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北京论文,公园论文,中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5)02-0045-09
中国是个古典园林艺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此“园林”为皇家御园或私家花园，并非“公园”。近代“公园”是西潮东渐的产物。（注：关于“公园”概念的界说及其开辟途径，可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J].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868年，“公家花园”(Public Park)最早出现在上海外滩租界，（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R].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P473)渐次又有私家园林陆续开放。（注：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J].学术月刊.1998(8).）至20世纪初，公园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建。1905年，有人倡议在京城建造公园，主张经费当“出于民间而不能动用于公款”。（注：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N].大公报.1905-07-21.）1907年，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端方、戴鸿慈奏请开设“京师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注：参见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第三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P526～531)“万牲园”的开放是民国初年公园开放运动的发轫，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园。此后，舆论敦促政府速开公园之议愈亟。当时报章上有人指出，京师作为首善之地，“原应当在一切维新变法的事情上，立个榜样，作个领袖，好提倡着叫各行省也效法改良”，北京城里应“立四个公共花园，设在东西南北四城，任人随便游览，不取资费”，并指出像京城先农坛、地坛、日月坛这些地方，“已经粗具公园的体格，只要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注：公共花园论[N].大公报.1910-06-08～10.）但直到清朝灭亡，北京尚未建立起公园。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第一个近代公园——“中央公园”才应运而生。
一、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
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其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当时的皇家禁地，自与一般百姓绝缘。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休息之所”。（注：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民国二十五年紫江朱氏刊）.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P113)北京确实需要有一座公园，不仅因为市民缺少可供休闲的场所，而且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致力于城市改造，公园也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一个标识。当时市政当局展开了颇具声势的宣传，《市政通告》连续发表文章对国外城市公园进行介绍，并分公园规划、经费、收入等专题展开了讨论。总的说来，这些文章强调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大凡一个大都市，人口总是有增无减，人口既多，公园乃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不是专为美观，实在是为都市生活不容不要的……添设公园，真是市政上一件重要事情。”（注：公园论[A].载京都市政公所编.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年.）(P29)
社稷坛即是最初几个被考虑改造为公园的地方之一。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
公园草创，需款正多，鉴于“国库支绌，不遑兼顾”，因此经费交由“京都市民暨旅居绅商共同筹办”，“并由公所委托该绅民组织董事会经营管理”。（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3～184)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60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4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1000至1500元间。（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3～4)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50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注：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民国二十五年紫江朱氏刊）.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P113)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注：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P180)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4)
昔日皇家禁地，而今成为公共园林，平民百姓亦得观览，因而一经开放，“都人联袂来游，极一时之盛”。有人这样描述初开放时的社稷坛景象：“但见古柏参天，苍松夹道，所有布置虽未完备，而景致清幽，令人心旷神怡。……至社稷坛内有一台，高五级，方四丈，台面之土分五色，该处即清皇室行祭之处。”（注：陈列所与社稷坛游览记[N].申报，1914-10.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P197)这是近人观览皇家园圃的新鲜感受。一位时评家这样说道：“凡昔日帝后游兴场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注：汤用彬.旧都文物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P56)有了这样一份体验，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老舍先生笔下北京人那种文化自豪：平日里他们“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注：老舍.四世同堂[M].转引自赵园.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151)
二、城市公共空间的生长及其限度
（一）公园场景中的市民生活
民国成立之前，北京人除了光顾庙会，很少有游乐的去处，像什刹海、陶然亭和西山这几处，或者地方狭小或者位置僻远，很难满足需要。现在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自然是许多寻求休闲的百姓心中首选。在公园刚开放的那几天，当时人用略带兴奋的语调记录：“想不到饥者易于食，渴者易于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9)即便此后先农坛公园（1915年）、北海公园（1925年）、京兆公园（今地坛公园，1925年）也都相继开放，但“终不如中央公园位置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注：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P141)据一个当时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的外国人观察，每年夏天来中央公园的游人在4000到5000人之间，而到了严寒的冬天，仍会有100到200人。当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游园通常是免费的，这些天常常有上万人汇集到中央公园里来。（注：Sidney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M].Newyork:Geogre H.Doran Company,1921.）(P237)公园以它的新鲜魅力吸引着来自各方的人们：
中山公园的灵雅素淡，虽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时代浓装，那松柏森然，仍苍苍表现着古色古香。这里尽管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静更深，来这里探时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城市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地展览在这里。（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02)
中山公园的古树、花卉在当时北京城是享有盛名的，一年一度的“稷园花事”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141)从1916年起，公园连续每年举办规模盛大的赛菊大会，北京市还在1928年规定菊花为市花。（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文宴”乃文人墨客间诗词酬唱的风韵雅事，也由原来野外的陶然亭转移到了城里的公园来举行；尤其每逢春秋佳日，稷园内“耆宿满座，流觞歌咏”，颇极一时之盛。（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以上种种名目，还可窥见些许古风遗绪，但公园不可避免地带有近代商业气息。社稷坛内兴建了影剧院、纪念品商店、照相馆、餐厅和茶座，并且不定期地承办各种商业展览和售卖。很特殊的是，1919年司法部在公园设立了“监狱出品陈列部”，公开售卖京师第一、第二监狱出产的物品。（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2)这些由服刑的劳改犯制造的产品相对廉价，颇有销路。鲁迅先生也买过不少这里的东西。鲁迅日记1919年7月23日记：“往中央公园观监狱出品展览会，买蓝格毛巾一打，券三元。”8月4日又记：“午后托紫佩买家具十九件，见泉四十。（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159)
中央公园也是一个被商家青睐的广告宣传地，在公园的纪念刊物上，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录：“民国八年八月，英美烟草公司于本园演放气球为营业宣传之用，球为软布制，径约三丈余，上升时系一人，腾空随风飘荡，掷下兑取卷烟传单多张，其人即将球绳松手，用降落伞落下。”（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38)这样的广告创意，其大胆新奇，比较今日，也未见得逊色多少吧。
中央公园还为一些民间社团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著名的古建筑学同人社团“营造学社”就落址在公园内，它的社长是个特殊人物，即公园董事会会长朱启钤。同期，朱启钤还发起组织“行健会”，是京师第一个“公共讲习体育之地”。该会在公园内开辟锻炼场所，“凡是交纳会费，被接纳为会员者，可持证参加打球、下棋、投壶、射箭等体育活动”。（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6)这些体育活动很受欢迎，“一时入会者达百余人”，会员大多是“一些社会间中、上层人士，如银行、银号、铁路、邮政以及政府等方面人员”。（注：王菊禧、程志孚.北京行健会会述略[A].北京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编.京华园林丛考[C].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P242)
中央公园里经常举行一些体育赛事，像儿童健美比赛和角力比赛，为一般市民所喜闻乐见，中间也不乏流传市坊被津津乐道的花絮：“俄国大力士某，于民国八年借用本园内坛举行角力比赛，如以手折铁、以汽车轧身及舞双铁球等技术。嗣以京城有名技术家王四者，膂力甚大，当上场亦舞其铁球，旋发现其球中空，无须大力即可举动。拟与之比试，而该大力士逊谢而退，观众莫不哂笑云。”（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41)
政府促进公众健康的努力也在中央公园里得到体现。1917年，内务部建立“卫生陈列所”，它位于社稷坛西南方的公园中心地带。这里长期展览各种医学标本和生物解剖图，在公园开放期间里免费供人参观，吸引了大批此前对卫生知识知之甚少但颇感好奇的游客。（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7)
1916年，教育部在公园里建成“中央图书阅览室”，不同于以前的私人藏书楼只向特定人群开放，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借阅书籍、杂志和报纸。（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17)中央公园还经常举行各种文化展览和学术讲演。有意思的是，讲演的内容既有传统经典的教义，也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佛教讲习会”、“中国文化协会”“尊经会”纷纷在此设席开讲；（注：如“尊经社”系列讲经会的讲题有“先教后养”、“婚姻之道”、“士大夫教育下之遗产”、“孟子非战主义”、“尊经与救国”、“圣人之道不变”、“释夫妻有别”、“学校宜以读经为必要学科”。）“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也同时摆开擂台，它的科普活动竟包括在社稷坛五色土上设望远镜观看木星，并为天文爱好者和普通市民进行讲解。（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52)
公园对城市社会更深远的影响表现在政治领域。几乎任何社会政治变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公园有所体现。最突出的例子是1915年为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聚集在中央公园，号召抵制日货，募集救国储金，最多一次储金大会参与者达到了30万人。（注：申报[N].1915年5月13日、17日、28日、30日；这一现象也被当时在京的外国观察家所注意，参见Sidney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M].Newyork:Geogre H.Doran Company,1921,p.237.）而一些社会政治团体也充分利用了中央公园这一活动舞台，如北京自治讨论会、北京市民裁兵运动大会、禁烟纪念会都曾在公园里召开面向大众的讲演会。（注：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M].1939年12月.）(P253～254)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社会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规模隆重的追悼集会，这既是对孙中山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北洋政府的抗议。
公园既为市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空间，也为社会公共生活铺设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市民的生活空间不是彼此隔绝、相互无关的，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开始建立并感受到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央公园几乎每年都举行面向市民的大型筹赈活动，（注：如1917年天津水灾筹赈会和北京英国红十字会游园会、1920年华北救灾秋节游园助赈会、1921年全国急募捐款大会、贵州赈灾游艺会和江苏水灾筹赈会、1923年河南灾荒赈济会、山西旱灾会和旅日同人为东京大地震筹赈会.）而活动的主办者多是同乡会、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我们看到一种有别于以往政府救济的公众参与形式，市民被更多更广地卷入到了公共事务中。
（二）茶座的魅力
正因为中央公园有着巨大的社会包容性，所以会对广大市民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而公园的茶座则是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一个场所，那里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去处，它几乎被人们当作了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会朋友、洗尘饯别、订婚结婚、宴请客人的最好选择。
中央公园的茶座可分东西两路。东面“来今雨轩”现今还在，昔日曾执茶座牛耳，用一个老北京话来形容是“菜好、点心好，自成一范围”。（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96)有人回忆说“来今雨轩是国务院，因为政界要人们公余在此碰头”，“也常常能见到各位名士教授在此驻足，其中也不乏北大《新青年》杂志同人们的身影”。（注：钟少华.从皇家禁地到北京第一座公园[A].北京文史资料[C].第57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P282)1919年美国学者杜威访华，他的六十寿诞就是在中央公园举行的；（注：本校与他三团体为杜威博士祝寿记[N].北京大学日刊（第四分册）.1919-10-22.）三年后他回国时也是在中央公园饯行的。这类文化盛会在来今雨轩举行过多次，要是用过来人话说，就是“如果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西面的“四宜轩”在水榭和假山之间，远离大路，喜欢清净的游人对它有着格外的偏好。西边路旁从南往北依次而数，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三家。这几家露天茶座逶迤成片，“生人是分不清谁家和谁家的，只有常来的熟人才知道”，“各家的熟客也是分开的，各家有各家的一路生意”。（注：魏兆铭.北平的公园[A].载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97)“春明馆”比较旧式，“长美轩”新旧参半，“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所以有人说，这三个茶馆是代表了三个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这话从他们给客人预备的茶点便可得到证明：“春明馆还是保持古色古香面目，是一碟一碟带着满清气味的茶食，如‘山楂红’、‘豌豆黄’之类；长美轩则维新进化了，好像是清末民初的派头，除了‘包子’、‘面食’外，碟子有‘黄瓜子’、‘黑瓜子’等；柏斯馨则十足洋化，上两家总是喝茶，它则大多是吃‘柠檬水’、‘橘子水’、‘冰结凌’、‘啤酒’，它的点心也不是‘茶食’、‘包子’、‘面’等，而是‘咖喱饺’、‘火腿面包’及什么‘礼拜六’，还有许多说不上来的洋名字。”（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09)
林林总总的点心名目，暗示了各家茶馆不同的顾客身份。根据当时人的观察，“春明馆当然是以遗老们为基本队伍，以自命风雅哼诗掉文的旧名士为附庸”；“长美轩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可说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柏斯馨的份子，则比较复杂，但简单归纳说也不过是红男绿女两种人”，交际花、公子哥儿、摩登青年都爱围坐在这里。所以凡是来吃茶的客人，要“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另，时人还有“长美轩是五方元音”，言其间客人多且杂，“春明馆是老人堂”而“柏斯馨是青年会”的说法，参见钟少华《从皇家禁地到北京第一座公园》。谭其骧《一草一木总是情》（《读书》，1992年第7期）亦有类似的回忆。）(P510)茶座里这份微妙的感觉象征了成长中的城市公共空间新旧杂陈的某些特色。
对众多的客人来说，闲聊恐怕是茶座最具魅力之处了。茶座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某某人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而周围环听的人乐而忘倦，甚至拍案叫绝。民初社会种种耸人耳目的“掌故”、“秘闻”，大概也“只有在茶座上，才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有人说，人们喜欢茶座，还因为它有两个附带的好处。一是“看”，茶座中间的马路，是来往游人必经要道，“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事变，看见人间世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二是“会人”，大家在公园碰面，既免除去特意拜会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注：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A].燕京风土录[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P511)北京习惯于把茶座当作他们的“会客室”，这点与一些研究者对别的地方茶馆的观察是正好巧合，“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座见。即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座，不用特别约定便可见到朋友”。（注：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J].历史研究，2001(5):114～125.）尤其是文化人，公园茶座更是他们见面聚会的据点，有些几乎天天去的常客，甚至得到了“公园董事”的雅号。鲁迅先生常去中山公园的茶座，他的朋友们也常去，所以经常会有不期而遇。如1924年4月13日记：“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钱玄同，遂茗谈至晚归。”同年5月1日记：“往晨报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94)
（三）公园的消费主体
中央公园的开放有利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长，前面的讨论也初步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上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赤贫阶层，公园虽然面向公众，但门票和公园里的其他消费却使许多穷人舍不得“到此一游”。
在公园开放之初，价格不菲的门票就挡住了一些市民的脚步。（注：社稷坛开放当日，“需费小洋一角购票，以致贫寒者多不能入览”。陈列所与社稷坛游览记[J].申报，1914-10-16.）当时公园门票大洋5分，另外还有各种定期游览证，如四个月期的收费6元，一年期的收费12元。（注：中央公园售票简章.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54～56)门票5分相当于铜元20大枚，就当时物价可买到六七个鸡蛋，看来不能算是便宜。游客进入公园还有其他花消，比如茶座，一般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有些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注：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与钱[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P155)另外，公园里许多体育设施也是收费的，只针对特定人群，绝非一般人所能问津。
当时公园园门设置“左为收票所，右为兑换所，中界铁栏为查票处”。（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5)兑换所的建立似乎比较特殊，这是因为上世纪初期北京币制混乱，有银元、铜元，还有钞票，而且每种都有辅币，彼此之间需要按比例折算使用。北京普通市民的工资收入和日常交易多使用铜元，从1900年到1925年的25年间，铜元高达300%的惊人贬值对市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普通市民“往往在数年之中每天的铜元工资是一样，但实际上工资所能买到的东西日渐减少，有时候他们的铜元工资增高了，但银元换铜元的数目渐渐增加，不久竟超过工资的增加”，所以这20多年间市民“因铜元价值的低落吃亏很大”。（注：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M].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P77)
北平贫富家庭分布表
种类
城内
城外
总数
所占比例
极贫户
24037 18946 42983
16.9%
次穷户
9730 13890 236209.3%
下层
92394 28043 120437 47.3%
中户
37559 19433 56992
22.4%
上户
6618 3732 103504.1%
合计
17033884044 254382
100%
资料来源：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第7～8页。
陶孟和在20世纪20年代对北京48户家庭的收支账目簿进行过一项研究，当时在北京要勉强维持生活，平均每个家庭年支出为200元，其中近97%用于购买食品（占71.2%）、缴纳水电燃料费（占11.3%）、支付房租（占7.5%）和购买衣服（占6.8%），而用于其他像社交、教育、娱乐等开支的“杂费”仅占可怜的3.1%。（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35)依据经济学关于生活费指数的理论，家庭开支中生活必需品所占的比例越高，说明生活水平越低。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北京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很低，绝大多数人还挣扎在“糊口线”上下，他们的收入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注：史明正曾经尖锐地指出，当时北京多数家庭“几乎剩不下一分钱来购买谋生以外的其他东西，教育、消遣、艺术、娱乐以及其他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与他们绝缘”此语似嫌稍过，却也不无道理。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52)
根据1926年京师警察厅所作的一项调查，北京人口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经济群体：
按陶孟和的解释，“所谓极贫户，乃指毫无生活之资者”，“次贫户，乃指收入极少，不赖赈济则不足以维持最低之生活者”，“下户者，乃指收入仅足以维持每日生活者”。（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8)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市民经济状况分布呈脚重头轻的金字塔型，近八成属于赤贫和贫穷阶层，他们尚求温饱而不得，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疲于奔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左右的人口生活相对优裕，他们居于社会的上层，这一有限的人群才是有能力进入公园进行消费的主体。事实上，雄心勃勃发起公园开放运动的的市政当局，虽然期望达到“公共健康之目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情形：“富人广厦清居，或款段郊游，犹可藉恣憩尔；贫民手胼足胝，糊口劳劳，生计相煎，竭蹶不给，何暇讲求休养？”（注：市政与贫民之关系[A].市政通告[C].1917年第8期.）(P33)
（四）公共空间的变迁
从皇家园林到公共园林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特权领域的收缩和公共空间的扩展。但这一变化并不能简单地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政府与民间力量此消彼长。
首先，就像在文章前面部分介绍过的，中央公园的创建从动议到实施几乎都受到北京市政当局的干预，公园本身即是政府市政建设规划的一个部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1915年6月市政公所成立“中央公园管理局”。管理局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由政府外的士绅、商人组成，直接管理公园的日常运作，财政上也力求自主，（注：所谓“园内庶事决于董事会公议，凡百兴作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资及租息，官署所补助者盖鲜”，参见朱启钤.中央公园记[A].蠖园文存[C].）(P115)但实际上，受制于市政公所的严格监督。《中央公园开放章程》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了两者不对称的责任关系。（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4～186)公园的工程资金，虽然主要来自社会捐款，但捐款者多为京城政界商界名流，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注：中央公园历届董事题名录可参见《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第210～229页.）董事会设“执行委员会”操持园务大权，其成员由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也多以“名流”为主体，董事会的决策往往受到这部分有政治势力的强人支配。
1928年，中央公园为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所接收，公园管理体制又有一变，董事会“改为委员制，属本市市政府直辖，由政府派员二人及本园董事推举委员三十人共同组织”。（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4)政府直接派人参与管理，这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对公园事务的控制。
从公园的功能来说，明显区别于西方公共园林，中央公园除了改善生态与提供娱乐之外，尤其强调了教化规训的功能。在市政当局的宣传运动中，公园也更多是被看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他们希望通过新型休闲形式的大众化来铲除不良的社会习俗：
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经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跟人家外国比较起来。人家寻乐是有益于身心，中国旧社会寻乐是无益于身心，一正一反，差的哪儿去啦？所以打算改良社会，当从不良的病根上改起。建立公园。便是改变不良社会的一种好法子。（注：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A].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卷）.）(P9)
中央公园开放即以“共谋公共卫生，提倡高尚娱乐、维持善良风俗”为宗旨。（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P184)我们上面提到过公园内设置了图书阅览室、卫生陈列所和监狱劳改产品展销馆。有研究者指出，“展出和销售劳改产品的目的是要向社会表明，新生的共和国监狱体制的拯救罪犯功能，在同时它亦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对‘人能弃恶从善、痛改前非’的能力的信任”。（注：史明正曾经尖锐地指出，当时北京多数家庭“几乎剩不下一分钱来购买谋生以外的其他东西，教育、消遣、艺术、娱乐以及其他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与他们绝缘”此语似嫌稍过，却也不无道理。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152)公园确实是施行这种教化的适宜场所。依赖于城市新开放的公共空间，政府通过上述种种形式来推进公共卫生和道德教育，用来实现对旧俗的批判与新型生活方式的建构，鼓励大众接受既定的社会规则，借此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1915年公园建立了“格言亭”，直接用孔孟程朱的教诲向民众宣讲道德规范：东二柱朱子之言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孟子之言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西二柱子思之言曰：“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南二柱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武穆之言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北二柱程子之言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孔子之言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注：宋维.中央公园的格言亭[A].京华园林丛考[C].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P240～241)
以上新型的教化模式与传统的圣贤语录一起出现在中央公园，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新生国家规训手段的混溶性。
中央公园作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代表各种社会身份或利益的人物及团体都在其中活动。（注：李德英通过对以成都公园为舞台的社会冲突的研究，也发现不同阶层人士对公园的利用，参见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J].史林，2003(1):1～11.）同样，国家也在利用这一空间进行着自身权威与合法性的塑造。1918年11月28日为庆祝欧战协约国胜利，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国务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军政各界要人到会演说；（注：公园论[A].载京都市政公所编.市政通告[C].第1-23期合刊，1914-1915年.）(P231)而与之呼应并形成了某种紧张的是，在28日到30日的连续三天里，北京大学也以“欧战总结”为主题举办多场演说大会，表达知识界对于一战的理解，几乎各种思想背景的学者都有所发挥，其中就有李大钊著名讲演——《庶民之胜利》。（注：本校特别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分册），民国7年11月27日.关于讲演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日刊》12月3日～12月7日、12月13日、12月23日各期.）次年夏，北洋政府将原立于东单地界作为国家屈辱象征的“克林德碑”拆迁，移至中央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坊”，段祺瑞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奠基典礼。（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建置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P585)如果说，以民族主义勃兴为背景，中央政府通过“仪式”努力塑造着自己道义形象；那么由“中央公园”到“中山公园”的名称变化，我们也可以发现“权势转移”下国家力量的作用。1928年，公园董事会奉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令，改名“中山公园”。1929年，国民政府把原停放在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中山陵，北平市也把举行过追悼会的社稷坛拜殿改为“中山堂”，以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场所。此外，由北平妇女协会等五民间团体发起，经市政府批准，在中山公园内建成“孙中山奉安纪念碑”。（注：转引自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P244～247)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新生的国家政府在表达与旧传统断裂的同时，也在利用城市公共空间重建新的合法性秩序，而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市民阶层的配合与支持。
在中央公园里，我们看到了市民意识的觉醒，也看到了市民生活自主化，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单纯的二元对立，政治抗议行动也并不是公园社会生活的全部。其实，国家也在利用新创立的公共空间，实施社会整合与控制。正像前引的一项近代北京城市史研究曾指出的：“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才使公共空间的变迁成为可能”。（注：陶孟和.北京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157)公共空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也是国家内部的空间。中央公园似乎更适合被看作是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连接，是两者相互渗透的结果。市民自主性的活动并非简单的抵抗，毋宁说更是一种妥协与和解，因为国家也在同一场景下运作，它也在利用公园的时空和其中的种种形式。
三、结语
由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中央公园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成长的历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城市古旧与新鲜的驳杂色彩，也能感受到一个时代陈缓或激越的清晰脉动。中央公园是一个舞台，在这里上演着大时代的悲喜；中央公园也是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观察到民初北京社会的生活百态。它不仅仅是一个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更是集娱乐、教育、商业、文化和政治多种内容于一身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流淌着市民日常生活的细流，也孕育了社会变迁的种子。在这个空间里有着多种力量的较量、争夺与妥协，是它们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中央公园复杂的形象；这一空间也并非在完全意义上实现了它所承诺的真正面向全体大众。总之，中央公园是一个具有魅力而蕴涵丰富的所在，理解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它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收稿日期］200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