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吐蕃“九大尚论”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九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的官吏系统说：“其官有大相曰论苣，副相曰论苣扈莽，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亦曰论莽热，副相曰曩论觅零逋，小相曰曩论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国事，总号曰尚论掣逋突瞿。”①其中“尚论掣逋突瞿”一词，有学者将其还原成藏文zhang blon chen po dgu，意即“九大尚论”，并指出该名称与松赞干布时期(630—650年在位)的吐蕃官吏“九大论”(blon po che dgu)，虽名称相异，但实质略同。②但也有学者指出，“九大尚论”是指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在位)为综理朝政而设置的宰相同平章事，因为在《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中大尚论即有九人；进而有观点认为，“尚论掣逋突瞿”——“九大尚论”是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的泛称，《新唐书·吐蕃传》将其用于称呼吐蕃王朝的职官系统，是一种误用。③ 鉴于上述问题牵涉吐蕃中央职官的核心内容，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九大尚论”一语的出处及其与“宰相同平章事”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以求对唐代吐蕃职官系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九大尚论”的出处与人物分析 作为一种称号，《新唐书·吐蕃传》“尚论掣逋突瞿”所对应的“九大尚论”，是否如有学者所论，是吐蕃中后期设立的众相制——“宰相同平章事”的泛称呢?笔者为寻求问题的答案，翻检一部以保存唐代吐蕃文献著称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④发现一条以往不被学者重视的史料，以下引出： 再者，当时还出现了所谓“九大尚论”，王者诏谕如日之普照，众吐蕃属民奉行安乐之风尚……所谓九大尚论(zhang blon che dgu)是： 1.贝·囊热拉赞(sbas snang bzher lha btsan)，其英武的标志是：穿虎皮袍、饰以碧玉之文字告身及大雍仲之文字告身以及珍宝、黄色宝石文字告身等等，故其为大(尚论)； 2.没卢·墀松热霞(vbro khri zungs ra shags)穿白狮皮袍，故为大(尚论)； 3.琛·野息秀亭(mchims rgyal gzigs shud thing)，因其有千万(匹)绸缎及九万奴隶，故为大(尚论)； 4.章·尤瓦贾热来斯(sbrang gyu ba rgya ra legs gzigs)饰以金字告身，故为大(尚论)； 5.那囊·墀松尼雅桑(sna nam khri bzungs nya bzang)，因是佛法之经师，故为大(尚论)； 6.属卢·达赞斯坚(cog ro stag can gzig can)，因其卫戍地哨所，故为大(尚论)； 7.属卢·空赞(cog ro khong btsan)，因彼占有九百九十(户)属民，故为大(尚论)； 8.娘·霞卧切(myang zhaw vo che)，因他有(镶着)一箭长的绿松宝石之冠，故为大(尚论)； 9.努布·贝波切(snubs dpal po che)，因其有九个高大的银斗，故为大(尚论)。 上述诸尚论均各有勇武之标志，其告身分别是金、玉之文字告身，或各(饰以)珍宝。彼等行事均各有成就。因此赞普予以褒扬，故乃有所谓“九大尚论连同赞普合而为十”之说。⑤ 根据《贤者喜宴》编写的章节顺序，上述“九大尚论”一语出现的时间是在780年左右，即在桑耶寺建成后不久，⑥与吐蕃“宰相同平章事”问世的年代相当。⑦《贤者喜宴》的汉译者黄颢等在上述译文之前介绍说，《贤者喜宴》本章分别记载了墀松德赞制订各种习规及法律、建立新的经济措施、“九大尚论”的出现、“三户养僧制”的确立以及顿渐之诤等。其中，由于贵族势力的不断增长，著名的“九大尚论”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其中有的以高官显赫著称，有的以占有大量奴隶为荣，也有的以攫取奇异珍宝炫耀于世，“九大尚论”的史料生动地揭示了吐蕃贵族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占有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九大尚论的人物特点，需对“尚论”这一称号略作考释。一般认为，藏文“尚”(zhang)的基本词义为“舅”，在唐代吐蕃史的语境中，系指吐蕃王室的外戚，如被称为“四大尚族”的没卢氏、琛氏、蔡邦氏及那囊氏等氏族成员出任王朝官吏者；“论”(blon)的基本词义为“臣”，是王族或其他贵族入朝为官者的衔称。又有“尚论”(zhang blon或zhang lon)合称者，有两层含义，其一即“舅臣”；其二，“尚”代表舅臣，“论”代表非外戚出身的大臣，“尚论”即舅臣和大臣的合称。⑧“尚论”的基本含义既明，以下从人物的氏族、官吏身份等诸要素出发，分析九大尚论的特点： 第一，九大尚论所出者，包括被称为吐蕃四大外戚——“四大尚族”中的三个，即没卢氏、琛氏、那囊氏；属卢氏虽非“四大尚族”，但其家族曾与吐蕃王室联姻；努布氏与吐蕃王族所出的雅隆部落关系密切，据传与赞普悉补野氏出于同一父系；娘氏和章氏，则是两个早年分布于拉萨河流域，且较早归附悉补野氏的贵族；⑨最后，贝氏是松赞干布时期分封的拥有采邑的贵族之一。⑩ 第二，根据吐蕃王朝的封赐体例，凡被赐予告身者表示其官宦身份，九大尚论中被授予告身的，有贝·囊热拉赞、(11)章·尤瓦贾热来斯(12)两人。而在同一时期，既位居“宰相同平章事”，又名列“九大尚论”的亦有两位，即琛·野息秀亭和章·尤瓦贾热来斯；没卢·墀松热霞虽无告身，但其后入相，9世纪初已贵为吐蕃首席宰相同平章事，表明其为官已久。(13)此外，那囊·墀松尼雅桑虽为“佛法之经师”，据记载亦出自官宦之家；(14)属卢·达赞斯坚因“卫戍边地”，应有官吏身份。按此，九大尚论中为官者有六人，均应持有告身，只是因为材料中所示为他们最显著之标志，故即使持有告身亦未必一一列出。因此，这份名单中统称为“九大尚论”，应属自然。 第三，正如黄颢等进一步分析的，九大尚论各有特点，均拥有雄厚的财富，尤以琛·野息秀亭最突出。他占有奴隶9万，如果以人数计算，远远超过囊日松赞时期贵族占有奴隶的数量。囊日松赞时贵族私人最多占有奴隶数1500户，以每户4人计算，合6000人；如果以户为单位计算，囊日松赞曾以整片地区赐予贵族奴隶主，名为“苏孜”的贵族最多得2万户。相比之下，琛·野息秀亭占有9万奴隶，不管是人数还是户数，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5) 综上，这份既包含了外戚“四大尚族”成员，又包含了当朝宰相，且拥有巨大财富与名望的群体，被称为“九大尚论”是顺理成章的。正如黄颢等指出的，九大尚论是指墀松德赞时期的最有权力和最富有的九个人。 二、“宰相同平章事”与“九大尚论”之异同 吐蕃王朝自唐朝初年建立以来，前期为大相制，每任一人，集政权、兵权于一身，极易拥兵自重、危及王权，因而王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有发生。嗣后，历任赞普吸取教训，采取了分散相权、巩固王权的做法，设宰相多人，借唐朝的官名称“宰相同平章事”，故其实为从独相制演变到众相制的产物。(16) 由于中唐以后吐蕃的“宰相同平章事”，人数多在八九人之间，与上引“九大尚论”人数略同，人员又有交叉，故有学者认为两者实为一体，而名称相异。(17)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为了进一步揭示“九大尚论”的性质及其与“宰相同平章事”的异同，以下将《唐蕃会盟碑》、《贤者喜宴》等所载吐蕃“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的名单对照列出：
以下来看“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的不同特点： 第一，“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两种名单问世的时间略同而背景不同。尤其从上引表格的前两列来看，两份名单问世的时间虽大致相同，但其中相同的人物只有琛·野息秀亭和章·尤瓦贾热来斯两位，其余均不相同，表明这两份名单的性质不同，即“九大尚论”不是“宰相同平章事”，两种称号不能混用。从两份名单产生的背景来看，“宰相同平章事”实为从独相制演变到众相制的产物；而“九大尚论”名称的由来，是因“彼等行事均各有成就”，而“赞普遂予以褒扬”，故乃有所谓“九大尚论连同赞普合而为十”之说。其中“褒扬”一词很关键，在P.T.1089《吐蕃官吏诉请状》的场合中，“褒扬”的办法，就是吐蕃统治者把敦煌某些唐人部落吏的告身，在原来的级别上提高一个档次，而彼人所任的官职并未提升；(19)对照《贤者喜宴》的记载，是因为有赞普的“褒扬”，故有“九大尚论”的称号。 第二，两者名称及内涵不同。“九大尚论”对应的藏文是zhang blon che dgu，其音译与“尚论掣逋突瞿”大致相当，义如其文，表明此九人或以权位之高，或以财富之巨，或因弘扬佛法而闻名，非常人可及。而“宰相同平章事”的藏文，在《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中为zhang blon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汉文对音是“大尚论伽罗笃波”，直译为“尚论掣逋参议诏命”；在《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中的原文是chab srid kyi blon po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可直译为“政事大臣参议大诏命”；(20)而《唐蕃会盟碑》立碑镌文时，为与“大唐宰相同平章事名位”相对应，直接对译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为“宰相同平章事”。若从内涵考察，前者是指中唐吐蕃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九个集中拥有者，而后者则泛指八九名地位相当于宰相的吐蕃大臣。 第三，两种名单的排序不同。在“宰相同平章事”的名单中，基本上是按人物的级别高低排序的。而“九大尚论”名单中的人物，均未冠以职官名称，其中有被授予金、玉文字告身者，其为高官或曾入吏流自明；或有饰以珍宝者，以财富著称；或系佛法经师，属于社会名流，总之，显示了各自入流的原因并不相同。因而“九大尚论”的名单，大约是以权位的轻重、财富的多寡、名望的高低来排序的。譬如同时出现于两份名单中的“琛·野息秀亭”，在第一份名单中居于首位，而在第二份中排第三名。这表明，“九大尚论”的实质不在官位层面，而是着眼于名望、地位或财富。 当然，以上两种名单也有人员交叉、名称易混之处：第一，从人数上看，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确立之初的人数为九人，在其后《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之中是八人，(21)《唐蕃会盟碑》右面记载的《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表》为九人，这些数字与“九大尚论”略同，故学界一开始就将两者混淆；(22)第二，位列“宰相同平章事”的人物与“九大尚论”中的人物有交叉，也就是说其中有人既位列宰相，又因拥有巨大的财富或极高的名望，而同时或先后被列入两种名单之中，这也就加大了后世文献将两者混称的可能性。 由此观之，“九大尚论”与“宰相同平章事”，尽管名称不同，构成有异，但因为两者人数相近，人员交叉，故容易混淆；或在唐、蕃双方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传译的原因，两者已经交互混用，以致出现了《新唐书·吐蕃传》将“九大尚论”的译音“尚论掣逋突瞿”，用于称呼整个吐蕃中央官吏系统的现象。至此，似可复原其历史记载本来的信息。 三、余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第一，吐蕃“九大尚论”语出藏文史籍《贤者喜宴》，是指中唐吐蕃社会中拥有无上权力、财富和名望的九个人，其藏文对音应该就是《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的“尚论掣逋突瞿”一语。因此，《新唐书·吐蕃传》借以称呼吐蕃王朝官吏系统的，是“九大尚论”的译音，并非吐蕃“宰相同平章事”一词的泛称。 第二，“九大尚论”指中唐吐蕃社会的九个名人，而大约同期出现的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系吐蕃借唐朝的职官名称，用以称呼人数多在八九人之间的众相制，因为两者问世时间相近，人物又有交叉，故学界往往将两者混淆。如此，在讨论吐蕃“宰相同平章事”这类实体职官时，需注意与带有褒扬性质的“九大尚论”相区别，以免引起误解。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使拙文得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和讨论。 注释： ①《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1—6072页。 ②佐藤長：《古代チベッ卜史研
》下卷，京都：東洋史研
叢刊之五之二，1959年，第719—733頁；陈庆英：《试论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山口瑞鳳：《吐蕃王国成立史研
》，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第473—474頁；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吴均校订，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5—67页；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30页；才让：《吐蕃史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71页。 ③《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页；林冠群：《吐蕃中央职官考疑——〈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2009年3月，第43—76页；林冠群：《吐蕃“尚论掣逋突瞿”考释》，《中国藏学》2008年第2期。国外学者持这种观点的见于Gertraud Taenzer，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787-848)：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Mogao Cave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2，p.39. ④《贤者喜宴》，由巴俄·祖拉陈瓦撰写于公元1545—1565年之间。这部著作由于保存了10世纪以前吐蕃的信史资料而著称，而这些史料多数能与唐代的汉文史料、碑铭及敦煌古藏文文书相印证。详见G.Uray，“Traces of a Narrative of the Old Tibetan Chronicle in the mKhas-pavi dgav-ston，”in Li Fang-kuei Festschrift，Monumenta Serica，vol.XXVI，Los Angeles：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1969]，pp.498-505. ⑤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76、378页；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201页。上引“九大尚论”的人物，笔者据相应的汉文记载或习惯译法做了少量改动，“琛·野息秀亭”原译“琳·杰斯秀亭”，“章·尤瓦贾热来斯”原译“昌·尤瓦贾热来斯”，“属卢·达赞斯坚”原译“久若·达赞斯坚”，“属卢·空赞”原译“久若·空赞”。其余未动。 ⑥关于桑耶寺建寺的年代，由于藏文文献有诸种记载，故学术界说法不一，此处取779年。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页。 ⑦林冠群提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载“尚论掣逋突瞿”(zhang lon ched po dgu)系指吐蕃的九位众相，其记载可能源自公元701年至720年间，即吐蕃由赞普祖母墀玛蕾主政及墀德祖赞在位早期；也可能源自于公元779年前后，墀松德赞主政时期。参见林冠群：《吐蕃中央职官考疑——〈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第43—76页。笔者以为，倘若以《贤者喜宴》所记《桑耶寺兴佛第一诏书》明确提到“大尚论伽罗笃波”(zhang blon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宰相同平章事)为准，应以后一时间为妥。 ⑧参见林冠群：《吐蕃“尚”、“论”与“尚论”考释——吐蕃的社会身份分类与官僚集团的衔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巴桑旺堆：《〈韦协〉译注》(一)，《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78页注释②。 ⑨参见陈小强：《试析吐蕃王朝社会结构》，《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林冠群：《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 ⑩《贤者喜宴》记载“五如之势力范围”之下，有“夏康三部为大臣贝氏(blon po sbas)之地”，参见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33页。 (1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记载，吐蕃首席宰相一职，在“杰桑东则布获罪遭谴后(755年)，韦·囊热苏赞(dbavs snang bzher zla brtsan)任之”；“大事记年”中756、757、760年，有“论·囊热”(blon snang bzher)或“大论·囊热”(blon chen po snang bzher)，主持多思麻地区冬季会盟，攻陷李唐大宗喀及临洮，召集夏季会盟。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5—156、160页。这里，“韦·囊热拉赞”与“大论·囊热”应为一人，与“贝·囊热拉赞”是否为同一人?虽然其名字略同，但所出氏族不同，前者属“韦氏”(dbavs)，后者为“贝氏”(sbas)，或文献传抄有误?不敢妄断，存疑。 (12)“章·尤瓦贾热来斯”，即藏文史籍《韦协》中的章·嘉扎列斯，《拔协》写本中的章·嘉热列斯，是墀松德赞的重臣之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记载，章·嘉扎列斯(sbrang rgyal sgra leg zigs)也是一个统兵征战的将领。参见巴桑旺堆：《〈韦协〉译注》(一)，《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86页注释3。 (1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记载大约是“安史之乱”后的吐蕃首席大臣(宰相)时说：“……韦·囊热苏赞任之。其后，管·支桑雅拉任之。其后，琛·尚野息秀亭任之。其后，恩兰·达扎路恭任之。其后，那囊·尚颊村拉囊任之。其后，没卢·墀松热霞任之。”尚可补充的是，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琛·野息秀亭被称为“尚·野息”或“尚琛·野息”，曾主持吐蕃的夏季或冬季会盟，并领兵攻陷李唐京师；而没卢·墀松热霞曾“领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59—160、167页。 (14)“那囊·墀松尼雅桑”，即《贤者喜宴》在“剪除反佛大臣玛祥”一节中记载的“舅臣尼雅桑”(shang blon nya bzang)，参见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126页。 (15)参见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198、206、209页。 (16)参见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93页；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原载《政治大学学报》(台北)第60期，1989年，第49～84页，收入氏著：《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84—85页。 (17)林冠群：《吐蕃中央职官考疑——〈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第68页。 (18)关于《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问世的年代，参见Hugh Richardson，“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in High Peaks，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Aris，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88，p.71. (19)参见山口瑞鳯：《沙州漢人にょる吐蕃二軍団の成立とmKhar tsan軍団の位置》，《東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設研
要》4，1980年度，第19—20頁。 (20)参见林冠群：《吐蕃中央职官考疑——〈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1分，第66—67页。 (21)关于《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吐蕃“宰相同平章事”的人数，学术界尚有分歧。林冠群认为是六人，其原因是将班第勃阑伽云丹、班第娘丁增列入“僧相”的范围，同上引文。笔者认为，班第勃阑伽云丹、班第娘丁增两人虽被冠以“钵阐布同平章事”，但这是第二层次的分类，因为在此名称之前，还有一个称呼是用来统称包括他们及其后面的六位宰相同平章事，这就是“宰相同平章事及大小臣工发誓者”。《唐蕃会盟碑》在“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之下，首列“同平章事沙门钵阐布允丹”，《旧唐书》卷196《吐蕃传》曰：“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云”(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5页)，均证明“僧相”亦可列入“宰相同平章事”的范畴。 (22)兹举一例。《藏族简史》编写者在相关注释中说道：“《吐蕃文献选集》所记大尚论及六告身出现在763年以后，《智者喜筵》(亦称《贤者喜宴》)第七品记载墀松德赞始设大尚论九人，该书所录墀松德赞兴建桑耶寺的第一诏书中，大尚论即有九人。”(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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