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南中医学院2012级研究生 昆明 650504；
2.云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教研室 云南昆明 650504
【摘 要】作者通过整理近二十年研究饮病的相关文献，从饮病的文献学研究、饮病的临床证治研究两大方面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甄选其中内容较为重要论述较为精当者以录而论之。今后，应采用文献学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饮病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总结，辨明历代饮病学说之学术思想，架构出饮病学说的历史全景与学术体系，以更好地指导饮病的临床实践。
【关键词】饮病；饮病学说；文献学研究；临床证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R516.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8999（2015）8-0358-03
饮证是指体内水液运化输布失常，停积于某些部位而为患的病证。又称为“水饮”、“积饮”。根据其停积部位不同，又分别称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本病多因寒湿浸渍，或暴饮所伤、饮食劳倦、忧思过度、房劳伤肾，或年高元阳不足，而致脾失健运、肾失温化、肺失敷布及通调失职所致。冒雨涉水，居处潮湿，或气候寒冷潮湿，可致寒湿侵袭人体，伤卫阳而内阻于肺，浸渍肌肉，而内困于脾，造成肺气失宣，难于敷布津液，肺气不降，难于通调水道，脾阳被困，水液难以运化，均可致水液不行，停聚而为饮；过食生冷或暴饮，以及忧思过度，劳倦伤脾，均可致损伤脾阳，脾失健运，水谷难以化生精微，停而为饮；房劳过度，损伤肾之精气，或年高体弱，元阳不足，可致下焦气化不利，肾脏难以蒸化水液，水液停聚而成饮证。故饮邪为病，本虚而标实，脾失健运为关键，治疗当以补虚去实、健脾制水为主，但以其缓急不同，又当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辨明标本，治分缓急[1]。饮病是中医临床的重要病种，临床许多疾病都与饮病有关，饮病或作为一个病理转归阶段而继发于其他疾病，或作为一个病因而成为继发其他疾病的因素，因而饮病实际上在临床许多疾病的病理进程中都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遗憾的是，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当今医学界对饮病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在临床上，多有本为饮病却被误诊误治或者虽未误诊却因为对饮病的学术理论掌握不够、对饮病治法处方用药不当而导致疗效不佳的情况。因此，饮病理应得到医学界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笔者现拟对近年来关于饮病的研究综述如下。
1 关于饮病的文献学研究
1.1 饮病的概念与内涵
饮，作为一种病名，是指饮证的总称。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包括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诸病源候论?痰饮病诸候》：“诸饮者，皆由荣卫气否涩，三焦不调，而因饮水多停积而成痰饮。”其证因饮在各经而异，《证治汇补》卷二：“在心则怔忡眩晕，在肺则喘急咳嗽，在脾则短气痞满，在肝则胁满嚏痛，在肾则脐下悸动，在上则面浮，在下则跗肿，在胃中则胸满口渴而水入即吐，在经络则一臂不遂而复移一臂，在肠间则雷鸣泄泻或为溺结与癃闭相似，在阳分不去，久则化气与黄肿相似，在阴分不去，久则成形与积块相似，在左胁者形同肥气，在右胁者形同息贲。”治疗初宜分消，次宜调养，虚宜温中，久宜暖肾。[2]
饮，自《黄帝内经》首出饮病的记载之后，在古代中医文献中常与“痰”字联系在一起而并称为“痰饮”。故研究饮病的实质与内涵，首先离不开对“痰饮”的研究。然“痰饮”在历代中医文献中，其概念与内涵是有所不同的。“痰饮”一词，在现存古代中医文献中，首见于《金匮要略》。《金匮要略?咳嗽痰饮病脉证并治》首次构建了关于饮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因而饮病的概念与内涵，实以《金匮要略》一书中对“痰饮”一病的论述最为重要。
关于“痰饮”概念的界定，龙亮在其相关文献[3]中指出：痰饮是人体水液代谢障碍、津液停滞产生的病理产物，而痰饮病就是肺、脾、肾、三焦等脏腑气化功能失常，水液输布运化障碍，停积于某些部位的一类病症。“痰饮”最早是由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疾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中提出立名的，其“痰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疾饮是四饮(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的总称，而四饮中的痰饮属狭义“痰饮”。（按：《金匮要略》乃王叔和将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有关杂病的内容抽出重新编次而成，因而“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的提法不是很妥。）隋唐之后医家将痰和饮分开，丰富并发展了痰的理论。
关于“痰饮”病名的起源，据龙亮[3]考证：现存较早的中医古籍，如《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难经》中并没有“痰”字，而《黄帝内经》已经有“饮溢”、“饮发”、“饮积”、“水饮”等概念。早期文献记载中，对于呼吸道分泌的痰液，多表述为“涕”、“唾”、“沫”等，与饮病的称谓不同。说明仲景以前的医家认为“饮”与“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按：对饮病的记载，考之于历代古籍，在现存的古籍中，最早见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对饮病的论述，散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素问?气交变大论》及《灵枢?论疾诊尺篇》等篇，尚未独立成篇，且只论及饮，未论及痰。至《伤寒杂病论》，始有“痰饮”一说。然现存通行本之《伤寒杂病论》，乃宋本《伤寒杂病论》，不排除在历代传抄及编者重新整理编撰的过程中有散失亡佚之处及传抄之误，甚至径自篡改之处亦或有之。因而今日所见之通行本《伤寒杂病论》，必与仲景原书有所差别，有些地方可能非仲景原文。仲景的原书中可能并无“痰饮”一说。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中虽然论及狭义的痰饮，但并没有广义的痰饮，没有关于“痰饮”的篇名，而只有关于饮病的篇名，其篇名为《辨咳嗽水饮黄汗历节病脉证并治》。据龙亮[3]考证：《金匮要略》“痰饮”原本应该为“淡饮”或者“流饮”。从现存文献看《金匮要略》是记载“痰饮”名词的最早古籍，于是后世常常顺理成章推论“痰饮”病是仲景最先提出的。但因为仲景原稿已佚，现存的《金匮要略》经历了许多医家的传抄、王叔和的编次和宋朝校正医书局的整理，我们已难窥仲景原意。汉晋唐时期，“痰饮”亦作“淡饮”，如《脉经》、《千金翼方》中均作“淡饮”，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云：“淡饮，谓膈上液也”，淡与澹通，水液摇动之谓。《说文》：“淡，水动貌也”。故丹波元坚《杂病广要?痰涎》谓：“痰本作淡，淡，澹动，澹，水动也，故水走肠间，名为淡饮”。清?莫枚士《研经言?卷二?释痰》对“痰饮”的名称进行辨析，认为《金匮要略》“痰饮”（狭义）当写作“流饮”。“痰”由“淡”字演化而来，而“淡”乃“淡唾”之意，相区别于“浊唾”而言。依据《诸病源候论》中四饮之名唯缺“淡饮”而有“流饮”。《诸病源候论》论“饮”是根据《金匮要略》而来，隋朝的《金匮要略》还未被后人更改。《千金翼方》“于肠间动作有声之饮，亦作流饮”与《诸病源候论》相吻合，所以认为《金匮要略》“痰饮”（狭义）是宋人所篡改所致。吴新明《痰的考证与研究》认为宋以前无“痰”字，“痰”字最先仅作为“淡”和“澹”的通假字出现，后世才逐渐赋予“痰”新的含义。
关于痰饮病名的沿革，陈强[4] 指出：《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将痰饮划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此外，还有从饮邪停留的时间长短、部位的深浅、水饮的轻重、侵扰的脏腑来命名的“伏饮”、“留饮”、“微饮”和“水在五脏”。以上除“水在五脏”、“微饮”外被后世尊崇为饮病的“四饮六证”。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称谓。如清?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归纳饮病命名特点为：“然又有聚而不散者，名留饮；僻处胁下者，名癖饮；流移不定者，名流饮；沉伏于内者，名伏饮。又因酒而成癖者，名酒癖”。其中所称之“癖饮”类似于悬饮和留饮，流饮类似于狭义痰饮，而酒癖强调的则是饮病因酗酒而来，可以看出，痰饮病的病名演变基本遵循了《金匮要略》中的称谓，虽略有变化，然终不越仲景之藩篱。陈强并指出：“留饮”、“伏饮”的概念与“四饮”之间不是并列关系，“伏饮”和“留饮”并不是四饮之外的饮病。有些医家误将其并列，造成了其概念的混淆。如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曾批评说：“今人于四饮外，加留饮伏饮，而不知四饮证之病因，多起于水留而不行，甚者伏而不出，亦何必另立病名乎”。另外，陈强还考证了痰病病名的起源以及“痰”与“饮”的关系，其认为：“痰”一字始出现于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痰饮病诸候”中分立了“诸痰候”、“诸饮候”等将“痰”与“饮”分论，并从脉象、病因、病机、病位以及形态上对“痰”与“饮”加以区别。自宋元以降的医家多沿用这种以痰饮立篇，但是将“痰”病和“饮”病分开来论述的形式……许多医家对饮病认识模糊，痰饮的内涵逐渐被置换为痰证，并在随后的时代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阐发。正如丹波元坚云：“盖古方详于饮而略于痰，后世详于痰而略于饮”。
关于饮病的内涵，陈强[4] 认为：痰饮病是津液代谢失常，水液停聚于身体某一局部的一种病变。此认识在《内经》即已形成。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曰，“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及至汉代，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按：此提法不妥，论见上。应改为：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承延了这种认识，并加以完善。正如徐忠可在其《金匮要略论注》中所认为的，“饮非痰，实乃有形之水也。”可见“饮”即是停留于人体局部的病理之水。其并在古今医案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从病理学的角度归纳总结了痰饮病的内涵，指出：“从病程的角度看，饮病就是各种疾病发展过程出现津液代谢障碍，水饮停蓄的阶段，处于水饮停蓄阶段的各种疾病具有相似的病理演变规律。痰饮病分类以病理阶段的突出主症为依据，其病势从络、经、腑、脏、并病依次为重。痰饮与瘀血一样，既是一种独立的杂病，又是所有疾病都可能出现的病理环节。换句话说，痰饮不仅可导致痰饮病，还会引起诸如咳嗽上气、胸痹心痛、奔豚气、心悸、肺胀、腹满痛、呕吐、眩晕、妊娠恶阻等杂病”。
1.2 饮病学术源流
到目前为止，有关饮病学术源流的研究尚不多见，其中以王莉华等[5]的研究较为详备。王莉华与钱俊华总结了古代饮病学说发展的历史阶段。其指出：先秦时期对饮病已有初步认识，《黄帝内经》时代饮病学说的思想就已萌芽；后汉张仲景首创“痰饮”病名，《金匮要略》对饮病论治的总结，形成了饮病学说的系统理论；至宋元，饮病学说研究较前人有了较大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巢元方痰饮分治；明清时代，饮病学说的研究逐渐完善，医家在理论上大多遵循前人观点，许多医家已经主张痰饮分治，逐渐改变了以往痰饮混称、混治的局面，痰饮病学说发展为独立体系。其因而将饮病学术的发展分为饮病学说的萌芽时期、饮病学说的确立时期、饮病学说的发展昌盛时期、饮病学说的完善时期四个历史阶段。
另外，姜德友等[6]通过文献考证从痰饮病的病名、病因、病机、治法四个方面总结了痰饮病的学术源流，指出：“痰饮”虽是统为一名，但实有痰病、饮病之异。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发现，痰饮的内涵在一定历史时期与痰病存在着混淆和交织，故而理清痰饮的内涵及沿革，对于痰饮病的研究极有意义。按：“痰饮病的源流”提法不是很恰当，改为“痰饮病学说的源流”更妥。其文虽为“痰饮病源流考”，而其研究实际上只是结合部分古代文献对痰饮病的病名病因病机及治法做了粗略的总结，对痰饮病学说的历史源流并未做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总结。
另，柳亚平[7]总结了“痰”病学说的历史源流。其以朝代为分，从“痰”病的病因、病机、治法等各个方面，对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代、金元、明代、清代、近现代各主要医家关于“痰”病的学说，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指出：不同时代医家对痰病的认识和研究各有侧重，产生了各具时代特点的中医痰病学说。其并指出考证“痰”的学术源流，“旨在理清和阐明“痰”理论传承的学术脉络及代表性的医家学术思想”。其研究对“痰”病的学术源流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总结，从其研究可以看出“痰”病学说学术传承与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历代主要医家关于“痰”病学说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可谓对饮病学术源流研究的一大补充。从其研究并可以看出，痰病学术源流实与饮病学术源流密不可分，故欲研究痰病，即当从研究饮病始，而欲研究饮病，亦不可不研究痰病也。
2 关于饮病的临床证治研究
近年关于饮病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饮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饮病学术的临床应用等领域，兹甄录其中内容较为重要且论述较为精当者简介如下。
2.1 饮病的病因病机
关于饮病的病因病机的研究，周衡[8]有《痰饮病机十辨》一文，论述精当而又别开生面，结合张仲景关于饮病的辨证范例，对痰饮病的病机从病邪微与甚、病性标与本、病体刚与柔、病位主与从、病势顺与逆、病症隐与显、病脉恒与奇、病变寒与热、病情缓与急、病传静与动共十个方面做了较为精深的解析与阐述。
龙亮[3]从内因、外因两大方面分析了痰饮的病因。其认为痰饮病内因有三：一，中阳不足，脾运失司；二，暴饮水浆，负荷超载；三，内伤脏腑，功能失调。外因有二：一，外感风寒，内外相引；二，寒湿侵渍，湿助饮积。并指出：“痰饮病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对痰饮病影响的程度不一。但总而言之，中阳不足、暴饮水浆是痰饮病发病的主要原因”。其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痰饮病的病机：一，脾阳不足，运化失职；二，肺失肃降，水饮内聚；三，肾气虚弱，气化失司；四，肝失疏泄，气机郁滞。并指出：“痰饮病形成最重要最关键的病机是脾阳不足，运化失司，因而上不能输精以养肺，下不能助肾以化水”。
陈强[4]从“先天禀赋”、“六淫侵袭”、“七情内伤”、“饮食内伤”四个方面概括分析了痰饮的病因，并认为痰饮病机有四：一，饮阻气滞是痰饮病的基本病机；二，脏腑阳气虚衰是造成津液运行失常的内在因素；三，胃阳虚不能行水是痰饮发病的首要环节；四，饮、痰、淤互扰是影响痰饮病理演变的重要因素。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其并在古今医案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痰饮病的病理演变规律，指出：痰饮病的病理演变始终是沿着由局部到整体，由单一脏腑经络组织发病到多脏腑经络组织发病，由饮阻气滞到饮、痰、瘀、湿、食、热和气滞互相胶结为害的病理演变过程发展。在此过程中，又受到外邪、内因、脏腑传变的影响。
柳亚平[9]从“非运气因素”、“运气因素”、“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三大方面探析了饮病的致病因素，比较注重运气因素以及饮病致病各因素间相互关系对饮病形成过程的影响。其又从“六气病机”、“脏腑病机”、“经络病机”、“气血津液”病机四个角度分析了饮病的发病机理。
王九林[10]从古今痰饮研究的文献出发，结合痰饮病的临床特征，提出了机体水谷精微及津液代谢的双重障碍是痰饮形成的总病机。其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寿世保元》、《景岳全书》、《医阶辨证》等中医古籍中有关痰饮的学说有所发挥总结，其认为：“脾的运化功能可分为运化水谷及运化水液两个方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运化水液决不可能撇开运化精微而独立存在。因此，将痰饮病机归咎于津液代谢障碍一端，实是近人概括的失误。完整的痰饮概念应是：痰饮是机体精液代谢障碍而形成的一种粘稠状的病理性产物，并可成为继发病因。其中较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按：“运化水谷”，言简意赅，实已包括了运化水液及运化谷物精微两个方面，且此两方面在运化过程中亦实不可分，又何必另出一说，以为“脾的运化功能可分为运化水谷及运化水液两个方面”？其关于痰饮病机的发挥似有所创见，然实不出先贤苑囿也。
赵含森[11]提出了“痰饮湿统一论”，其认为：“痰饮与湿都是津液输布障碍的病理产物。人体津液的正常运行，是在肺气的宣降通调、脾气的运化输布和肾气的蒸腾气化等作用的共同推动下，以三焦为通道而流行周身的。若因感受外邪或七情内伤，影响肺脾肾及三焦的功能，可使人体之正常水液输布障碍，导致津液停聚，化为痰饮水湿。外湿虽不是因津液停聚而生，但外湿侵入，易阻滞气机，致使气滞津阻而生内湿。痰、饮、湿虽各有特征，而津液停聚是其形成的共同特点”。其又认为：“痰与饮是体内水液输布障碍的病理产物，通常认为质粘绸而厚、能随气升降者为痰，质清稀而薄、着而不行者为饮”。按：人体脏腑功能下降，三焦失司，体内水液不能正常地流通、输布、气化，停聚壅塞于经络气道腔隙孔窍，乃为水饮，饮者阴邪，日久人体阳气渐伤，经络渐阻，水饮渐积，或与食相杂，或因寒而凝，或为热所熏，或得湿之助，或缘郁而滞，而渐凝为痰。此前人所谓“积水成饮，饮凝成痰”也。痰与饮其性皆粘滞，与湿性同，而较之更甚，皆不易流动，实难以随气升降。痰在某些情形下，或可随气升降，然饮亦能行，《金匮要略》载“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诸病源候论》载“流饮者，由饮水多，水流走于肠胃之间，漉漉有声，谓之流饮”以及《备急千金要方》载“五曰流饮，水在肠间，动摇有声”即为明证。且痰较饮而言，其性更为稠浊粘滞，更不易行也。言“能随气升降者为痰”、“着而不行者为饮”，实有所不当，痰饮皆难随气升降，而饮亦非着而不行，只是难行也。
2.2 饮病的临床表现
柳亚平[9] 从饮病的发病特点、症状体征、发展转归三个方面分析了总结了饮病的临床表现。其认为饮病的发病特点有四：一，发病急迫，病情严重；二，病证多样，形式不一；三，外因引触，伏饮内应；四，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关于饮病的症状体征，其从形体姿态、面色面容皮肤、感觉异常、声音、神志异常、分泌排泄、舌象脉象等各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关于饮病的发展转归，其指出：“饮病转归有两种：若治疗正确，各种饮病都可转化为“微饮”，加上将养适宜，饮病可逐渐好转……饮病的另一种转归，是因治疗不当或将养失宜，饮邪进一步增长,饮病加重，水饮泛滥，变生出其它疾病。若病情继续恶化，水饮充斥全身，最后阳气衰竭而死。正如《素问?汤液醪醴论》所言：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
张琦[12] 对《金匮要略》中痰饮的致病特点进行了辨析，其认为：“痰饮是《金匮要略》中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它不仅可导致痰饮病，还会引起诸如咳嗽上气、胸痹心痛、奔豚气、心悸、腹满痛、呕吐、妊娠恶阻等病症。痰饮致病的症状特点是：痞坚胀满窒塞感，呕吐涎沫，咳喘，短气，冷痛重感，悸动，鸣响，口干或渴”。
2.3 饮病的治则治法
龙亮[3] 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一语中“痰饮”是指广义痰饮还是狭义痰饮指进行了辨析。其指出：一，广义：大多医家都赞成此说。如《高注金匮要略》说：“此总言用药之治例，病痰饮者，当合四饮而言，故以痰饮统之耳”。甚至他认为苓桂术甘汤是广义痰饮除溢饮之外的治疗主方。历版教材也都认为此处是论述广义痰饮病的总治则。二，狭义：魏念庭在《本义》中说：“痰生于胃寒，饮存于脾湿，温药者，补胃阳，燥脾土，兼擅其长之剂也。”他虽没有说明此处是狭义痰饮，但提出胃寒脾湿，而最虚之处，便是留邪之处，故其为饮停胃肠之狭义痰饮无疑。刘宝奇也认为此条指狭义痰饮，并提出理由：首先，从全篇看，仲景在本篇中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同时，还提出了“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据此三节原文句法相同并列提出这一点，故“温药和之”乃狭义痰饮的治疗大法为是。再者，一个病不可能只有一种治疗大法，《金匮》书中没有一例如此，如是则完全放弃了“辨证施治”的原则。广义痰饮是作为一个病出现的，怎么能只以一种“温药和之”的方法治之呢？最后提出：“温药和之”当是“和胃气”，由胃气不和可知饮邪停聚在胃肠，故进一步得知此为狭义痰饮。通过以上分析考证，其认为：“以上各医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温药和之”的对象是狭义痰饮还是广义痰饮。从痰饮之邪的性质来看，饮为阴邪，最易伤阳气，因此痰饮病必须得用“温药”，以治其本。而四饮因饮停部位不同又各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因此也必须有多种治法，以祛其标，这也就是“和”的意思。故此处之“痰饮”应为广义之痰饮。按：据原文前后文之体例，“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一语中的痰饮当指狭义痰饮，与“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体例同。且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卷十四“辨咳嗽水饮黄汗历节病脉证并治”一篇中并无广义痰饮而是以“水饮”为篇名以统诸饮病，此可为佐证。至于《高注金匮要略》说：“此总言用药之治例，病痰饮者，当合四饮而言，故以痰饮统之耳”。为何仲景不以其他诸饮之名如饮溢饮支饮悬饮统之而单以“痰饮”统之呢？故笔者认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一语中的痰饮当指狭义痰饮，而非广义痰饮。至于“温”与“和”之义，沈明宗云：此言痰饮属阴，当用温药也。脾失健运，水湿酿成痰饮，其性属湿而为阴邪，故当温药和之，即助阳而胜脾湿，俾脾阳运化，湿自除矣。魏荔彤云：言和之，则不耑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亦概其义例于温药之中，方谓之和之，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盖痰饮之邪，因虚而成，而痰亦实物，必少有开导，总不出温药和之四字，其法尽矣。综沈魏二人之说，颇合狭义痰饮之治则，而于广义痰饮，则法有不尽矣。
张丽萍等 [13] 认为：“痰饮涉及范围虽广，不外经络与脏腑两大部分。治疗原则以祛痰逐饮为主，使经络疏通，气机条畅，脏腑功能得复，则痰饮可消。由于痰饮病往往兼杂其他病因或疾病，互为因果，故治疗中常将祛痰逐饮法与其它治法同时并用。”其将痰饮病总分为脏腑痰饮与经络痰饮进行辨治，辨证中突出辨位，概括精当，论述较为详备。
王博等[14] 研究归纳了近代医学家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对痰饮病的证治特色，提出张锡纯治疗痰饮之特色治法如下：一，固肾兼调肝：张锡纯在行收敛肾气时重视调理肝脏。他认为，“夫肝之疏泄，原以济肾之闭藏……肾失其闭藏之性，肝遂不能疏泄肾气使之下行，更迫于肾气之膨胀，转而上逆”，盖下焦气化收敛需肝肾协同为用，肝失其条畅，则肾气亦不固，痰饮由生，故张锡纯治痰饮诸方多用芍药滋补肝阴，又可通利小便。二，平胃应降冲：张锡纯认为，人之一身，自肺门至魄门，皆是一气运行，胃气之上逆，多由其下隶之冲气上逆排挤。冲脉为肾脏之辅弼，气化相通，肾虚之人，其冲气多不能收敛而上逆。或喜怒之人，肝气之爆发亦助于冲气上干。故临证治疗，张锡纯多以平冲气以降胃气，以化痰饮。三，温阳需协同：张锡纯认为，三焦之间存在生理上的联系，上焦心肺阳虚，便不能宣通脾胃；中焦脾胃虚寒，则不能主水饮升降之枢纽；下焦命门火衰，又不能温达中焦。张锡纯组方用药宣通三焦之阳具有整体观，重视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三焦协同治疗。
陈强[4] 归纳总结了《金匮要略》对于痰饮病的治法，其指出：综观《金匮要略》对于痰饮病的治疗，“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为其治疗大法，但在设立的二十首方药中，仅两方以此为主，余者则以“行消开导”之则设立的方剂相对较多。痰饮病的表现多样而复杂，因此临证必须要辨邪正之盛衰、病势之缓急、部位之浅深。对于痰饮病的治则，仲景虽未明言，但从书中可总结出三条：一曰分清标本，如仲景治疗水饮时对攻补之法的灵活应用；二曰随证治之，如仲景对木防己汤的加减；三曰三因治宜，如仲景治疗短气有微饮者，虽皆从温药和之，而因个体差异，其治有从脾从肾之不同。综其方法，大致如下：一，温阳化饮法；二，解表镯饮法；三，利水除饮法；四，泻水逐饮法；五，扶正散饮法；六，活血利水法；七，行气导滞法；八，清泄郁热法。其并在古今医案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痰饮病的治疗规律，指出：痰饮病治疗总的原则是以温助脏腑阳气为本，以渗利水饮为标，畅利气机为要，遣药入经为使的基本治疗方针。治方的基本原则是温而不伤阴，通而不伤正，动静结合，既补脏腑之虚，又除经络之滞。综合起来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行消利导，祛除实邪；二，清除饮病的兼夹因素；三，恢复人体功能常态。
柳亚平[9] 认为：一，《黄帝内经》言，“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明水饮本质属寒，理当温化，因而《金匮要略》指出痰饮病总治则为“当以温药和之”。二，饮为有形实邪，邪不去则正不安，故治疗以祛邪为先。其将张仲景饮病治法初步归纳为：饮邪偏盛，正气尚支，以逐饮祛邪为先导；饮邪已微，正气未复，则健脾消饮或温肾利水以善后。
2.4 饮病学术的临床应用
临床许多疾病或为各种饮证，或为饮病的继发病与并发症，或与饮病密切相关，因而皆可运用饮病的相关学术理论，从饮病论治。
曲瑰琦[15] 从痰饮论治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晚期，其将慢性肾功能尿毒症晚期的症状和病机与中医痰饮病作分析比较，认为有诸多相近相似之处，因此以痰饮证治方法治疗尿毒症晚期，在利水泻浊的同时，重点强调“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马建岭等[16] 从中医痰饮病机理论探讨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气道黏液高分泌的机制及治疗方法，其认为：气道黏液高分泌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病理特征，又是影响其病情和预后的重要因素，结合其临床特点进行分析，较为符合中医痰饮证的特征，因此基于中医痰饮病机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相关理论，提出COPD稳定期气道黏液高分泌的治疗大法为益气健脾、宣肺化痰等。
史锁芳[17] 探讨了《金匮要略》痰饮病治则对肺病咳喘的辨治意义，其认为：一，痰饮是肺病咳喘的基本病理因素；二，《金匮》痰饮病治则是饮性咳喘的指导原则。
崔杰[18]在研习了《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篇》后发现，“胸痹”之辨证施治符合从痰饮论治的机理。其认为：在病机上，“胸痹乃属胸阳不足，下焦阴盛，以痰作祟，以饮为邪。”胸痹与痰饮“二者比较，病理机制相同，病变部位有别，临床表现均有痰饮致病的特点。”在遣方用药上，“痰饮与胸痹的治疗均强调温阳，目的振奋阳气，化痰散饮，恢复机体调达功用”。因而指出可从痰饮论治胸痹。
程建[19]报道了两例痰饮病误治案例。一例为咳嗽患者，一例为阻塞性肺气肿、肺心病，皆以痰饮治之，然治不如法，用药寒凉，患者服药后病反加重。其遂改投温药治之，患者病情好转。其因而总结出以下经验：一，治痰饮当以温药和之；二，痰饮证多属虚，故不可轻按实证治之；三，治痰饮当慎用寒降；治痰饮需防燥化，用药不可温燥太过以防劫伤阴液,。其痰饮病误治经验切中要害，痰饮临证时当思之戒之，凡饮病临证，皆当祖仲景饮病辨证论治大法，同时融会贯通历代医家论治饮病的思想，灵活运用，以提高痰饮病的临床疗效，避免误诊误治。
3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各医家对饮病的研究逐渐增多，在研究视角与领域、研究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对饮病的中医临床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饮病学术的发展目前仍比较缓慢，对饮病的研究无论从广度、深度、精度上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应采用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引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思路，对历代医家关于饮病的学术思想做系统性整理与总结，对临床中的一些疑难杂症可从饮病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与论治，对饮病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减少临床误诊误治情况的发生，提高饮病的临床疗效，攻克临床中的一些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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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尊求，男，（1981年），在读研究生，主治医师/讲师，金匮杂病论治规律的研究。
论文作者:杨尊求1,周青2
论文发表刊物:《中医学报》2015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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