡住平庸选题和品位不高的图书选题，抓主旋律作品、纯文学精品，以及市场对路、适合大众阅读的优秀畅销书。优秀畅销书带动了全品种图书的销售，而主旋律作品、纯文学作品又凸现了作家版图书的特色，使宏观选题结构日趋合理，主旋律图书、精品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每年都有新品种。其中，主旋律图书、严肃文学图书占全年选题的90%，优秀畅销书占10%。此外，还陆续引进和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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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加入WTO后的机遇和挑战，必须认清图书出版业的优势和弱势，锐意改革，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内的形势将随之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当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国外的出版集团迅速向中国图书市场渗透，我国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竞争是无法回避的。
从理论上来说，加入WTO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从一个农业大国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和现代化强国，不能不汇入世界经济主流，不可能永远在它之外。作出一个出版从业人员当然不可能不去思考这个新的形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压力和新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历来把新闻、出版作为意识形态来管理，而现在我们也没有弱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但随着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开始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管理，这就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还兼具了商品的属性。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为加入WTO做了前期的准备。比如出版业，改革20年来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图书市场又处于管理不到位、竞争无序的状态。这种问题还是由于改革并没有从体制上有大的突破。图书市场的管理还停留在行政管理上，还很不完善。
现在图书出版业被称为朝阳产业，是因为它有比较大的利润。理论上现在还是国家专有，行业垄断，政策保护。而实际上已有一大批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图书出版从业人员在从事图书出版工作，他们的生存依靠非法出版及大量地盗版。尤其是从1998年起，图书市场出现了萎缩。从整体上看，我国出版业非市场化行为因素很多，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全国图书销售总额中，受国家政策保护的教材、教辅就占了近2/3。同时，二渠道书商又在迅猛崛起，抢占市场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垄断了图书市场（这里指的是，除教材、教辅以外出版社与书商都共同参与竞争的占出版总量1/3强的自由市场）。出版社要按规定给作者支付稿酬，给国家缴税，在正规印刷厂印刷，成本相对较高；而不法书商，尤其是盗版图书，除了支付极低的印制费外，几乎省掉了所有其它费用，因此，他们可以低折扣冲击图书市场。反过来，个体书商也有他们的抱怨：出版社处于国家保护、行业垄断地位，占有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而他们只能悄悄地从事地下活动。出版社与书商均感到竞争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又加剧了市场的无序竞争。
面对这种形势，出版业必须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应该解决三个层面上的问题。首先是体制创新的问题。出版业必须产业化，使出版社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按照企业规律进行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行，使出版体制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次，是理顺各种图书业关系，实行出版立法，加强法制建设，对图书市场进行规范化的法制管理，改变无序竞争局面，构建一个公平、公开、有序的图书业竞争环境；再者，出版社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完善应加大力度，扩大规模经营，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主动出击市场，增强自身竞争实力。
有些同行担心，加入WTO，外国图书会不会蜂拥进入，挤占市场。首先，我们国家是不会允许西方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东西涌进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5000年历史，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又很难被外来文化所取代。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我们要谈它的优势和弱势。从我国国情来看，我们必须加强内部的管理和规范。我们国营出版业的生存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证图书出版的正确导向，又要保证其文化、文学品位，保证社会效益。面对加入WTO，我们不是手足无措，而是怎么认识目前的优势和强势，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前景，同时制定出相关对策，是会有成效的。就怕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最后被淘汰出局。
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讲，改革是出路，协调是手段，稳定是条件，发展是目的。作家出版社正是因为用制衡战略处理好了改革、协调、发展、稳定的关系，所以才有了超常规的发展，取得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这个成功的范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制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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