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雁[1]2010年在《唐前叙事诗研究》文中提出唐前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试图对唐前叙事诗进行系统的梳理。确定叙事诗的内涵,分析叙事诗产生的原因以及《诗经》、《楚辞》、汉代、魏晋南北朝等不同阶段的唐前叙事诗的基本情况。在历时上,顺着历史的足迹,围绕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唐前叙事诗所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唐前叙事诗及其历史背景公正、全面的考察,将中国唐前叙事诗的内在理路细致而真切地还原在一个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线索之上,并使这种历史阐释的描述,有一个吻合历史内在理路的清晰脉络,来描述与把握唐前叙事诗的演进轨迹。在共时上,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模式上总结中国唐前叙事诗。全文共分叁部分,即导言、正文和结语。导言部分。首先阐释唐前叙事诗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介绍唐前叙事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回顾唐前叙事诗研究的历史并展望未来。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研究叙事诗的两个基本问题。唐前叙事诗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叙事诗,叙事诗的起源与叙事诗的基本特征。本章通过金文、《周易·卦爻》以及后世的一些典籍,探究叙事诗的起源,进而界定叙事诗,并对叙事诗的特征作出理性的阐释。第二章重点阐释《诗经》与叙事史诗,剖析《诗经》的史诗与叙事短篇。首先是对《诗经》史诗论争的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史诗,并探究周人史诗与先周历史的关系,总结史诗的叙事模式；然后对《诗经》叙事短篇进行研究；最后总结《诗经》的叙事模式。第叁章阐释《楚辞》与神话叙事诗。探究神话叙事诗的起源,《楚辞》与神话叙事诗,神话叙事诗的意义与价值。第四章主要考察汉代乐府叙事诗与民间叙事诗。首先综论汉代叙事诗；然后从汉乐府的确立与演进、题材内容与叙事模式等方面对汉乐府诗进行研究；最后对以《故事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叙事诗从题材类型和叙事模式方面进行研究。第五章对魏晋南北朝叙事诗进行研究。首先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综论,并对两种重要的叙事诗类型,即咏史诗和纪传类叙事诗进行研究。第六章借鉴西方理论,介绍西方叙事理论的中国化演进过程,掌握叙事理论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指导,然后从叙事内容与叙事语言方面研究唐前叙事诗。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突出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见。
于宝莲[2]2001年在《唐代叙事诗的发展综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代叙事诗的发展概貌。艺术特色、发展原因等几个方面的情况，以期使唐代叙事诗在文学史上呈现出较清晰的面貌。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唐代叙事诗的发展概貌。初唐时期是唐代叙事诗的雏形期。叙事诗数量很少，只有简短的历史题材和事脉不甚清晰的自传题材两种类型，叙事艺术很不成熟，但诗人自觉创作叙事诗的意识开始萌动；盛唐时期是唐代叙事诗的形成期。作叙事诗的诗人明显增多，叙事诗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它对初唐叙事诗已有的题材进行了更深广的探索，并且又开拓出了特定人物经历、边塞生活与战争、神怪等多个方面的题材。叙事诗在盛唐的发展渐趋成熟；中唐时期是唐代叙事诗的成熟期。叙事诗数量更多，题材更丰富，体裁也更多，且出现了一批历久不衰的叙事诗精品。元白等人是叙事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写时事的新乐府叙事诗、写传奇故事的叙事诗和写交游的排律体叙事诗等方面；晚唐时期是唐代叙事诗的衰落期。其创作大抵沿袭中唐叙事诗开拓的路子，而成就不及。通过这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叙事诗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弧线，不同于抒情诗曾有过两个高峰的发展轨迹。 第二部分，分析唐代叙事诗的艺术特色。从总体风貌上可归纳出叁个主要特色。（一）是诗史性的特色。唐代诗史性叙事诗的创作情况可分为长篇和中短篇两种。它是唐代诗人以诗存史、证史、弥补史阙的的艺术产物。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生活面貌。（二）是抒情性的特色。抒情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唐代叙事诗的抒情性更强，主要表现在寓情于事、寓情于景两方面。（叁）是小说化的特色。由于体裁限制，小说化的叙事诗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小说。小说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情节的完整复杂、人物形象的鲜明、环境描写的细致等方面。 第叁部分，阐释唐代叙事诗蔚然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叁个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一）是时代政治因素。强大、开明的时代环境激发了诗人强烈的政治热情，他们比以往各朝代的诗人更积极地关注社会中的人、事，而 唐代末期以后的社会现实既使诗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深厚切实，也为他们的诗 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事料。另外，唐代诗人的漫游及迁滴生涯，使他们的活 动范围扩大，见闻更加丰富。山此，唐代诗人的叙事诗作品数量多，题材 广。而叙写时事所需要的直言的勇气，也来自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 （二）是文学发展因素。唐代诗人以开放的姿态对前代诗歌遗产全面地继 承，他们不仅学习前代叙事诗的创作经验，还学习前代和当代其它诗文方面 的创作经验。当代叙事文学中的传奇对叙事诗的创作影响最大，它不仅丰富 了叙事诗的题材，还在叙事艺术上给叙事诗以有益的借鉴。（叁）是外在的 读者因素。唐代文学传播范围较广泛，诗人创作时心中已有了一定范围的读 者。另外，由于诗人间交往密切，常以诗代书，这便在预期的读者之先又有 了明确的读者指向。为使各类读者都能与自己的感情产生强烈共呜，诗人便 不再撇开事件自抒其情，而是务求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 第四部分，简要评价唐代叙事诗的成就与缺憾。指出应公正地评价唐代 叙事诗。既要肯定它是文人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对后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 响，又不应讳言其缺憾。
舒艳[3]2010年在《唐代叙事诗简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唐人叙事诗为研究对象。“叙事诗”原是西方的文学概念,在“抒情论”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诗歌史上,借鉴这一文学概念来研究“叙事诗”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唐代是我国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又以丰神情韵见长,研究其另一面——“叙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唐诗内容形式、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了解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复杂面貌。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叙事为主的诗歌亦是唐代文学之奇葩,尽管唐人叙事诗描述比较客观,抒情相对强烈,叙事因素多不齐全,叙事色彩并不强烈,仍以抒情言志为主,但这并不妨碍它的艺术价值,恰恰相反,它正好可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重视抒情、强调形象性的根本特征。唐人叙事诗的题材内容决定了诗体样式,二者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剖析唐人叙事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助于增进对唐人叙事诗的了解。唐人叙事诗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传奇小说写法上的启发,兼具“史才、诗笔、议论”,以此为起点,展开论述,可进一步辨别唐人叙事诗体式的文体特点与职能演变。从“诗笔”探索其文学性,从“叙事”探究其长于记事之“史才”,这样可以看出此类诗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力,并进而分析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文章主要从叙事手法、叙事语言、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着重剖析了题材、写法风格、体裁样式、创作主体等四个方面,并指出了属于其自身的、有别于其他时代叙事诗的一些文体特点。唐人叙事诗为中国古代叙事诗之顶峰,它承前启后,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当今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薇[4]2009年在《中唐叙事诗的文化成因和艺术成就》文中提出自古以来关于唐诗的研究极盛,但研究者多着眼于抒情诗。历来学界认为:中国诗歌传统的主流在于抒情。然而,唐代叙事诗已经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显着成绩。中唐,则是唐代文人叙事诗发展的鼎盛时期。可以说,这时文人叙事诗的发展盛况是空前绝后的:诗人和诗篇之多,题材范围之大,艺术手法之丰富,叙事技术之高明,都表明了文人叙事诗于此时已完全成熟。这也是继汉乐府民歌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叙事诗的又一次繁荣。长期以来,唐诗研究选题多集中于作家个体研究、分期与分阶段研究、思想综合研究、艺术手法研究、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唐诗学研究和境外唐诗学研究等等,鲜见有关唐代叙事诗的专门研究。虽然有学者以不同角度撰写过相关论文,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没有文章对中唐叙事诗的文化成因和艺术成就作专门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中唐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文学样式、文人心态和唐前叙事传统影响等各个方面及其交互作用的梳理中,探究中唐叙事诗的文化成因,并通过文本分析展现其艺术成就。本文一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古代的叙事传统做了一番追溯和梳理,同时对中唐前叙事诗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概述,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笔”叙事与乐府叙事两大叙事传统为中唐文人叙事诗的创作留下了不少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唐时代多可叙之“事”,才多叙“事”之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社会情况;唐代各种文体的相互影响;中唐诗传并存现象以及七言歌行体自身特征等四个方面,分析论述了中唐叙事诗的文化成因。第叁部分阐述了中唐叙事诗的艺术成就,包括“核实”而“传信”,通俗化倾向,融情于事、融情于景等叁个方商。最后对中唐叙事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做出评价。
赵耀锋[5]2014年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叁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叁种,分别对这叁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叁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叁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叁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梅雪[6]2017年在《中唐叙事诗与韩柳古文运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唐叙事诗和韩柳古文运动作为中唐文学研究的两大重点,在中唐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诗、文之间应无必然联系,但就中唐叙事诗的发展状况和呈现的多方面特点来看,除了对前人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之外,明显与韩柳古文运动精神、创作指导思想、以及古文运动文人群体的叙事诗创作风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受这些相关联的因素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唐叙事诗的独特风貌和成就,成为叙事诗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然而,人们在探讨中唐叙事诗繁荣原因时,对上述联系却未能有更多关注,即使在一些成果中偶有提及,但也是一笔带过,从而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即由此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唐叙事诗与韩柳古文运动之间关系的全面考查和深入探讨,进一步挖掘中唐叙事诗繁荣的多方面原因,展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全面展现中唐叙事诗在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进程中的承前启后、传承创新价值和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章对叙事诗进行界定,阐述学界对叙事诗的不同定义,明确叙事诗的划分标准,并对唐前叙事诗和唐代叙事诗进行梳理,宏观把握叙事诗的发展历程,展现叙事诗的发展特征,突出中唐叙事诗的繁盛之状。第二章对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及韩柳文人群体叙事诗创作进行研究,一方面展现古文运动精神的核心内蕴,另一方面探讨古文运动精神、笔法等对韩柳文人群体叙事诗创作的渗透,展现其叙事诗创作风貌,为探索古文精神对其他诗人群体叙事诗创作产生影响奠定基础。第叁章阐述古文运动精神及韩柳文人群体叙事诗风对中唐其他诗人群体叙事诗创作的影响,揭示文学思潮及文学创作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展现中唐叙事诗的成就以及对宋代叙事诗的多方面影响,肯定中唐叙事诗承前启后、传承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王立增[7]2017年在《论唐代乐府诗的叙事艺术》文中指出唐代乐府诗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其叙事观念与叙事经验多源于汉乐府,但将分角色表演转变为问答体结构。唐代文人拟写旧题乐府诗时由于故事"潜文本"的存在,较少进行冗长叙事。唐人新题乐府中所叙之事,主要有人物传记型、政治时事型、日常生活型、咏史怀古型,为了实现讽喻和训诫的目的而重"实录",但亦讲究艺术虚构。唐代乐府诗叙事的文人化表征是:叙事视角复杂,叙事简省婉曲,融入抒情与议论,形式多样化。在研究唐代乐府叙事诗时,不必套用繁琐的西方叙事理论,也不宜以抒情诗的标准去衡量。
周兴泰[8]2009年在《唐赋叙事研究》文中指出人类生活处处都离不开“事”,只要有事,就必须叙事。叙事,简而言之,就是讲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或本领。叙事是人类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工具,同时又在社会生活中成长发展。西方学者已建立起一套比较成熟的叙事理论体系,但它却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实际。以叙事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其实有着悠久丰厚的叙事传统,叙事作为人的一种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存在,作为一切文学作品所必须借重的表现手段,它绝非仅仅体现于史述、小说的创作中,而是渗透于其他各种文类如诗词曲赋、戏剧散文、碑志杂传、野史笔记甚至章表奏议等应用性文章,贯穿于全部的人类生活。人类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繁复、从粗略地记叙到细腻曲折地描述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进行考察时,就很需要从最基本的“文”与“事”的关系入手,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叙事学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建立中国叙事学的一大立足点。叙事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叙事”,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样式都与“事”有着不解之缘,没有“事”,就没有文学,即不存在无“事”的文学。文学与“事”之关系程度不一,可远可近,可密可疏,几乎达到了无“事”不文的境地。这就是本文所谓“叙事”的基本含义。我们在对“叙事”一词进行考察时,还必须切记一点,那就是：叙事与抒情尽管都有着各自漫长的传统,若合而论之,则二者更存在着在相分中又密切相联的传统。抒情往往借重叙事,而叙事也总是带有感情的。叙事与抒情就这样交融互渗、契合无间并相得益彰。赋注重直接描叙客观事物,它或繁或简,或粗或精。当赋家用赋这种文体来叙事抒情时,必然包含着或隐或现之事,从而引发我们对文本之“事”进行追索、揣测,这“事”或为整桩事实,或为只鳞半爪。我们主要探究的就是赋与“事”之关联,即人们在赋中如何反映、表现世间万象,包括对种种物象及其运动形态的描绘、社会历史变迁与重大事件场景的展现、形神各具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等。传统赋学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叙事要素,如对事物的铺陈叙写、主客问答的结构、征实与虚构、眉目朗然的层次等,这让我们在进行赋体叙事研究时有据可依。唐赋作为赋体文学发展的高峰,数量繁多、众体皆备、优秀之作频见。选择唐赋为个案,从叙事视角对其进行新的审视,既可以看到唐赋叙事对前代赋体叙事因子的继承,又可发现唐赋本身叙事特性的发展与创造,进而总结出唐赋乃至整个赋体叙事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的叙事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论文的导论部分先简要介绍了唐赋的基本情况,接着对“叙事”的含义及赋与叙事的关联作了一番考释,并从传统赋学理论中梳理出四大叙事要素,最后对新时期以来赋体叙事研究的状况作了一番扫描,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作了必要的说明。论文的主体共分五章。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着重从文体生成的角度分析了赋的叙事成分的演变。春秋时期在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赋还是一种口诵传播文体,战国时期荀子的赋以一种隐语的方式委婉地描叙事物,屈原、宋玉之赋则以人物的对话问答结构来展开故事的叙述；汉代赋作家辈出,赋因自身的兴盛而成为汉代代表性文体,呈现出铺排式叙述与卒章显志的特征；魏晋六朝时期抒情小赋成为主流,赋家往往带着内心强烈的情感来叙述自己的遭际与所见所闻,从而形成“感事”的特征。上述所言口诵传播、隐语叙事、人物问答结构、铺排叙述、感事等赋的叙事成分的清晰演变反映了赋从口诵传播文体向书面文字文体生成的过程。在赋的文体生成过程中,赋的叙事成分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交叉的,它们递相嬗变,互为融合,由此构成赋丰富厚实的叙事内蕴。第二章主要从时代变迁、行卷世风、赋作风格等方面入手考察区分了科举考试、平时练习、精心构思叁种不同的唐赋创作背景与过程,挖掘出唐赋创作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两大深层叙事动因：一方面,唐赋与唐代政治制度紧密关联,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话语,呈现出宏大叙事的倾向。另一方面,唐赋逐渐与唐代科举政治制度相偏离,成为抒发、宣泄个人情感的载体,在本质上是私人话语,呈现出私人叙事的特点。唐赋创作者就是这两大内心诉求下,或纯粹地叙事,或借叙事来抒情、或纯粹地抒情,以叙事主体的自由能动性开拓出唐赋叙事的新天地。第叁、四章是论文的重中之重。唐赋在继承前代赋所积累的丰润的叙事内蕴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诸多新的叙事特性。我们在叙事学的视阈下从题材选择上叙事倾向的增强、叙事主体的想象、问答对话的叙事结构、空间叙事艺术、由叙述故事到塑造人物、唐赋叙事与修辞、赋序说明式叙事、寓言赋因理设事的叙事策略、纪游赋的历史叙事功能、敦煌俗赋的民间叙事特色等十个层面对唐赋中蕴含的叙事特性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深入的探析。第叁章分六节,主要从各种叙事技巧与手段出发来考察唐赋的叙事特征,充分展现出唐赋叙事主体的自由灵动性。第四章分四节选取了赋序、纪游赋、寓言赋、俗赋等四种不同类别的唐赋,阐述它们各自不同的叙事功能或策略,从中见出唐赋叙事斑斓多姿的发展局面。通过对上述十个层面的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唐赋叙事在总体上呈现出四大显着特征：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相映成趣、记言与叙事的交融互渗、雅与俗两种叙事形态的互动发展、叙事与抒情的相生相成。第五章以比较的方法,着重从叙事的层面上考察唐赋与诗歌、散文、传奇小说、史传、戏曲等其它文学形式在叙事特性上的异同及叙事能力上的强弱,并进一步挖掘它们之间在叙事艺术上既共生又互渗的关系,从而见出唐代文士在各种文体上进行叙事尝试的勇气及调和互补的能力。各种文体相互推挽、相互摩荡,共同推动着叙事文学向前发展。当我们从叙事视角考察唐赋时,发现唐赋叙事确实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存在着种种联系,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唐赋叙事是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生成演变的一面重要的镜子。以下四点,与中国文学史关系尤为密切,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与阐述：一、充分体现出叙事思维与叙事能力的进步。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叙事语调。叁、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四、把文学表达的语言文字之美推向新的高度。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唐赋成熟的叙事特性与非凡的叙事价值,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是一种极大的丰富、补充、滋润。由此,如果我们以中国人的叙事思维与能力的产生、发展、演变为视角与贯穿线来重构中国文学史,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新颖别样的文学史图景。
龙婷[9]2013年在《2010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文中研究指明01.曹植文学研究∥邢培顺∥王琳∥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摘要:曹植是生活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转型时期的大作家,他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之功并取得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巨大成就。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关曹植的研究似乎已经很多,但实际上,除了他诗歌中的几个话题研究得较多外,其余都不够深透,特别是他的散文创作。而对曹植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全面研究和总结的工
张珂[10]2008年在《杜甫诗歌“以记为诗”的艺术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受到历代学者的推重。近世以来,杜甫诗歌的叙事性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然而从西方文学理论舶来的“叙事诗”概念由于过于狭窄,并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实际。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运用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中“记”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杜诗当中的叙事成分。“记”这一概念,有着比“叙事诗”概念更为宽松的内容要求,更加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现实。“以记为诗”与传统的“以赋为诗”相比,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文体功能和表现特点上,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与传统的诗史说相比,作为史传文学的概念,“以记为诗”不仅可以体现诗史说中“史”的精髓,还可以将概念适当缩小,避免由于“诗史”概念的无当扩大所造成的杜诗泛史化倾向。笔者从题材内容方面,将杜诗中具有记体特色的大体分为记事诗歌、记游诗歌和记物诗歌叁个部分。记事诗歌中主要包括以写时事为特点的“即事名篇”的诗歌和带有自传性质的“以我为诗”的诗歌。表现出了直书所见,寓议论于记叙的特点。记游诗歌中主要包括了对秀美壮丽的河山景色的描绘、对于自己伤己忧国的羁旅情怀的抒发和所历之处民俗风情的真实记录。其中对于山水景物的描绘不泥学古,另辟蹊径,代表了山水诗发展的另一个高潮;游记性的诗歌创作将个人羁旅漂泊之感与国家兴亡之叹融会无间,表现出了诗人“奉儒守官”的文化责任和人生志向;对于各地风土人情的记叙被称为“图经”,开“善言风土”之风气,对于中唐以后善言风土的倾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记物诗歌从诗人所记之物寓托的情感与刻画的意象来分,主要包括展现诗人“再使风俗淳”志向的马、鹰、雕、楠、柏等物象;展现诗人“俯仰悲身世”感叹的枯棕、枯楠、病柏、病橘、苦竹等物象和展现诗人“穷年忧黎元”热忱的杜鹃、枯棕、病橘等物象。这类记物诗歌一改过去咏物诗单纯追求“形似”的特点为追求“神似”,对之后咏物诗的创作有着积极的变革作用和指导意义。总体上看,杜甫的记体诗歌体现出了纪实性强但也不乏诗人主观性创造的特点。将盛唐诗歌兴象玲珑、侧重抒情的审美趣尚转向沉郁顿挫、追求叙事的诗美品格,并且将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从个人情感的抒发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直接开启了中唐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创作诗潮,也将中国诗歌美学的两大源流之一——现实主义推向了另一个发展的高峰。无论是从以诗歌记录时事的表现功能,还是从杜诗的爱国主义传统,直至铺排记叙的表现手法,都对后世文学乃至思想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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