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凝聚与离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具有高度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来自因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的亲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的起源及其特点有关系。
中华文化是亲情文化，其凝聚力更多地来自于亲情而不是责任、信仰等。亲情所发更接近人的自然本性，因而中华文化更容易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而具备强大的凝聚力。只要存在种族、血缘、祖先生息地等方面的联系，一个人就天然地、无条件地与中华文化有了解不开的缘，无可选择地与中华文化系于一根。中华文化的这个特点源于悠久的中国历史。
黄河流域久已以农为主，牧林为辅。至商周时代，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种以分散的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劳动者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个人只是共同体纯天然的组成部分。他与共同体的关系不在财产而在属于一定的血缘家庭。社会不能按财产关系来确定其成员的地位，血缘系谱树上的位置成为个人定位的根据。权力顶层的共同体首领实际上是，或者被认定成血缘系谱，后来包括姻缘亲属系谱上的顶层人物。国是一个放大的家，政治统治亲情化，本不具有强制力的伦理原则却获得了强制力。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黄河中下游进一步走向单一农业，这也正是我国第一次出现全国一统文化的时代。血缘亲情使建立于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农业基础上的宗法集权制天然合理。
就世界范围来说，财产关系之上的阶级关系打破了血缘的联系。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寡成为占居社会地位、获得分配权和政治权力的依据。在中国，生产力未能提供使血缘集团爆裂开来的能量。在西方历史上，意大利原始社会瓦解时，已流行铁器。据荷马史诗记载，原始公社解体时代，淮阿喀亚人向古希腊人所赠之剑为“纯钢之刃”。中国直到商代，青铜器还未大量用于生产。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据推测是陨铁，不代表冶铁业的兴起。西周墓葬出土过青铜农具，更多的还是木、石、骨器和蚌器，冶铁业只有锻铁。在这种生产力背景下，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发展缓慢，剩余产品未能转化为生产力，而仅成为共同体首领的奢侈品或用于维护政治统治。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血缘亲情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宗法集权制度成为中国两千年社会的基本格局。农业经济与血缘亲情有着天然联系。以分散的农业经济为特点的地方，必然矗立专制统治。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指出，由于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少联系，保持着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在有这种特征的任何地方，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血缘亲情的大量留存则使集权表现为宗法的专制集权。集权的中央通过调整税收、土地分配等避免土地兼并引起的地方权力增加，以维护集权统治。每当遇到战争、饥荒和人口急增引起社会动荡时，政府解决的思路总是更加倾向单一农业，开垦土地，移民，通过发展农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小土地所有者则以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方式获得和保住自己的土地。分家制使家庭财产限于支持家庭生活的小块土地。交换、商品、货币在公元前已有发展，但未能走向资本积累。生产技术在古代世界虽属先进，但未走向工业化城市化。这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格局的认同。直到20世纪，这种局面仍未有根本改变。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思想时，对当时中国土地所有状况的评价是中国没有大地主。
由于织起分散家庭的线索是血缘亲情，规则是伦理宗教，因此中华文化的结构是一个向内聚成的同心圆。从纵深上看，最高统治者是大家庭的家长。围绕这个家长逐级展开各类集团。每一级政府官员都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民间纵深直达每一个姓氏、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堂”。从空间上看，黄河流域因地理环境等条件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较北方游牧地区更为先进。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西南云贵高原和南方山地重山阻隔。中原农耕经济或因地理因素与外部隔绝，或优于毗邻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华文化能够成为优势文化，不断将外来文化纳入中华文化这个核心。从发展过程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黄河中下游文化核心形成后，随着人口增长，通过战争、移民、垦荒等不断向外扩张。在这个过程中，黄河流域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碰撞交汇，因其优势而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和基本特点，演变轨迹呈向外发散的涡旋状。各区域文化，尤其是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自身文化较成熟的区域文化不是消解，而是融入涡旋，以黄河核心文化为始不断融合区域文化而成为中华大文化。当这个大文化遇到跨越高山大海阻隔走进来的外来文化时，它同样将其卷入。在共同的地理基础上形成的血缘亲情并没有被物理时空隔断，反而因文化差异和自身的凝聚性，使跨出本土的成员对本土文化有着更强烈的向心。这些特点使中华文化对内凝聚，对外来文化则显出强烈的包容性。
在这种格局下，个人只是血缘及后来包括婚姻等形成的亲情的等级网络中的一个小结。受关注的只是共同体，是国家。社会的构成原则是伦理的不是法律的。个人通过血缘亲情与一定的共同体相联系。这种联系天然合理，是无条件的，人一出生就无可选择地被打上印记定好位；这种联系又是有限的，界限在于血亲家庭和宗族。宗族则依同样原则联系于更大的集团，直至国家。因此中华文化提倡的不是基督教式的平等的爱，不是佛教式的来世，而是现世的、集体主义的。人对集体效忠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爱国主义。对自给自足的家庭型的小农业来说，远无能力抵御天灾和战争。在亚细亚方式下，由大的共同体承担大型灌溉工程、交通工程、抵御外族侵略等，现在由国家组织。国家不仅在感情上，也在实际上为个体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个人通过复杂的社会结构层次，在感情上也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被纳入民族、国家，从而使血缘亲情天然合理的联合范围扩大至国家和民族。在正常年份，各个家庭处于正常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遇到饥荒、外族侵略等，则由整个国家共同面对并非分散个体所能解决的大事，此时，个人就会焕发出指向共同方向的极大热情，表现出高度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
在亲情文化中，国家也是家，是最大的家。这个大家的代表是政府，民族文化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一致。从秦到汉代中期，中国文化实现了大一统；同时，作为文化精髓的思想理论在百家争鸣后统一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它核心文化的历史上，如宗教文化史上，因主流文化的民间性而与官方发生矛盾的情况很多，反政府力量利用文化与政府抗衡。儒学在中国本是一家之说，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血缘亲情和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等级社会的国情，同时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汉代以后，儒学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提倡，由“学”而“教”；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凝聚力尤其得到官方的褒扬和强调，成为民间与官方的合力表现得更加突出。官方的支持提倡也使中华文化未出现过大的分裂。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不足以为反官方力量提供思想武器。它们或者因理论与主流文化精神冲突受到政治压制，或者被用来强化主流文化。
两千多年来，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爱国主义为鲜明色彩，以强大凝聚力为特色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战国到汉代中期，经济走向单一农业，中国第一次文化大一统。中国历史上历经几次大的非汉族统治朝代，如元代、清代等，但中华文化却没有消失，反而因异族文化向中华文化核心的融入而更为强盛。元代、清代版图面积均可列为中华历史之最。清代直到八国联军进京城时，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非汉民族入主中原、领土分裂的时间，就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有限。当再度统一之时，这些非汉民族的文化并没有随政权失落而消失，而是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当今中华文化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核心文化之一，地域上跨越国界渗入东亚、东南亚，人群遍及世界各洲，包括世界各地华人和华文化国的侨民。统一的中华文化圈的存在对中国本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稳定社会和聚集可资利用的力量朝共同方向努力的重要因素。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后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总体上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在当代面临一些新情况。
首先，形成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条件或者说其存在的基础有了不可忽视的变化。
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首先是区域间的不平衡。从全国来看，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人的因素等原因而出现分化，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盆地省”、“洼地县”。其次是社会成员出现极化，最富者与最贫困者已成天壤之别。即使在同一城市、同一村镇，人们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也往往相当大。与此相关的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的不平衡。二者的实力未同步增长，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社会的成员都有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但任何时代都没有什么东西像资本那样需要和鼓励社会的分化。市场经济打破了平均的格局，但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反对极化。相对于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财富聚积无论规模还是数量上都有限，并且财富积聚后主要进入消费，未转化为资本。土地、劳动力商品化后，真正的分化才可能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开始。现在，我国社会成员的极化已经明显可见，并且因其在现阶段对发展生产力有作用尚在政府允许范围内甚或受到鼓励。以资本积累为主要形式的极化尽管还很有限，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影响了千年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下资本积累带来的社会成员极化，将个人的地位与财富的多寡相联系，血缘的网络在金钱之刃的撕扯下分裂。地区间的差异使传统文化的变化程度相异，这种差异反过来又作用于地区发展，加大了不平衡。在《文化模式》一书中，露丝·本尼迪克注意到，原始社会整合在一个地理单位之中，而西方文明是分层次的。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明，但共同的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的不同社会群体依十分不同的标准生活，由不同的动机来推动时，凝聚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
工业化和信息化在中国远未完成，然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已席卷全球。中国开放以来已加快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一方面，传统文化植根于分散的封闭的农业经济，因抵御天灾人祸的需要而造就了集权的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经济一体化则将全球纳入一个大市场、一个大共同体。中国由于基本还是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工业化信息化的冲击已经清晰可见。另一方面，城市接受外来文化较多，工业化程度较高，因而文化的变化较快，传统文化凝聚力的基础动摇也相应较大。农村人口自然增长、自然环境恶化、土地非耕使用，又使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这些劳动力与由现代化信息化带来的城市富余劳动力汇合。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或知识分子则有向小城镇和农村流动的趋势。民工潮和知识分子进农村目前尚不足以改变中国农业社会这个大格局，但带来了城乡文化碰撞。文化的有形的精神产品属于城市知识分子，代代传承的无形的观念形态的层面则根深蒂固地保留在农村，保留在封闭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形式之中。城乡文化碰撞将触及传统文化缓慢流变的深层。
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过千年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已开始变化。它不是原有过程的量的积累，而是性质不同的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的质的变化必然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不是民族文化交流所能解释的。这些变化引发了文化上的新情况。
其一，社会成员之间和地区发展间的不平衡导致文化上的离心力。不论出于社会稳定还是各方面由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考虑，不平衡的存在都已引起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各方面的关注，并已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调整；但差距仍在，甚至还在不可避免地扩大，文化的差异在这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发达地区通常因人口亲缘关系、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在对外开放上有着较深的渊源和较宽的面，它们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包括思想观点在内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部分向内凝聚；作为中华文化内部的次文化，又有可能出现离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可能走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发达地区在资本积累阶段借助地方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向国内张扬地方文化；当经济发展到具备一定实力并与内地拉开差距时，其地方文化才会在经济的舞台上高歌。歌声的潜音不说离心甚至分离，至少要求相当的独立性——经济、进而文化，然后可能再进而其它。落后地区则正好相反。经济上的差距无法否认和忽略之时，地方文化开始被挖掘，而不是向外——向国内其它地区和国外——开放，并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上用功夫。其地方文化被用来说明经济落后的原因，承担着以美好回忆唤起民众信心并带动经济发展的厚望。不可否认，落后地区强调地方文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其作用，但更可能的结果是在心理上延缓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加速、加大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就是说，落后地区同经济已经开始起飞的地区强调地方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含意和可能的结果，从而都加大了地域间的不平衡，抵消了凝聚力。
其二是文化层次分化。大众文化与市民阶层的形成有复杂的联系。它是文化产品市场化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其生长的土壤。它与主导文化有矛盾的一面，与传统的基于农业经济的中华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大众文化奋力开掘尽可能大的影响圈。为此，它力图突破意识形态和地域的界限，突破多元文化之间的隔阂，直叩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尽管这不能真正关怀现实中的人并为之释疑，但为剧烈变动中的迷惘的人们提供了虚幻的解脱、寄托和宣泄的途径。在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今天，市场文化不可能退出舞台，也不会和有鲜明意识形态特点的主导文化合流。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关心个人价值的实现，注重利益原则；而血缘亲情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关心群体利益，注重义的伦理原则，二者根本不同。前者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难以抽象地评价其优劣。但在当前中国需要强大的凝聚文化的情况下，它却起着离心的作用。
在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游弋的知识分子文化，有时也被称作精英文化。它和大众文化同样关注个人而非群体。这部分人较多地接触接受外来文化，强调人的个性独立精神。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因而更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不相容，表现出批判精神。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上与主导文化取向一致，但与主导文化有着冲突和不可调和的一面。这一面，从效果上看，也是一种离心力。
主导文化强调民族文化中凝聚的一面，强调爱国主义优秀传统，突出传统文化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原则，对团结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同心同德建设四化并自强自立于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其基本作用是凝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则常以传统文化原则来表述，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增加的同时，也使文化的价值准则在意识形态的原则被怀疑时受到连累。传统文化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原则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性质，但由于二者长期被联系在一起，当正确定位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则是先公后私时，传统价值观也被受到怀疑。在类似的情况下，有着高度凝聚力的主导文化有可能产生离心力。
其三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背景。亨廷顿在《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化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下一世纪冲突的主要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战争和冲突多数具有“断层线战争”的性质，国家的分裂重组多出现于国土跨越文化断层线的国家。国际上分属于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相互冲突，如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与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内部不同文化区域也存在相互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苏联解体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划分则与区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一些地方穆斯林与基督教徒还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地域广大。中华文化融合了多民族的多种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可以看出它们的文化渊源。有的民族文化地域上相对集中并偏离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与国外核心文化同源，与境外同民族语言地区接壤，这都是发挥中华文化凝聚力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否则将失去机遇。稳定的重任不可能由文化单独负担，但中华文化高度的凝聚力对于稳定局面大有益处，文化的离心力则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要在中华文化的大旗下，聚集起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社会成员，同心同德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中华文化是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类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这种整体性应当是文化发展战略的主旋律。强调整体性包括文化内部各个部分的发展，对挖掘地方文化应持积极慎重的态度；强调整体性还包括强调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如爱国主义；强调整体性的根本在于一个有实力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
其二，填补文化的空缺点。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化交往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外来文化往往从本土主流文化的空缺外渗入。例如，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而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时的断裂，普通群众远离主流文化可能转向宗教寻找精神寄托。中国是核心文化之一，中国当代意识形态与西方对立，政治与文化因素相互交错，文化空缺造成的离心后果特别严重。
其三，主流文化应给予个体更多的人文关怀。传统中国文化偏重社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意识上升。主流文化强调科学发展，而精英文化呼唤人文关怀，二者分别表达了时代的文化愿望。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来看，科学精神为必需，呼唤人文关怀则注意到了时代演变带来的个体对文化的要求。相比较，后者会越来越强。这是社会经济基础变化所致，非行政力量所能增减。在二者未能协调的情况下，人文关怀会起到消散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作用；在二者协调时，则可以增强文化的凝聚力。也就是说，当代主流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文化的要求。
其四，注意分析社会上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无害即是有益；有害就打游击战，禁而不绝。还有一些东西一时很难看清，或者它们自身在发展中会走到另一面。对这些现象要研究分析，不一定马上定性，至少要看看它们究竟是起凝聚作用还是起离心作用。对那些打着文化旗号的经济政治势力要澄清其性质。如传统中华气功，其主旨为健身强体、修身养性，而现在的许多气功派别却借佛教文化自创某种“文化”，供奉在世的祖师，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价值标准，有层层相扣的组织和活动规则，更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要注意研究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分析它们对社会起的是凝聚还是离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