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以德治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强调要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 起来，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江泽民同志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 家 学说特别是治国理念的新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 合，所作出的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科学抉择，它极大地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内容。实施这一治国方略，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任务，因此，进一步 搞清这一治国方略提出的依据，认清“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就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社会主义”的由来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
“社会主义”一词是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原意是“同伴”、“善于社交”等。最早是由 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尼迪克特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提出来的，他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 曾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到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 才在报刊上使用“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称谓。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已成为 西欧一种盛行的新思潮。自70年代，西风东渐，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在日本和中国书刊上出 现。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一书中，用日本片假名音译了西方社会主义 一词，另一个学者西周于1871年在《百学连环》中将其意译为“社会之说”，福地源一朗于 1878年6月5日在《东京每日新闻》上第一次用汉字意译为“社会主义”。我国的《西洋杂志 》于1878年将其音译为“索昔阿利司”，《万国公报》于1899年则将其意译为“安民新学” 、“养民学”，康有为、梁启超于1901—1902年又将其意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 。梁启超从1902年9月1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8期起，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 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便逐步在中国书中广为使用。[1]
从“社会主义”一词的语源学意义来看，它置重于社会群体的价值，强调社会群体的和谐 ，主张“安民”、“养民”。所谓“遵循自然规律”也就是按“自然法则”办事。在西方文 化的话语系统中，自然法则被理解为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质即是道德法则。以此为依 据而形成的渊源流长的自然法学派就认为，自然法则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最终依据，还是法律 好坏最高标准。直到当代自然法学派的著名代表之一富赖，便是抛弃了自然法之类的虚构， 直接诉诸于道德，提出所谓“外在的道德”和“内在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和“向往的 道德”等一系列的概念。显然，从语源学意义上来看，社会主义一语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伦 理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最初就是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潮而出现的。
如果不拘泥于语源学的形式，从其实际内容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 ，可以追溯到古代。列宁曾经指出，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就会在一些知识分 子中产生与这种社会相对立的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乃是进步人类 一直追求的理想价值。中国秦汉之际就出现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任贤使能，讲信修睦……。”此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直延绵 不绝。这种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各自的情况不同，性质有别，但它们都共同地把废除私 有制，实行财产公有，消除社会差别，实现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发展等，看成是人类应有的 社会状况和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关系。
如果说，在16世纪以前，进步人类对上述理想价值的追求还是个别的、纯道德性的，那么 到了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便出现了一股反对资本主义 私有制，主张实现财产公有，追求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思潮。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
空想社会主义又音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得名于1516年英国莫尔创作的一部最早的空 想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乌托邦》。该书描绘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但为人们所向往的海外孤 岛上的理想社会。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将“乌 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结起来，用以泛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 理论学说，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它反映了这时人民群众对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特别 是财产平等的要求。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温斯坦莱的《自由法》到18世纪法国摩莱里的《 自然法典》和马布里的《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等，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消灭生产资料 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力图把这种社会看成是现存的经济过程、社 会过程和政治过程的自然结果；主张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把这种理想社会法律化、制度化；宣 传通过教育和采取限制大地产、取消财产继承权等过渡性措施，以实现禁绝一切享受的理想 社会。到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则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 义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他们饱含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充满了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愤 慨，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看到了新的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根据，主张未来社 会必须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和矛盾性的论点、 关于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关于劳动教育、关于经济的集体性和计划性、关于克服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城乡的对立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极为详细地描绘一 个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互相友爱、普遍关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由上可见，尽管我们不能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单纯的伦理思潮，它 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整体性的，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方面，但是，它们的理论基础即所谓“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实现，其伦理色彩浓厚。它们深 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和弊端，严厉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 腐朽堕落，指出了其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9世纪初期三大空想 社会主义者在批判旧制度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伦理观点和有积极意义的道德主 张。他们的伦理思想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2]( P.409)他们从改造社会道德、改善无产阶级处境的良好愿望出发，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 好远景，对未来的道德进行了预测和幻想的描述。他们是“早期社会主义中最杰出的思想家 ”，[3]是现代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的先驱，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志士之列的”。[4](P .301)
应该指出的是，包括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弊 端 的揭露和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描述，也唯其是建立在所谓“理性和永恒正义”的 抽象的伦理原则上的，这就使他们陷入了纯粹的空想。他们只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不道德，却找不到这种不道德的根源，更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和物质力 量。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某些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认为这种理想社会一旦被发 现出来，剩下的任务就只是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于是“他们就不 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与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 的。这样，他们便“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是一种歧途 ，它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5]正因为如此，空想社会主义的进 步作用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例的，以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后继者们最后堕落成为 “一些反动的小宗派”。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作 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以对未来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憧憬，一直存在于进步人类的追求之 中。它追求一种没有私有制，没有势利之争，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互助友爱、普遍关怀理 想状况，并认为这才是合乎“理性和永恒正义”的人类应有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图景。尽管它 没有摆脱纯粹空想的性质，但它都天才地预示着人类道德发展的前景。以致《互助论》一书 的作者、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说：“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中却有着一个绝大的 伦 理潮流，而且今后离开这个学说，便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伦理体系”，因为社会主义“就是 劳动群众对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之追求的表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来源是经济的，而其 实质则是深刻的伦理的”。[6]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将其建立在唯物史观和 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也即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 的归结点和理论结论，以致从广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 斯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 生的。它不是从什么“理性和永恒正义”之类的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的。社会主义作 为一种理论体系，它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对资本 主义现实矛盾认识的产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则是社会主义运动也即共产主义运 动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将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条 件而形成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也会由于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而显示出不同的民族特点， 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不管怎样，它的使命乃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 义就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所获得的积极成果。与世相反，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 想乃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就伦理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三大空想社 会主义者抨击了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道德的许多积极主张，“提供了 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7](P.283)“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 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4](P.301)在他们的著作中，处处是“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 的 天才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2](P.299)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伦理 思想“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4](P.300-301)他们以 自己是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的继承者而感到骄傲。这就历史地说明，在伦理道德领域里 ，科学社会主义也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批判继承的关系，也是其从空想到科学的 一种价值升华。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先进的社会 制度，还是体现和凝结于这三者之中的一种崇高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的学说，也必然是关于全人类的解放 条件的学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揭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唯其如此 ，它必然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的价值目标。马 克思就曾经明确地宣称：“工人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宣传中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 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8](P.330)恩格斯1847年在回答“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 什 么”这个问题时也指出：“把社会组成为这样：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 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能力。”[9]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把这一反映他们的全部学说的最高 价值目标的重要思想，写进了《共产党宣言》之中，并把它经典地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空想。马克思阐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 联系。”[10](P.24)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关系 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 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1]马克思给社会下的这个科学的定义不仅揭示了社 会的本质，还指明了人和社会都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 动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每一个社会及这个社会中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 段不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性质不同， 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和本质。人和社会这种不可分割性和一致性表明，人的解放只能 被合理地理解为乃是一个社会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社会 解放，都意味着是把人的世界还给人自身。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由于社会化大生产 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涌现，已经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那么要真正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关键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这 也必然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反对资本统治的革命的现实运动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在伦理道德领域里，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争 论不休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对立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桑乔时指出：“对于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 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 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 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马克 思又说，“共产主义者清楚的知识，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 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8](P.274-275)就是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所谓利己主义和 利他主义及其对立都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都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所 使然，尽管它们都会使人的存在和发展片面化，扭曲人的社会本质，但是要克服这两者的分 裂和对立，还在于消除造成它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创造精神的、道德的条件。同样，要消除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对立也是如此。因为 人们总是并且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存在、从自己的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中来吸收自己的道德 观念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创造条件使上述分裂和对立越来越失去其存在根据的社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把自己斗争的矛头指向私有制，指向资 本的统治。因为正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被异化了，人的本质被异化了。私有制特别是资 本主义的私有制把一切人的关系都扭曲了，变成了束缚人、压抑人性的桎梏。它“总是把生 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而它的财富生产事实上只是追求一个阶级的 私欲的满足和片面的享乐。因此，它必然把“彻底发挥人类的内在本质弄成了彻底空虚，把 普遍物化弄成了极端麻木不仁，把打破一切固定的片面的目的弄成了为一种纯粹外在的目的 而牺牲人类本身的目的”。[12]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 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 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 何发展的可能性”。[8](P.507)总之，“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 ，只有当它们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 实现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之为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被扼煞了，物不是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物， 人成了物（具体说是资本）的工具，物的奴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 ，共产主义的实现，看作是“人性的复归”。
可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直接表现为变革和改造旧制度，建立和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斗 争，但它的目标指向则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不难 看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即科学共产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它既是一种科 学的理论体系，又是一种崇高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作为这两者的统一，在它看来，人们在 社会实践中客观上必然具有一定的任务，一定的使命、职责和规定，当解决这些任务、使命 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任务的解决就变成了人的责任、人的行为的“应当”，而科学理论的作 用是帮助人们通过对历史条件的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认清自己的责任， 从而立志承担它，义无反顾地去实现它。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也丝毫没有陷入空想。马克 思、恩格斯就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种理论始终坚持在改造 旧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发现新世界，因而十分重视对客观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预测和把握 ，十分重视在实践中积极地能动地开辟道路，合乎规律地创造未来。就对待私有制而言，科 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已如前述，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但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可以 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恩格斯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能把现有生产力扩大 到为建立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征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 改造现存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以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7](P.219)这就清楚地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废除私有制也必须大力发展社 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才能谈得上完全废除私有制，也才能谈得上人的自 由全面的发展。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这里，科学的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有机统一的。
正是这种有机统一，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体系，必须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引伸出来，并且必须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 革 命与建设的实践服务。这种服务，自然其最高目标指向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是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攻击共产主义者“摈弃一切道德”的谰言时 指出：“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列宁强调：“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他还指出，这种道德同一 切剥削阶级的道德相反，它“不是从上帝的意旨中”或“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 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 为 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13]毛泽东也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包含着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如果联系前述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规定来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无论其产生的基础、服 务的对象，它都是把自己的价值目标指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的发展为旨归。
应该指出的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总是讳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目标 ，似乎这样就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陷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窠臼。然而，如 果把人的本质如实地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肯定个人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的不可 分割性。那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正是意味着对旧的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对旧的人的社会关系 的改造吗？所以马克思说：“所谓财富，倘若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交往 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 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要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 无限地发掘人类的创造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 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 完整的人么？”[12]可见，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反资本统 治的阶级斗争，绝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一斗争。“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生产真正成为“生产完整的人”的过程。这才是科学 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指向。
三、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从实践变成了现实，而且也 使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革 命道德，上升为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尽管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程 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毕竟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 经开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社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揭开了“真正人”的发展的历史序幕，才开始 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P.441)因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的 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到了这时才获得了全新的和全面的实践意义，而这一新的 实践过程本身就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乃是一个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本身，乃是一 个加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过程的本身。包括伦理道德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 是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它要获得健康顺利的发展也必须把自己的价值 目标 坚定不移地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谓“以德治国”，就是一个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它要求把“德治”和“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 这一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精神。坚持“以德治国”的方略，这是坚持和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真正能够成为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
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空想，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充分地考虑 人的发展的历史性、过程性和条件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独 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 这 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以及 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8](P.515-516)马克思又说：“个人的全面 性不是想像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它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0](P.36)马克 思的两个论断是完全一致性。他所讲的“现实关系”，即经济前提和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 人的共同活动方式，这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而他所讲的“必要的团结” ，即观念关系，也即人们之间的精神文化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现实的关系决定了 人们的观念的关系，而人们观念的关系对于决定它的现实的关系又不是消织的，它能够在促 进人们的现实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那么，这种能够促进人们现实关系 全面性发展，因而能够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条件的全面性的观念关系，在伦理道德 上具体说来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这里只讲到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必要的团结”。在其他的 著作中，马克思对“必要的团结”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要求则分别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作出 了进一步的规定：从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方面来说，马克思认为就是“为人类福利而劳动” ，“为全人类作牺牲”。他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才能 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1](P.17)而就作为价值主体的社会的方面而言，就是“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为 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或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4] 可见，马克思这里不仅把人们观念关系的价值实质、把人们之间必要团结的价值要求，从个 人 和社会作为价值主体的两个方面都确定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上，而且他并没有把人抽 象化，而是从阶级斗争的事实出发，把人明确地规定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群众。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条件“必要的团结”的价值规定和价值要求的 论断，在列宁那里又得到了更明确的论述和更具体的规定。列宁在总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初步经验的基础上，在谈到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问题时指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 人 服务，不是为百无聊懒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 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5]列宁不仅把马克思的上述价值规定和 价值要求进一步鲜明地规定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而且还把它同消除资产阶级道 德的影响、同“努力克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联系起来。毛泽东创 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光辉思想，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民族特点，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大众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的革命实践和道德实践，在对“人民”的概念 作出科学界定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光辉思想高度凝炼成“为人民服务”五个金 光闪闪的大字，并为此作出了专门论述。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将其更 加通俗、更加鲜明地表述为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 一切工作的标准。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第 一次以决议的形式，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明确地肯定了为人 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从马克思到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价值规定和价值要求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上，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必 须突出人的解放这个主题，并具体地落实到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阶层的人们的身上， 使其能够真正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的。 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一价值规定和价值要求的最集中、最普遍、最具有实践性的体现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核心精神和价值原点，成为社会主义伦理 道德体系的核心，成为“以德治国”方略是实施的出发点和旨归。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既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想像的或设 想的全面性，而是它的现实关系的全面性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而这些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 又具体地体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全面发展，那么问题就转 换成为这样一个更加具体、更加实际的问题，即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核 心精神和价值原点，它能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客 观要求，能不能成为促进这些关系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正 是为人民服务以高度凝炼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 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进这些关系全面发展的根本的精神动力、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的机制 。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共同发展的经济 ，是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发展模式的。毫无疑问，在我国现阶段，我们必须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一个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期并 存、共同发展的多元的经济发展的格局。这是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始终不能忘记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当 然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我们也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和途径。我们知道，公有制是决定社 会主义的本质的东西，是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因素，我们只有在强调和维 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促进公 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待遇，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也才能促 进人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对象的全面丰富。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而无论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客观地 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同样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一个 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克服商品生产在私有制基础上所造 成的那种自身的二重性，即为他性和为己性、谋利性和服务性的分裂和对抗，恢复其本身所 应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真正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服务性、为他性的主导地位 的实现，并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问题，这也需要有 一种先进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来为其提供精神动因、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的机制。很显然 ，这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乃是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价值动因和价值规 范。[16]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上层建筑，都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也是 一 定阶级的政治要求、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的客观化、制度化的产物。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它一方面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以巩固人民的政权，实现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民主同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本质是人民当家 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正是 这样，它才为扫除一切旧的等级依附与服众、阶级压迫与剥削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形成人 们之间团结一致、互助合作、极大地丰富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促进这种联系全面性地发展 ，创造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前提。这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联系、政治制度本身就 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精神的实践化、制度化。因此，我们要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 与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必须以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旨归、标准和保证。
至于社会主义文化，它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而言的人们之间的一种观念的关系和 行为模式，其内容是十分广泛而丰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科学教育、 体育卫生等等。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凝聚和团结全族人民共同 奋斗的重要力量。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化的根本方针是“二为”的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它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 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而它的目标指向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 民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精神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可以说，为人民服务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它构成了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
总之，如果我们如实地肯定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并把为人民服务如实地 看作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看作是“以德治国”的旨归，那么，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本质规定，这就不难理解，“以德治国”正是从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内涵中必然引伸 出来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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