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论回族历史上的文化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和而不同论文,求同存异论文,历史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1)03-0015-04
任何民族都是负载着某种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当民族间相处和交往时，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就会发生碰撞、接触和相互影响。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间在文化上始终存在着密切接触、频繁交流、相互借取、主动调适的现象。由于文化的主客位关系、文化发展水平、社会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在多种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文化对亚文化的影响力更大。就我国而言，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更大，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化更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适应”或“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是一个描述族群文化关系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相互影响而造成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1](P397)。本文所说的回族的文化适应主要是指汉文化对回族文化形成、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回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与回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不在论述范围。
一、回族文化适应的动力与原则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在中国本土碰撞、对话、调适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借取和吸收汉文化的过程，若从回族的先民时代算起，这个过程已持续了1300多年。
（一）动力
自我生存发展的需要是回族积极借取和吸收汉文化的根本动力。回族的早期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文化，这种文化与以儒道文化为本体的汉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显著的差异。当民族间相处和交往时，文化的作用力首先表现出来，文化差异成为制约民族关系的首要因素，如语言差别就是民族间交流、沟通的障碍。回回民族一开始就与汉民族交错居住，两个民族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有着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为了创造有利于民族交往的条件，必须克服文化差异首先是语言障碍。这样，处于亚群体地位的回族社会成员便开始了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学习。
回族文化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汉文化则是主体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文化的实际角色关系要求处于亚群体地位的回族社会成员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结构，寻求与主体文化的和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难以生存的。回汉民族密切的地缘关系一方面增大了两种文化接触、碰撞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回族遇到强大的文化迫力。因此只有适度求同才有利于本族文化的保存，促进民族间日常生活中的和谐。回族共同体要发展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一是要进入主体社会，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二是要借助族际交往获得发展。譬如，回族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很直接的民族交往活动，通过与兄弟民族的贸易活动自己获得财富，同时也健全了国家经济生活。对汉文化的借取和吸收就会获得满足自我发展需要的多种技能。
伊斯兰文化的开放性有利于回族学习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其是18世纪以前的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开放而富于进取的文化系统，对所有的进步文化都持兼容并蓄、积极学习的态度。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以说在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回族是受这一思想影响最深的，它塑造了回回民族谦虚、开放的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真正实现了先知这一意愿的当推回族穆斯林。文化交流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倾心于单独的、封闭式的自我创造，不可能培育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开放的心态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有助于将异质文化中的进步成份纳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从而优化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促进民族发展。汉文化系统尤其是人文领域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回族人对汉文化中的精华成份向来孜孜以求、领悟极深，一些具有较高理性化水准的汉文化成份已被融入回族文化体系之中，成为回回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
（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回族文化适应的原则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因为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融入汉族，有些民族因为闭塞和排斥异质文化而衰败、萎缩。汉文化对回族族群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民族并没有完全汉化，而是始终保留着本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元素，就像基因一样一代一代的得以复制和传承下来，这是因为回族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善于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回族群体对待族际文化关系方面一以贯之的态度，不论是在与汉族的相处中还是与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处中，回族人都努力做到同而不化、和而不同。
在与汉民族的相处中，回族人从一开始就有主动与汉文化寻求沟通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一致的意识，藉此营造有利于族体生存和社会和谐的文化氛围。但回族人对异质文化向来都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遵循适度借取、求同存异的原则。文化人类学研究证实，任何一种文化系统中都蕴含着某种抵抗异质文化的要素，这种要素反映到文化负载群体中时就是对“我族”文化的维护意识。由于族源成份的多样性，在回族共同体完全形成以前（唐宋元时期），那种能够称得上成型或具有系统性的回族文化还不存在，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在族源多样化的回族先民群体内部基本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所以，在回族人学习和吸收汉文化的起步阶段就已经有了可供参照和维护的本位文化，这就是以宗教信仰和相应风俗习惯为核心内容的伊斯兰文化。从回族文化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回族人对汉文化的借取和吸收总是有选择的，他们努力学习汉语，研读“四书”、“五经”，遍览中华文库；可以接受“三纲五常”，可以着汉式服装，但排斥汉文化中与伊斯兰文化对立的成份，如宗教信仰、饮食习俗等。求同既有利于促进族际关系的改善，也优化了本民族的文化结构；存异则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维护了民族共同体的相对稳定性。在与其他兄弟民族的相处和交往中，回族人同样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比如居住在傣族地区的回族可以着傣服、说傣语，居住在藏族地区的回族可以着藏装、说藏语、饮酥油茶、吃糌粑，但始终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信仰、本民族风俗禁忌和民族自我意识。
二、回族文化适应的主要途径
（一）汉式学校教育
回族是一个经过分化、同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回族的先民是一个由诸多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不同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群体，经过重新熔铸后方能形成全新的民族共同体。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要促进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要依赖伊斯兰文化的本体作用，还必须要借助更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和相应的实现形式，即以儒道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系统及汉式教育。回族的经济社会生活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是完全置身于大社会之中的，况且从一开始回族社会就没有形成群体内部的世俗教育体制。从主观上看，回族先民也以寻求融入主体社会为取向，推崇汉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回族人接受汉式教育的不可避免性。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唐宋时期，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商人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政府为了满足这个特殊群体学习汉文化的愿望，曾广设“番学”，另外私塾之类的民间教育机构也招收穆斯林子弟，不管是在哪类学校就读，学习的内容都以儒道文化为核心。从此以后，以汉式学校教育为主导的回族教育体制得以形成并逐渐巩固。元代，朝廷曾经设立过“回回国子监”，但这只是一个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设置，对在回族社会中已经形成的大众化汉式教育传统没有产生有效影响。明代后期的“经堂教育”是在回族群体深受儒道文化影响、伊斯兰宗教人才缺乏的背景下兴起的，其目标在于培养宗教人才，改变回族中“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局面，振兴伊斯兰教，无意也无力担当回族世俗教育的重任。民国时期，回族社会曾经作过一种将伊斯兰教育与世俗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的尝试，如成达师范学校等。从课程编排内容看，这类学校既讲授宗教课程，又开设国语、算学、地理等课程，其目标在于克服旧式“经堂教育”偏重经学、因而导致宗教教职人员汉学功底浅薄的弊端。因为从文化功能看，回族社会中的宗教教职人员是一个对宗教教义进行翻译诠释的群体，他们要具备一种将普通穆斯林群众难以理解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准确翻译成汉语并以通俗的风格向听众讲解的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便难以成为合格的阿洪。民国时期兴起的“经书并重”的教育模式正是以此目标为取向的，这种教育模式虽然最终未能取代泛行于回族社会的纯粹汉式教育，但为新中国成立后旨在培养高素质宗教人才的伊斯兰经学院教育模式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学校教育是回族接受汉文化的重要环节。一个回族成员从童年时代起，如果他要念书求知，那么他就得到学校去。而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只能借助经堂教育、社区和家庭内宗教生活气氛的熏陶以及对民族节日文化的参与和体验等途径去实现了。
（二）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文化传播途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只要密切相处、频繁交往，那么潜移默化现象就不可避免。由于空间分布上的交错性，回汉民族成员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从文化的空间构造看，回族文化完全置身于汉文化环境之中，回族成员只要走出自己的社区就会直接面对汉文化，总之，回汉民族密切的相处与频繁的交往决定了两种文化之间潜移默化的必然性。一般来说，文化上的潜移默化是双向的，即相互借取、彼此吸染，但这还要取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优势，如发展水平、文化负载群体的规模大小、相应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回族文化虽然也属于一种高位文化，但由于其宗教本位主义的特性，往往难于以较高的开放程度与世俗本位主义的汉文化全面展开对话与沟通，同时汉文化在中国社会中负载群体庞大且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回族社会成员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自然而然有时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和实现的。若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术语表达，这便是民族相处和交往过程中的“自然同化”。
（三）政策性同化
汉文化是一种包容和谐的文化系统。长期以来，回族人虽然处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但本民族的核心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却绵延不断，这与汉文化的包容性不无关系。但毋庸讳言，汉文化也是强调同化和具有相当同化力的，数千年来，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曾有几十个民族被强大的汉文化所消融和重铸。同化如果仅借助文化自身的力量去完成无可厚非，但是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总是希望“天下如一”，为此，他们就会依靠某些御用文人的努力将文化系统自在的同化力量加以改造或扭曲，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通过政治途径迫使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被统治民族的文化屈服于统治民族的文化，如明代统治阶级通过立法方式要求少数民族着汉服、用汉姓、说汉语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策性同化。政策性同化是借助国家强力而得以进行的，从本质上说属于强迫同化，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回族人民心理或行为上的反抗。但在某种程度上，政策性同化对回族接受汉文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三、回族文化适应的效应
（一）汉语言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回族共同体的形成
回族共同体从孕育到形成大约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在回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发挥了纽带作用，这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真正使伊斯兰的纽带作用得以实现的则是汉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尤其是汉语言的作用不可低估。众所周知，回族先民群体是具有明显族源多样性的非整合群体，其中有一定数量阿拉伯人、波斯人，较多数量的中亚各族人，有以宗教皈依方式从蒙古族中分化出来的蒙古人群体，通过婚姻方式加入的汉人群体，甚至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回族的先民群体。多样性的群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多样化的语言，而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重要工具，如果群体内部存在着语言类型上的差别，那就无法进行交流。所以笔者认为，回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汉语化的过程，正是回族先民群体内部对汉语这个重要的交流工具的普遍掌握才使群体内部得以交流和沟通，得以认同和内聚，才使群体内部的各种差异在宗教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得以消除和溶解。所以汉语言的逐渐使用是促成回族共同体的重要动力之一。当然汉文化中的其它元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过促进作用，这里暂不作详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回族对汉语言的使用是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相伴随的，当回族以民族共同体的形态出现时汉语遂成为其共同语，在此之前，回族不曾以其它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本民族的普遍交际工具，即使是阿拉伯语也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与我国的满族等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不同，满族曾经有过本民族完整的共同语，只是进入中原以后逐渐丢失了。
（二）增进了回汉民族间的凝聚与和睦
回族作为中国社会的亚群体，从先民时期到民族共同体形成基本上分散居住在中华腹地，主要与汉族交错居住，共同劳作、生息、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国家文化体系，为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存在也会导致民族间的文化摩擦，从而成为制约民族关系的因素。在与汉民族的相处中回族人选择了主动与汉文化沟通的行为方式，即在维护本民族宗教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积极学习和吸收汉文化，首先学习和掌握汉语言文字，为民族间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交往和人际沟通创造基本条件，进而捧读汉书，钻研汉文化中的深层理性成份。据史料记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一位叫李彦升的回回人进士及第，在当时的社会中曾经产生轰动效应，这一事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回族先民群体因学习汉文化而与主体社会所产生的认同效应。总之，回族人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度借取汉文化，使回汉民族文化之间的反差得以减弱，共同性逐渐增强，从而为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往往表达着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当人们运用某种共同的语言文字系统进行思维时，就决定了他们的思维中产生相同的反映形态，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随着交流的持续进行，回汉民族间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在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种文化共享的格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它可折射出民族间的认同心理和聚合性情感，在实际生活中它成为民族间密切交往、和睦相处的动力。
（三）推动了回族文化的最终形成
“文化的相互作用，虽然不能创造出文化的具体类型，但创造性的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文化的发展并使之丰富起来。”[2](P71)回族文化的早期形态是伊斯兰文化，它在回族先民群体中并不是完整而自成体系的。随着群体的逐渐本土化，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回族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贯穿于民族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使汉文化中的很多成份为回族共同体有机吸纳，最终促成了回族文化的形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回族文化显然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而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经过碰撞、化合和重组而形成的复合文化。在这种复合式的回族文化中，除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界限相对明晰外，其它文化成份具有很强的混合性。也就是说，人们现在已经很难在回族文化中对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明确辨识和解读，汉文化已使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在形态和风格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中国式的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中的汉文化成份经过伊斯兰文化基础上的取舍和改造成为伊斯兰式的汉文化，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回族文化。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学习过程中，回族人尽管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能够反映回族基本特征的宗教信仰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始终没有被动摇，从而维系了族体的存在和相对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回族适度吸收汉文化的努力对本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保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增强了回族的自我发展机能
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互熏陶，塑造了回族独特的人文性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回族人既重视实际，讲求实用，追求事功，也注重人格修养，强调人际关系调整；崇尚中华民族兼爱互利、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包容和谐的人文价值取向，从而使回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强的自我发展机能。从历史上看，只要社会政策环境好，回族就会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较快发展。元明时期，回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比如在科举考试中，回族人读书应试及第者颇多，元代从延祐元年开始科举，“色目人每次登进士第者，辄有数十人，至少也有十余人”[3](P135)。明末，“云南保山闪氏一姓，有举人、贡生、进士二十一人。蒙自沙甸一村有举人、贡生、进士十三人。玉溪龙门附近的三个回民村子里，有举人、贡生、进士十一人”[4](P17)。很多回族人通过勤奋学习经史百家学说及古文诗词，考取功名，跻身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参与封建国家事务管理，或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回族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而这正值回族共同体学习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最活跃的时期。
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使回族共同体获得了参与中华文明创造活动的独特方式。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中华各民族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华文明增添光彩，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人以更贴近、更直接的方式充分参与着中华文明的创造。回汉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知识获取模式决定了他们在文化认知、文化创造取向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一致性。在并不久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回而兼儒”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虽然在民族属性上有自己的特点，但由于使用汉语言文字，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其思维方式、文化创造取向和文化成果明显缺乏本民族特点，基本是融入主流文化之中的。或许人们不一定能从他们的文化成果中感受到人们常说的那种“民族特点”，如果没有回族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甚至无法知悉他们的族属，这正是回族文化创造的特色之所在。
结束语
当前，我们国家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华民族即将迎来新的伟大复兴，再度跃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中国的现代化是56个民族的现代化，每一个民族都已置身于这一历史潮流之中。文化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就回族而言，如何认识和处理本民族特色文化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包括当代国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族群本体的发展前景。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回族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慎重分析和冷静思考，探索其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和相应的群体理念。笔者认为，回族是一个具有很强适应能力的民族，对异质文化具有较强的吸收、嫁接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回族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系统，就像一股时常被多元文化浸润着的涓涓溪流。正是通过对主体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适度借取和吸收，才使回族获得了较强的生存发展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应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既不封闭排外，又不盲目崇拜异质文化，背弃本民族传统，做到在努力维护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积极借取和吸收有利于民族自我发展的各种文化成分，优化本民族的文化结构，从而为民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为本民族特色文化的维系和传承创造条件。
收稿日期：2001-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