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巍巍唐朝，300余年历史，谱写出一段段史诗。南唐不仅冒认唐朝后人，在名号上沿用“唐”的国号，其在典章制度上也是唐朝的追随者，并潜移默化影响到宋朝制度。南唐承前启后，其历史地位当亦不可小觑。本文在分析南唐先主李昪称帝过程的同时，对认祖事件进行考释，并通过受禅与认祖分析其政权合法性问题。
关键词：李昪；南唐；认祖；受禅；政权合法性
巍巍唐朝，300余年历史，谱写出一段段史诗，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唐朝”这个响亮的名称已经成为强国的代名词，永久的刻入中华儿女的心中。南唐先主李昪的“认祖”问题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桩悬案。南唐先主李昪自称唐朝后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策略，和前代所有认祖事件意义等同。本文从他称帝的过程，重新审视其认祖事件及其所反映的政权合法性问题。
一.李昪称帝
李昪（公元888-943），字正伦，小字彭奴，自幼孤苦，后为杨吴大将徐温收为养子，取名徐知诰。徐温共有三位夫人，亲子六人：长子徐知训、次子徐知询、三子徐知诲、四子徐知谏、五子徐知证、六子徐知谔。作为养子的李昪处境艰难、寄人篱下，关于这点，从他九岁时所作的《咏灯》诗中即可窥探一二：“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正是这样的生长环境，养成了他沉稳隐忍、工于心计的个性。同时，徐温后四子庸碌无为，唯有前两子乃李昪夺权路上之最大障碍。“福兮祸依”，李昪也正是在同徐温本人及其两子争权的过程中，势力逐渐壮大起来的。
徐温要利用自己的亲信来稳定权利，而再亲也亲不过自己的子女，但六个儿子中只有长子此时有能力帮其成就大业，于是徐温选择了让养子李昪做其另一个辅翼。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正值李昪22岁，他从元从指挥使迁昇州防遏使、兼楼船军使，屯兵金陵，由此开始了他独立的事业。另一方面，徐温自身又是矛盾的，他需要李昪的帮助，又忌惮他得势后危及徐氏家族的利益，处处又要提防他。特别是李昪在昇州全力经营了8年的时间后，“以文艺自好，招来儒俊，共论治体，总督廉吏，勤恤民隐”，其才华显露无疑。于是贞明三年（917），徐温采用润州司马陈彦谦建议，迁徙昇州城，改李昪为检校太保、润州团练使。此时两人的矛盾已初见端倪。
李昪听取了宋齐丘的建议，去润州上任，也为他今后入主金陵打下了基础。转年，也就是贞明四年（918），正值徐知训被杀，李昪即日率兵平乱，奠定了执吴政之基。他和徐温的斗争也到达了一个小高潮，但此时的他，论实力尚不足以和徐温抗衡。徐温逝世，终于给了李昪绝好的机会，他也“不负所望”，成功且平稳的掌控了吴国大权。此后，他没有急于取代杨吴政权，而是进行了漫长的部署和等待。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三月，此时李昪50岁，改名徐诰。同年，李昪开始利用各种传说，营造受禅的种种舆论。前期的准备已经就绪，李昪正式开始了他的称帝大业。
二.李昪认祖
随着政权的稳固，两年后即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南唐昇元三年（939），李昪命群臣详议复姓事。陆游《南唐书》：“甲子，御札详议复姓。”“乙丑，齐丘等议宜如所请，从之。”马令《南唐书》：“下其议百官，百官皆请，乃复姓李，改名昪。”《吴越备史》：“己亥四年春二月，伪齐徐知诰改姓李，更名昪，僭称大唐。”《九国志》：“昇元三年二月，复姓李氏，更今名。”同年，李昪改尊徐温庙号义祖。进而，李昪开始追认唐朝先祖。
之所以选择唐朝，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的强大和威慑力，“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吴犹不敢改天佑，可谓不负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业者，常以兴复为辞。今闻河上之战，梁兵屡绌。若李氏复兴，其能屈节乎？宜于此时先建国以自立。”可见，继承吴国的南唐更是合理的吸收了前朝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根植于世人心中的正统观念。其以大唐苗裔自居的主要目的，无非是稳固政权。“金陵李氏，始以唐号国。钱文穆王（元瓘）问之曰：‘金陵冒氏族于巨唐，不亦骇人乎？’沈韬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乡校间有姓孔氏者，人则谓之孔夫子，复何怪哉！’王大笑，赏卮酒。”足以说明了上到帝王，下到臣子、百姓，心中皆明了李昪自称南唐后裔只是托于一个名分罢了。
三.李昪“认祖”考释
至于李昪追认的唐朝先祖，究竟为何人，史书记载并不统一。混乱的时代，加之史料的不足，引发了史家无限的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唐太宗子吴王恪之后裔——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代表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天福四年（己亥，公元九三九年）：“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乙丑，唐主许之。……二月，乙亥，改太祖庙号曰义祖。……庚寅，唐主更名昪。……辛卯……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无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吴王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二）唐宪宗子建王恪之后裔——以欧阳修《新五代史》、马令《南唐书》、陆游 《南唐书》为代表
1、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第二》记载：“李昪，字正伦，徐州人也。世本微贱。父荣，遇唐末之乱，不知其所终。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升元）二年四月，迁杨溥于润州丹阳宫。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荣。乃自以为建王四世孙，改国号曰唐。”
2、马令《南唐书》卷三十《世裔谱》第二十八“宪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
3、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烈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名昪，字正伦，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庚寅，诏更名昪。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鲁来，以兄礼事帝。蜀使来贺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静皇帝，贞妃程氏曰贞静皇后。”
（三）唐玄宗子永王璘之后——以薛居正《旧五代史》为代表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一》：“昪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宝末，安禄山连陷两京，明皇幸蜀，诏以璘为山南、岭南、黔中、江南四道节度采访等使，璘至广陵，大募兵甲，有窥图江左之志，后为官军所败，死于大庾岭北，故昪指之以为远祖。”
以上三类说法中，“吴王恪后裔”的说法以《资治通鉴》为代表，《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其详细叙述了李昪认祖过程。“建王恪后裔”的说法以《新五代史》为代表。《新五代史》是唐代以后唯一私修正史，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成书。另外，成书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的马令著《南唐书》及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基本都是沿用徐铉《江南录》的说法，其间略有出入。“永王璘后裔”的说法以《旧五代史》为代表。《旧五代史》成书于北宋初年宋太祖年间，是距南唐最近的一部正史，那时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基本没有散失，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编修完成。
对以上三类说法进行考证，不得不追溯古代帝王认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认具有光荣历史或显赫声名之人为祖，可以为认祖之人造势，增强其权威及正统性。二是，认子嗣繁茂之人为祖，可以增加认祖之人宗枝的可信度。三是，认年代久远之人为祖，同样可以增加认祖之人家族的绵祚，并且使得认祖之人的谱系更加难以辨其真伪。从第一条来看，吴王恪、建王恪、永王璘三人中，吴王恪的名声最为显赫，其母更是隋炀帝的女儿，身负两代皇帝的血统。从第二条分析，《新唐书》上记载建王恪“无嗣”，那李昪自称其后裔又从何而来？从第三条分析，显而易见，三人中吴王恪的年代最为久远，更利于李昪编造自己的身世谱系。
四.南唐政权合法性——受禅与认祖
古代政权合法性问题，顾名思义即历史正统性问题，源于华夷之辨的民族正统意识和君权神授的王位正统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已形成正统观。秦汉时期到宋朝，儒家文化独尊的地位，标志着汉民族共同文化意识的建立，正式形成汉民族正统观。宋朝开始，正统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少数民族统治者“公开挑战”汉民族正统观，从而又开始了一轮轮“舆论宣传”。“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反观南唐建国，其主要通过受禅及认祖，抬高门第，增强威望，说明其政权合法与正统性。
（一）受禅
尧舜禅让，“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嘉话，到了后世，转而成为获取历运正统、改易天命的政治工具。“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二王三恪’作为尊崇前朝帝王或者帝胄的礼制规范，原本是在模仿中国古史传说中，舜尊设尧子丹朱为‘虞宾’的故事。因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政权的交接更替号称‘禅让’，与尧舜禅让有着内在比附性。”《资治通鉴》等史书明确记载，南唐先主李昪不急于取杨吴而代之，而是极力营造受禅的舆论，最终和平过渡，建立南唐政权，从而确定了其政权合法性。
（二）认祖
据梁启超《论正统》总结的古代政权合法性之六条标准，南唐在当时明显不属于正统，为了宣誓其政权合法性，于是李昪就建构了其为唐朝后人，从而达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的目标。认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多有发生，特别是在非大一统时代，各国林立，都以正统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认祖不仅仅是编造为某人某朝的后裔或简单的奉某朝的国号而已，也是对某朝政权的认可与该朝典章制度的承继。南唐亦如此，其政治制度大体沿袭唐朝，并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北宋，南唐可谓一个承前启后的“藩镇之国”。
针对唐末政治的各种问题，李昪执政之初就针对于此进行了改革。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严重，由此也导致了唐朝的灭亡。李昪认识到此问题，一方面限制藩镇规模，如马令《南唐书》记载：“寿州姚景死，（定远军节度使、濠州刘）崇俊重赂权要，求兼领寿州。元宗佯不认其意，乃移镇寿州。而使楚州刺史刘彦贞驰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计，卒。”另一方面又限制节度使在镇时间，通常都是二、三年就调任，导致节度使不能在一地形成自己的势力。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节度使特权。唐朝军政合一于节度使的情形到了南唐有了彻底的改变。北宋太祖立国亦是“杯酒释兵权”，用重文轻武的政策防止藩镇割据的出现。
宫廷内部的争斗，外戚、宦官是两大斗争集团，是政治衰落的两大“凶手”。通常，皇帝年幼需要母亲辅政，而身为孤弱的女人，更多的就是依靠外戚，等皇帝成人，需要身边的人来改变这种局面，然而在他身边的只有宦官，于是又形成了宦官干政。以此往复，恶性循环，遂引致国朝的灭亡。对于外戚，李昪是十二分的警惕的，《十国春秋》记载：“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监国，命中书侍郎孙晟草遗诏。（李）夷邺曰：此非先旨，必奸人诈为。大行尝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作祸阶！”
同时，历史上记载他的妃嫔很少，有名姓的只有元敬皇后宋氏和夫人种氏。又一次太子李璟亲理乐器，李昪对此行为痛加斥责，于是夫人种氏趁机劝李昪废黜李璟，立他的儿子李景逷为太子。马令《南唐书》记载李昪称：“子之过，父戒之，常理也。国家大计，女子何预。”他遂将其最宠爱的妃子种氏，幽于别宫，数月之后，迫其削发为尼。《资治通鉴》对此盛加赞誉——“不以外戚辅政，宦官不得预事，皆他国所不及也。”
唐朝后期，顺宗、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由宦官拥立。李昪明确的提出了“中官不得预事”来警惕这种局面的出现，并对宦官严格监管。例如某次他遣宦官祭庐山，宦官自称：“臣奉诏即蔬食至今。”李昪直说：“卿某处市鱼为羹，某日市肉为胾，何为蔬食？”
对于官僚体系，和皇帝最为密切的要数宰相了，而李昪自身就是以吴相的名号掌吴国国政的，而后篡位夺权，因此，他更要对宰相密切留意，防止再出现另一个自己，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宰相在位时间，但通常南唐时期宰相在位时间都不会太久，即使前期深受他信任的宋齐丘也是官运浮浮沉沉。他还通过其他机构来分割相权，在南唐时期，枢密院的地位十分高，几乎剥夺了宰相的权利，同时他还另设了其他机构，以期待进一步削弱相权。更重要的是他凡事几乎都亲历亲为，以防权力落入他人之手，他的疑心也促进了他的勤政。
五.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南唐通过受禅与认祖双重方式来承认其政权合法性。同时，南唐不是仅仅冒认唐朝后人，在名号上沿用“唐”的国号，其在典章制度上也是唐朝的追随者，而宋代的制度潜移默化也受其影响。换句话说，南唐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小国而已。我们应该对于其历史作用做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从而认识唐朝政治的地位和宋代制度的沿革渊源等问题。
【作者简介】于媛（1986-），女，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释文莹.玉壶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范垌,林禹.吴越备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诸葛计.南唐先生李昪年谱[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7]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8]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论文作者:于媛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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