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人论文,意识论文,类型论文,传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1999)03-0094-05
小说类型的确立是建立在作品实绩与成熟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小说必须具备独立的文体意识、丰富的题材及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是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鲁迅先生论及小说发展时谈到：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说明唐人对于小说的文体形式已经明确，但还不具备小说学的理论研究意识。经过唐人小说的繁荣发展，在大量的小说实绩的基础之上，宋人已有意研究小说，在小说学的理论方面具有开拓意义。本文拟对宋人古体小说类型的构建作一次全面的探讨，从类型命名演变与类型划分角度分析宋代古体小说的分类。
一 传奇体小说的确立——一种新的小说类型
传奇体小说的产生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篇幅曼长，记叙委曲”，而且是文人“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2]的寓情遣兴之作，具有虚构的自觉性，与《汉书·艺文志》所规范的“丛残小说”式的笔记、短书相比，无论是文体结构形式，还是语言表达、作家创作意识皆有明显的不同，已具有最早的近代小说意义。由于此类小说代表着小说的发展方向，现代研究小说史的学者习惯把唐人小说与唐传奇两个概念混用，以传奇小说替代古体小说，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中国小说发展事实的。传奇体小说作为古体小说的类型之一，并且明确提出“传奇”这一概念，要比传奇小说实绩晚出现数百年，直至南宋后期谢采伯《密斋笔记序》，第一次提出“传奇”小说概念：“要之无牴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这里所说的传奇、志怪是稗官小说的类型，这一提法说明文人已开始运用传奇的内涵规范古体小说，那么传奇小说作为小说类型究竟是怎样确立的呢？
宋初没有传奇这一概念，《太平广记》编纂者在第四百八十四卷至四百九十二卷里收录了《莺莺传》、《李娃传》等14篇唐人传奇作品，称之为“杂传记”，这说明宋初人已注意到这类传记作品与传统目录学家所说的小说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传奇”这一名称怎样与这类文体名实相副的呢？我们分两个方面论述。
第一，“传奇”小说名称的源起。
宋初人将《莺莺传》、《李娃传》等称做“杂传记”，后来为何没有把杂传记这一名称稳定下来呢？原因很简单，《太平广记》编纂成书之后，由于“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3]，此书在北宋时期流传不广，这种分类命名也不为人知。“传奇”小说的命名人们多以为源自裴铏《传奇》，其实不然，以现有文献资料考查，也许源于《莺莺传》更为合适。
《传奇》一书现已亡佚，具体篇数已不可考，《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有著录，以为传奇小说命名源自此书的文献依据是陈师道《后山诗话》：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尹师鲁所称“传奇体”主要是指语言的表述特点，“以对语说时景”，这种骈散相间、富有节奏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传奇》小说中常见。
《莺莺传》又名《传奇》，后人多依据《太平广记》卷四八八称之《莺莺传》，北宋人多称之为《传奇》，其版本依据大概是《异闻集》。《异闻集》是唐代传奇的一个选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陈翰撰，《崇文总目》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皆有著录，说明《异闻集》是一部流传较广的小说集，此书已失传，现存曾慥《类说》卷二十八所收25篇，只是一个删节本，文字极为简略，已无法窥测此书原貌，可是曾慥在删节前人小说集时，引用篇目多使用原书篇目，为小说辑佚提供了准确的篇目依据。在《类说》本《异闻集》节本中，《莺莺传》题做《传奇》，曾慥改动篇名的可能性不大，元稹《莺莺传》的原篇名也不应当题为《传奇》，李剑国先生认为：
今按唐人单篇传奇传一人之事者，大抵以其人名号为题，而《传奇》乃传述奇事之谓，加之他事皆可，不易为一传之题，元稹必不作此泛称以晦其事[4]。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陈翰《异闻集》把《莺莺传》题做《传奇》。
与曾慥同时的赵令畴、王铚也称《莺莺传》为《传奇》，赵令畴《侯鲭录》卷五云：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
这里所说的《传奇》即《莺莺传》，其篇名依据赵令畴没有明示。《侯鲭录·辨传奇莺莺事》中转引王性之《传奇辨证》云：
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战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耳。
这段材料的篇目《传奇辨证》以及文中“所谓《传奇》者”，所涉及的传奇皆指小说的篇名为《传奇》。由此可见，赵令畴、王铚皆把《莺莺传》称做《传奇》，大概他们所读到的小说文本皆题做《传奇》，由于陈翰《异闻集》在宋代较通行，也许他们的文本依据就是《异闻集·传奇》。通过以上材料证明，《莺莺传》在北宋中后期以《传奇》为篇目的文本颇为通行，传奇莺莺事成为士大夫消闲遣兴的主要话题。《莺莺传》以优美的诗文形式，细腻的情感描述吸引了审美情趣较高的士大夫阶层，这篇小说的广泛传播为传奇小说之命名提供了名称依据。
第二，“传奇”小说的确立。
元稹《莺莺传》（《传奇》）虽然为传奇小说类型提供了名称的依据，但《传奇》与“传奇”小说联系在一起还需要一种中介，那就是北宋后期兴起的说书艺术，因为这一艺术力量的介入，“传奇”渐渐演化为小说类型的称呼。
北宋后期，以京都开封为首的一些大城市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城市市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繁荣而发展，据《东京梦华录》卷之五载，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以来，京都瓦肆伎艺相当繁盛，其中与小说有关的，“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说书艺人众多，讲史与说三分、五代史并举，小说类说话也有数家，但具体内容无法可知。南宋中期《都城纪胜》对于说话种类记载更详：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胭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事；说恭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这里所说的传奇已指代一种小说类型，这种小说类型与《莺莺传》有无关系呢？笔者以为讲史书中有“说三分”、“五代史”两个门类，估计在讲小说这一类中也有专门演讲《莺莺传》的，曾经一度被人们称做“讲《传奇》”，后来由演述传奇莺莺事拓展为讲述丽情故事，人们皆把这类小说称做“传奇”。我们从后人对传奇小说的阐释可以论证这一猜测的可能性。《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记载：
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
罗烨所列18篇传奇的典范作品，皆是《莺莺传》类的爱情作品，而且将《莺莺传》列为首篇，这说明传奇作品专门演述男女丽情。说书艺人的小说类型命名必然源于古体小说雅文化的传统，当它定型之后又反过来影响文人对古体小说的认识，南宋后期的谢采伯首次提出传奇概念，但对其内容未作阐释，元人虞集以市井对传奇小说的内涵界定为依据，对于传奇小说进行总结：
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乐，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5]。
这些文人笔下的传奇阐释多写男女悲欢离合之情，情态万端，犹如古诗乐府里的艳情诗篇。文人的阐述与市井所说的传奇是相通的，故此我们可以说，《莺莺传》由说书艺人演述，其“传奇”篇名渐渐衍化为小说类型的名称。
总之，传奇小说的实绩在唐宋不断发展。由于士大夫、平民的喜好，说书艺人进行艺术参与，在说书艺术中产生传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俗文学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古体小说雅文化的发展，文人士子又以俗文学概念引入古体小说，成为小说类型的一种。所以可以断定传奇小说作为小说类型成熟于南宋后期，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完全确立。
二 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
鲁迅先生以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说明唐人已具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创作意识，创造人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相对于唐人的创作实绩，宋人对于小说的研究已由感性的认识转向理性的思考，开始对文体类型、作品内容等进行小说批评的尝试，其中对于小说类型的批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从北宋初期到南宋初期，小说类型的划分由纷乱基本趋于一致。我们分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北宋时期小说类型构建的尝试。
北宋时期，是古体小说承继晚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晚唐五代的乱离，大量的文献典籍不断散佚。从盛唐开元的8万余卷，到了宋初仅存书万余卷，宋代统治者一方面搜求古书，建立官方的图书管理机构，另一方面组织博学之士，对古籍进行整理、校勘，并且编纂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编纂而成的。由于统治者热衷于文献整理，也带来了士子文人整理古籍文献的热忱。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之下，士子文人不仅整理古籍，而且也搜集、编纂当代文献，其中小说这一文体颇为宋代文人所看重，在编纂整理小说作品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作品分类与编排，故此，北宋时期很多小说家积极参与小说类型的构建与命名。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把各种类型的构建方法分为复杂与单一两类。
1.复杂型构建方法
这类小说类型的划分以古体小说的整体为研究对象，根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对小说进行细致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以《太平广记》的编纂者和张君房为代表。太平兴国二年编纂的《太平广记》以小说的内容和题材进行分类，把小说分做92大类，具体类型名称如下：
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人
异僧释证报应徵应定数
感应谶应名贤廉俭气义
知人精察俊辨幼敏器量
贡举铨选职官权幸将帅
骁勇豪侠博物文章才名
儒行乐 书 画 算术
卜筮医 相 伎巧博戏
器玩酒 食 交友奢侈
诡诈谄佞谬误治生褊急
诙谐嘲诮嗤鄙无赖轻薄
酷暴妇人情感童仆奴婢 梦
巫 幻术妖妄神 鬼
夜叉神魂妖怪精怪灵异
再生牾前生 冢墓铭记雷
雨 山 石 水 宝
草木龙 虎 畜兽狐
蛇 禽鸟水族昆虫蛮夷
杂传记 杂录
上述分类几乎涵盖了古体小说的全部内容，这与《太平广记》的编纂目的相一致，这种分类方法繁之又繁。张君房对古体小说类型的划分主要体现在小说集的编纂方面，每一部小说集皆具有很强的小说类型意识。其编纂的小说集有5部，《乘异记》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有著录，《读书志》叙云：“其序谓‘乘者载记之名，异者非常之事’，盖志鬼神变怪之书。凡十一门，七十五事。”此书名记怪异，《丽情集》二十卷，著录于《郡斋读书志》，叙云：“皇朝张君房唐英编古今情感事。”（误以张唐英为作者）此书专记丽情小说；《搢绅脞说前后集》二十卷，记载朝廷遗闻及士大夫轶事；《儆戒会最》一卷，记载因果报应；《科名定分录》七卷，记载士人科场定数。故此可以说，张君房把小说分为志怪、丽情、志人、因果报应、科场定数5类，其中志怪、丽情、志人小说已具备很丰富的类型内涵。这种分类方法与《太平广记》相比已简练很多，但依然存在分类过细、涵盖不广的弊病。
2.单一型构建方法
所谓单一型是指小说作者或小说编纂者对于古体小说究竟包括多少类型不做细致分析，而是针对某一类型内容进行专门探讨，很多创作者、编纂者具有很明确的小说类型意识。如上官融对于志怪小说的认识，《友会谈丛序》云：
“余读古今小说，洎志怪之书多矣，常有跂纂迷之意。……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则《甘泽》之谣兴；李玫以养病端居，乃《纂异》之记作。苟非闲暇，曷遂摛毫。彼前辈属辞，不将迎而遇物；而小子晞骥，甘萋菲以成章。深惭鸡肋之微，窃怀敝帚之爱。《谷梁》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博练精识者，幸体兹而恕焉。
上官融的小说类型意识非常明确，这段材料告诉人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明确的志怪小说类型观念，这类小说以《甘泽谣》、《纂异志》为师法模式，具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叙事特征；一是传奇小说依然隶属于志怪小说，像《甘泽谣》这样的传奇小说集还没有从志怪小说中独立出来。又如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对于志人轶事小说的认识，在《归田录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採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
欧阳修把小说分为两类，一是记载怪异现象的志怪小说，一是记载朝廷遗闻轶事的志人轶事小说，《归田录》一书专载志人轶事小说，以之补史书之阙。这种编纂方法与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的传统小说观念是一致的，《崇文总目叙释》中“小说类”释言云：
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
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
这种观念是史学家不顾唐宋以来小说发展的实绩，依然以传统的小说观念来界定小说。《归田录》的编纂，专述朝廷遗闻，是这种传统小说观念的产物，其文体形式也是标准的传统志人轶事小说。在这一时期，以小说类型进行编纂小说集的还有王谠《唐语林》，采取《世说新语》体，专门记载文人轶事；委心子《分门古今类事》，认为“凡前定兴衰、穷达、贵贱、贫富、死生、寿夭，与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饮一啄，分已定于前，而形于梦，兆于卜，见于相，见应于谶验者，莫不录之”[6]。委心子以人生定数为类型编纂成书，说明北宋时期的小说家多具备明确的小说类型观念，善于对某一类型的内容进行编纂，自觉地构建小说类型。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小说类型的生成时期，故此小说类型的划分也比较混乱。
第二，北宋后期以来古体小说的类型认识渐趋一致。北宋中期欧阳修《归田录》的创作，推崇唐人李肇《国史补》的创作方法，将小说分为两类，一是志怪，一是志人轶事。由于欧阳修特殊的学术地位，人们对于古体小说的认识多趋向于欧职修，这种方法在两宋之交基本上定型，统一了人们对古体小说的认识。北宋末年李献民在《云斋广录序》中论及自己的创作时将小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归田录》式的补史之作，一类是《甘泽谣》式的志怪传奇之作。南宋前期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跋》中也将小说分为两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著录也将小说分为两类。李献民、张邦基、晁公武皆把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志梦卜、纪谲怪”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谈谐”、“采风俗”的志人轶事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趋同是北宋以来小说类型不断探索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欧阳修传统小说观念的继承。这种小说类型的划分，对于小说类型的内涵有了清楚的界定，志怪小说描述怪异、离奇之故事情节，皆具有“寓言以逞辞”的特征；志人笔记小说多记叙朝廷遗闻及士大夫轶事，“论次有纪，辞事相称，品章不紊。非良史之才，曷以臻此哉”（《云斋广录序》）？所叙人物事迹以供史家拾遗补阙。这种古体小说的分类是在保守的小说观念下逐渐定型的，忽略了唐宋以来传奇小说的发展，没有把传奇小说从志怪小说中完全分离出来，传奇小说只不过是志怪小说类型里的一个方面。这种小说观念不能突出传奇小说所代表的近代小说文体发展方向，延缓了古体小说向近代小说的转换进程。
综上所述，宋代古体小说主要有三种类型：传奇、志怪、志人轶事。三种类型的形成是在不同的小说观念下逐渐定型的。志怪、志人轶事小说在宋代目录学的分类中已取得小说的地位，得到了传统小说观念的认同，时人论及小说多以目录学中所认定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类型特征，进而对小说作出类型划分。而传奇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类型出现较晚，在目录学的四部分类中没有定型，始终界于小说与史部杂传类之间，以传记的文体形式独立发展，宋初人编纂《太平广记》时称此类小说为杂传记，后来由于说书艺人的文化参与，在通俗文学领域逐渐定型为传奇小说，这种新的小说类型又反过来影响雅文化传统小说，渐被文人士大夫认同，成为古体小说类型之一。总之，宋人古体小说类型的构建是在小说发展的实绩中不断完善的，其小说类型的探讨具有小说批评意义，为小说类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