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力论文,国情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4X(2002)03-0014-04
一、“国情论”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线索
“国情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以从原则出发，无视国情，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为特征，严重危及革命 的前途。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了不了解中国国情就 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目的就是在于了解 和认识国情。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的科学认 识，率先在理论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主力军和同盟军等根本 问题[1]，从而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历程。 但因为这些思想未上升到主导地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党付出了血的代价。血 的教训从反面证明脱离中国国情的路线与策略是不科学的，这就使党内更多的人认识到 了从中国国情出发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必要性。于是，走与十月革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 市的道路成为从国情出发选择革命途径的思想成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献的完成，使国情思想大为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 展的土地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工农红军的壮大。正当红色政权不断发展，革命事业迅速前 进时，以王明为首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视国情，推行种种脱离国情的路 线与策略，很快就将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消耗殆尽。因而在遵义会议上，许多党的高级 领导人认识到了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一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系统地阐发国情论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内容以及运用这一思想认识中国政治和 经济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并做出完整表述，是在延安时期。体现在《实践论》、《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等光辉文献中。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上总结并系统化了他的国情思想，通过对建党二十年来 革命活动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从对主观主义的剖析，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系统 地阐发了国情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认为，关于国情论的基本思想在三、四十年代已经 理论化、系统化了，这一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成型了，这一事实本身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 思想理论方面已经成熟。
“国情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注重国情，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尊崇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 时期的自然延伸，而且在内容上大为发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苏式经济体制与中 国国情的矛盾日趋突出。对此，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总觉得心情不舒畅，因为在中 国套用“斯大林体制”，不是从国情出发，是脱离实际的，这与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国 情出发办一切事情的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矛盾的。所以，毛泽东主张在 认真研究、估计、分析国情的基础上，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愿望强烈地 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
“国情论”在刘少奇的经济思想中表现为搞经济工作要尊重科学，要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他认为：搞经济工作要按科学办事，但并不拘泥于经典作家已有的个别结论，而 是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决策中实事求是、主观符 合客观、避免主观主义、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要做那 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这些看法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这一主 体思想反映在其一系列具体的经济主张上，比如，他主张依据我国的国情来建立一种计 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相统一的经济体制；[2]最早在我国提出要计划生育，在中国的 人口政策上不能搞“英雄母亲”，“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 [3]根据我国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的情况，认为我国可以推行“半工半读的学校 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4]等等，无一不是从国情出发深入研究而得出的 真知灼见。
关于从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在周恩来、张闻天、邓子恢、李富春等中 共领导人的经济思想中都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阐述。这些思想就是“国情 论”在建国后成为第一代领导人经济思想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党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 中的指导作用。总之，“国情论”的萌发和运用，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系统化、理论 化于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进一步完善是建国初期。形成、运用、完善这一思想， 使之成型并进一步发展，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果，其中作出创造性贡献的 ，应首推毛泽东。
二、“国情论”的丰富和深化
对“国情论”的丰富、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力论”和“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论”论断的提出上。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荷水 平的“膨胀”。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能否正确认识国情的问题，因为以财力与物力 为主的国力是最重要的国情。早在50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 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适应还是不适应，这就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 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 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5]。这一论断，人称“国力论”，意义极为深刻。首先 ，这一论断坚持了“国情论”。经济建设规模所要求的国情，就是国家现实的“家底” ，即现有的物力与财力，也就是“国力”。国力水平既是最重要的国情，也是建设规模 的根本条件。其次，使“国情论”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导意义。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的论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国情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的结果。把这一基本观点 引申到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导方针上，陈云就认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或经济决策中要以国 力为基点；在决策投资规模及方向时，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在基本建设 规模的决策上，要按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原则进行；在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 定极为重要。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 必须遵守的。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是否按比 例，惟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 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只是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 平衡。是否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 力物力相适应。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求和消费品供求都必须平衡。靠发票子弥 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的做法和“通货膨胀有益论”都是错误的；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 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钢和工业的发 展速度对基础产业存在客观的依存关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经济工作的一大方针 ；要使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从一般意义上说，也就是要使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发 展；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必须注意防止急于求成 的“左”的错误，等等。这一系列观点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取决于是否 尊重国情的客观性。这里，“国情论”不再是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或一般性号召，而是发 展为许多可以使这一思想得以贯彻的具体操作的措施。最后，这一论断还将建设规模大 小是否适应国情、国力上升到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使“国情论” 的内容更为丰富。
三、“历史定位论”是“国情论”和“国力论”的辩证统一
从“国情论”到“国力论”，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国情论”合乎逻辑 的丰富和升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质上是“历史定位论”，它把“国情论”和 “国力论”统一起来，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及全方位的实践，使建国以后中共领导人所开辟的“国情论”，上升 到战略理论的高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明确的外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 本身也必须划分阶段，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 中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科学论断。在学术理论界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孙冶方。他在197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中，在强调中国现阶 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时，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 中国共产党吸收了这些有价值的学术见解。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的文献第一次明确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2年十二大 报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 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样 写道：“我国还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 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 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三个重要文献，都科学地 阐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但是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论述 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历史决议》的侧重点是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之前 ，中国理论界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社会尚处在过渡时期，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 以它特别论述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指出“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 点都是错误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后来由于理论界的认识日趋一致，并随着形势的发 展，要求对现行政策进行论证，因而后两个文件的侧重点，已由“社会主义”转为“初 级阶段”，强调这个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在政策上必须实行初级阶段的政策。 这从行文上看得一清二楚的。但上述三个文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没有展开论述。 十三大报告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并把它作 为整个报告立论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客观依据，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依据 中国的现实国情，这一理论纠正了原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 化、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阶段；是由 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 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状况，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 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 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中共十四大高度评价这一理论，认为十三大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任务，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是与邓小平的伟大历史性贡献分不开 的，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理论结晶。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在促成 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着重于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 道路这一战略问题。在这一重大历史选择上，素以务实著称于世的邓小平，总结了中国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及选择的经验与教训，设计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以国情为基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从而也就决定了他能够不断地从国情出发，发现、提 出和解决新问题，显示出创新的特点。邓小平认为中国国情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底子 薄，二是人口多。“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 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还落后二三十年。” [6]“土地面积广大，但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在生产不够发 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7]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同时必须立足于两个基本点，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
总体来说，如果说陈云从管理操作与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方面具体地丰富和发展了“国 情论”，那么邓小平则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和总体战略的角度丰富和发 展了“国情理论”。结合起来看，毛泽东思想中的“国情论”经国力论发展到历史定位 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它 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上呈现出了一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全面生动的轨迹和图象。
收稿日期：20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