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话语的解构——对《爱孩子的男人》的女性主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权论文,话语论文,孩子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男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0)05-0075-06
在澳洲文坛上，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1902-1983)似乎是一个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她年轻时就离开故土澳洲，大半生旅居欧美，直到晚年才回国定居，这使她曾一度“名声在外”；另外，她丰富的海外经历，虽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她的多元文化观念和身份却使文学史家难以给她一个确切的国别上的“定位”；加上她的女性身份，多少也受到了男性文学传统的疏忽和排挤，使她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要不是6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作家兼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1914-1965)为她的《爱孩子的男人》（以下简称《男人》）再版写序，隆重推荐介绍此作家和作品，恐怕至今她还默默无闻。若果真如此，人们至今都可能读不到那本“英语小学中少有的、写得如此美丽的经典之作”。（注：Christina Stead,"Afterword",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 ,p.492.）
贾雷尔在序言中写道，《男人》是一部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一本“如现在的人们不读，将来的人们一定会去读”的书。（注：Christina Stead,"Afterword",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 ,p.492.）对于享有如此美誉的作家和作品，人们自然再没有不公正忽视的理由。在接下去的二三十年里，斯特德和她的这本被遗忘多年的大作成为众多评论家的研究对象。由于她的作品，特别是《男人》一书涉及政治、经济、种族、阶级、两性以及语言等多方面的问题，给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读者提供了众多释读的可能性。
《男人》初版于1940年的美国。它取材于作家的童年经历，却是以三四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的美国为背景写成的一部“美国小说”。如果说斯特德在她的《万国之家》(House of All Nations,1938)中放眼的是国际金融市场，那么《男人》则聚焦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极其细腻、但不无夸张地展示了父权制下一出触目惊心的家庭悲（闹）剧：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爱恨交织的异化亲情，以及充满暴力的权力之争。作者借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悲剧，隐喻了人类传统父权制文化社会的弊端和面临的危机。笔者认为《男人》是一部具有后现代意味和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悲（闹）剧”通过对家庭中话语权力之争的描述，形象地演绎了人类、特别是两性间歧视和压迫存在的状态，以及女性主义的由来。
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就是题目中的那个“男人”，大名山姆·波利特。作者几乎以漫画的手法刻画了这个外表伟岸、内心极端自私霸道、又幼稚无能的大男子主义者形象。他曾仗着百万富翁的岳父的影响在华盛顿政府机关谋得一官半职。岳父生意破产，欠下一屁股债撒手归天后，他的政治前程一夜间化为乌有，还差点成了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波利特全家被迫从华盛顿市中心的别墅，搬到梅兰德一个穷乡僻壤的一座乡舍。从此，丢了饭碗的他就“归隐”家中，专心充当“孩儿王”——号称“为未来培养优秀的工作者”，可是从来不尽养家餬口之职（他认为这种责任过于“世俗”）。结果，他把整个家庭推入了贫困、混乱和痛苦的深渊。在作者笔下，山姆除了“能说会道”，几乎一无所长，那张嘴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解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名为表意系统，由于“权力”暗中压制，它往往变成“强加于事物的暴力”。确实，山姆为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父权家庭秩序，以他那套霸权话语对妻子和孩子进行欺压。但他的企图始终遭到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妻子哈尼和女儿露易的反抗。从某种角度说，小说就是围绕他们之间的“舌战”展开的、关于建构父权和解构父权的“故事”。
先来看山姆的父权建构。山姆曾在他的一帮孩子面前鼓吹，建立一个叫"Monoman"或"Manunity"的家庭王国。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排斥“他者”——女性成员和“差异”(difference)——的父权专制体系。在波利特家，这意味着排除哈尼的母权(maternal power)以及控制并“规范”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用山姆自己的话说，他要使他们个个成为“小我”("Little-Me")或“小山姆”（"Little-Sam"）。作为表意系统和交际工具，“语言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小说特意将word中的W大写，标志它的至高无上——它成了他宣扬“伟大”理想和建构权力王国的武器。他在家庭中的日常生活话语大致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训斥和威胁利诱型的，对象主要是哈尼和不守“规矩”的孩子。例如，有训斥哈尼口头禅的：“住嘴，否则我来让你住嘴”；有威胁利诱孩子的，如“你要长得和我一样”。第二类是游戏调笑型的。作为一个无力在外面世界“生存”的“没有长大的孩子”（哈尼语），山姆的一生似乎都是带领孩子在游戏取乐中度过。只要有他在家，家里就充斥了他的怪腔怪调和胡言乱语。第三类是政治性演说词，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在文中俯拾皆是，几乎占了他日常话语的绝大多数。这一方面表明他以这些动听的幌子捕捉听众心灵的企图，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他充当政治“传声筒”的荒唐可笑。无论是对妻子的威胁利诱，还是对孩子们的“谆谆教诲”，山姆的这套话语是无庸置疑和压倒一切的，可谓父权制暴力语言的“典范”。
哈尼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一向感情不和，动辄吵闹打骂，简直可以说是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不用说山姆经常利用“武力”把哈尼教训得遍体鳞伤，也不用说他以强奸式的性暴力把她沦落为生殖的机器，迫使她在婚后6年连续不断地“生产”了6个孩子，光是山姆的话语就足以把她说死。实际上，除了正面交锋时唇枪舌剑，互相中伤，这对仇敌平时已“无话可说”，必要时都是通过孩子们传话来“沟通”的。山姆对哈尼精神上的摧残主要体现在剥夺她的母爱的自然权利、排斥她对孩子的影响上。为了在孩子们中确立父亲的绝对权威，排除对自己有竞争力的母亲权威的干扰，他想方设法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孩子们面前抬高自己，贬低哈尼。一次，他在孩子们面前用"other"指涉他们的"mother"哈尼，这恐怕既不是偶然的“口误”，也不是仅仅和孩子们作文字游戏，而恰恰是他有意识引导孩子排斥他们的母亲的作为。他禁止哈尼接近孩子们，以避免“其他语言”污染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以此残忍地剥夺她作为母亲的权利，并使哈尼丧失自信和自尊。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哈尼在孩子们心目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位，她是家里“迷人的女巫”，连她的“勃然大怒”，都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这样做是她的权力——她在家中拥有的‘自然的权力’”。对孩子们来说，在父亲不在家时，溜进母亲的房间，听母亲讲那些自编的“精彩的故事”，念歌谣，猜谜语，这些无疑是最大的快乐。孩子们的“背叛”不能不说是山姆排斥哈尼权威企图的失败。
对于山姆来说，孩子不仅是他“征服”哈尼获得的“战利品”，而且是他“最后的归宿”。尤其在被排挤出华盛顿后，仕途失意的山姆一无所有，充当“孩儿王”成了补偿他那份失落并让他过把“掌权”瘾的唯一手段。在他理想的家庭乌托邦里，名为“培养未来优秀的工作者，实际上则是通过把自己沉浸于孩子们的生活而获得一种永恒的现在——永远不变的孩童般愉悦的领域”。（注：Joseph A.Boone,"Of Father,Daughters,and Theorists of Narrative Desire:At the Crossroads of Myth and Psychoanalysis in 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o.4,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inter 1990,p.532.）哈尼骂山姆本身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这表明了这个“伟丈夫”心理上的幼稚、无能、外强中干的实质。他被作者冠予“爱孩子的男人”，无疑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很显然，他所谓的“爱”就是占有和操纵。小说演绎了他那套“父亲话语”，揭示出“父爱”的本质。
语言对于山姆来说，无疑是上帝。它不仅是和妻子斗争的有效武器，还是“培养未来优秀人才”，使孩子们都成为“纯正的”自己，并实现他Monoman或Manunity王国的梦想的途径。为此，他专以他自己“高尚纯洁”的思想和话语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孩子们“从摇篮里起便开始操练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以至于他们很小就直觉到“他们的父亲是摩西十诫”。这“纯洁高尚”的话语不外乎他的“永恒的人文主义演说”、虔诚的道德说教、各式儿歌、童谣以及一切有声和无声的语言符号（包括他指定的那些“高雅的”、“科学的”书）。引用拉康的话说，山姆是孩子们语言领域象征性作者和看护(symbolic author-and-keeper)。对于正处于“自我”形成阶段的孩子，他的那套如哈尼所说的“谎言和废话”无疑“愚弄”甚至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从另一方面说，又显示了他这位“政治小丑”荒唐可笑的一面。因为根据语用学的理论，在言语的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与受话人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相互协调的，每一言语行为都是针对特定类型的受话人的。谈话对象对路，才能实现交际目的，取得预期效果，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会使说话人和受话人处于恶劣的关系中。显然，山姆的大多数言语行为，特别是那些空洞深奥的“政治、法律性话语”是在无视对象、无视恶劣的家庭话语环境下发生的，难怪他的大儿子艾尼以自杀来逃避父亲的“说教”，也难怪他屡屡招致女儿露易的嘲讽、“顶嘴”甚至“抢白”。
当然，山姆也许根本就不在乎所谓言说的效果，因为他那些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几乎都是独白式的，而独白作为言说的特殊形式，是一个自我对另一自我的“对话”。对于山姆这样可怜的自恋狂，那不是一种过过言说权力话语“嘴瘾”的好方法吗？他还充当孩子语言领域的权威和裁判。他抱怨女儿露易的语言“太狂妄，太激情，太让人想入非非”，不登大雅之堂，说她的诗词是“病态的胡言乱语”等等。他还说自己是孩子们“通向成人世界的钥匙”，有他这样有知识、有品德的父亲，孩子们根本用不着上教堂，上学校，等等。总之，他以“父爱”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通过那套父权话语强加于孩子们身上，疯狂地占有并压制他们的个性发展，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一再强调孩子们与他要“合而为一”，他把第二个女儿艾维看成是“尽职的女儿”的典范，让她替代母亲哈尼的位置。他这种近乎乱伦之嫌的企图还表现在，一次，他用嘴咬着一根香蕉，口对口地把它塞到露易的嘴里，使露易感到无比委屈和恶心。作者刻画他对孩子们病态的“爱”和依恋，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说，是对当时占领西方思想界的、具有明显男权话语色彩的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挑战和颠覆，显示了作品的革命性。
在家庭王国里，山姆正是企图以这套充满暴力的“父亲话语”占据中心位置，而把别人排斥到边缘，迫使他们缄默或失语，并以此表明自己不仅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而且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的命名者，而且是“家庭文本”的作者。实际上，在小说前半部中，山姆无处不在的声音几乎吞没了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声音，迫使读者也忍无可忍地处于他的话语“淫威”下，禁不住想还他一个“住嘴”！然而，山姆以父亲话语构建的家庭王国的中心地位自始至终受到了来自“边缘人物”的攻击。
拉康曾指出，话语具有建构的力量，同时具有破坏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改变它的使用者，重新创造和组织无意识，它的革命性甚至可以改变社会压迫的结构。运用语言这个武器对父权话语进行攻击的首先是哈尼。
哈尼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她与山姆的不幸的婚姻恰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是父权制下男人间权力交易的产物。这位昔日的贵族小姐曾怀着做“白宫招待会上高贵的女主人”的憧憬，被她百万富翁的父亲当作“一项生意上的投资移交”给山姆的，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没有爱情的婚姻成了捆绑一对仇敌的枷锁，那个名义上的家成了两性权力之争的战场。在地狱般的家中受尽肉体和精神摧残的哈尼，面对无休止的争斗以及每况愈下的家境，心中充满强烈的失落和仇恨之情。仇恨的对象首当其冲是她的“丈夫”——那个不但没能使她享受荣华富贵反而使她沦落为未老先衰的家中囚徒的自私小人。一次，她向她的情人痛诉她对丈夫的刻骨之恨，她说：
每当我想起他这样剥夺、践踏我的生命……我是多么想杀了他。我恨不得攥紧拳头，朝他油腻腻的头颅打去。向他那张吹个不停、喊个不停的嘴扔东西……他天天鼓吹人类平等、男人的权利，可从不提别的，那女人的权力呢？他倒真好，一个有奴隶为他擦鞋的伟大的民主人士！
这里，作者也似乎借哈尼之口，指出了当时男权文化所谓“民主”的虚伪。哈尼的发泄和对抗不是歇斯底里的喊叫怒骂（照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语言符号），而是对山姆的“布道”进行讥笑嘲弄。每当山姆口若悬河、深深陶醉于自己的伟大思想和自己口头绘制的一幅幅宏伟蓝图时（如他的朋友说的，山姆一开口就创造一个世界），哈尼总是冷不丁地从一旁泼来一盆冷水，对他反唇相讥。她那沙哑、愤懑的嗓音和那张“整天阴沉着的脸”，与道貌岸然的山姆夸夸其谈“博爱”、“平等”、“理想”和“人道主义”形成多么强烈的反讽！
可是，作为一个在浓重父权制氛围中长大的受害者，虽然她是“暗暗同情所有反对男人的女人之一”，但哈尼心理上依然认同和依附父权制。她不可能改变百万富翁的父亲（又一个父亲！）为她安排的命运，以至于始终是个自我形象扭曲、懒散挥霍、令人可叹可悲的女人。真正给“父亲话语”沉重打击的是她的继女露易。
如果说哈尼在作者笔下是父权制下传统的“旧式女性”，那么露易则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新式的、有明显女权意识的知识女性形象。在作者笔下，这位身材肥胖、举止笨拙的“丑小鸭”简直是个语言天才。她自幼熟谙文学名著，擅长吟诗编故事。也许是早熟的思想和杰出的语言才能对父亲构成潜在的威胁，她成了他重点教化的对象。起初，丑陋的外表和继女的身份使她只是个敏感自卑、沉默寡言的保姆。她冷静地旁观父亲在家中上演的一幕幕丑剧，从小开始就本能地觉得，在父母两个对立的阵营中，“也许可为母亲说些什么”。她同情继母的遭际，却大多以“沉默”、“不吱声”表示对父亲的不满。但渐渐地，她开始打断父亲自我标榜式的夸夸其谈，在父亲宣告他的宏伟蓝图——建立一个叫"Monoman"或"Manunity"的王国时，她立刻打断道：“你指的是monomania吧”（意为“疯人国”）。她甚至擅自逃到外面“溜达”以拒绝听父亲的“课”。有一次，她模仿父亲呵斥别人时的口头禅，在笔记本上写满：“闭嘴”，“你这个空谈鬼，闭嘴，我受不了你的胡扯”。随着年龄的增长，露易越来越不服从，不是漫不经心地让事情过去，也不是阳奉阴违，而是公然抗拒——“我不愿做，因为这是不对的！”这里露易用"right"一词，既表示她的是非价值判断，也表明她对“权利”问题的关注。就像作者所加的评论，“露易有了自己的是非观，她正进入了他们（大人们）的权力世界。”
特别是山姆唯一的一次从马来亚出差回来，露易对父亲厚颜无耻地从别人那里收罗来的几箱礼物不屑一顾，还仿照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诗，自编一首嘲讽父亲的恋物和贪财本性，令父亲对女儿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精暴地扇了女儿一耳光以威慑她的“大胆”。
在继母临产前，露易对不顾妻子死活、坐视她痛苦挣扎的父亲，气愤地赋诗一首无情揭露父亲的恶行，讽喻他是该遭“推翻的暴君”。
露易对父亲影响的抵制不仅表现在她对继母的认同上，更表现在她的创作上。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在创作中探索适合自己的语言，并从中寻求自卫和反抗父权的力量，这是一种女性权益欲望的表现和女性主义的政治行动。走出家门，开始上中学的露易，随着视野的扩大，知识量的增加，创作才能有了长足提高。处于青春期的露易，感情丰富，富于幻想。她暗恋上了她的英语老师，创作起规模宏大的“艾登组诗”，决心“用英语语言中一切想象得出的形式和韵律，把一字一句都献给艾登小姐”，并把给与她精神力量的艾登小姐称为自己的"Onlie begetter"（意味“唯一的生命赐予者”）。这使一向视自己为女儿生命主宰的父亲既嫉妒又气恼，当着她女友的面说那是“病态的胡言乱语”。露易还与一些萍水相逢的女性建立了友谊，她对她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姐妹情谊”，倾听她们的痛苦遭遇和心声，同时发表她自己的思想。她从这些不同的女性身上得到自我的肯定，增加了自我、自主意识。这“姐妹情谊”是否是作者心目中最初朴素的女权联盟呢？不管怎样，它无疑对山姆的父权建构带来现实的威胁。
为了表达自我，排解孤独苦闷并与父亲抗争，露易像历史上许多受压抑而寻求自我声音的知识女性一样，写信与女友们交流思想，并用密码写日记，搞创作。这里，露易表明了女性主义作家对抗父权的语言策略和进行艺术创新的才能和勇气。她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并希望有一门更广泛的语言，能使她随心所欲地表达每一个微妙的念头。有感于雪莱的戏剧《钱起》，她用密码写成了独幕剧《父亲的悲剧》，叫弟妹们在父亲生日那天演出。她把剧情集中在父亲的拥抱致使女儿死亡这一事件上，并借剧中女儿之口发出自己的呐喊：“母亲，父亲在扼杀我了，谋杀犯！”把一向视自己为话语权威的父亲推到尴尬甚至语塞的境地。当露易把剧本翻译给父亲听后，山姆只“无力地”抱怨她为什么不用英语写，并嘟嚷那戏“荒唐愚蠢”。很显然，在充满权力纷争的话语之战中，昔日的“权威”已处于了“下风”，而女儿正以与日俱增的自信和勇气步步逼近父亲的权力中心。无怪乎，女权主义文论家苏珊·谢立丹(Susan Sheridan)说露易是女作家的原型，挣扎着谴责“父亲”的人。
山姆精心“熏陶和教育”孩子，目的是把孩子们“复制”成和他这位父亲一样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一人国”、“男人国”容不得他们有任何“异己”的迹象。看着女儿的成长竟是对抗和背叛他，山姆恼羞成怒，恨不得一把“砸碎女儿那张异己的面孔”。他软硬兼施，一会儿当着露易的老师和朋友的面羞辱露易，一会儿又要女儿可怜可怜他，苦口婆心地规劝女儿和自己“拥抱成一个人”。但他的话语在女儿日益自信有力的声音前显得底气不足，漏洞百出。在《悬浮的山姆》一章中，露易则彻底否定了父亲的话语权威。
“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么糊涂，他们比我们好；我还知道要是现在混乱，那不会永远混乱下去。尼采说过在混乱中，你将诞生一颗耀眼的星星！”
山姆红着脸，轻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
“不！”露易喊道，“不，不，你什么也不懂！”
确实，思想狭隘幼稚的父亲直到私闯女儿卧室，偷看女儿日记后才意识到，女儿正是从混乱中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星星。
以上分析表明，山姆企图独霸话语权，并以那套父权话语建构他心中的父权王国，但他遭到了对抗性话语的否定和破坏。这说明，语言本身并不像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排斥和孤立女性，它同样可以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工具。正如帕特里夏·耶格尔所说的，每门语言存在固有的破坏功能，它同样为女性创造性的“游戏”语言提供空间，任何像露易一样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都可任意“利用语言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露易也正是在语言中寻求力量，武装自己，摧毁了父亲的话语霸权，瓦解了父权话语。在此过程中，她发现了自我。在给女友的信中，露易以诗一样的语言表明自己已不再是逆来顺受、自怜自艾的小保姆，也不再是只丑小鸭，而是一个自主的、大写的主格“我”，不是宾格“我”。她还对父亲说：“我是我自己的母亲。”一方面否定父亲对自己的意义，另一方面，表明了她的自信和勇气。
小说最后一幕是露易离家去“周游世界”。她站在家门前的桥头环顾四周，感到自己那双曾被父亲的“古老的故事”蒙蔽的双眼恢复了视力，发现眼前的一切“不再是她自己的一部分，而是她可以毫无成见地自由思考的对象”。她走了，把父亲以及那个地狱般可怕的家抛在了桥的另一头……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鲁兹(Deleuze)和心理学家加特利(Guattari)共同提出的后结构主义“解域”理论(deterritorialization)，露易在空间的迁徙（“出走”）瓦解了“父亲之家”——父亲苦心孤诣构建起来的、以他为中心的波利特家庭王国，她的行动证明了她对父权制的否定以及父亲施加在她身上的一切约束的鄙弃。
小说就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中结束了，留给读者的却是许多想象和思索：露易到底去向何方？她会找到她向往和追求的自由和快乐吗？她还会回来吗？这只昔日的丑小鸭会长成美丽的白天鹅吗？……隐喻性的结尾仿佛昭示了当今女权主义现状。消解了男权中心，女权主义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是建立一个女权中心取代男权中心，从而开始一个女人压迫男人的时代吗？这显然不是答案！相信作家斯特德也决不同意这样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作家》中，斯氏自述不愿作党派人物。她说自己虽然不乏女性意识，但不喜欢“女权主义作家”的头衔。她表示自己只想“站在那些生来受到压迫、非公正、强制、偏见和阻挠的人们一边”来述说他们的心声。这恐怕就是《男人》一书提供给我们的最主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